地震啟示錄之三

汶川大地震後，當地（包括周邊的重災區）數以萬計的家庭遭受到家破人亡的厄運，一霎那間，夫妻、父母、子女或至愛親朋等，就變成天人永隔的錐心之痛。他們在心靈或精神上受到的打擊，這是每一個中國人，只要設身處地地稍加聯想、就都會感同身受的，正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也。這就是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社會人（不是什麼“高等動物”），在自己的社會（不是動物叢林）面臨如此大災難時，義無反顧，集體自發表現出來的忘我犧牲精神。讓以天性自私為出發點的西方社會（按達爾文的理論，自以為還屬於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感到不可思議，並發出驚訝之聲的真正“人性”--控制、約束天性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來總是會不斷湧現出許多“捨己為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的根本原因，因為這種文化早就認識到，人類社會是建立在以“集體分工合作”而不是“個體奮鬥競爭”的理性（有別於斑馬、野牛在遇到天敵攻擊的危險時，族群中的老弱會自動出來送到獵食者的抓下，用自己的身體來餵飽它們，以解救同類）的本能潛意識基礎之上的。這也是為什麼讓其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加工出來的人不能理解的原因。因為他們的社會理論，還遠沒有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反而把人類等同於其它動物，以為人類社會只不過是一個排它性的“高級動物俱樂部”，把“人權”等同於“猴權”“鳥權”，主張“人類好比同林鳥，大難當頭各自飛”的“自由和人權”。那些所謂的“慈善救濟、援助”，背後無不出於“利己”的政治或經濟動機，當然不能理解中國的“舉國體制”了。

這更是《新理論》把這次“汶川大地震”看成是中國文化真正復興的契機，把“帶頭將人類引出西方錯誤社會理論誤導下走上的歧路”，當成民族之“大任”的原因或理由。這裡面沒有任何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而是完全基於一種客觀理性的比較和判斷。

這次大地震後，直接受影響的災區民眾遭此瞬間發生的浩劫，無論老幼或青少年，心理上都會受到衝擊，對自己今後的為人處世和生活態度以及價值觀，會產生短期、甚至終生的改變，這種因負面原因造成的改變，在大多數情況下，對社會產生的效果，也是消極和負面的。必須加以重視，並設法減輕。

但是應該看到，除了地震之外，還有一些其它的天災人禍，如水災、旱災、大的瘟疫，以及人為發動的戰爭（如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也會對人的心理產生同樣的影響，而且影響規模或涉及面，往往還要遠大於這次地震以及唐山地震。而這樣的大事件在上千年的歷史中，其實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所以，可以認為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心理，已經經歷過多次這類事件的考驗和調適，除了在心理上形成比較強的抗壓力外，也摸索、總結出一套被現代西方心理學稱之為“心理干預”的有效實踐方法和系統。這就是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並付諸實踐的政治工作制度，通過思想工作來“干預”革命隊伍中成員或戰士（甚至是敵人的俘虜）的思想（心理），不僅打敗了武器和裝備遠比自己精良的國民黨軍隊，成立了“新中國”。接下來更讓以美國為首的“新八國聯軍（聯合國軍）”吃盡苦頭，不得不坐下來談判而至今“心有餘悸”，讓他領導的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如果不是他被“勝利沖昏頭腦”，不能從科學“認識論”的知其所以然層次上，總結自己成功的原因，更多、更高質量地，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進一步增光添彩。卻反而因此驕傲自滿起來，以為自己真有“戰無不勝”的思想，並想以此來“干預”社會和民眾的心理。而開始蠻幹（大躍進）、胡干（文化大革命）起來，給中華民族製造出幾乎跟他貢獻一樣大的災難。但是我們必須肯定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做出的卓越貢獻，包括是他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為人類開創了現代心理學實踐的先河！

以中國文化的聯想能力來理解這一點是不困難的。因為他所重視和強調的“思想工作”，本質上和現代心理學所謂的“心理干預”並無區別。革命戰爭中的那些書記、政委、指導員等職務，其實就是在不同層次上，專門配備、且無所不在的 “心理醫生”，而且跟“干預對象”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具備最好的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條件，並對自己的工作對象的心理特徵和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瞭如指掌。所以一旦要“干預”起來，就一定會取得很好的效果。這才是毛和他領導的共產黨，總是能從逆境中屢屢出人意料地反敗為勝的不二法門，因為它成功地調動了每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只要需要時，就會有心理醫生早就干預好的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等英雄人物出現。如果將他指出的“人的因素第一”再進一步解釋的話，就是“人的心理因素第一”。

所以，如何以中國文化的力量來提高每一個人的心理素質，以便在任何必要時（比如這次汶川大地震），就地發揮每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才是真正有“中國特色”的心理學。千萬不要像“邯鄲學步”、東施效顰”那樣，只知一味提“洋為中用”，自己帶頭看貶了中國文化。最後只落得像四大發明那樣，以外國人在“盜版”自己發明的基礎上取得的成就來吹噓、自豪，就很不可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