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走向對抗還是創建共和？

小國寡民

　　儘管餘波未息，歷時一個多星期的藏族“3．14”街頭騷亂總算接近尾聲。很顯然，此次街頭騷亂，漢族平民是最大受害者，少數藏族平民之所以受害，是因為他們與漢人夾雜在了一起。以僧侶為核心騷亂者的施虐過程中，手段殘暴，滅絕人性，毫無疑問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譴責；由於資訊被封鎖，人們不了解是否存在和平抗議被暴力壓制的另外一幕。無論事件起因如何，將矛頭對準無辜平民的做法，在任何時候都是邪惡的——無論施虐者聲稱自己出於多麼高尚的動機或內心有多大的冤屈。

　　如此大規模的騷亂已經將民族矛盾擺到了全世界面前，對抗不能繼續下去，必須找出藏漢的共和之道，給全世界一個交代。

　　關於對整個事件的態度，中國當局與“達賴集團”兩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瑕疵：

　　一、中國當局的含混說法與做法

　　1、“極少數人”之說

　　可以說，此次騷亂，顯屬自1959年西藏上層與漢族政權攤牌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群體性對抗事件。從西藏的幾個主要城市到甘肅、川南、青海等許多地方的藏族居住地普遍發生了大規模騷亂，甚至有甘孜地區千人馬隊衝擊政府機關的混亂場面，這絕不是用“極少數人”所能概括的。況且無論正邪與否，參與這種騷亂者在一個全面控制的社會中，顯然要為他們所造成的暫時失控局面個人付出慘重代價，所以，凡參與這種活動者個人需要有相當的勇氣，有那麼多的“極少數”把整個拉薩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鬧得人仰馬翻，破壞面如此廣泛、損失如此之大，令人觸目驚心；從另一個角度看，出面者雖然是“極少數”，社會基礎自然就不能用“少數”來形容，否則，一般藏民中幾乎家家戶戶都供奉着達賴神像的現象就很難解釋。

　　2、“達賴集團一手策劃”之說

　　差不多每個出面就此事對公眾發表談話的官員，甚至是那些平民受害者，在談起事件起因時，都莫衷一是地將事件與“達賴集團”掛鈎，“達賴集團一手策劃”已經成為事件起因的唯一解釋。

　　這是一種最省事的解釋，正由於太“省事”，自然就有許多疑點：

　　（1）“達賴集團”中是誰在什麼時候開始策劃此次事件，有什麼行動計劃、集團內部是如何分工、誰是主要牽頭人？這不能靠一句話，需要有確鑿證據。

　　（2）達賴本人是否是主要策劃者？如果是，對其部眾有何具體指示、內容是什麼，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下達的指示？這也需要證據。

　　（3）很顯然，規模如此之大、地域跨度又如此之廣的群體騷亂，不可能沒人策劃、組織、操縱，而且騷亂當事者身上的條條線索都從不同方向指向“達賴集團”。可“達賴集團”也並不是鐵板一塊，有象達賴一般主張並實際上始終在與中國當局和平對話的；也有認為和平對話長期無效、主張用激烈手段對抗的，究竟是哪一撥人具體參與了策劃？如果沒弄清楚這些內情，籠統地將罪責推到“達賴集團”頭上，是不能讓人心悅誠服的。達賴本人已經說了，如果暴力行動得不到控制，他將退出宗教領袖的位子，讓能夠對此負責的人去應付。沒有什麼證據能說明達賴這是在演戲。

　　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人大結束的記者招待會上已經明確宣布打算與“達賴集團”繼續保持對話。如果一口咬定達賴就是本次事件的元兇巨惡，顯然溫總理在自相矛盾了。因為既然抓了那麼多的婁婁擁躉，卻不但要放過首惡，還要與他“平等對話”，這樣的處置，如何自圓其說？

　　任何一個政治集團，頭領管不住部眾、上級約束不住下級的情況並不少見：例如毛澤東管不住劉少奇，最後只能採用肉體消滅的辦法；也例如毛澤東管不住林彪，鬧到了刀對刀、槍對槍的地步……。這時候人們很難將劉少奇或林彪的行為冠之以“毛澤東集團策劃”的字眼，道理顯而易懂。

　　（4）中國公安部長孟建柱先生日前在視察西藏時甚至說了“達賴早就不是個真正的佛教徒”這樣的話。不了解下這樣的斷語的前提是什麼？無論達賴的真面目如何，至少全世界都認為達賴是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達賴甚至正因為這個而成為有史以來唯一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入，在全世界都高度關注西藏這個焦點地區的時候，對這樣的角色使用如此尖刻的語言，明顯有悖於世界共識，這根本無助於摧毀達賴的公共形象，反而顯得中國當局處理危機缺少辦法與思想認識稚嫩。

　　3、清空所有境外媒體人士

　　中國當局在西藏騷亂一開始，就緊急清空了在西藏的所有外國記者與媒體人員。

　　一位《時代》雜誌讀者在關於西藏問題的網上評論中說：在西藏問題上，西方人只相信西藏人，尤其是達賴喇嘛說的話，無論中國政府現在怎麼說，這裡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裡提出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然而幾乎沒人去深思的現實現象：中國政府怎麼說，幾乎沒人相信。

　　香港《明報》日前有個評論：“逐記者離藏是一大敗筆”。這是非常準確的觀察。明報說，把各國記者全趕走了，“不但失去一個有力地反駁‘鎮壓和平示威’的機會，反而倍添外界‘關門打狗’的惡劣印象。”結果是什麼呢？你說是部分藏人發起了騷亂，結果經西藏流亡人士一說，變成中國血腥鎮壓“和平示威”。為什麼呢？因為你害怕，不讓全世界的記者自己來報導，只讓人家採用你的報導。於是，你不可信。那麼信誰呢？自然只有信西藏流亡者的了。

　　現在，終於開放了20名外國記者進藏，歷時數天，始終存在某些疑慮，也不明白究竟還擔心什麼？就是不擔心自己的信譽如何建立。

　　二、“達賴集團”的思想混亂

　　達賴一向以“和平主義者”自居，雖然不能確定暴力行為系達賴指使，但無論如何那些“和平請願”的也好，使用暴力襲擊平民的也好，毫無例外都是達賴本人的擁躉、打着達賴的旗幟行事；暴力行為自然讓達賴或“達賴集團”蒙羞，至少在中國當局或那些受害者眼中，“達賴集團”難脫干係。

　　1、“達賴集團”譴責暴力行為的力度遠遠不夠

　　迄今為止，達賴或“達賴集團”對暴力行為所作的反應僅僅是“希望避免”，達賴對此最強烈的表示也僅僅是聲言如果暴力行為得不到控制，他將離開領導的位置。

　　而眾所周知，無端襲擊並傷害和平居民是最沒人性的暴行，應該得到嚴懲，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並沒做錯，甚至在一開始就沒能有力制止，犯了嚴重的不作為錯誤；如果將制止對平民的暴力活動與鎮壓非暴力的和平請願混為一談，標榜普渡眾生的佛法就受到了嚴重褻瀆。

　　不明白達賴或其部眾為何沒有勇氣站出來，堂堂正正地譴責這種沒人性的暴行、並支持中國當局依法懲處相應人犯？在中國當局公布了現場實況後，達賴的高級助手卻刻意地強調同時有許多人是以和平方式抗議，為什麼中國當局只提暴力的場面？這種說法固然反映部分事實，卻讓自己在對待人的生命的嚴肅問題上不能一視同仁，在這方面的道義承擔上顯得非常蒼白虛弱，讓“一手策劃”的嫌疑洗刷不乾淨。

　　2、起事的時機選擇不恰當

　　人們都知道，2008年，中國有許多大事即將發生：

　　（1）選擇在3月14日發動騷亂，正值台灣3月22日大選前一個星期，讓中國當局翹首以盼的民進黨下台、國民黨替代的進程險些發生逆轉，給中國大陸當局的眼中釘提供了絕好炮彈，這對於自稱是一意與中國當局達成和平諒解的“達賴集團”而言，是最不具備誠意的損招，即便沒有暴力行為、如此大規模純粹的和平抗議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也足以讓後者感覺被嚴重暗算了。壞人好事如殺人父母，未知藏傳文化中有無此等悟性？　

　　（2）在整個北京奧運即將開幕、奧運聖火馬上將送達的前夕，這使自1840年以來一直備受屈辱感折磨的中國而言，是一次真正揚眉吐氣的機遇。發生這樣的事件，將會嚴重影響中國這個舉辦國的形象，導致國際抵制北京奧運的危險上升。達賴集團真有與中國當局達成協議的願望，在這種時間讓信徒來攪局，很難得到諒解、很難被被看成一個負責任的談判對手；更讓中國當局有理由產生“還在國外遙控，便能惹出諸多麻煩，真讓他們自治諾大個西藏，國何有寧日？”的恐懼感。

　　（3）2008年3月，正值第十一次人代會召開期間，胡溫在擺脫了老一代的影響進入實際掌權的歷史時期，騷亂讓整個大會的“和諧”氛圍蒙上了沉重的不和諧陰影，理所當然引起整個統治集團的集體憤怒，所有對達賴的過度指責也自然發生。這給雙方今後會不會、什麼時候才能繼續中斷的會談打上一個巨大問號。因為不能期望會談可以在彼此極度不信任或相互敵視的情況下進行。

　　3、政治資源還是政治包袱？

　　達賴與中國當局之間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雙方通過直接會談解決，藉助於外界力量的施壓只能偶爾一用，過頭了將危害會談本身。

　　“3．14”騷亂發生後，最早表態支持騷亂的即是台灣的陳水扁，而前日達賴又特意對扁的支持公開表示感謝。應該說，扁的支持有不問青紅皂白的成分，和平示威與街頭暴力一併包括在內；其他一些外國政要的表態情況也有相似之處。這一方面是扁等人的動機有問題，因為他從來就是個惟恐大陸不亂的極端人物；而其他外國政要的支持表態，除了偏見以外，基本上是由於中國當局自己封鎖信息所造成。但無論如何攻擊平民的暴力行為不應得到豁免，“達賴集團”利用國際支持來規避暴力及其造成巨大傷害的問題，這從道義上怎麼都說不過去。

　　騷亂事件已經發生，但對抗則不能繼續。“達賴集團”如果不是蓄意與中國當局一直對抗到底、還希望通過談判解決雙邊問題的的話，就應該本着向前看的姿態，迅速擺脫由於“3．14”騷亂導致的雙邊極度互不信任的局面。利用扁這種中國當局深惡痛絕、美國總統都頭疼的“麻煩製造者”、連本島人民都厭棄的政治投機分子的支持來為自己背書，只能徒然增加對抗，斷送談判的通暢之途。

　　政治資源運用得不好完全有可能成為政治包袱。

　　三、實現藏漢共和雙贏是歷史的責任

　　儘管自1959年中國當局接管西藏行政已有50年，期間直接或間接投入的資金已逾千億，但始終無法改變藏人信奉流亡在外的達賴的習慣；也儘管在西藏植入大量漢人實施了大規模移民，依然無法改變西藏社會主流文化為藏傳文化這個事實——雖然藏傳文化是一種相對陳舊落後的文化。撼山易，撼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難，這本來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在傾注了大量國家資源以圖感化以及利用強大國家機器壓制住桀驁不馴的藏人，半個世紀的恩威並舉，耗資巨億，迎來的卻是從不間斷的抗爭，直到發生“3．14”街頭騷亂，“民族政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達賴集團”的困境也顯而易見，由於失去了傳統據點、進而失去了行政資源，其在西藏的影響雖然大過當局卻始終未能居主流地位；況中國當局的所謂“宗教自由”也僅限於讓信徒們有燒香磕頭、僧侶們有照章讀經的自由，至於講經傳法受則予免談。無論藏傳佛教有多落後，精神上受壓抑也是個客觀事實。他們的宗教思想或政治觀點在西藏的每一次公開傳播，都會付出許多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犧牲生命的巨大代價。所以，海外藏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達賴的和平主義思想越來越不耐煩，暴力傾向愈益凸顯，照此趨勢，達賴不光對不滿西藏現狀的一般藏人、甚至對“達賴集團”都有失控的危險。

　　藏人的民族特性並不比漢人。億萬漢人在滿清入關，雖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依然會對只有十幾萬軍隊、百把萬人口的滿族軍閥表示臣服，這在藏人絕難做到。一個在外流亡了五十年的和尚，沒給過境內藏人一分錢的好處，居然有那麼大感召力，仍能占據一般藏人的心房；而投下了巨資扶貧救窮、建橋鋪路，做了那麼多有利於藏人福利的好事的中國當局，卻得不到他們的由衷感戴、始終未能在他們內心得到認同，還為此長期背負不良國際影響，這本身就值得深思。目前的騷亂只是暴力行動的初級階段，如果整個“達賴集團”在行動綱領上徹底轉向，選擇從對話走向對抗，根據他們已擁有的財力，組織成規模裝備精良的恐怖武裝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如果現在這些“極少數”鐵了心與當局死嗑下去，不僅西藏地區沒有太平，整個國家將無寧日。

　　所以，對當局來說，有達賴喇嘛與沒有達賴喇嘛所面臨的局面將有質的不同，在一味譴責“達賴集團”的時候應該認識到長遠的厲害關系所在，明白藏人本身是個宗教民族，在他們眼中，達賴是一個關繫到他們全體生命意義和人生追求的“菩薩”。經濟實力、輿論機器、軍隊或政治手段在這樣的菩薩面前，幾乎起不了什麼作用。“達賴集團”應該是個可用的政治資源而不能任其演變為政治負擔。　

　　對“達賴集團”而言，雖然口頭上認同西藏屬於中國，但建立“大藏族自治區域”的胃口也着實過大，更何況當局看待所謂“實行真正的自治”與推行“藏獨”只隔一層薄紙，對此，“達賴集團”應該有切實的調整與進行非常有說服力的澄清，而不是默許部眾不斷起事，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西藏必須實現真正的藏漢共和、絕不能照目前的態勢對抗下去，因為照此辦理，無論對“達賴集團”還是中國當局、無論對藏族還是漢族居民、無論對西藏還是對整個中國，都是一個共同的巨大傷害。

目前，對於高層而言，要防止的是由國內對抗局面引發外交災難，然後外交災難又在國內發酵；不能再放任官方宣傳工具催化民眾激烈情緒，其次是迅速調整奧運聖火傳遞策略，第三是在處理相關事務上多表現出一些誠意，有關官員的文革式階級鬥爭言論應該立即收斂。如果仍照一段時間以來遲鈍和僵硬的處理手法，災難會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和掌握，傷害的不只是當局自己，最可怕的是中國復興之路可能被再次切斷。　

　　在當前的嚴峻局面下，無論是“達賴集團”還是中國當局，都必須以合格政治家的坦誠胸懷，拿出足夠的勇氣、表現出最高的政治智慧，將會談切實進行下去並獲得成果，以達致雙贏、造福於該地區所有藏漢民眾，這是歷史賦予的責任，哪一方都義不容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