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法 庭 斗 爭（一） 圍繞着如何處理江青等人的問題，華國鋒和鄧小平展開了明爭暗鬥。 華國鋒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投機分子，渾身上下有太多的文化大革命的印記，時時成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着刻骨仇恨的頑固不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攥在手中的小辮子。華國鋒對鄧小平他們是又怕又恨又需要依靠。他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文革派，再沒有鄧小平一夥的支持，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可是自己的能力、資歷、勢力都無法和鄧小平相比，眼看着大權旁落，整天扮演着傀儡的角色，對於又蠢又貪的他，能不恨在心裡、笑在臉上、怕在行動中？！ 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當鄧小平氣勢洶洶地再次提出要審判所謂江青“反黨集團”時，華國鋒憂心忡忡地說：“能把江青當戰犯對待嗎？我們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對彭德懷或其他黨內的反對派們都沒有這樣對待過，現在單單對江青用這種手段（當然還有林彪），歷史上能站得住腳嗎？所以要慎重考慮。再說，江青集團的事情大量地要牽涉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還是暗暗地內部進行吧。”說這些話的時候，華國鋒簡直有點哀求鄧小平的味道了。因為審判江青他們也會涉及他和汪東興不少問題，甚至文革中出現的某些缺點錯誤他倆要負主要責任，有些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做法，他倆就是罪魁禍首。公開審判，他華國鋒的形象掃地，所謂毛主席接班人的謊言被戳穿，就再也保不住自己的官位了。 鄧小平看着華國鋒的樣子感到可笑。自從1977年7月16日至21日，相繼恢復了鄧小平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等職務，這位老謀深算的頑固不化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就控制了中央的決定權。他完全把那位一年多前在他手下點頭哈腰的華國鋒當作了木偶，政治權術的“太極拳”已經打得華國鋒暈頭轉向，根本辨不清東西南北，眼睜睜地看着他鑽進自己設計好的“天門陣”里。鄧小平首先從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入手，贏得知識界一片歡騰，占領了輿論陣地；接着把翻案明星胡耀邦安插在中央組織部長的位置，把翻案元老陳雲推到中央副主席的寶座，在中華大地颳起了一場昏天蓋地的“十二級翻案颱風”，把黨中央、毛主席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統統解放出來，扶植上台，使鄧小平的統治有了強大的階級基礎；與此同時，鄧小平策劃修改憲法，刪除勞動人民已經獲得的民主自由的有關條款，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把全國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全部打入十八層地獄，實行對馬列主義者的白色恐怖。時至今日，華國鋒還竟敢提出自己對處理江青的意見，真是可笑不自量。鄧小平是什麼人？是獨夫民賊！他才不管什麼中國共產黨內歷來有什麼規定，他才不問共產黨內的鬥爭應該遵守什麼原則，他才不怕全國全世界輿論的譴責，他才不會顧及歷史責任。因為他根本不是什麼共產黨，他是“有奶便是娘”、“摸着石頭過河”、集封資修大乘的實用主義者，是死不要臉的資產階級政客！ 鄧小平象教訓小孩一樣，對華國鋒說：“現在要實行法制，過去的一套是不行的。什麼是法制？就是一些人制定法律，另一些人去執行。過去搞人治，人人參與國家大事，那還不亂了套！文革就是樣子。我們這一代就是要完成由人治到法制的歷史性轉變。可以參照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條文，制定出審判江青他們的具體程序，由專案人員去進行。我們要給後代來一個良好的開端。”新當選的總書記胡耀邦對審判江青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他立即附和鄧小平，並趾高氣揚地說：“我提議成立審判指導委員會，由中央直接領導，由江青的老對頭、文革開始第一個被打倒的彭真同志任指導委員會的主任。” 隨後，胡耀邦召集彭真、江華、王鶴壽、伍修權等人開會，遵照鄧小平的旨意，研究了審判江青等人的措施。彭真不愧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老手，他說：“既然是審判，那麼江青等人就是罪犯，要按照對待罪犯的方法去進行立案偵察，搜集、取證他們的罪行材料。同時，要一口咬定江青他們是有計劃地進行犯罪活動，這與毛主席的缺點、錯誤不一樣，還要把周恩來總理劃入受迫害的行列，這樣就避免了有些人因為對毛主席、周總理的熱愛而不敢、不願寫江青等人的證明材料。”胡耀邦手舞足蹈起來：“還是彭真同志有辦法！”彭真越發高興起來：“我還有一個想法，把江青和林彪一塊審判，這樣能增加人們對江青的仇恨，達到審判的效果。”有人提出：“江青和林彪是有矛盾的啊！”彭真說：“他們的矛盾是什麼？是作賊上一致，分贓有矛盾。”胡耀邦拍手叫好：“這個說法好！以後就這樣向大家解釋。” 在正式審判之前，江青還忍受了多次予審的折磨。王鶴壽就是予審的主角。王鶴壽在文化大革命中定為叛徒，剛剛被鄧小平、陳雲他們“平反”，就積極參與為劉少奇翻案，現在想在審判江青中再出出風頭。王鶴壽擺出一副權威的架勢，狐假虎威地說：“江青，中央讓我來審理你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他本想用“罪行”二字，不知怎麼臨時改成“問題”。江青瞪了王鶴壽一眼：“你們審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笑話！你們有這個資格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具體發動和執行的，你們這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能知道什麼能審理什麼？連鄧小平都自稱是‘桃花源里人’，不知世上事，他讓你們來審理文化大革命的事不是出你們的洋相嗎？”說實在話，王鶴壽他們是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如何發動的，具體進程也知道不多，可是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受了迫害，這口氣一定要出，這個仇一定要報。就是憑着這種報復心理，他氣勢洶洶地對江青說：“從現在起，你的案子就由我們來負責，你要和我們好好配合，把文化大革命中你的問題講清楚。”“算了吧，”江青不屑一顧地說：“我的問題本來是很清楚的，華國鋒就可以說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敢正視問題的本來面目嗎？文化大革命中我處理的許多事件，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我執行毛主席指示，你們要查只能是公開地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王鶴壽只得“圖窮匕首現”，兜出老底：“我們要把你的問題與毛主席的晚年錯誤分開。”江青氣憤了：“你們竟敢誣衊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好哇，這樣你們就成了一貫正確的了！真是卑鄙致極！”她喘了一口氣：“至於你們想把我與毛主席分開，這是一個天大的陰謀。我早就知道你們是非要把我置於死地才甘心的，我已經料到了。本人也可以給你們交個底，我從跟定毛主席那天起，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隨時準備以身殉職，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貢獻一切。現在，大不了你們把我的頭割了就是了，這有什麼了不起？死在革命的叛徒手中，死在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法西斯統治下，我感到無上光榮。不過，你們不是已經有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嗎？江某人倒是想領教一下。我也準備用法律的武器來捍衛我的基本權利，但是我對你們並不抱什麼希望，只不過是一種鬥爭的形式而已。你們用這種方法對待我，本身就違背了你們制定的法律，無非是為了發泄醜化毛主席的罪惡目的。”王鶴壽趕緊掩飾說：“你的罪行，怎麼能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聯繫在一起呢？”江青義正詞嚴地反駁道：“錯了。我再說一遍，我從來沒有背着毛主席和黨中央幹過什麼我自己要幹的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動都是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都是執行主席和中央的決定的。你想聽聽嗎？你敢忠實地紀錄並向世人公布嗎？”老奸巨滑的王鶴壽出了一身冷汗，這可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事情，得趕緊向主子匯報。鄧小平知道後，氣急敗壞地說：“江青太囂張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得趕快審。她要講什麼儘管讓她講，不理她就是了，也決不能向外界透露一點消息。你們好好準備材料，讓她蒙在鼓裡，最後給她致命一擊。” 彭真是審判委員會的主任，又出任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江青了解他的個性，一定會在予審中讓人來詢問批判他搞的《二月提綱》的前後情況。果然，幾個穿着公安服裝的予審人員提問《二月提綱》的事情。江青早有準備，滔滔不絕地講解了毛主席親自領導批判《二月提綱》的全過程，令他們聽得目瞪口呆，驚嘆不已，回來後，他們核對歷史檔案，竟然沒有什麼差錯。這下難住了予審人員：談《二月提綱》問題，那不是批毛主席了？他們沒敢直接向彭真匯報，向總書記胡耀邦談了他們的看法。胡耀邦回到家裡，調來彭真當年搞的那個《二月提綱》，認真看了起來。看完之後，他與一位自己信任的學術專家交換看法。這位學術專家說：“彭真的《二月提綱》也不是好東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過重點不同就是了。當時要不是毛主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的《二月提綱》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個1957年的反右鬥爭。對於我們這些無黨派的人來說，毛主席打擊彭真實際上使我們免於其害。按照彭真他們的做法，保護的是吳晗那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們這些人他作為保全自己自己的犧牲品了。所以，在政治鬥爭中是無所謂是與非的。誰奪得了政權，誰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說，如果今天是江青他們掌權，彭真和鄧小平還能如此講話嗎？鄧小平和彭真等許多人，如果在十年前被審判，難道不也是國人皆曰可殺嗎？”胡耀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比較嚴重，他認為這位學術專家說得有理，讓予審人員不要再向江青問《二月提綱》的問題了。 從1980年10月，審判江青的醜惡行為開始改頭換面，由所謂檢察院起訴、特別法庭審理。與檢察官交鋒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反周恩來。江青一聽檢察官讓她談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反周恩來的的計劃和原因，立即意思到這是鄧小平等壞蛋設下的又一個陷阱。江青氣憤地說：“你們說我反總理，究竟有什麼根據？不錯，也許我和總理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這在黨內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你們搞的批林批孔和評論‘水滸’，難道不是一場陰謀？”檢察官洋洋自得地以為拋出了手中的王牌。江青冷笑道“看來，你們對當時的歷史一竅不通，也根本沒有吃透毛主席的戰略思想，這是很可憐的事。我記得很清楚，1974年初，毛主席親自審批了由姚文元同志執筆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是‘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文章說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派。半個世紀以來，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同中外反動派作鬥爭、同機會主義路線作鬥爭的同時，反覆地批判孔學，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動思想。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揚的孔孟之道，才能進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這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堅持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這段話講得明白無誤，如果不是別有用心，是決不會把它和周恩來同志牽扯到一起的。”儘管檢察官十分佩服江青的記憶力和有條不紊的分析，但他們接受的指令不允許他們同意江青的觀點，由於聽得入了神，他們整了整衣服，回過神來，讓江青繼續講下去：“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它有力地促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的深入。這絲毫沒有要整周恩來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這樣講，只能說是別有用心。”江青苦口婆心說明當時的情況，把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清清楚楚地講出來，只是為了爭取群眾的了解，認清華國鋒、鄧小平他們的真面目。她知道，華國鋒、鄧小平他們是必欲置自己於死地而後快的，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她和他們是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上的。為了達到罪惡的目的，華國鋒、鄧小平已經並繼續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實，製造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冤假錯案，這是確定無疑的。不過，江青看着尚且年輕的檢察官，還想耐心地說明當年的實際情況。她講了兩件自己參與保護周恩來的大事，她說：“要說實事，我要告訴你們，我保總理的時候，你們還不知道在哪裡呢！”第一件，1966年10月，社科院吳傳啟等人把當時的黨中央分為三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毛主席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第二個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來是第三司令部，他們狂妄地要成立第四司令部。事情反映到江青那裡，她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商量，認為這是混淆革命陣線，轉移革命鬥爭的大方向，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周恩來總理，是決不能允許的。所以馬上對吳傳啟等人採取了果斷措施，避免了把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悲劇發生。第二件，是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的女兒到南方串聯得到一份材料，說周恩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有叛變行為，並有當時的國民黨報紙為證。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開始懷疑周恩來，國務院還有人醞釀奪周恩來的權。江青知道後，受毛主席的委託，謹慎、細緻、不聲不響地進行了調查研究，弄清了全部情況，。她代表黨中央宣布：“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謂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啟事’純屬國民黨反動派的偽造，當年和周總理一塊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證明，群眾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確有一小撮壞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把鬥爭矛頭指向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還成立了‘五一六’兵團的反動組織，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必須號召廣大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奮起反擊，打退從‘左’右兩個方面來動搖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逆流。”一場不大不小的反周恩來的風暴，在江青等人的親自指揮和直接領導下被鎮壓下去。 在受審的兩個多月里，江青總共出庭十次，出庭前她為自己訂三條原則：“一、永遠保持良好形象，保持革命者應有的志氣；二、決不向修正主義者低頭；三、堅持真理，不認罪，不怕死。”這十次分別是：第一次，1980年10月20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讀起訴書；第二次，11月26日，庭審“長沙告狀”；第三次12月3日，庭審“直接控制‘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非法逮捕無辜、誣陷王光美”；第四次12月5日，庭審“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是‘特務’‘反革命’’”；第五次，12月9日，庭審“查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第六次，12月12日，庭審“夥同康生誣陷迫害中共八屆中央委員、誣陷迫害鄧小平、誣陷陸定一”；第七次，12月23日，庭審“誣陷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第八次，12月24日，法庭辯論；第九次，12月29日，法庭辯論；第十次，1981年1月25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聽取法庭宣判。 面對着那份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江青忍不住冷笑。她斥退了法庭給她指定的律師，取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隨後她給自己制定了法庭鬥爭的策略：一定要在法庭上建立堅持真理的形象，樹立自己毛主席革命路線捍衛者的地位；要充分揭露華國鋒、鄧小平等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真面目；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向非法的法庭低頭。她反覆研究了對她的起訴，裡面除了捏造和誣衊之外，就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的理論，而這一切，恰恰是在她和毛主席的預料之中的。他們這樣干，不僅是反對毛主席，而且反對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整個黨中央。對於把她和林彪並列為審判對象，引起了她無比憤慨，忍不住在起訴書上批道：“真是一份難得的反面教材。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殺人的和被害的統統搞在一起，足見其炮製者的昏庸和卑鄙。誰人不知，林彪最恨的是我江某人？今天的審判者恰恰就是林彪的同夥和繼承人。這是一場賊喊捉賊的騙局和把戲。”同時，面臨着即將走向法庭，她想了很多。自從毛主席逝世以後，江青就把繼承毛主席遺志、完成毛主席未竟事業為己任的，可是自己做得怎麼樣呢？有一個檢察官的話深深地震動了她：“你口口聲聲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請問你到底繼承了多少？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在運用政治鬥爭的策略和政策方面，同樣是一位得心應手的專家。從他的全部歷史和鬥爭歷程來看，他在對待他的敵手上完全採用的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手段。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是非常管用的應敵措施。打得贏不打是右傾機會主義，打不贏硬打是冒險主義。這句至理名言可以成為我們的一面政治透視鏡。而你呢？”儘管這位檢察官的用意是讓江青投降，但他說的道理不錯。她為既沒能保護自己，更沒能保護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中衝鋒陷陣的廣大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感到內疚、自責！在法庭上自己如何彌補自己的過失呢？只有用自己的形象來表達革命同志們的共同抗爭，來鼓舞在苦難中掙扎奮鬥的革命人民的鬥志！ 1980年11月26日，法庭審理江青的所謂“長沙告狀”。這一出鬧劇充分反映了華國鋒、鄧小平之輩的低劣無能。儘管準備得十分嚴密，所謂證人也搞得很周全，但還是不能自圓其說。 首先遭到了江青的嚴詞駁斥：“什麼誣告陷害？王洪文是黨中央副主席，向毛主席匯報一下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就成了了不起的罪行？那你們搞反革命政變，一下子逮捕了四個政治局委員，經過什麼手續了？是什麼罪行？別說王洪文不是我江青派去的，就算是我派去的，也是合理合法的，這是共產黨內非常正常的事情，別說過去，就算將來，這種事也還是會有的。我倒要看一看你們怎樣來定這個性！” 精通法律的專家也埋怨：“審判‘長沙告狀’，實際上是混淆了罪與錯、反映問題和誣告陷害的界限。這樣一來，別說江青，就連普通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連國外資產階級也發出一片唏噓聲： 美國的幾家報刊評論道：“中國當局對毛澤東遺孀江青的審判，把江青和她的同夥商量向毛澤東告狀作為重要的主罪，完全暴露了這個政權的不民主和反自由的劣跡。試想，連四個政治局委員都不能向黨中央主席反映問題，對他（指鄧小平——引者注）的情況進行反映，普通的公民又會怎樣呢？這個國家的法律完全被統治集團所把持，只要有了權力，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可以肆無忌憚地對他們當初的反對者實行報復和打擊，完全沒有什麼法律條文的明確定義。這樣的悲劇，就連曾經權傾一時的江青也不能例外。這就沒有了什麼法律的尊嚴，而只有掌權者的威嚴。誰有了權，就可以強姦法律，就可以橫行無忌……” 日本《讀者新聞》評論道：“中國的政治京劇開場後，頭一個法庭調查就是江青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商量向毛澤東告鄧小平和周恩來的問題。從法庭調查的情況看，江青等人並沒有向毛澤東告他們的任何了不起的事實，完全是對一次會議的看法。就這些，鄧小平政權就不能容忍了，把此事當作一件了不起的案件。僅此，可以看出這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虛偽和無法制的弊端。可笑的是，毛澤東當年的工作人員也煞有介事地出庭作證，對江青進行指控，說她誣告了鄧小平和周恩來，而事實就是根本拿不到桌面上來的雞毛蒜皮。這和毛澤東對他的反對派採取的態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英國的政治評論家發表談話說：“中國對江青的開庭，頭一個亮相只能給當局喝個倒彩。在江青面前，法官們依然流露出對這個女人的恐懼和不安（因為他們沒有真理——引者注）。他們的那副威嚴一看就像是在演戲，他們根本沒有吃透和掌握江青參與最高機密的全部情況，僅憑几個工作人員的、並沒有說明了情況的證詞來給江青等四名高層人物定罪，實在是在開最高級的玩笑。中國的《刑法》第138條規定：‘嚴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誣告陷害幹部、群眾。凡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參照所誣陷的罪行的性質、情節、後果和量刑標準給予刑事處分。國家工作人員犯誣陷罪的，從重處罰。’而法庭至今拿不出江青和另外的三個人究竟誣告了他們什麼，而只是江青對一些事情的看法。這在文明和法制的國家裡正是公民應有的權力和義務，而在他們這裡竟成了反革命罪。真是可怕！” 連外國人都驚呼“可怕！”可見華國鋒、鄧小平統治下的當時中國是多麼法西斯專政！如果用他們制定的所謂法律（《刑法》第138條）來對照他們自己，個個都犯了誣陷罪，都應該“從重處罰”！ 一向拜倒在外國資產階級石榴裙下的鄧小平是非常看重外電評論的，當彭真拿着刊登外電的《參考材料》，親自面見鄧小平時，他心虛了，不由得惱羞成怒：“怕什麼！既然和江青這夥人斗，就不要怕他們將來翻案。你們要快審，抓緊時間，越快越好。江青是不能讓她活着出去了，不殺江青不能平民憤。你告訴法官們，誰要是害怕將來有反覆，趁早現在就滾蛋，別將來再說是我們這些人逼着他們幹這干那。”彭真一看鄧小平生了氣，趕緊把他的指示向下傳達。 鄧小平的指示傳達到特別法庭以後，庭長江華給自己也給他的手下打氣：“你們怕江青幹什麼，她有什麼不好對付的？你們不要太多顧慮了，我們有小平同志和黨中央的領導，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們的支持，我們是勝利者，是站在主導地位的，人民群眾是會跟我們的指揮走的，這些足以制服和壓倒對方。江青現在是階下囚，你們怕她幹什麼？” 就這樣，審判江青的法庭工作才又像被獵人打昏的毒蛇，緩過氣來，重新熱乎起來，繼續進行着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惡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