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主權”與“人權”之爭 蘆笛 在《多維博客》首頁看見王希哲的博文題目，似乎是談論主權與人權孰重的，參與討論的文字還很多，也沒有打開看，只是對國人無邊的愚昧再度深感絕望。 這感覺早在去年胡平和張鶴慈爭論“言論自由”與“生存權”孰為“第一人權”時就有了，那就是：中國的所謂 “精英”們何以如此蠢笨，專門在我黨布下的迷魂陣里鑽到發昏章第十一？ 例如我黨提出“生存權比言論自由更重要”的偽命題，“民運理論家”胡平先生就有本事一頭扎進那黑洞去，提出“言論自由是第一人權”，作為針鋒相對的回擊。張鶴慈先生覺得太過匪夷所思，便堅持吃飯比言論自由重要。兩造爭論到血壓升高手冰涼，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為此促壽若干年，卻到死也意識不到那完全是圍繞着個偽問題（我還真不知道英文中有無等價詞彙：Pseudo-issue？Non-existing matter？Ghost subject？Or simply nonsense? ）的偽爭論。 我在《愚不可及的“魚和熊掌之爭”》中已經指出，世上再沒比這更愚蠢的偽爭論了，蓋那命題的潛在前提是：“生存權與言論自由不兼容，前者是必需品，後者是奢侈品，因此在人民解決溫飽前不宜實行”。這完全是個弱智笑話：生存和言論自由並不是“魚與熊掌”一類不可得而兼之的事，言論自由並不妨礙生存，也不是在大多數人民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才能行使。相反，壓制言論自由反而會妨礙人民生存。如果沒有57年的反右鬥爭與59年的反右傾，則後來也就不會餓死那麼多人。因此，即使拋開道義不論，光講功利意義，一個國家也不能沒有言論自由。哪來什麼“為了生存必須壓制言論自由”的胡說八道！ 這本是一目了然的事，然而咱們的“民運理論家”卻就是看不出來，要去比較言論自由與生存權孰高孰低，在各項人權中排座次，武斷規定“言論自由是第一人權”，難道言論自由還高過了性命？莫非死人還會講話不成？這種渾人還給吹成當代中國的蘇格拉底，你說這民族還有什麼希望？ 怪不得人常說我黨愚弄百姓，惟其愚昧，所以可以玩弄，因為玩弄，便變得更加愚昧，愚而被弄，弄而更愚，循環往復，不知伊於胡底。 眼下這主權與人權的爭論又何嘗不如此？共黨為了壓制人權，便炮製出個“主權高於人權”之說，而民運反其道而行之，認定“人權高於主權”，那專門在網上搞笑的網上首渾馬悲鳴則乾脆說出“如果人權高於主權，那麼私仇高於公義”的絕頂昏話來。因此，他為了報私仇糾纏鄭義12年，為此發動掃蕩民運，甚至“為報私仇將六四無辜死難者一馬勺撈進去”（這是他在網上多次吐露的心聲），都是天經地義的。 當然，我們的“知識分子”們鬧出這些笑話來，也不能完全歸結於天資問題，蓋無論是言論自由和生存權，還是主權和人權，統統都是西洋進口貨。國人折騰了一個半世紀還難以消化，雖然太過遲鈍了些，畢竟還是可以理解的。 所謂“主權”（sovereignty），意思是“政府控制管理國家的權利”。從定義中就可以看出，它是從“權利”（rights）這個母概念里衍生出來的子概念。“權利”乃是地道的西洋貨，不見於歐洲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是整個民主理論的基本柱石。在我的模糊印象中，它似乎是英國思想家洛克首先提出的。 洛克認為，人類天然具備生存（life）、自由（liberty）以及財產（estate or property）的基本權利，它們是所謂的“自然權利”，與生俱來，不容剝奪，也不可讓渡。例如個人可以讓渡財產，但不可能讓渡追求財富的權利。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基本權利，這就是“平等”的內容。人們可以有財產的不平等，但追求財富的權利是平等的。而且，無論是政府，是權貴，還是其他公民（哪怕是大多數公民也罷）都無權侵犯他人同等的發財權利。所謂犯罪，就是政府或個人侵犯他人的基本權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才有權剝奪罪犯的某些或全部權利，諸如監禁搶劫犯與強姦犯就是剝奪犯人的人身自由，而死刑則是剝奪罪犯的全部權利。 美國《獨立宣言》沿襲了洛克的基本思想，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更列出了比較完備的人權內容。隨着時代的發展，人權內容也越來越豐富，聯合國《國際人權憲章》作了明確界定與充分闡述。 由此便派生出了政府的主權，它有對內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與對外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兩方面的內容。 所謂對內的主權，就是政府控制人民的權利，它來自人民的授權。人民為了自己的權利不受強者侵犯，便制定出憲法來，明確規定公民的權利與政府的職責，授權政府執行法律，保障公民自由行使基本權利，懲罰侵犯他人基本權利的罪犯，並裁決公民間的利害衝突，這就是所謂的“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因此，政府與人民之間在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係，載明簽約雙方的權利與責任的契約就是憲法。這契約只是一種有限的授權，公民雖然將管理自己的權利授予政府，但並未讓渡自己的基本權利。若政府非法侵犯公民權利，就是違反契約，就要遭到罷免。 所謂對外主權，或曰國際主權，則是相對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言的，它其實是把個體權利外推到國家範圍。個人有充分權利管理自己的事務，不容他人干涉，在國際上自然也就不容他國干涉。把“人生而平等”的命題放大到國際範圍，就得出 “一切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一律平等，有天然權利處理自己的事務，他國不得恃強幹涉”，這就是現代的主權觀。 至此不難看出這一整套概念是怎麼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從“天賦人權”觀念，得出了“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權利”，這就是西式“平等”觀，再將這人際關係放大到國際關係，便形成了國際平等觀。這一整套政治理論的原生概念就是“權利”的概念。抽掉個體權利，也就沒有附着於其上的一系列衍生觀念了。 明白了這些常識，則不難看出，國家的對內主權來自於公民授權，其目的是請政府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權不受其他社會成員侵犯。國家對外的主權也來自於公民授權，其目的也是請政府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權不受外國人侵犯。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主權都是為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人民授權，哪來什麼高低關係或是不兼容關係！所謂“為了主權犧牲人權”之說，無異於“為了保護主人的財產，保鏢必須當強盜”。 因為主權來自於人民授權，而且授予的並不是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因此它和人權不一樣，不但內容可以有增減，而且可以讓渡，但讓渡的前提還是人民的授權。例如英國讓美國在本國領土上設置軍事基地，這就是主權讓渡，但它獲得了人民的批准。又如發行鈔票、是否允許外國人來本國打工，搶本國人民飯碗等等，本是各國的主權，但歐盟各國人民覺得可以讓渡這些主權給一個共同體。更典型的則是北美13州殖民地自動放棄原有主權，結成一個聯邦國家。反過來，人民也可以撤回這種讓渡，從原來的國家中獨立出來，例如菲律賓人民投票脫離美國而獨立，加拿大魁北克地區人民公投決定是否獨立，澳大利亞人民公投決定是否炒英國女王的魷魚，改為共和國，等等。 不幸的是中國古代從無“權利”觀念，因此自然也就沒有西式主權觀念。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中國人都只知道無條件服從強者，不但從來不知道弱者擁有與強者同等的權利，還把弱者對強者的無條件服從當成美德予以表彰，當成天經地義宣講，大儒曾國藩曾經精闢地總結了儒教的道義觀：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天朝就是把中外關係看成了這種“冠履關係”，這才毫無必要地吃了無數苦頭。即使是被列強反覆痛打，天朝也遲遲無法接受中外平等觀，更不知道民族國家的主權有些什麼內容，唯一關心的就是“國體”，也就是“理順帽子和鞋子的關係”的面子問題。要到晚清，天朝君臣才算基本知道了主權內容，知道了什麼是“不平等條約”。直到民初，民國的職業外交官才開始設法通過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直到抗戰勝利，與西方列強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才得以廢除。 可惜毛共上台後立即就與蘇俄帝國主義簽訂了新的不平等條約，讓蘇聯專家擁有早就被國府廢除了的治外法權；向第三國關閉東北和新疆地區，專向蘇聯開放；與蘇聯開辦喪權辱國的“合資公司”（那可與如今的中外合資公司不同，條約不但規定蘇方擁有管理權，而且規定由蘇聯壟斷中國的剩餘工業原料，中方不得向第三國出售。就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蘇聯搞了“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裡”。轉引自楊奎松：《中蘇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為背景》，《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由周恩來主動提出放棄外蒙。甚至在韓戰爆發後，毛澤東還跪求斯大林在旅順港永久駐軍。後來赫魯曉夫提出歸還旅順，毛澤東還顧慮重重，生怕失去了主子的武力保護。 可笑的是到後來媚外又變成了仇外，毛共害上了“主權過敏症”，就連借外債和引進外資都成了喪權辱國，講究的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似乎那就是“民族尊嚴”的同義詞。哪怕在改革開放初期，這種小農宣傳都還深入人心，驅之不去。我上大學時，一日嘴癢，向同學們說：中國應該請外國來投資，解決原始資本積累問題。某同學當即疾言厲色道：你乾脆說白了，應該請帝國主義派兵來侵略咱們，這是不是就是你的意思？我這才意識到，大學不比工廠，在大老粗中隨便怎麼說他們也聽不懂，“知識分子”可就兩樣了，因此惶惶了一兩年，直到報上宣布開始引進外資才如釋重負。 如今這仇外又變成了媚外，政府又變成了清廷，唯一關心的就是面子。各級官員統統成了買辦，充分利用中國的“低人權優勢”，競相向洋大人廉價拋售甚至白送資源。“主權”的唯一內容便是“政府任意侵犯、壓制、剝奪公民人權的神聖權力”。只要西方不對此說三道四，則“什麼都好談”。 由此不難洞見中國式“主權”為何會與公民人權格格不入——不壓制公民人權，讓他們真的當家作主，監視政府，這國還怎麼賣？說穿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主權”，就是“政府無限任意賣國權”。 可笑的是愛國憤憤至今悟不出這點，但凡西方指責中國政府壓制本國公民人權，他們就要陪着政府丟面子，陪着政府一道憤憤，陪着政府譴責帝國主義干涉咱們內政。姑不說上面早解釋過了，無論是內外主權都來自於人權，從未聽說過有壓制人權的主權，就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這種反應也極度無恥。中國是聯合國人權憲章簽字國，既然簽了字，就要承擔條約義務，只有流氓無賴才會說話不算話，是不是？隨着政府簽字畫押，人權就不再是內政了，而是任何締約國都有權監督的國際事務。這與簽訂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毫無區別：你既然答應保護知識產權，若再大量製造盜版光盤，其他國家就有條約賦予的權利干涉你，豈能容你說話如同放P，躲在暗地裡拆爛污？中國政府靠壓制公民人權，以廉價甚至零價向國際傾銷人力物力資源，以此吸引外資，完全是拆文明世界的牆角，動搖人家福利社會的基礎，理應遭到全球人民特別是全世界無產者的一致抵制。 時至21世紀，中國還在持續爆出人權醜聞，就算沒有國際條約的束縛，中國人倘若還有點知恥之心，也應該知道譴責那個野蠻爛污政府，要求他們停止為中國丟臉。哪怕是徹底喪失了羞恥心，也不該以恥為榮，反過來把“中國人是劣等種族，所以不配享受與西方公民同等的人權”當成捍衛“民族尊嚴”的聖戰旗幟揮舞。這種下流愚蠢之極致，實在沒法不讓一個稍有自愛自尊之心的人嘔吐。 後記 本文在《海納百川》網站貼出後，網友跟貼轉了王希哲的有關文字，從題目判斷他似乎認為“只有實行公有制，人權才能高於主權，實行私有制則反之”。 聽這渾人的意思，卻原來，當年當年斯大林在蘇聯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僅1932-1931一年，光是烏克蘭一地，就餓死了七百萬至一千萬人，每天餓死二萬五千人（這數字是烏克蘭在2000年11月24日至29日在首都基輔 “烏克蘭之家”展示的克格勃檔案提供的），這就是“人權高於主權”的表現？而毛共暴力土改，殺害幾十萬地主，之後又強制推行公社化，剝奪全體農民的土地，把他們從祖祖輩輩的自由農化為世代束縛在原地的黨農奴，也是“人權高於主權”的表現？ 王希哲這類尤物的網絡存在意義，就是生動地展示毛共對人腦智力的摧毀力有多可怕，對王希哲這類下愚乃是終生無望修復的。這次他出來奮勇搞笑再次證明了這點——奢談人權，竟然連追求私人財產是基本人權都不知道！而就連這種毛共大老粗也敢出來冒充“民運”理論家！這世上到底還有什麼垃圾，是“民運”那寶庫錯過了的？ 首發《海納百川》網站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