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傲慢與偏見？ ------ 北京人害死了楊佳？ 作者：謝盛友 時代不同 1963年6月26日，約翰.肯尼迪：“我是一個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 “我是柏林人”這句話，肯尼迪是用帶着濃重波士頓口音的德語說的，雖然不標準，但西柏林人聽懂了，頓時廣場沸騰起來，“肯尼迪 — 肯尼迪”的喊聲響徹雲霄。“我是一個柏林人”成了歷史偉人名言，因為這是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 幾十年後，一個西柏林中學生到德國另外一個小鎮旅遊，他看不慣鄉巴佬，與當地人爭執，同樣說“我是一個柏林人”， 他是用標準的柏林口音說的，小鎮的小伙子看不慣柏林人的優越感和傲慢，一起圍攻他，結果把他打傷致殘。 北京人到上海兇殘殺害六個警察。我堂堂北京人被你們小上海警察毆打，這還了得？ 關於楊佳案，國內一位教授說，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悲劇。首先這是“官逼民反”，是執法人員普遍違法在先，但是“民反”反得很不理智，說是“勇敢”，還不如說“愚昧無知”(這樣說可能很殘忍)。須知當今時代不同了，人們的道德觀念，標準也有所不同。當年武松“血濺鴛鴦樓”，把張團練一家老小，奴僕丫環殺得一個不留，是當時的道德標準範疇中的行為，為大多數百姓所認可。今天社會上的“不平事”何止千萬！而且這種不平多數來自“官府，衙門”，用“梁山好漢”的方法是不能剷平這潭污水塘的。一味為楊佳叫好，能解決問題嗎？武松殺了張團練家的奴僕丫環，是觸動不了趙家皇朝半根毫毛的。（國內一位教授的大致意思） 楊佳絕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文化現象，楊佳的背後隱藏着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社會的極度不平等的殘酷的欺壓事實。 傲慢京人 上個世紀流行：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是鄉巴佬；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錢少；……。 北京由於是中國的首都，北京人生來就有優越感。一國之都，作為政治、文化、國際交往等的中心，北京擁有太多的溢美之詞，但北京人往往也不知不覺地培植了一種“傲慢與偏見”的氣質，這其實是一種以制度歧視為表徵的霸氣。北京人的優越感，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各種特殊的優惠政策的發酵，和長期的催化。 對每個從北京來的人，上海人都會問：“上海好還是北京好?”在北京，則很少遇到這種提問，因為在北京人的眼裡，這從來就不是個問題，問題是：中國還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嗎？ 北京人的傲慢，是靠全國各地尤其是貧困地區的窮人機會的犧牲，而堆積起來的。高考恢復後，全國統一命題統一考試，當年我是海南島的外語類狀元，北大北外搶着要錄取，由於家庭貧困，沒錢買棉襖，沒有填報北京大學。事情過了三十年了，每每看到北京人，尤其是北大人，總讓我聯想到當年無緣作北京人的傷心事。我妹妹更悲，她當年是我們家鄉的民辦教師，根本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拿工分，每個勞動日8分錢。三年裡她每年高考，每年差幾分才到達分數線，可她的分數若在北京已經超越重點大學的分數線。三十年前我們家對於北京人而言的淒涼，只是全國貧苦大眾的一個小小的縮影。中國的城鄉差別，不平等事，何止億萬？ 人的出身地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樣，是不能夠選擇的。千百年來“北京人”成了一個文化標籤，區別北京人與外地人、外省人的標籤，區別權貴和窮人的標籤，區別強勢和弱勢的標籤，……。 總體來說，北京是一座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餘年建都史的古都，是深具東方傳統的都市，東方文化沉澱深厚，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文化之都。北京城內的“城市壁壘”幾乎囊括了讀書、就業、升學、升官、遷徙、文化、休閒等全方位的優惠，其“恢弘氣勢”似乎並不遜色於城外的古長城。 在民國時期，沈從文、魯迅等論戰，魯迅的結論是北京“京派”文人偏“官”，上海“海派”文人偏“商”，歷來官看不起商。北京人看誰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誰都是鄉巴佬。這句話雖然是玩笑，反映的卻是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和歷史心理的沉澱。 北京人儘管義字當先，但有時多少會體現出皇城根下的子民盛氣凌人的心態。北京人都喜歡“侃”，三教九流三皇五帝，生旦淨末丑神仙老虎狗，就沒有他們不知道的，想找一個不會侃的北京人，難度相當大。楊佳果真木訥，應是例外。 據報道，2008年10月29日，林嘉祥在一深圳餐館，掐住一位11歲女童的脖子，企圖拖進洗手間猥褻，未能得逞。女童父母攔住林講理。林嘉祥不以為恥，反而大言不慚：“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麼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麼收拾你們。” “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來的”這句話，成為性騷擾的同義語開始在國內流行。 我承認、我深知，這是十足的以偏概全，是用一竹竿打翻整船人，對於普通北京老百姓，在此我表示道歉。 自私排他？ 人性本身自私、排他。沒有人不顧及自身的利益而照顧他人的利益。雷鋒是人造的神話。人，帶有十足的動物本性：先顧自己，再顧家人，再顧自己所屬的群體，再顧及社會。 自私並非錯誤。問題是，維護自己的利益的同時，不能破壞他人的利益；如果破壞了，那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很難維持平衡，族群與族群之間就很難維持和平。於是，人會吵架、打架，族群會衝突、乃至打仗。一定範圍的同種族群，由於生活習慣一樣，在認同一定的文化基礎上，慢慢地聯合起來，乃至組成今日的國家。國家為了人與人之間的平衡，設立了一定的規矩、規章，乃至法規、法律。然而，由於法律也是人制定的，法律也是自私的。也就是說，法律是為一定的族群服務的。 我在上德國憲法史時問我的教授，如何理解“每個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類的話語。他毫無掩飾地說，憲法講的是人與國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則由眾多的私法規範。憲法裡所謂人的尊嚴的基本權利，是超越國家的。也就是說，只要是人，不論他（她）生存在哪裡，都應該享受這些基本權利。你在你的族群里，你的尊嚴不可侵犯；你到別的族群里，你的尊嚴同樣也不可被侵犯。 問題很複雜。一定的族群為了一定族群的利益，又設立了一大堆憲法以外的法規，以維護本身族群的利益。 所謂仇外就是仇恨外族人。仇恨或表現在內或表現於外。前者就是我們常說的“恨在心裡”；後者是指以一定的行為侵犯外族人的利益。任何族群都不願意外來族群侵犯他們的權益。這是鐵的規律。 仇外是時時有之、處處有之、人人有之的。如果哪個政治家說：他不仇視外人，他的國家不仇視外人，那才是天下最大的謊言。有智慧的政治家應該採用一定的辦法、措施來平衡人與人的關係、族群與族群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以致於人與人不衝突、族群與族群不衝突、人與社會不衝突、國家與國家不衝突。 抗壓能力很不足 從硅谷華裔工程師吳京華我想到盧剛，儘管吳京華不是地道的北京人。根據四川同鄉介紹，吳京華是川東人士，1982年從重慶大學畢業，之後就讀北京工業大學，並在北京工作過，1988年來美，獲得碩士學位後工作，1990年代初期來到灣區，並取得聖他克拉大學電機碩士學位。吳太太是上海人，也曾經在北京生活過。 盧剛1991年11月1日在校園中射殺數人，該事件在當時曾震驚中美兩國，也引起了一場關於中國教育弊端的討論。盧剛生於北京市，18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84年通過CUSPEA考試，1985年本科畢業後進入艾奧瓦大學物理與天文學系攻讀研究生。1991年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 在中國大陸無神論及功利主義至上的影響下，現在的年輕人抗壓能力低下，少數傲慢的北京年輕人更加突出。在極端自我意識高漲下，自私和傲慢往往會造成危害社會安全的悲劇。 博愛我們很陌生 在盧剛槍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通過媒體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公開信，信中追憶了安妮•克黎利女士的成就，並以寬容的態度希望能分擔彼此的哀傷。 余虹也是因為抗壓不足而自我犧牲的，他生前寫過《有一種愛我們還很陌生》一文。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正在波士頓大學做訪問學者。他聽說美國人在悼念活動中連兇手一起悼念他驚訝了，這驚訝久久不能平息。一天在去波士頓大學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國留學生對他講了事發第二天晚上他們社區的守夜祈禱。她告訴他在守夜儀式上他們點了33根蠟燭，為33個生命祈禱，這讓他驚訝。她向他轉述了守夜儀式上人們的悲傷以及他們的言談，其中一位牧師的話讓他驚訝。這位牧師看着33根蠟燭說：“這裡的每一根蠟燭都象徵着一個生命，它們現在都很平靜，我相信他們都在上帝那裡得到了安息。當那位兇手在開槍的時候，我相信他的靈魂在地獄裡，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靈魂在一起，他也是一個受傷的靈魂”。 悲傷的經驗起於愛，我們因愛被害者而悲傷，當悲傷將兇手包含在其中時，愛同樣給予了兇手。 “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似乎對於我們不陌生，可是，博愛在現代中國大陸似乎沒有任何意義。難道我們需要傳統仇恨鬥爭、暴力殺人、排外斥外的價值思想？我們能不能思考博愛平等自由的心靈價值？ 讓我們今天開始一起努力，讓博愛不陌生！ 寫於2008年12月2日，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