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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團體推薦重大政改方案
(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9月27日 來稿)
奧運後的中國－民主憲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
作者: 王策
推薦詞
中國民聯陣－自民黨、中國民主策進會向國內外一切關心中國政治改革的人們鄭重推薦本組織主席王策博士新近撰寫的《奧運後的中國－民主憲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一文。
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2008北京奧運會的奢華亮麗並不能掩蓋中國社會問題的黑暗緊迫。中國社會目前正處在一個百病叢生、急需治療變革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在經濟上取得較明顯的成就，但產生的問題更為嚴重。人們已經認識到，只有經濟改革，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已使當前的中國社會充斥着腐敗與不公，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道德淪喪。中國人吃的是有毒的食品，喝的是骯髒的水，呼吸的是受污染的空氣，住的是豆腐渣樓房，走在路上，隨時有被警察無辜拘捕而遭受酷刑的危險。中國已成為一個不適合人類安全居住的危邦。歷史又把“中國將走向何處？”這一嚴肅的問題擺在了中國人民面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嚴峻時刻了！
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人們一直討論得很多，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或是不能觸及問題的核心，隔靴搔癢，不知所云；或是空喊口號，沒有方法，難以實施。總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在理論上清晰明確、在實踐上切實可行的規劃藍圖。
王策博士在這裡所提出的，是至今為止就中國的政治改革提出的一個最為具體明確，也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案。透過歷史的與世界的宏觀視野，王策博士以民主活動人士的開闊胸襟、以政治學者的深厚學養、以海外遊子的赤子情懷，清晰地描繪出了一幅中國在今後二十年中如何實施由一黨專政向民主憲政轉型的宏圖方略。這一藍圖既理想又現實，極具創造性和建設性。
王策博士這次提出的轉型方略，是以他十年前所提出的《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改良案》為基礎，經過修訂補充，發展而來。該方略首先根據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在理論上分析了尚未產生市場前的傳統社會和有了市場後的現代社會結構的不同，闡明了現代社會必須進行“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分家、實施自由的“ 市場經濟”和“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之原理；進而指出中國在經濟改革之後所產生的“權力市場經濟”與“官商利益共同體”這一結構性畸變，以及因之而來的社會兩大領域運作功能的混淆失調，孳生腐敗和不公，以及種種相關的社會問題，揭開了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
文中指出中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矛盾，具體表現在“黨權”和“民權”的矛盾，人民所有的種種“權利”得不到保障，是因為人民根本的政治“權力”被剝奪；解決的辦法就是要進行：一、權力和市場進行切割，二、“黨權”向“民權”作轉移回歸；實施這兩大舉措的途徑就是確立民主憲政的“議會制”作為中國未來的政體。
為了確保這一巨大的社會政治變革能和平有序地進行，免給社會帶來動盪和現執政黨的失落感，該方略創造性地設計了一個政治權力移交的“增量遞進”模式，又稱之為“分期付款”模式。該方式通過對議會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證了共產黨作為多數黨在二十年內繼續執政，但開放直選的席位則逐屆遞增；對地方行政長官的直選，則是從低級開始，逐屆逐級上升開放。這樣經過二十年的權力轉移和民主實踐，最後達成全部議會席位和各級行政首長的開放直選，從定量有限的小民主發展到全面無限的大民主，民主憲政圓滿實現。
對這一民主憲政方略的實施，王策博士為之制定了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從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為預備期。2009年為“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 ”二十周年，在予以平反的同時，開展一場以修改憲法為核心的全民政治大討論，解放思想，啟動政治改革。2010年的中心任務是擬訂新憲法草案。2011年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紀念的同時對新憲法進行全民公決，獲得通過。2012年為實踐民主憲政新紀元的肇始，進行實施新憲法後的第一屆國民議會和地方各級議會的議員，以及地方各級行政首長的選舉。2012年至2032年的二十年，為民主憲政的實驗期，在此期間完成權力的全面開放轉移，議會制政體得以完成。在此二十年期間，在野黨和執政黨通過有限、有序的理性競爭和良性互動，亦可為中國建設一個“向心性兩黨制”的政黨政治，使國家的政治局面更為穩定。 2032年後則順利進入民主憲政的成熟期。該時間表是一個循序漸進、切實可行的民主改革線路圖。
王策博士長期投身民主運動，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奔走呼號，不遺餘力，十年前就曾和本組織同人們策划進行了一場戊寅年返國上書活動。一九九八年十月，王策不顧個人安危，攜帶其《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改良案》，以“非常”的方式返回國門，上書當局，呼籲改革。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此一愛國舉動，不被當局接受，王策被投入監獄三年多，同人李力、黃河清等也遭拘捕關押。“戊寅上書”活動雖然失敗，但其鐵骨丹心，可昭日月。現在，王策博士經過十年的沉潛思考，在此關鍵時刻，再次推出“民主憲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正是“戊寅上書”的繼續和發展。有道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王策的這一力作，必將獲得人們的重視和認同。
我們注意到中國當局為了回應奧運後人民對民主的要求，最近提出要進行“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和進行“還權於民”的政治改革，對此我們表示歡迎。我們希望這次改革是真正的改革，不要再次讓人民失望。我們已經錯失了許多時間，我們決不能再錯失今後寶貴的時間了。我們希望在即將到來的民主政治大改革中，和全國人民一道，來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為子孫後代創建一個平安美好的家園！
中國民聯陣－自民黨、中國民主策進會
2008．9．20．
上篇：奧運與國運
一、緒論
2008年8月北京主辦的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已在五彩繽紛的煙花中落幕。中國政府為了這次奧運會投入巨額的資金和龐大的人力，克服諸多阻力，終於使之辦成了一個各國元首來賓雲集，運動健兒踴躍競技的體育盛會。在這次奧運會中，中國成為最多的金牌得主，並以獎牌100多枚的總數創下歷史記錄，超越了體育大國美國，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中國人在這次奧運會上的表現，給國際社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中國人民感到自豪。此次北京舉辦奧運的盛事，有可能成為中國將要作為大國崛起的標誌與走向現代化的里程碑。
奧運雖然說是一個體育盛會，但事實上和主辦國的國運悉悉相關。它集中地體現了主辦國的政治意圖、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態，並影響其未來的發展。在奧運聖火的強光照耀下，一個國家的優勢和缺點同時顯現，社會各方面的矛盾也隨之暴露，使危機和轉機都因之各自趨向強勢。
歷史上有些國家由於抓住舉辦奧運的歷史機遇，使自己實現了現代化，走向民主與繁榮；有些國家卻在舉辦奧運後反而由強轉弱，走向沒落，甚至崩潰。在這次奧運上，作為體育運動來說，中國無疑是取得了亮麗的成績，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並未因此而緩解，反而有更趨嚴峻之勢。中國如不能抓住這次機遇，實現民主化轉型，則完全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的惡性衝突中崩潰。奧運後的中國將何去何從，值得我們每個關心中國前途的朝野人士去深思探討，作出明智的抉擇。
本文選擇了曾經舉辦過奧運的德國、蘇聯和韓國以作參照性的考察。德國和蘇聯都是在舉辦奧運後10年左右走向沒落和崩潰；而韓國則在舉辦奧運前後成功實現了民主憲政的轉型，成為經濟上起飛、政治上民主的現代化國家。本文試圖以他們的歷史經驗，作為中國未來國運走勢的龜鑑，並由此提出一個中國如何在奧運後實現民主憲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
二、1936年柏林奧運和第三帝國的崩潰
英國《泰晤士報》及其他一些反對派人士曾將北京奧運同1936年納粹德國舉辦的奧運相提並論，引來中國外交部的抗議。事實上毋庸諱言，兩者之間存在許多可比之處。納粹德國為了借奧運展現自己雅利安人的優越，掩蓋其對猶太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種族迫害，並為其法西斯專政的政府提供國際社會承認的合法性，急於想把奧運辦好。出於國際社會抵制的壓力，德國政府還是同意了讓個別的猶太運動員參加比賽，並在奧運期間，在比賽場所周圍撕下反猶的標語。
柏林奧運雖然受到國際民間社會的強烈杯葛，卻得到各國政府的容忍和支持。美國總統羅斯福不顧自身的殘疾不便，坐着輪椅遠道而來，於是各國政要也隨之跟進。這種現象使人想起這次北京奧運：美國總統布什、法國總統薩科齊、日本首相福田，原來都由於中國在西藏鎮壓藏民事件有意抵制，後來由於中國政府同意和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而改變態度，聯袂而來，現身北京奧運。
為了使柏林奧運辦得豪華盛大，希特勒下令放棄原有的運動場不用，而用花崗岩大理石，重新修建了一個可容納10萬人的運動場和一個2萬座位的游泳場，其豪華的規模使人聯想起北京的鳥巢和水立方。柏林奧運首開奧運聖火的國際接力傳遞，從希臘奧林匹克基地取火出發，最終傳到希特勒本人手中。聖火傳遞沿途也曾遭到反對者的杯葛。再看這次北京奧運聖火之傳遞也遭到嚴重干擾，特別是在英、法等國，遭人抗議、搶奪、並數度熄火，通過電視轉播，轟動全球。其激烈程度，比之柏林奧運，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儘管柏林奧運遭到一些杯葛和質疑，但在德國政府的強力運作下，還是成功地舉辦。德國贏得33金、26銀、30銅，成為該屆奧運會最大的贏家，也使美國屈居第二。奧運的成功進一步煽起了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和愛國熱情，得意忘形的希特勒在奧運閉幕的慶祝宴會上竟然大言不慚地說：自1944年以後，國際奧運會將永遠在柏林舉辦！其以暴力征服世界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柏林奧運的成功舉辦，不僅給各國來賓留下美好的印象，甚至連獄中的政治犯都被激起愛國熱情，為之流涕叫好。殊不知就在奧運之後，德國隨即加強了對內的種族和人權的迫害和對外的軍事擴張。在38年和39年初先後吞併了奧地利和捷克。39年9月，德國出動了58個師、2,800輛坦克、2,000架飛機、 6,000門大炮，閃電式地攻占了波蘭，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期間，德國曾占領法國、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南斯拉夫、希臘及北非的一些國家，並攻打了蘇聯和英國。法西斯分子還在集中營中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為歷史留下種族滅絕的悲慘記錄。有道是物極必反，算你強大，算你兇悍，算你狠毒，但蒼天有眼，善惡有報。號稱第三帝國的德國並沒有使奧運自1944年以後永遠在德國舉辦。相反地，卻在1945年因戰敗而崩潰分裂。其獨占奧運的夢想和稱霸全球的政治之夢同時破碎。可悲的是，在10年前曾興高采烈地舉辦過奧運的德國人民，竟也為實現希特勒的狂妄野心，在二戰中付出800萬條生命的代價。
如果中國政府也效法德國，奧運之後在內政上加強對人權的迫害，控制言論自由、打壓維權運動、逮捕異議分子、繼續迫害法輪功和基督教家庭教會、並進一步加大鎮壓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少數民族的抗議活動，則中國將越來越依賴警察、武警和軍隊來對付自己的人民，進一步走向法西斯化。
如果中國政府又因台灣拒不接受統一的要求，借奧運後高漲的愛國熱情和強大氣勢而發動台海之役，不惜發動核戰爭以武力收復台灣，則中國必步德國的復轍而走向崩潰。中國的“愛國將軍”朱成虎日前曾揚言：如果美國介入台海之戰，中國將對美國本土首先發動核打擊，摧毀美國西岸的100個或200個，甚至更多的城市；中國也準備讓西安以東的城市全數(！)遭到美國報復性的摧毀。中國政府若將此一中美核大戰的戰略設想付諸實施，將使其自身帶來比當年希特勒的德國更為悲慘的下場。試想中國主動對美國本土發動這一“人類滅絕”的核打擊，美國和整個國際社會會有何反應。當年日本僅僅炸了美國珍珠港的幾艘軍艦，就受到美國兩個原子彈的攻擊，炸毀廣島、長崎二市，死傷達30餘萬，隨之日本宣布投降，全國被美國占領。塔里班恐怖分子就炸了美國的兩座大樓，就受到美國毀滅性的打擊。支持塔里班的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兩國政府隨即被美軍推翻，國土被美軍占領。如果中國用核彈炸毀美國的兩百個（！）城市，除了美國本身的核反擊以外，北約的26個成員國根據“集體防禦”的義務必然對中國宣戰；亞太地區的美國各大小盟國也必同時介入。到時候中國這個“核戰瘋子”除了在世界各國聯軍的圍攻群毆中被夷為一片焦土外，還分什麼西安的東西南北、台灣的歸誰所有？朱成虎將軍有沒有想一想誰授權給他，讓中國人民作這麼大的犧牲？中國人民願意為了實現朱成虎那無產階級專政的“山河一片紅”之夢想同他一起去遭受核災難嗎？
三、1980年莫斯科奧運和蘇聯的解體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80年蘇聯莫斯科舉辦的奧運及其後續的重建改革和走向解體的過程。
蘇聯1980年在莫斯科舉辦奧運時，由於前一年蘇聯入侵了阿富汗，所以引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廣泛的抵制。當時有65個國家拒絕參加、16個國家代表隊出場開幕式不打本國旗號、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出場。在這種杯葛抵制下，莫斯科還是儘量使之如期召開。結果倒好，由於許多高手的運動員沒有與會，所以蘇聯獨自拿下了80面金牌，創下奧運史上單國拿下金牌最多的記錄。再加上銀牌、銅牌一大堆，也算是大獲全勝！
雖說是在奧運會上得金最多，但蘇聯的國運卻在那個時期由盛轉衰。那時的蘇聯尚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政之下。由於同美國的軍備競賽和阿富汗戰爭，造成開支巨大，再加上多年來僵化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結構，使社會發展處於停滯狀態。政治特權和貪污腐敗十分嚴重，更使社會呈衰敗之象。集體農莊生產的農產品嚴重不足，商店貨架上的日用品空空如也。
勃氏在舉辦奧運二年後的82年逝世，繼位的是警察頭子安德羅波夫。安氏上台後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打算進行改革。他以警察的手段，雷厲風行地展開了反腐敗工作，殺了幾個政府高官，處理了幾個貪腐大案，同時也進行了一些經濟改革。但他在政治上取保守態度，認為只有先讓人民吃飽了才能搞政治改革。
安氏執政只有16個月即行病逝。其經濟改革及反腐敗措施未能充分展開，收效甚微。繼之執政的是老人契爾年科，在位的時間更短，只有13個月，又撒手人寰。契氏年老體衰，在位期間基本上是在醫院度過。他思想保守，停止了反腐敗活動，在改革方面更談不上有什麼作為。蘇聯在短短的3年時間內，3位年邁的執政者相繼病逝，其國運之衰敗，於此可見一斑。
1985年抱有改革雄心的戈爾巴契夫上台執政，戈氏上台後即着手進行經濟改革。先是提出經濟上加速發展的戰略，要依靠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儘快的速度趕上西方。由於優越性發揮不出來，次年又提出要在根本上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從85年至87年，蘇聯出台許多改革決議和文件，但都是有上文沒下文。許多措施都是打空轉，難以貫徹實施，反而使經濟運作失序，出現高額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
戈氏認為這是因為現存的政治體制阻礙了經濟改革的實施，於是開始把重心轉向政治改革。1987年底，戈氏著《改革和新思維》一書，全面地闡述了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思想。在88年的蘇共19大上，提出政治上要實現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論的大民主方向，允許各種不同的民間組織的出現。
1989年蘇聯進行了全聯盟和各加盟共和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其全體人大代表經自由選舉產生。在這次選舉中蘇共失利，許多激進的民主派和民族主義人士當選，進入人大。蘇共作為一個政黨，已不能起過去那種絕對執政的作用。
此後，政治改革進一步加速。90年初，蘇共中央全會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案，宣稱蘇共將在民主進程的範圍內推行自己的政策，放棄任何法律和政治上的優先權。蘇共不再永遠壟斷政治權力，其先鋒隊的地位不再由憲法賜予。明確放棄一黨專制，準備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總統制。
90年3月，戈氏當選蘇聯總統.在其當選的人大會議上，代表們決議取消了原憲法中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的條款,宣布實行多黨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蘇聯的整個改革進程中，葉利欽起的作用不在戈爾巴契夫之下。葉氏以其激進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主張和親民的作風，深得民心。他先後當選了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和戈爾巴契夫分庭抗禮，並率先退出蘇共。他在挫敗保守派的政變，及其隨之而來的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上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91年8月19日，蘇共的保守派為了逆轉民主改革的進程，發動了軍事政變。陰謀集團以蘇聯副總統雅納耶夫為首，包括總理、克格勃頭子、國防部長、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內政部長等重要高官，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他們扣押了正在渡假中的戈爾巴契夫，宣稱戈氏因病無法視事，由該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試圖重新進行鐵腕統治。
政變發生後，葉利欽躲過追捕，迅速趕到俄羅斯國會大廈，組織人民起來抵抗。市民們在大廈前結集，築起街壘。前來進攻的一些坦克也掉頭向外，站在保衛國會的一邊。葉利欽勇敢地跳上坦克，作慷慨激昂的演講，極大地鼓舞了反抗者的士氣，給歷史留下動人的一幕。政變者因得不到軍隊和人民的支持只短短三天時間，即以失敗告終。內政部長普果舉槍自殺，為舊制度作了殉葬品。
“8.19政變”的失敗，成了壓垮舊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此後形勢急轉直下，在短短的幾個月之間，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龐大的共產帝國，轉眼間灰飛煙滅。其規模之大、速度之快、超過人們的想象。令人興奮、令人驚訝、令人嘆息！
對於蘇聯解體的原因，葉利欽事後在接受俄羅斯報的專訪時認為，這是一個天命註定的歷史過程，無法逃避。他說：“我們都知道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歷史上強大的帝國，都無法逃避自己的歷史命運。蘇聯也是一樣，它的解體已經被天定了。”
不同於葉利欽關於蘇聯國運的天命觀，前蘇聯的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將之歸罪於戈爾巴契夫的辦事方式。認為正是戈氏無計劃、無步驟的即興之作，導致改革無序失控，終於失敗。他在《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一書中寫道：“戈爾巴契夫改革時期的行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魯曉夫統治的時代。許多事情有始無終，沒有改革的戰略路線，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慮。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興而為的產物。”
蘇聯在舉辦奧運11年之後解體，究其原因，套用一句中國古人的說法，正是：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
四、1988年漢城奧運與民主的勝利
韓國的軍事獨裁者為借奧運來粉飾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對申辦奧運也都非常熱衷。1979年10月，當時的總統朴正熙批准了申奧案，由漢城市長正式宣布。但18天后，朴正熙即遇刺身亡。此一突發事件，似乎已預示着奧運將給10年之後的韓國帶來獨裁統治的終結。正所謂引火燒身，奧運的聖火要照亮的不是獨裁者的榮耀，而是他覆滅的命運，冥冥中似有定數。
通過政變繼之上台的軍事強人全斗煥也全力支持繼續申奧。1981年漢城幸運地取得了1988年的奧運舉辦權。隨着申奧的展開和舉辦權的取得，韓國人民反獨裁要民主的抗爭運動也波瀾壯闊地展開。他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奮鬥不懈，終於以血染的風采，在漢城的奧運會上，使奧林匹克的五環旗，同時展現為韓國人民民主勝利的旗幟。
在此期間，韓國發生的重大的民主運動主要有兩次。一次是80年5月的“5.18光州事件”，另一次是87年4至6月間爆發的“6月抗爭”。
80年5月上旬，韓國爆發了工人和學生的上街示威活動，呼籲撤銷戒嚴，要求全斗煥下台。17日，全斗煥下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動，關閉大學，並拘捕了金大中等學生。光州的學生不懼禁令，在5月18日繼續示威，於是政府以武力鎮壓，造成數十名學生被殺。事情發生後，廣大的市民和學生湧上街頭。他們奪取武器，組織人員和軍隊對抗。有的學生為了阻止坦克的前進，甚至躺在地上，讓坦克在身上碾過。如此進行了長達10天的抵抗，一度把軍隊趕出光州。
最後，全斗煥在5月27日調動了7萬大軍，伴隨着坦克、大炮、直升機攻陷光州，血腥地鎮壓了光州人民的民主起義。在這次事件中，有207人死亡、122人重傷、730人輕傷。事後還判處學生領袖金大中死刑。
光州事件雖然被鎮壓下去，但韓國人民並未有沉默。他們組織了各種死難家屬組織、調查事件真相組織、要求平反昭恤組織等等，繼續進行抗爭。
經過數年的積累凝聚，到了85年86年左右，社會上的民主力量重新開始爆發，人民已不能再容忍軍事獨裁統治。他們強烈要求平反光州事件，實現政治民主化。隨着奧運的接近，政治民主化的呼聲更加高漲。民間進一步要求開放言論、結社自由，並修改憲法，舉行總統直選。
87年4月13日，全斗煥以保證次年奧運的成功召開，需要國家的安定為藉口，宣布停止有關修改憲法的討論，並威脅嚴懲破壞社會安定的行為。孰料這一宣示卻激起了韓國人民強烈的反彈。
4月17日，韓國40所大學的1萬6千名學生上街遊行，與警察發生衝突。發展到6月，以大學生朴鍾哲被警察刑求致死為導火線，引發了更大規模的全國性抗議浪潮。共22個城市的24萬人參加群眾集會，要求全斗煥謝罪下台，結束獨裁統治。這就是著名的“6月抗爭”。韓國全國處於一片群情洶湧的騷動之中。
這種狀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嚴重關切。6月9日，國際奧委會作出表示：如果韓國政府不能結束這一動亂狀態，他們將不惜撤銷漢城88年的奧運舉辦權。 6月27日和7月1日，美國參眾兩院分別一致通過了“促進韓國民主化決議案”，敦促韓國執政當局順從民意，放棄獨裁，舉行民主選舉。
在這種內外交加的壓力下，全斗煥被迫接見了反對派民主人士金泳三，聽取了他的意見。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全斗煥良知發現。他對自己的一位副手說：“成功舉辦奧運，比繼續掌權更為重要！”於是決定向人民作出讓步。
6月29日，全氏的接班人盧泰愚出面宣布了“6.29宣言”，作出8點進行民主改革和修改憲法的承諾：包括總統直選、擴大保障人權、言論自由、恢復政黨活動、赦免反對派人士金大中等人、開展政治對話、進行社會改革等等。對人民的要求幾乎全盤接受。韓國人民為之奮鬥多年的民主運動終於取得了勝利的結果。
10月，對以此宣言為綱領作了修訂的大韓民國新憲法進行了全民公決，獲得通過。隨之在12月進行了以新憲法為根據的總統直選。由於反對派未能就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間推舉誰為候選人達成一致意見，二人各自參選，分散了票源，使盧泰愚以相對多數，當選為首位民選總統。至此，韓國完成了由獨裁專制向民主憲政的轉型。反對派也擱置爭議，一起投入奧運準備工作。
1988年9月，第24屆奧運會在韓國漢城成功舉辦。160個國家和地區的9，421名運動員前來參加，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抵制，成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奧運。
在奧運開幕式上，韓國人唱起“手拉手”這一動人心弦的“漢城奧運會會歌”：
看聖火映紅天空，
我們感到心兒在一起跳動。
快讓我們昂首挺胸，
在輝煌時刻令永恆在心中，
到永遠！
我們手拉手，
把世界走遍，
讓我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家園。
我們手拉手，
心與心相連。
打碎重重阻隔，
我們心相連到永遠，
手拉手。
每次我們相見，
我們看到胸中燃燒着火焰。
舉起手伸向天邊，
清晨寧靜能讓生活和諧無限，
到永遠！
我們手拉手，
把世界走遍，
讓我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家園。
……
每當我聽到“手拉手”這豪邁激越、深情婉轉的歌聲，總難以抑制自己盈眶的熱淚。這是韓國人民迎來新生的盛典、這是他們對自由家園的永恆禮讚！它令人感動、令人敬佩、令人仰慕！與此同時，也讓我感到羞愧無限。為什麼韓國人民能通過自己的抗爭，既贏得奧運，也贏得了民主，而我們中國人卻做不到？難道多拿幾塊金牌就可以昂首挺胸了嗎？難道多拿幾塊金牌就能創造自己美好的家園了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在古羅馬鬥獸場上那些勝取桂冠的角鬥士奴隸們早就已經做到了！難道中國人就這樣迷失在華麗的奧運之夢中到永遠？
下篇：民主憲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
如前所述，奧運給主辦國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奧運聖火帶來國際目光的聚焦，必然引來各種社會力量乘機活動造勢。主辦國在展示自己美好一面的同時，其內部平時力圖掩蓋的各種黑暗面亦將被強光照亮。隨着各種矛盾的被激活與激化，社會必須隨之進行重新洗牌組合。因而奧運也就成了一種社會政治變遷的催化劑。
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中國在2008奧運年也是頻頻出事。3月15日，西藏人民發生騷亂抗爭事件，引來政府的武裝鎮壓。隨之而來的是西藏自由活動分子在世界各地衝擊奧運聖火的接力傳遞，聖火幾乎被搶走，造成幾度熄火的不祥之兆。此外還有法輪功修煉者的“人權聖火”的全球傳遞，民運組織的聲明抗議、集會闖關抵制，群眾的上訪維權活動，甕安人民的火燒公安大樓事件，上海的楊佳殺警案，新疆的襲擊武警，各地的公車爆炸等等，不勝枚舉。再加上年初的南方大雪和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8萬多人民的死亡。嚴重天災再加上人為的因素，更使北京奧運雪上加霜。為了防範群眾抗議及其他突發事件的發生，北京的奧運幾乎是在軍事管制的戒備森嚴中舉辦。
凡此種種，都反映出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和矛盾衝突，表明中國社會病情嚴重，並不和諧。那麼中國社會的病根在那裡，如何醫治？奧運後的中國何去何從？中國如何能從專制轉型為民主？這就是我們接下去要討論的問題。
一、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
目前種種的社會亂象都表明處於底層的人民大眾同統治者的矛盾。人民群眾之所以聚眾鬧事、鋌而走險，甚至以命相搏，就是因為他們正當的權利得不到公正的保護，心中的訴求沒有正常的渠道可以伸張。人民同政府的矛盾相當於喪失自身主權的僕人同無理的主人的矛盾。
中國政府當局自稱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已取得輝煌的成就。但是這些成就是以社會的不公作為巨大的代價的。人們不難看到，凌空聳立的高樓大廈和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是奠基在對廣大的拆遷戶和失地農民的赤裸裸的低價掠奪之上的。正是這些拆遷戶和失地農民構成了當今中國社會人民維權運動的主力軍。他們要維護自己經濟上的對土地和房產的擁有、使用、和轉讓的權利。
可悲的是，他們的維權活動總是以失敗告終。由於官商勾結、上下其手，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暴力執法機構總是維護了房地產開發商和官僚組成的“官商利益共同體” 的利益。維權民眾能得到的只是武裝軍警的野蠻鎮壓，而不是他們正當權利的恢復。究其原因，維權民眾之所以無法維護自己在經濟上正當的權利，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自己在政治上的主權－立法、行政、司法等等權力都同他們絕緣。
按理說，這些房主和農民都是現代國家的主人，但這些主人為什麼總是要向為他服務的僕人苦苦訴求而得不到回應，他們正當的權利得不到保障？這就是因為“權利”是建築在“權力”的基礎上的，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利”是靠“力”來獲取和保持的。人民經濟上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是因為人民政治上的“權力”被某一集團剝奪，人民處於喪失“主權”的地位。也就是說，中國現在“一黨專制”的社會以“黨權”取代了“民權”，是一個主僕顛倒了的專制社會。在政治上喪失了主權的人民，不僅在經濟上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其他作為人的人格尊嚴、人身安全、文化與社會諸多基本人權也得不到保障。人民完全處於任人宰割的僕役地位。所以說，當今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的矛盾，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二、現代民主社會的特徵和運作原則
現代形態的民主社會之所以區別於傳統的社會就在於“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的分開。所謂公共領域，主要指代表政治主權所在的國家、政府機構。它是執行政治決策、對資源進行分配、管理的公權力之所在。私有領域主要指的是自由市場這一私有經濟領域。
傳統社會是個身份性的社會，沒有一個發達的市場提供人們經濟活動的空間，每個人的生存命運都是由其身份地位決定的。比如說，世襲的貴族擁有領地，農民向他繳納地租、服勞役，貴族則同時行使國家社會的管理權，世世代代，如此下去。在這裡，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是合一的。
當社會發展到有成熟的市場產生以後，人們身份地位的固定格局從而打破，產生了“經濟人”的觀念。人必須在市場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於是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亦即政治公權力和市場作了功能上的區分：一方面，為了保證經濟人在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和公平交易，公權力自身不得參與市場的運作；另一方面，為了使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公平交易得以進行，又需要公權力作為公平公正的第三者，以客觀的立場來對市場進行管理調節。
基於這些考慮，產生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兩大原則：即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不能受國家政治權力這一有形之手太多的干預，更不能允許政治公權力的擁有者以手中的權力作為變相的私人資本進入市場運作，牟取私利，從而造成社會的不公和腐敗。至於民主政治，其最根本的原則就是“主權在民”。其實現的方式就是確立國家的政治權力來自所有參與市場活動的經濟人，由他們自己定期來選擇自己的代表，來管理自己的事務。主權在民的原則不承認任何一個團體或個人自稱可以代表人民來進行永久性的統治。因為這樣的團體或個人，首先只會維護自己作為統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他們不可能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和市場。現代民主社會得以成功運轉，就是基於這兩大原則。
三、中國社會結構的畸形與運作的失調
中國在經濟改革前的社會也屬於身份性的社會。它實行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其性質相同於傳統社會的自然經濟，沒有市場的存在。人被局限在一個工作單位裡面，拿固定的工資，受不變的生活待遇，其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被這個單位所決定，其生產勞動的場所也即政治學習、政治運動的場所，黨委書記統管一切。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也是處於一種合一狀態，所以政治專制的體制尚能運轉。
但是,在經濟改革之後，產生了私有經濟的市場，以及相關的經濟人與公民社會，社會結構起了變化，則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必須進行分家，同時確立“主權在民”的政治體制，社會才能正常運作。觀察當今的中國社會，這種分家並沒有隨之跟進，依然是堅持事實上是“主權在黨”的一黨專制。30年來，這種權力沒有同市場進行分割，反而在市場中如魚得水，大行其道，結果造就了一個“權力市場經濟”的怪胎。社會運作因此亂套，腐敗象瘟疫一般蔓延，種種問題即由此而生。
所謂“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共產黨的官員幹部（包括其親屬及利益相關者）作為國家政治權力的獨占者，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參與了市場的運作，攫取了市場的利益，使權力和市場混為一體，形成一個“官商利益共同體”，嚴重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也就是說市場上所產生的大部分的“利”，都被少數的有“力 ”者拿走。黨的權力擁有者在市場這一競技場上，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集雙重角色於一身，自然“金牌”都是他們拿了！
根據調查報告，中國的500個家庭掌管了社會財富的80%，而在這500個家庭中，80%是高乾子弟。這種巨額財富的短期間內驚人積累，根本就不是通過市場的公平競爭所得。這是社會制度腐敗的產物。所以說，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的腐敗。靠中共自身的中紀委、反貪局等等是永遠反不了的。
另外，這種制度性的腐敗除了造成財富的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不公外，還造成了社會種種其它的問題。因為在這種“權力市場經濟”中的“官商利益共同體”可以在沒有外在監督的情況下，任意獲取暴利，以滿足他們貪婪的私慾。所以他們罔顧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浪費、勞工的勞動安全、食品、藥品的質量、職業的道德、司法的公正，厚顏無恥，天良滅絕，只是一切向“錢”看。這就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天災人禍，接踵而來。社會上充斥着有毒的食品、假冒的藥物、豆腐渣工程、礦難頻傳、事故不斷。司法不公更造成大量含冤難白的訪民，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最具特色的民間弱勢群體。總而言之，這種種社會亂象，其根源都來自“權力市場經濟”和“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的結合，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所以當今中國社會矛盾的核心，就是“黨權”和“民權”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在20年前引發了聲勢浩大的“6.4天安門民主運動”。當時學生和市民提出的口號就是：反官倒、反腐敗；要自由、要民主！自“6.4”鎮壓至今，這種矛盾越演越烈。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動輒有成千上萬的群體性反政府示威暴動事件，甚至發展冤民們為討公道直接攻擊刺殺公權力的執行者“人民警察。”
中國當局也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多年來也常常宣稱要進行政治改革和深化民主，但實際上做的都是行政層面的改革，象精簡機構、小部制改大部制、政務公開、建立政務問責制與服務型政府等等，這些同真正的政治改革都還沾不上邊。
最近在奧運後對政治改革又有了新的提法，叫做“還權於民”。認為前兩次的思想解放運動，要解決的是“還利於民”；現在發動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要解決的是“還權於民”。這個口號非常好，似乎已觸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但察其所還的權，僅只局限於：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等，還遠遠不夠！
事實上，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問題。在政治改革中真正要還的“權”是“權力”的權，而不是“權利”的權。權力是體，權利是用。有體才有用；權力是皮，權利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權力是本，權利是末。本立則末生；權力是本，權利是標。治病要治本，不可治標。
就是說，政治的核心問題是關於國家權力歸誰所有、如何行使、如何移交的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權力的所有權，也就是權力的主權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已經是“主權在民”的宣示，非常好。但同時在憲法的序言中又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領導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而規範了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關係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也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在中文中，所謂的“領導”，在政治上就是“統治”；在日常生活中，“領導”就是“老闆”的意思。誰擁有國家的“領導權”，誰就是國家政治主權的所有者，就是國家的“老闆”。在憲法序言中通過賦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把“主權在民”巧妙地轉換成了“主權在黨”。在這裡人民成為一個沒有獨立行為能力的主體，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權；像個未成年人，只有在共產黨的監護（領導）下，才具有行為能力。實際上，這就是以“黨權”取代了“民權 ”，剝奪了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權。
真心誠意的“還權於民”，就是要把國家的“領導權”，也就是國家政治主權還給人民，把真正的國家主人翁的地位還給人民，讓人民來當老闆。再打個比喻來說，就是共產黨這個“攝政王”、“垂簾聽政者”，要把權力還給已成年的“皇帝”－人民，讓他來親政，做名副其實的皇帝。這就是要真正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四、中國的政治改革之路
通過上述中國社會結構的畸變和運作亂套的脈絡病理分析，我們對其病因的嚴重性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它得的是器質性的癌變。這種病不是搽點風油精、服幾顆桑菊感冒片就能治好的。對症下藥，開出處方，我們需要對中國社會作兩大外科手術：
一是把權力和市場進行切割，拆解官商利益共同體，還市場經濟以自由，還社會以自由。
二是將黨權向民權轉移，撤銷主權在黨，確立主權在民，讓權力回歸民有，重建民主憲政。
中國的政治改革只有走這樣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理順市場和權力的關係，權力和人民的關係；一個市場繁榮、人民當家作主，真正自由民主的和諧社會才能得以建立。
要進行這樣的政治改革，就是要進行變法改制。要發揚祖宗之法不足畏的精神，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探索創新、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變革之路來。
要實施這兩大手術，進行變法改制，就是要啟動一場涉及到改變國家政體與國家的權力在不同的主體之間進行移交的大變革。這是難度非常大的一件事，非同小可。歷史上轟轟烈烈的革命和改革，都是為此而來。我們中國現在如何來進行這一變革，值得慎重考慮。
從歷史上來看，這種改變政體，轉移權力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革命的方式，一種是改良的方式。
所謂革命的方式，就是原政治體制的執政者拒絕向人民作權力上的移交，因而在內戰、政變或人民起義中被強制推翻。舊政體頃刻間崩潰，新政體得以建成，國家權力也實現了轉移。象法國的大革命和原蘇聯的十月革命，即是此類性質的革命。
至於改良的方式，就是原政治體制的執政者，出於開明的態度與理性的思考，在國家政治需要改變的歷史關頭，主動地進行了政治體制的改革，並向不同的主體移交了權力。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由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變的國家中。象西班牙的轉變就是如此。1975年，卡洛斯王子在佛朗哥逝世後，繼位為西班牙的國王，隨之也恢復了原來的君主政體。但他順應國際潮流和西班牙人民民主的要求，決心走民主開放的道路。三年後，他主動放棄國王的絕對權力，制定了新憲法，經公民投票通過後，將國家政治主權移交給了議會。西班牙的改革，使向來主張共和，反對君主的左派政黨接受了國王；作為原來非常反共的西班牙，也允許流亡在外的共產黨人返回家園，共同參政。西班牙就是通過這樣改良的辦法，實現了社會的和解、政體的改變和權力的移交，成功地從專制轉型為民主。
對照兩種方式，革命一定伴隨者血腥暴力和社會動盪。革命者對舊政權執政集團的清算也是毫不留情。這就是共產黨人最擔心的“千百萬人頭落地”。至於改良，則能通過和平有序的方式，各方達成和解，不必流血，不用清算，也達成相同的目標。革命或改良，決定的關鍵在於原執政者的態度。如果堅決拒絕變革，毫不讓步，則革命一定發生。如果認清形勢，主動作出讓步，同意變革，移交權力，則皆大歡喜，和平改良得以達成。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變革是必然要發生的，想阻擋也阻擋不了。這就象十月懷胎，到時候嬰兒總是要出生。你不讓他出來，就得剖腹產；你讓他順利出來，就是自然生產。
中國民主的嬰兒正在掙扎着，要呱呱墜地了！祖國母親,你要怎樣來迎接自己新生的孩子呢？
五、民主憲政的二十年重建方略
本着對中國社會應採取改良方式進行政體轉變、權力轉移的考慮，本人在十年前曾提出一個為期三十年的民主憲政重建方略，它可以保證中共繼續執政三十年，而在這三十年期間，中共逐步分期向人民讓出部分權力，最後有序地完成社會的整體轉型。
該方略是基於對中國國情的考慮而設計的。它以議會製作為基礎，通過對議會席位的法定控制，以保證中共在三十年以內繼續執政；同時以“增量遞進”的方式，逐屆開放非黨的民選席位，來實施黨權向民權的轉移。該設計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權力的分期的、定量的移交。這就像銀行貸款的“分期付款”，它讓執政黨把向人民“借貸”來的權力，以三十年的期限分期償還，從而完成政治主權的全部回歸。該設計模式不採取革命式的一次性轉移，從而避免了因之造成的許多困擾。中國的執政者和人民都希望穩定、希望和平、更不願意看到血腥的仇殺和清算。本方略就是本着中國文化的和平、王道、仁恕的精神而製作。如果說有什麼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道路的話，可以說這就是可行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道路。如能按此方略達成民主的目標，實為中國人民之幸，亦為中共之幸。
使人痛心的是，本人十年前攜此方案返國上書，不被接納，反被被投入監獄，受三年牢獄之厄。轉眼十年過去，本人在悵惘中虛度歲月，中國的政治改革也仍在原地踏步。幸賴奧運聖火，在我這個往日政治犯已死的心灰中，重新點燃了一點微弱的火星。現將原方案再作補充修訂，提出一個為期二十年的民主憲政重建方略，供各方參考，以期對奧運後啟動的中國政治改革會有所助益。
這一方略首先是確立中國國家的政體由原來的“一黨專制”向民主憲政的“議會制”轉型。中國國家政治權力的主體核心所在由中國共產黨的“黨中央”向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即“國民議會”轉移。這一轉移也就是真正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二條第二款：“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一轉移也就是實施“主權在民”的原則，由“黨權”向“民權”作主體的結構性轉移。
經此轉移之後，黨中央的領導人只管轄其本黨內部事務。至於黨的治國政策，只能通過議會的立法，及其由議會產生的內閣與各級政府官員來執行實施，而不是由黨中央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各級政府機關下達指令。黨的組織從各級政府機關(包括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等)撤出，也不再有什麼黨委書記、政委、政治指導員等等領導的存在。
實施這一權力主體轉移以後，即可同時進行權力和市場的切割，以及和和整個公民社會的切割。黨的組織要從各種工礦企業、事業、各種民間社會撤出。說得具體一點，就是在所有的工廠、商店、學校、醫院、銀行、公共媒體、民間團體、直至街道居民委員會裡面，不再有什麼黨支部書記來作領導。這一切割，還市場和社會以自由之身，使全社會不再受“黨權”的束縛管制，從而獲得徹底的解放。這一切割，從制度上拆解了“官商利益共同體”，從而剷除了社會腐敗的溫床。
那麼這種轉移和切割，是不是會讓共產黨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了呢？不是的。經過這種轉變，中國共產黨將在議會制的框架之中轉化為真正合法的執政黨。今後的黨權將在各級議會和各級政府部門中，通過民權的形式來進行運作。它將通過議會立法、組建內閣、任命各級官員，來實現它治理國家的理想抱負和服務人民的崇高願望。這種變化使日陷困境的共產黨金蟬脫殼，蟲蛹化蝶，甩去腐敗的包袱和沉重的社會負擔，輕裝上陣，與時俱進，和國際接軌，從一個落伍專制的政黨升華為現代化的民主政黨。它將獲得中國人民更大的擁護和國際社會的高度尊重！
至於在這一轉變中失去工作的中共黨政人員，新政府要對他們作出適當而體面的安置，或給他們安排其它新的工作，或給他們的離退休的經濟待遇上給予優惠補償。同時，為了減少對這種變法改制的阻力，可考慮承諾實行一次特別的“大赦”，對所有中共黨政人員在新憲法通過之前所犯的貪污腐敗等不法行為，在新政府成立之後，一律不予追查清算。到此為止，一切從頭開始。這樣做，一方面可視為是對他們同意向人民作出讓步的一種贖買回報；另一方面，也考慮到其中某些人本身也是舊制度的受害者。
那麼接下來就是議會議員席位的構成問題。議會制政體的原則就是議會中的多數黨即是執政黨，由執政黨的最高領袖出任總理，組成內閣，以執行國家的治理。所以一個政黨只要在議會中占多數的席位，則執政的地位不變。
本方略對議會中的中共和非共的議員席位比例作了設計劃分，以保證中共在二十年內作為執政黨的地位不變。但是開放給其他政黨和獨立候選人競選的比例則逐屆增加，由最初的10%，一直增加到49%。二十年後，則取消比例限制，全部開放，實現普選。與此同時，各級地方政府政務官員從副縣長開始，一直到正省長，也逐級按年次開放直選。
此一方略的主要精神就是保障中共在黨權向民權轉移的過程中，不至於在一夜之間失去執政的地位。其國家政治主權向全民的回歸，是通過“增量遞進”、 “分期付款”的模式，平穩過渡，避免了政局的動盪。進而言之，通過二十年憲政民主的實驗，中共的政策和施政如能使人民滿意、社會進步，那麼即使在議會席位比例取消以後，仍有可能贏得選舉的勝利，繼續執政。就像日本的自民黨一樣，持續執政60年，都未曾改變。所以，從長遠來說，中共也不必有什麼太多的後顧之憂。
六、民主憲政重建的時間表
本民主憲政的重建方略在時間上作這樣的安排：最初的三年是預備期，從2009年至2011年，為推動準備實施這一方略時期，不計算在二十年之內。接下去的二十年是實驗期，從2012年至2032年，作民主憲政重建的實踐，進行的是定量的、有限的民主。2032年以後則進入成熟期，進行全面無限的民主。茲分別敘述如下：
1)、2009年
2009年是“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的20周年紀念。這一運動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歷史上，相當於韓國的“光州事件”，具有標誌性的重大意義。由於“六四”的武力鎮壓，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民主事業的發展，在中國人民心中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中國執政當局一定要跨過這一障礙，甩掉歷史包袱，才能和廣大的人民一起，共同開啟我們面臨的偉大的政治改革運動。所以在“六四”20周年之際，中國當局必須對“六四”宣布平反，並對難屬進行撫恤。同時也要大赦因參與“六四”及一切其他民主運動被捕的政治犯、以及因思想、言論、宗教信仰被捕的良心犯。通過平反“六四”、大赦政治犯、良心犯，營造一個社會大和解、思想大解放、政治大改革的社會環境。
在這種氛圍下，全面深入地開展以“還權於民”為核心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與政治體制改革運動。為了落實“還權於民”，就要配合展開一場以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為中心任務的全民政治大討論。隨着運動的展開，本“民主憲政二十年重建方略”可作為供選擇的方案，交給社會作公開的討論。與此同時，本方略的制定者願意返回國門，對之作進一步的解釋說明，並參預正反雙方不同意見的公開辯論。
在2009年的全民修憲政治大討論中，也應允許所有流亡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其他政、經、工、商、文化、宗教各界關心中國前途的海外人士，以及台灣、港澳、少數民族自治區人士共同參與，聽取他們的各種建議，暢所欲言，共商國是。在這場討論中，很多問題都需要作研究解決，象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區如何落實自治，台灣和大陸的兩岸關係問題如何處理等等。對中國的國體，是繼續採取單一制還是改為複合制，是否要採取帶邦聯性質的聯邦制等等，都要聽取各方意見，在新憲法中有所體現。
2)、2010年
如經全民討論和各方協商，基本上能達成共識，則在2010年組成中國新憲法修改起草委員會，擬定將本方略的主要內容納入其中的《中國新憲法草案》。與此同時，也開始研究制定與之相關的各種法則法規，如選舉法、政治社團法、議會的議事規則等等，及時做好各方面的準備配套工作。
3)、2011年
《中國新憲法草案》是此後中國實施民主憲政的根本大法，是全體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簽下的新契約，所以要進行全民公決，以取得其最高的合法性。
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紀念。中國人民在1911年舉行了武裝起義，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但共和之路走得非常艱辛。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臨終時抱憾地寫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960萬平方公里上的13億中國人民沒有忘記他的遺訓，至今仍在走向共和的路上步履蹣跚地奮戰前行。
因此本人建議，就在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舉行對“新憲法”全民公決的投票。在該日通過新憲法有着非凡的歷史意義。它表明中國人民在2008年8月8日圓了其百年奧運之夢後，在2011年10月10日又圓了個百年民主之夢。中國人民如能在3年之中先後圓了兩個百年之夢，真可謂是：兩夢同圓，好事成雙！
中國人民一步一個腳印，雖然歷盡曲折，今天終於可以高舉着民主勝利的憲法，踏進共和的殿堂，來告慰百年來為之奮鬥犧牲，拋頭顱、灑鮮血的民主先烈，好讓他們含笑於九泉！
4)、2012年
2012年為中國民主憲政新紀元的開始。
進入2012年以後，即根據和新憲法配套的選舉法，組建各級選舉委員會，進行選區的劃分、議員名額的分配和候選人的參選登記等工作。待一切準備就緒後，擇時進行第一屆全國國民議會及地方(省、市、縣)各級議會的選舉。至於地方各級行政長官的選舉，可同時或錯開舉行。
根據新憲法規定，第一屆全國暨各級地方議會分別開放10%的直選席位給非共產黨人自由參選。他們可以是民間政治團體的代表或獨立的參選人。其他的90%為保留席位，由共產黨推出超過此類席位一倍以上的候選人，由選民作差額選舉。
關於第一屆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首先開放副縣長以下由公民直選。正縣長以上，直至正省長都由共產黨對每一職位推出二位以上的候選人，由選民作差額選舉。
議員選舉產生後，即召開第一屆國民議會大會，推舉執政的共產黨黨魁出任國家總理，組成內閣，實施國家的行政管理。另行推選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出任國家總統，作為象徵性的國家元首，履行其憲法賦予的一定職權。此外還要選出議長、付議長等主持議會工作。
選舉結束，新政府成立後，即可進行前文所述的權力核心之轉移以及權力同市場與社會的切割。當然，有些地方執行起來，要看具體情況，須按部就班，有序進行。
每屆議會定期為四年。此後每四年逐步擴大直選議員席位的比例和地方行政首長直選的層級。分別說明如下：
2016年
第二屆國民議會和各級地方議會：直選議員席位為20%，中共保留席位為80%。地方行政首長：正縣長以下開放直選，副市長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選人進行差額選舉。
2020年
第三屆國民議會和各級地方議會:直選議員席位為30%，中共保留席位為70%。地方行政首長：副市長以下開放直選，正市長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選人進行差額選舉。
2024年
第四屆國民議會和各級地方議會:直選議員席位為40%，中共保留席位為60%。地方行政首長：正市長以下開放直選，副省長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選人進行差額選舉。
2028年
第五屆國民議會和各級地方議會：直選議員席位為49%，中共保留席位為51%。地方行政首長：副省長以下開放直選，正省長以上由中共提名候選人進行差額選舉。
2032年
第六屆國民議會和各級地方議會：取消所有議員的席位限制，實施全面直選。地方行政首長：自正省長以下全部開放直選。
如上所述，從2012年開始議會與地方行政長官的小量部分直選，至2032年的大量全面直選，前後共20年的時間，通過“增量遞進”的方式，由“ 定量有限”的小民主逐漸發展為“全面無限”的大民主，平穩地完成了由一黨專政向民主憲政轉型這一艱巨而偉大的社會政治工程。
同時在政黨政治建設方面，經過這二十年的實驗也可以趨向成熟。從在野黨方面來說，可以通過最初當選的10％的各級議會議員及地方低級官員，首先組成全國性的統一反對黨，協調行動。在政治上，除了對執政党進行監督以外，也可形成自己的政策去影響執政黨的執政。由於在野黨沒有爭取馬上成為執政黨的急迫壓力，沒有必要對執政黨的政策“逢執必反”，所以有可能從理性出發，形成良性互動，有利於國家和人民。在組織上，反對黨在每屆選舉中，由於開放直選席位的擴大，必將通過自己人員的當選，隨之壯大，最後形成一個強大而成熟的全國性大黨。
從執政黨方面來說，由於有了反對黨的存在，就不能再腐敗枉法、任意妄為。雖然說反對黨尚小，但秤砣雖小壓千斤。執政黨可以在反對黨的監督與批評下，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和執政行為，使自身不斷完善，逐漸褪去專制的習性，從而變成一個適應政黨競爭的現代民主政黨。
這樣通過二十年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既充滿活力、又具有理性的有序競爭，中國就有可能形成政治學上所界定的“向心性”的兩黨制，而不是“離心性”的兩黨制，有利於國家的政治穩定。所謂離心性的兩黨制，就像台灣目前的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政治主張水火不容，你倒我嗆，互相拆台，使政策空轉、政局動盪，非常不利於建成一個民主而穩定的法治社會。所謂向心性的兩黨制，就像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的施政綱領雖然在輕重緩急上有所區別，但互相吸收對方的良策，不斷調整，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大政方針上往往能達成一致。他們之間不為反對而反對，進行的是良性的民主競爭，而不是惡性的黨派鬥爭，有利於國家與人民的整體利益和社會的安定。所以說，中國如果經過這二十年有限、有序的民主實驗，既能形成一個運作良好的“議會制”民主政體，又有一個理性健全的“向心性兩黨制”政黨政治，這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何等的幸事！
二十年的時間，說短不短，說長不長，而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只不過短短的一瞬。以中國的幅員之大、人口之眾、問題之難、情境之險，行改革如駕巨艦過急灘，稍有閃失，即有滅頂之災。如能按此方略牢牢把舵，平穩前進，則中國不僅可以避免因革命帶來的經濟滑坡、生靈塗炭、國土離析的崩潰危局，反而能作為和平崛起的大國，乘風破浪，揚帆馳向自由民主的彼岸。
如能按此方略實施，20年後的中國不僅已經擁有自由而成熟的市場，其國民生產總值可躍居世界前列，國民收入也有可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且在政治民主、社會自由方面，較之美國和歐盟等超級大國，都將毫不遜色。屆時作為民主發達國家的中國公民，必能恢復人的尊嚴，免受國際社會的任何歧視，可享受免簽證的待遇，把世界走遍，而不必再千方百計去偷渡、去申請難民了。
鄧小平在1987年曾說過，中國要等到50年以後才可以實行民主，算起來應該是2037年，但沒有說明到了那一年如何實現民主。是不是那時民主可以在一夜之間實現，共產黨“還權於民”，鞠躬下台；還是到時候再來個摸着石頭過河，象經濟改革一樣，摸上幾十年還不知道對岸在哪裡？或者也象蘇聯的戈爾巴契夫一樣，沒有計劃、沒有秩序、即興而為，最後來個中共解散、中國解體？
我想時間不會停留，歷史不容等待。歷史需要我們用生命去創造，進步需要我們用心靈去譜寫，改革正需要一個通盤的方略去規劃。如按本方略來進行，則中國可以在2032年順利達成民主，比鄧小平預期的時限也只提早了5年。
六)、結論
老實說，中國不可能再用目前的專制方式來統治到2037年。社會矛盾的激化已不容你再繼續這樣統治下去，因為人民不答應，你自己也付不起這個代價。如果中國在奧運後仍不思作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一方面作一些行政改革自欺欺人，粉飾太平，一方面繼續以暴力鎮壓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要求，恐怕類似甕安群眾襲擊政府公安大樓的暴動會風起雲湧，千萬個楊佳會操刀而起，殺的不再是區區幾個警察，而是象清末革命黨人，專殺政府大員。
中國現在的社會越來越象清末革命到來前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況。為了挽救清王朝的覆滅，並為中國開創新政，康有為曾七次上書光緒皇帝，呼籲變法改制。他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說：“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怎樣個變法？看看康有為當年為大清朝開出的藥方也就是 “開議會”以實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憲制”。可惜康有為等人推動的“百日維新”在頑固派的鎮壓下失敗，已親政的光緒皇帝失去權力，慈禧太后再次臨朝聽政，議會沒有開成，清王朝也難逃崩潰的命運。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求“共和”的艱難崎嶇之路。
可嘆我們中國人民，君主立憲的議會沒開成，“改良之路”走了一百天即告夭折，而民主共和的“革命之路”走了一百年也沒有走通。只是一路走來，似乎兜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清末。本人開出來的藥方還是：開議會！
中國目前的狀況也是象康有為所說的“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中國的執政當局除非是要等死，如想起死回生，就要改制，就要“全變”，要從根本病源上動大手術，枝枝節節的“小變”已經沒有用了。中國若不是在良性改革中崛起，就只能在惡性衝突中崩潰，中國必須在這兩者之間作出明智的抉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要再用一百年去再兜一個圈子了！
縱觀中國歷史，橫考國際先例。回顧前述三個舉辦過奧運的專制國家的命運，德國因堅持其種族主義與法西斯專制，為實現稱霸世界的野心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戰敗，導致政權崩潰、國土分裂。前蘇聯則因改革沒有合理的規劃，由失序、失控而走向蘇共解散、蘇聯解體。兩國的崩潰離舉辦奧運都不過十來年。只有韓國由於執政者的明智，在關鍵時刻深明大義，對人民的要求作出讓步，通過修改憲法，全民公決，上下合作，以改良的途徑使韓國由專制走向民主，成為新興的現代民主國家。世界的歷史再次證明，韓國的民主化道路是一條光明的新生之路。韓國的民主運動領袖、第15屆大韓民國總統、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金大中說：
“民主是維護人性尊嚴的絕對保證，也是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正義的唯一道路！”
由此看來，中國如果不想步前德國和蘇聯的後塵，就只有走韓國之路，才能使奧運後的中國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中國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圓其百年奧運之夢後，再圓其百年民主之夢。我們相信，只要中國人民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把握適當的時機，發起大規模的、持續性的群眾非暴力抗爭，為了還我人性尊嚴、還我主人地位、還我社會正義、還我自由民主，把現有的“維權（利）運動”發展為波瀾壯闊的“還權（力）運動”，給執政者施以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認清形勢，作出讓步，答應人民的要求，改建新政，真正“還權（力）於民”，那麼我們中國人民贏得“雙百雙圓”的這一天，一定會很快到來。到那時，我們中國人民也就能象韓國人民一樣，在奧運聖火映紅的天空下，手拉手，昂首挺胸地去重建一個美好的家園！
王策
2008/9/18，於西班牙馬德里 [博訊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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