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農家婦女和兒童每日的勞作之一就是打豬草，無論颳風下雨還是烈日當頭，他們都要提着或者挎者碩大的竹筐，到田間地頭和山坡上去，用新月一樣彎彎的鐮刀，割回滿滿一筐紮成一把把的青草。這種草筐用竹篾編成，直徑兩尺半左右，有很大的網眼，半圓的提梁。夏季渾身冒汗走在路上，如果聽到路邊又高又密的苞谷林子裡那種隱隱的嚓嚓聲，那多半是有人在割草。兒童在上學之前早就已經很熟練，能辨認各種各樣豬兒能吃的草。我記得小時候常看到學齡前後的兒童斜着身子努力拖着沉重的草筐回家。我算是幸運的，從來不用吃那種苦，因為我生來就有所謂的吃“商品糧”的戶口。

　　把豬草剁碎，是稍微年長一點的兒童以及農婦要干的活。拿個小板凳坐下，面前放一塊刀痕累累、早給青草汁染得發綠、專用於剁草的木板，左手將幾扎草緊緊按在木板上，虎口外面留出兩三寸來長，右手揮動六寸來厚、刀背微微凹陷的薄刀，一刀剁下去，力道讓刀刃恰好不切到到木板，右手不斷調整，讓刀正切、斜切，於是就響起“嚓嚓嚓嚓崩、嚓嚓嚓嚓……”的節奏，屋子裡瀰漫開來青草的氣息。當虎口外的草只有很短一截時，就將草往前挪一挪，翻轉一下，或者再加一紮草。在寂廖的農家，剁草的單調節奏，伴着偶爾傳來的母雞們的輕吟和下蛋後的啼叫，還有公雞振翅長啼聲，多少紅顏逝去，青絲化為白髮。

　　剁細的草放到大鍋里煮好，再添加一些苞谷粉、麥麩皮或者谷糠和勻，涼一涼後用有個提把的桶提到豬圈，倒到食槽里。聽到沉重而急促的腳步聲，豬兒們都興奮地從鼻腔里發出短促的哼哼聲，不停地將腦袋往上晃，兩隻耳朵也快活地張開了，性急的早就將前腿趴在欄上往外張望。不等豬食倒在食槽里，豬兒們就急急將嘴臉伸上前來，結果弄得滿臉花，燙得亂叫。如果開飯稍晚，豬兒們就一齊哼唱起來，忙得團團轉的主人被吵得火起，高聲咒罵兩句，豬兒們安靜幾秒鐘又報以更大聲的抗議。直到食槽有了吃食，稀里嘩啦的吃食聲、滿意的哼哼聲才取代了擾人的合唱。

　　這個費時的程序，從年初到年終，每天如此，一天也不能中斷，哪怕人餓着也要先將豬餵飽。正因為每日餵豬讓全家人費神勞力，而終年盡情吃肉的機會也不是太多，更別說吃鮮肉了，殺豬時節全家人就格外高興，這也算是對全家辛勞的補償和節日的開始。通常殺豬都集中在年尾的臘月，除非有婚喪嫁娶、老人過壽之類的大事。鎮上有一個殺豬匠才經常殺豬，每天賣鮮肉，這要有閒錢的人才去買肉。從小到大，我到農村親戚家，後來是鄰居家、自己家見識過若干次殺豬。

　　殺豬之前，人們會看看年曆，選一個好日子，提前通知殺豬匠。到了那天，幫忙的親戚和鄰居都提早到了。不久，殺豬匠和徒弟背着背簍來了，背簍上是一個蓋着油布的竹籃。主人迎上去接過背簍放到地下，裡面就發出鐵器碰撞的叮叮聲響。當主人忙着給殺豬匠敬煙奉茶時，準備活動也開始了。

　　在院壩坎邊挖一個坑作灶，摞上平時給豬煮食的大鍋，放上一鍋水，架起火來開始燒水。同時砍一枝棕葉，在火上烤軟，捏着一片片葉子的尖端繞成條狀撕下來，再將兩頭並在一起打個結，就成了一個個掛肉的“卯子”。樓梯靠在樹上或者山牆上。兩條長凳上架着案板放在院壩中間，是豬兒升天的所在。

　　我還記得小時候到了殺豬時節，人們臉上都洋溢着歡笑，連狗子都搖着尾巴跟着小孩子們鑽進鑽出，偶爾快活地吠上幾聲，表示有人來了。雖然冬日的天空常常灰濛濛的，樹木落光了葉子，灰色、黑色的枝條間透着暗淡的光，這日子確實是大年前最歡樂和熱鬧的。過年後的拜年，儘管家裡有客人來，也會到各家去拜年，卻不會有這麼熱鬧和興奮。在八十年代以前，每年吃肉的時候確實很少，肉要憑票供應，而且肉價不便宜，父親的月工資最多也就夠買四十幾斤肉。記得有一年母親一下買回十幾副不要票的豬心肺，全家在一段時間裡倒算是天天吃上了肉。故而在外祖父家看殺年豬，印象就很深刻。

　　當水燒開了，殺豬匠就穿上那油乎乎的皮圍裙，招呼幫手的男人們一起出來。豬圈的欄板被抽出幾塊，被選中的那頭不幸的豬就從空檔中鑽出來，在人們夾道歡迎下滿條斯理地走向院壩。這也許是它一生中唯一一次自由的漫步，假如它不曾從豬欄里跳出來溜到菜院裡偷菜吃的話。它好奇地東張西望，搖着尾巴扭着腰，撲扇着一雙大耳，用穿着高跟鞋一樣的碎步踱着，平平的鼻子朝各方扭動、嗅着外面的氣息，它偶爾停用鼻子在地上拱幾下，考察着地皮的構造，快活地哼哼。

　　當豬兒終於踱到板凳附近，幾個人一齊撲上去，將它按倒在地。受驚的豬兒頓時嚎叫起來並用力掙扎。這是它生命的絕唱。那高亢嘹亮的嗓音震耳欲聾，比帕瓦羅蒂的高音還要高几度。有時豬也會掙脫，這時人們要先退開，以免被咬。然後豬就開始逃命，人們就在後面追，直到有人拖住它後腿，才能再次將它掀翻。我有次見識過一頭豬將人都嚇退了，然後蹦到半人高，一扭腰來了個神龍擺尾，空中轉向半圈。

　　當豬四肢和耳朵、尾巴被七手八腳抓住，按在案板上動彈不得，它的嗓音倒未稍稍減弱，除非經過長時間掙扎弄得精疲力竭。豬頭被拖出案板，扳得往後仰着，豬張着嘴嘶叫，露出一口白牙，隨着叫聲噴出股股熱氣，豐滿的脖子對着人們留給殺豬匠的空檔。豬兒的高腔雖然缺乏旋律，其實並不悅耳，但它帶給農家的喜悅，絕不遜色於暴風雨般的掌聲之於音樂家。

　　殺豬匠“唰”地掀開籃子上的油布，揀出一把尺多長的刀，刀體黑色，刀刃閃着寒光，他順着豬脖子下刀，用力一捅到底，豬的叫聲頓時又高亢起來，一兩里以外都清晰可聞。血，隨着抽出的刀噴湧出來，從一兩寸寬的刀口一下一下地噴到裝着些鹽水的盆里，表面浮起一層泡沫，熱氣從血盆里裊裊升起。隨着血流漸漸減弱、停止，豬的嚎叫也弱下去，最後停止，它掙扎了最後幾下，終於死了。

　　幾個人提着它的腿把豬被放進滾水鍋里，用瓢往沒有浸沒的地方澆開水，殺豬匠乘熱先用手拔掉豬脖子和背上的鬃毛，放到籃子裡，再用一個鐵刮子將豬身上的毛刮掉，短毛和刮掉的表皮就不要了。當毛刮得差不多了，無論黑豬白豬都是白白淨淨的，如同盎格魯種族一樣優越的顏色。豬被抬到按板上，殺豬匠用刀刮掉毫毛，再用鈎子將蹄殼鈎下來放進籃子裡。豬鬃被收購去作刷子，豬蹄殼據說是用來熬膠。

　　清理完豬毛，殺豬匠用刀在豬頭跟脖子交接的地方環切一圈，抓住兩耳一擰就將豬頭卸下來。他在耳朵上開個下口，將“卯子”一頭穿過去，再從另一頭的兩股中間穿出一拉就成了一個套子，幫忙的人就拎起豬頭來掛在樹杈上。殺豬匠再將豬脖子卸下來，這部分俗稱“項圈”。豬頭通常是主人自己處理，用斧頭從下顎處劈開，將鼻腔中的部分去掉，腦髓用來犒勞看家狗，豬頭就變成了扁平的一張嘴臉，宛若立體畫派的頭像。

　　然後殺豬匠用刀在豬糞口周圍割一圈，將一個雙頭鈎的一頭從切口伸進去鈎住脊椎附近的部位，另一頭掛到橫放的梯子橫檔上，幾個人將豬翻個身移到梯子上，再將梯子抬到山牆或者樹下立起來，豬就大張着懷抱吊着舌頭倒掛起來了。殺豬匠再用一把短一些的刀，從尾部切口將豬肚皮一划到底，隨着嘶拉嘶拉的切割聲，露出白白的脂肪。殺豬匠用刀輕輕地劃開豬肚皮，直到露出薄膜包着的內臟，他將一大團豬腸子、內臟扒拉倒簸箕里，幫忙的人就開始清理大腸小腸。小腸用水清洗乾淨後挽成一把，通常歸殺豬匠，被收購去出口創匯。大腸洗乾淨後掛起來風乾，或者熬油，或者蒸粉腸。胰臟也是讓狗獨享。腸子上網狀的脂肪捲成一卷，俗稱“花油”。豬腹腔貼着脊背有一層脂肪，俗稱“板油”。這些脂肪掛起來稱重，可以判斷一頭豬的好壞。因為在農村，豬油是人們唯一的動物脂肪來源。這些脂肪切成塊，放上鹽和花椒用水煮，豬油就被煮出來，當水蒸發幹了，油渣再炸一陣直到收縮到最小，顏色發黃，豬油就都熬出來了。熬好的豬油在搪瓷盆里凝固後儲存備用。炸得黃燦燦的油渣真香啊！

　　殺豬匠將豬肝、豬腰子、豬尿脬、豬肚、豬心肺一一穿好掛起來，再沿豬脊背將皮肉割開，然後用大砍骨刀順着脊椎將剩下的部分砍成兩半，再轉移到案板上分割。人們會比劃一下豬脊背上膘的厚度，這是衡量主人是否勤勞的標誌，四指厚就很好了，五指厚是非常好的膘。記得小時候見到的豬肉只有三指以下的膘，因為糧食都勉強只夠人吃，豬就沒得吃。沒餵糧食的豬不長膘，而且肉沒有油，炒起來就要粘鍋底。我記得八○年時，外祖父家殺的一頭豬只有一百四十斤肉。殺的豬一半要賣給“國家”，剩下一半也就不到一百斤。現在的豬通常能有四指厚的膘，三四百斤肉。

　　豬前腿如果一刀切到脊椎，就叫“長蹄”，如果分斷，豬肩切成圓形，則稱為“圓蹄”。臘好的圓蹄是春節後拜年時必不可少的禮物。結果每到這個時節，豬前腿就在各家各戶之間旅行，有些人家就要掛滿大小不一、顏色深淺各異的各種豬前腿。豬的軀幹部分被分割成寬六寸左右的長條。分割完畢的豬肉被掛起來晾乾。這時再點一點卯子數目，豬越大，自然卯子數越多。

　　除了要用作鮮肉的部分，其餘的肉就抹上鹽堆到大盆里醃漬起來，用的鹽要先炒過。醃好的肉掛起來晾乾後，底下用側柏枝生上暗火，冒出的煙就將肉烘乾熏成臘肉。經過熏制的肉皮色棕黃，能夠存放一年也不會腐爛。

　　在殺豬匠分解豬肉的時候，主人家已經開始用鮮肉製作犒勞的宴席。剛殺的豬，肉味極鮮美，即使只隔一天，豬肉的味道都差了許多。小孩子們常將豬腰子剖開，去掉白色的部分，抹上鹽，直接在火上烤熟了吃。烤鮮肉也是小孩子們玩的把戲。那種鮮美的味道難以言傳。夏天殺豬的話，青辣椒炒肉是再美不過的了，想想都舌底生津、兩鬢冒汗。殺豬匠吃完宴席，接過主人家給的紅包，又到下一家去了。

　　在八十年代，確實有一段時間農村經濟相對還好，人們精神愉快的。隨着賦稅加重，開銷增加，人們的經濟狀況開始下滑，有些地方人們又開始點油燈。九十年代開始，即使拿工資的人也感到經濟困難，教師、職工家庭紛紛開始在農家寄養一兩頭豬，以節省現金。現在故鄉的農家如果不出去打工，只有養豬是主要現金來源。一頭豬養上一年半，大概能長到四百來斤，按市價只能賣到一千元到一千二百元。除掉幾十元的防疫費、生豬稅，幾十元小豬的成本，去掉飼料和糧食，幾乎沒有多少錢，這還沒算人工費。農家婦女每天有三四小時要花費在餵豬上面，而且每天如此不能間斷。所以養豬是一件很虧本的事，至少養一賠一，只不過由於農民沒有別的現金來源，而賦稅、種子化肥農藥、兒童上學、日常開銷都要現金，即使虧本的事也要做。如果不養豬，連肉也沒得吃，誰捨得用現金去買肉吃？

　　我曾經問一些人，為什麼乾脆不養豬去做點小生意，幾個月下來也比養豬合算得多，而且人也輕鬆許多，弄得好一點，連地都不用種了。我聽到的回答是，不養豬就弄不到錢，只要還有地種，至少還能有吃的。人們安全感的最後一點保障，就是土地。而且作小生意至少需要一兩千元的資金，這對農家並不是很容易的事，生意也不是很好做，因為很多人都在開小鋪子、擺小攤，競爭很激烈。

　　問題是，在現在這種社會中，僅僅有吃的能行嗎？人們給自己拴上保險繩的時候，同時也就給自己拴上了鎖鏈。那麼，誰該為人們缺乏安全感負責呢？

　　有一年回家，再次看到殺豬的情形，聽到那嘹亮高亢的嚎叫，我忽然對豬憐憫起來，豬的祖先們，為了口腹之慾，以致子子孫孫都陷於被宰殺的命運。而每頭豬在被宰殺之前，它一般沒有饑寒的憂慮，還時常發出快活的哼哼，跟農民相比起來，它似乎更幸福呢！然而，豬確實是不幸的。

　　從此以後，我看到殺豬，總不免假惺惺地為它悲哀一下。每當聽到那種“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的說法，我就要想到那些嗓子比帕瓦羅蒂還好，化為紅紅白白的切塊的豬兒們，計算一下它們生存權得到保障的時候，在其一生中所占的比例，結果確乎接近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