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王治郅、博士回鄉遇害

作者：老幺

網友要問了，老幺寫過《APEC、台灣、中國特色》、《小燕子、巴林頓、留學生的本事》，是不是任何三個不相關的名詞老幺都要把它串起來寫篇文章？

這就有些冤枉老幺了。“911、王治郅、博士回鄉遇害”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有着共同的特性，就內容上表現為文化的衝突，就結果上是lose-lose---雙輸！ 所以老幺不厭其煩，借着周末的陽光，運一運“乾坤大挪移”，灌一灌水。

西諺雲，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is to Excuse Everything，翻譯成國文就是“事出有因”的意思。幸福是不需要理由的，而不幸都有其因果。任何悲劇，如果我們深究其根本，都是一環扣一環，一步接一步，向黑暗沉淪。

先以“博士回鄉遇害”為例。老父殺女，拋開女兒海外博士的背景，已是人間的慘劇。細讀新聞報道，我們可以依稀看到一個滿臉滄桑的倔強老人，面對沒錢娶老婆的弱智兒子，衣錦還鄉的的博士女兒似乎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封建思想的先入為主已經讓他意識到“女大不中留”，女兒“胳膊向外拐”孝敬婆家1萬美金、而不能資助3000美金的事實更使老人萬念俱灰。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老人輾轉難眠，眼看女兒女婿行將離開，享受他們年薪6萬美金的海外生活，而寶貝兒子的婚事依然沒有着落。 “罷，罷，就當沒生這個女兒！”老人終於失去理智，舉刀剷除了“孽種”。

殺人總是有原因的。從法律的角度說，除了自衛之外的行兇都屬於犯罪。法律無法原諒一個食不裹腹的乞丐偷竊財物，也不能容忍一個無家可歸之人搶劫民宅。法律或許是公正的，但並一定是道德的。“Fidelity to Law”(對法律的忠誠) 使任何一位法官不能由於“事出有因”就寬恕老人的罪行，這意味着我們允許以個人的私法代替國家的公法。然而處於弱勢的倔強老人幾乎沒有改變的可能，儘管善良的我們希望他能象99%的中國父母一樣，為子女犧牲，為子女祝福。

這就讓我想起911。就象作為受害者的博士夫婦相對於老父無論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處於強勢，作為受害者的美國相對於伊斯蘭世界也在各方面處於強勢。弱勢的一方不到萬不得已不會付諸極端行為，但如果強勢的一方把弱勢的一方迫得無路可走乃至絕望瘋狂的境地，弱勢的一方常常不惜你死我活、玉石俱焚。事後強勢的一方或許可以討還“公正”，法律會判處老人死刑，美軍可以炸爛阿富汗，但博士夫婦再也無法復活，世貿大廈永遠成為歷史，lose-lose已經成為必然。

同樣的情形發生在王治郅事件。雖然把“NBA亞洲第一人”與殺女農父、賓.拉登相提並論有點對不起小王，但就事論事，由於文化利益的衝突，強勢一方與弱勢一方僵持不下最後魚死網破，是共同的特性。

強勢的一方是自信的，占盡優勢的，高高在上的。縱然悲劇發生，巨人倒下來依然是巨人，弱勢一方依然是那麼地微不足道。博士夫婦死了博士依然是博士，美國受襲了美國依然是美國，藍協輸球了藍協依然是藍協；而面對老人的將是死刑的宣判，面對賓.拉登的是狂轟濫炸、密集搜索，面對王治郅的是“叛國者”的大帽。

但從利益的角度分析，弱勢的一方屬於“無產階級”，幾乎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父殺了女兒女婿後神色自若地投案自首，穆斯林面對美國的狂轟爛炸顯然已經麻木，就連曾經的“乖寶寶”王治郅也是以沉默代替抗爭，對藍協文革式的軟硬兼施不予理睬。

悲劇總是有原因的，強勢的一方或許有千萬正當的理由。博士女兒沒有資助兄弟的義務，雖然她或許是老父唯一的希望；美國平民不應該為穆斯林的苦難負責，雖然美國政府事實上扶植了以色列；藍協沒有義務幫王治郅在NBA找工作，雖然正是因為前兩年王治郅服從“國家利益”錯過了一次又一次提高自我的機會，以至現在前途未卜。

悲劇總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弱勢的一方作出改變是很難的。這不僅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弱勢的一方，幾乎沒有妥協的餘地；更因為弱勢容易使人偏執，使人極端。強勢的一方固然可以嚴懲弱勢的一方，因為他們可以聲言“正義”，但他們更可以積極地妥協，尋找雙贏的可能。

退一步海闊天空。簡單的道理，並不是人人都懂。

laoyao2008@yahoo.com.cn
2002年9月7日，於美國

後記：911以極端的方式提醒美國人需要在中東保持均衡，王治郅以無言的抗爭維護個人的利益與自由，老人以瘋狂的行為告誡“不孝”子女。至於美國人是否會有所反省、有所收斂，中國藍協是否會有所思考、有所改革，海外子女是否會有所檢討、有所變化，那是難以預料的。

有一點是肯定的。洪水堵是堵不住的，不通“疏”法洪水是很難退去的。如果美國不願調整自己，一個賓.拉登倒下去，千萬個賓.拉登站起來；如果藍協不能適應時代，馬健之後有大郅，大郅之後是姚明；如果父母子女不能有效的溝通，今天死的兩個博士，明天還會有新聞出現。

其實老幺也可以寫《天安門、法輪功、Google死了》，或者《萬如海、石家莊、楊建利偽造護照》。道理是一樣的。法律作為懲戒工具是有效的，軍隊作為專政機器是強大的，但只有溝通和變革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