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丁:紀念一個犯了偉大錯誤的偉人--毛澤東 （作者聲明：本人願意對下文負一切法律或政治責任，並欣然接受和回應來自任何方面的挑戰或批評質疑。 潘一丁 2008年12月26日 於中國 深圳 ）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15周年，離他去世也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但是他的名字卻一直久久地停留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一種永恆、甚至在自己“不順心”的時候要反覆被提起的記憶。特別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人對他的態度，竟然是徹底忘記他在發動“反右”、“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後來的“文革”中，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災難和痛苦。幾乎完全就像西方（特別是美國）人對“上帝”一樣。不僅連美元上面都印有“上帝保佑美國”的字樣，甚至打個噴嚏，都有人對你喊“上帝保佑你”。可是卻忘記了當初自己如果不是爬上那艘“諾亞方舟”，就差點被上帝發的大洪水淹得滅了種。更不要說今天的美元，不僅得不到它的“保佑”，反而似乎已經被遺棄，在“兩房貸款公司”、“美林證卷”以及“雷曼兄弟投資”、或前那斯達克主席麥道夫等金融大鱷的操縱下，幾乎淪落為可以隨便開的張張“白條”，成了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讓人們再次引頸翹首地盼望着能爬上另一條新的“諾亞（奧巴馬）方舟”。卻不願意認真思考一下，是否是自己或自己的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從而辜負了東方毛主席或西方“上帝”當初的“良苦用心”！ 這絕對不是要蠱惑人心、或譁眾取寵的邪說，而是根據科學《認識論》和《新人類社會學》理論（以下簡稱《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思考後所得出的結論。先姑且不談建立在“達爾文進化論”和“叢林法則”這樣“獸文化”基礎之上的、有絕對原則和方向性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所加工出來的“產品（高等動物）”的問題，僅就由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高等動物”）加工出來的中國人，和他們有代表性的領袖的問題，做一些探討。 根據《新理論》的觀點，認為“社會”是人類和其它動物分道揚鑣、走出叢林的自然生態環境後，為自己建立的一個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其典型代表特徵，就是以整個社會的“集體分工合作”模式，取代了叢林世界以“競爭”為主的模式。而作為這種模式的保證，就是領袖的“獨裁”，加上客觀上從來沒有失去過的、“民主”的互動制約。這乃是一種符合科學“仿生學”理論的必然，就像任何動物可以有許多手腳、眼睛（複眼），卻永遠只有一個腦袋一樣。中國歷代的“王朝制度”就是這種模式的初級實踐體現。只是由於時空條件的局限，始終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或自己的社會，更不能分辨出天性和人性的根本區別，以及依靠人性來控制、約束無法消滅的天性的唯一可行性原理。反而矯枉過正地，走上“存天理、滅人慾”“大公無私”，甚至要“興無滅資”“鬥私批修”之類，物極必反的歧路。而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條“死胡同”般的歧路，走到已經再也不能前進一步的終點！ 可惜的是，文革以後的中國人，沒有能夠冷靜地，利用中國文化賦予的能力，結合自己國家的過去以及這段歷史，進行思考、檢討，找到其背後真正的原因，再重新出發。卻迫不及待地，跟着西方走上了另外一條同樣的歧路，從負面跟全人類一起，以自己的絕對值能力來加速，很快進入了另外一條已經可以用“海嘯”般活不下去的災難來形容的“死胡同”！ 文革以後，大多數人都把問題的根源，歸咎於毛澤東本人的主觀、專制或獨裁。而“不講民主”更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錯誤。殊不知這才是迄今為止的中國讀書人（包括毛本人在內），因無知所能製造出的最大“冤案”！ 按照《新理論》的“民主”觀，認為建構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兩大要素，就是“領袖的獨裁，以及社會有嚴格定義域限制（注意！是有定義域限制、而不是“鳥啼、蛙鳴、虎嘯、狼嚎”般的想說什麼說什麼）的絕對言論自由”。兩者間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根據同一理論的“社會”觀，認為任何一個社會，根據運動的平衡原理，都一定（也只能）會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是“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另一個是“代表多數普通社會人利益的被統治集團”（詳細闡述請查閱拙文《建構真正民主社會的兩要素》http://www.newmilestone.org/06/czl61224.html）。兩個集團之間，出於自私和貪婪的天性，一定會存在着對立的矛盾，需要由領袖來進行調和或平衡。只是因為領袖往往來自於精英集團，更受到那個集團的包圍，制定政策時難免要多考慮、照顧精英集團的利益，但在無論朝哪一個方向的傾斜度超過一定極限時，社會就會不穩定，甚至發生動亂，直到革命起義或政變，建立起新的政權為止。 但是毛澤東卻是一個異數，他在利用社會對國民黨貪污腐敗政權的普遍不滿，依靠“被統治集團”中，大多數人的支持，取得政權、成為領袖之後，非但沒有按照慣例，重新回到“精英集團”中來，反而表現出對某些自以為“高貴者”精英的蔑視甚至厭惡，而一心一意地，做起代表“被統治集團”利益的CEO（首席執行官），真心實意地為他們的長遠利益考慮起來，並立即付諸於實踐。而他的出其不意戰術策略，總是讓按歷史老經驗規律行事的精英集團不知所措，根本來不及組織反擊，只剩下像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那樣任憑擺布之份。如果用這樣的分析來解釋他後來的一切所作所為，就沒有什麼難以自圓其說的死角了。那他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而導致毛澤東失敗的“致命傷”，其實首先就是他不能客觀而正確地認識自己和自己所依靠的民眾，錯估了自己駕馭客觀的能力，以及那個靠“鬥私批修”謊言根本無法消滅的“天性”、對民眾的影響力遠大於他的現實。以至於他的所有有前瞻性遠見和深思熟慮的計劃，卻因為不當的“放虎歸山”手段（比如文革中，提出要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教育自己”的口號），最後都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群眾運動，以乘機“公報私仇”“假公濟私”，或任意“胡作非為”等放肆的行為破壞殆盡，而生命更沒有給他留下“收拾殘局”的時間。不僅粉碎了他的“人定勝天”狂言，反而應驗了“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中國高明哲理。 不過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毛始終沒有找到或總結出一個既科學、又正確，從而可以“以理服人”的“革命（社會）理論”，並以此為依據，始終如一、理直氣壯地，去號召、說服民眾，讓他們心服口服地擁護由自己來領導、治理國家，並主動而恰到好處地加以支持或配合。更無需再採用諸如“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類，讓社會從理論開始，除了不斷地“窩裡鬥”之外，就不可能再有另外什麼創造和諧的手段。這是因為他不僅自己沒有條件或來不及創造，也從西方的馬克思那裡找不到，更從中國的“資治通鑑”里發現不了。最後只能拿起他從許多線裝書裡學到的“帝王術”，得心應手地，重操起封建王朝“山呼萬歲”、“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誰反對就打倒誰”之類的“愚民”舊業來，把群眾長期以來對他所形成的“無限信任”，當成是用來翻本的“股票”。結果卻賠了個精光，反而事與願違地，讓他始終寄予希望的多數人民，在他去世之後，馬上盡展笑顏地，投入他生前最不願意看到的、西方價值觀制度的懷抱。他本人能夠留下的，除了部分不用他說，本來就包含在中國文化中的精華外，也只能是一筆已經被現實證明不可能被繼承的“負資產”! 但是，如果將這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毛澤東一個人，那是不正確、也更不公平的。因為這只不過是一種文過飾非的推卸、轉嫁責任而已。 事實上，這才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真正民主本質的體現。是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上千年來所形成的封建傳統習慣，跟潛意識中的自私、貪婪“天性”結合後的必然表現。作為中國人的毛澤東當然也不例外，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以自己超人的天才和能力，引發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共鳴。這種共鳴後產生的能量，不僅以令世人不可思議的速度製造出“兩彈一星”，更讓中國人自然而然地跟他一起，“驚天地泣鬼神”般、共同犯下諸如“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等，其“折騰”的氣勢和災難嚴重程度，非“偉大”不足以形容的錯誤。這才是為什麼我們到今天為止，在突出肯定他的私德和人品、以及過人的雄才大略，以便來掩飾自己的“無能”同時，卻始終不敢從精神思想上，形成要“徹底清算、批判毛澤東的錯誤”的“共識”的深層原因，因為受西方假冒偽劣的“民主”理論影響而把自己也當作“（大眾）皇帝”的中國人，還沒有勇氣來對“朕（皇帝自稱）”下“罪己詔”！ 這更是影響中華民族光輝前途的癥結之所在，因為根據歷史經驗，我們還沒有阻止有些人（甚至包括每個人自己）“不犯第N次同樣錯誤”的把握和決心。而它恰恰是我們要不斷紀念毛澤東的真正意義或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