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很快就過去了，星期六剛下午五點多六姨就跑着進來了。一進門兒高興地說：“小猛，看不見的戰線，我們油田發的。我把我們師傅的票要過來了，咱倆去。六點十五的，現在就得走要不該晚了。”說着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

“我看過了讓五姨去吧。”我說。

“我不愛看電影，還是你們倆去吧。不過你們得先吃點兒東西，別餓着去。”五姨說着就要去廚房拿吃的。

“不吃了，我不餓。你呢？”六姨問我。

“我也不餓，回來再吃吧。”我們倆來到街上快步向車站走去。

看電影時，六姨是那麼專注，完全沉浸在故事情節里。以至在回來的路上還反覆地哼着那首插曲。突然她停下來問我：“那電影裡用的是朝鮮話唱的，你唱那中文詞是誰教你的，對嗎？”

“我也不知道，反正北京都這麼唱。”我說。

“你把那歌詞兒給我說一遍。”六姨對我說。

我便將歌詞說了一遍。

“嗯，還行。”六姨把歌詞唱了一遍，餘興未盡地說：“咱倆編第二段兒歌詞兒，看誰先編出來。”

我興奮地說：“好，預備…開始。”便在心裡琢磨起來，這是我最愛幹的事兒了。

啊，朋友我們分別何時才能相見。啊，歡樂已去只有夢中懷念。藍天白云為我們祈禱，海風把我們心兒送傳。遠方的情人啊，千里共嬋娟。

“六姨，你聽這樣行嗎？”心裡想着柳雲我很快就編了出來。

“什麼？你都編好啦？我這兒一句還沒編成呢。快唱一遍我聽聽。”六姨半信半疑地催促我。

我看了看四周無人便輕聲唱了一遍。

“真不錯，你行啊你！好好學學長大沒準兒能成個詩人、作家。”六姨一個勁兒地誇我。

    “上哪兒學去呀，五年級都沒上完就文革了。小時候我還真想過長大當個作家，我要是當了作家肯定會把我媽和你寫的特美！只可惜呀，這輩子甭想嘍。”我有些傷感地說。

“那也未必。世界上自學成才的人多啦，我看你成。關鍵是要努力，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六姨發自內心地鼓勵我。

    我愧疚地低下了頭，心想：六姨，我只能辜負您的期望了。現在我甭說想當作家，就是想坐在家裡也沒門兒啊。

“哎小猛，你是不是戀愛過呀？不然你怎麼能寫出這樣的詞兒呢？”六姨突然問我。

    我不想對六姨隱瞞，但又不知從何說起，便搪塞着說:“我是喜歡過一個女孩兒，但不知那叫不叫戀愛。”

“呀，還真讓我給猜出來了。人兒不大還挺全活，說來讓六姨聽聽。”六姨饒有興趣地問道。

    我便一五一十地把我和柳雲的事講給了六姨。當講到柳雲失去純真的痛苦時六姨掉下淚來，見此情景我停了下來不講了。

“講啊，你怎麼不講了，我非常想聽。”六姨邊擦眼淚邊催着我。

我只好又講了下去。直到講完六姨再沒出過聲兒。許久她才說：“有些事兒還是忘記了好，不然會傷人的。姻緣是命，人不能跟命爭。”

說這話時她眼睛看着虛無，似乎在縹緲間找尋着什麼。那神情似雕像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里。

    第二天上午三姨來了。她的裝束着實嚇了我一跳，我不敢相信這是南開大學的教授。她內穿一件皺了巴幾磨破領子的襯衣，外套一件花條條的毛背心。那花色配的是那麼彆扭，紅的和灰的相接，粉的和黑的互連，把人的視覺攪得一塌糊塗。那條條的寬窄也沒規則，有的寬十來公分，有的窄的僅僅一公分。而且一會兒寬窄相連一會兒又窄窄作伴，穿成這樣的人肯定是哭笑不得。褲子還算沒毛病，是一條普普通通的土灰色布褲子。那鞋簡直讓我無法形容，鞋的原裝兒是一種樹皮色舌頭兩邊有兩片鬆緊布的膠底鞋。她左腳穿的那只有一邊鬆緊布已沒了，是用手縫上了一塊白布，我就是從這隻鞋上看出它的原形的。右腳那隻我實在看不出那是鞋，從腳心到腳面處完全是用黑布包的。那兩隻腳並在一起時使人啼笑皆非。我猜測三姨在下放接受改造時絕對不會立正站好，因為那兩隻鞋使她的腿根本就並不到一塊兒。

可從氣質上我一下感覺到她濃郁的文化底蘊和深深的教養。她優美地語調，貼切地措詞，嫻雅地舉止使我想起了媽媽。三姨的臉形、體形、五官的輪廓都很像媽媽。只是她的五官沒有媽媽那麼細膩，而且皮膚很黑。也許是在農村勞動風吹日曬的原故吧。

    “三姨，您好！”我大聲地叫了她一聲。

    “噯！你好。個子真高，長得像我大姐。你媽媽好嗎？”三姨笑着答道，這一笑更像我媽了，我頓時感到十分親切。

    “我媽很好，她可想你們了。”我回答着。

“你兩歲時我去北京見過你一回，一晃兒你都這麼大了。你媽媽真不容易，文革開始時沒少受罪吧？”三姨關切地問着。

我將媽媽被批鬥病倒住院前前後後大體上說了一遍。怕她們傷心最後用外公的話說：“好歹咱家還都活着，比起那些死去的咱家就算夠幸運的啦。”

    “是啊，是啊，活着就有希望。”三姨點點頭說。

    快中午時三姨、五姨去廚房做飯。這廚房是公用的，所以她們是等別人都做完了才去做的。六姨一看吃飯還早就拉我到外面去溜達了一圈兒。回來時一進院門兒，我聽到屋裡有兩個外國人在說話，就向六姨投去驚奇地目光。

“三姐和五姐聊天兒時從來都是用英文。”六姨笑着對我說。

    哇，真想不到她們的英文這麼棒。三姨本身是英文教授，可五姨是個唱戲的呀。我暗暗地在心中佩服着她們，到這個年齡在這種環境中還能不斷地學習英語。可惜命運卻讓她去種地，這難道就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嗎？

當生產關係把生產力束縛成負數時那社會一定是倒退的。建國以來的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三姨吃完午飯沒多會兒就說：“回去了，晚上還要給孩子們做飯。小猛，三姨那兒還沒個正經住處，等下次你來時我可能就安定下來了，你再到我那兒去玩兒啊。再見！”說罷便走了。

看着她匆匆離去的背影我默默地想：誰知道還能不能再見到呢？對，我這兒還有好多全國糧票呢，三姨肯定需要。

我飛快地追上三姨，把所有的全國糧票都給了她。三姨有些驚奇地說：“你哪兒來的這麼多全國糧票呀？”

我說：“是我姐姐她們拿回來的，我家用不了。我媽媽讓我帶給您，我差點兒給忘了。”

    三姨拿着糧票激動地說：“謝謝你媽！你媽那麼難還想着我們，真難為她了。替我好好謝謝你媽媽。”

    目送着越走越遠的三姨，我在心中為她祈禱：祝你一生平安，學有所用，重返教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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