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發議論，大凡都是說有易、說無難。這一來是與自然、社會現象的常態相符合，多元化、多樣性、變異性，使得各種“有”都得以存在，二來也與人的認識能力有關，看到了自然可以說“有”，但沒有看到卻並不一定是“無”。 《零八憲章》中對當今中國狀況的一系列攻擊，“有法律而無法治”、“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等等，正是這樣的“說有易”：把一些個別的、全局的現象，上升到普遍的、全面的高度上來說，還扣上有違“普世價值”的高帽。其中提到的“法治”問題，就更是空口說白話，根本無視中國法治建設不斷取得的進步。 在中國，“依法治國”一直被不遺餘力地加以遵循並落實。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依法治國”被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我們可以用一組數據說明問題：截至2008年2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現行有效的法律229件；國務院與法律相配套，制定的行政法規6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7000多件。 更重要的是，“法治”的理念，也已經成為基本理念，貫穿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2008年，中國的“法治”也經受住了檢驗。如汶川大地震時，從地震發生到公布地震信息的時間差，僅僅只有18分鐘。電視、網絡24小時播報，報紙第一時間發布，從中央到地方到軍隊，一場場新聞發布會，信息的公開透明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地震前11天，《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開始實施，“陽光政府”正是法律的要求。 年初抗擊低溫雨雪冰凍災情時《突發事件應對法》和《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顯示出強大作用；年中《奧林匹克標誌保護條例》、《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用法治守護奧運；新一屆國務院制定的《國務院工作規則》規定“國務院及各部門要推行行政問責制度”，從山西潰壩事故到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一系列官員被問責、處理，2008年被一些媒體稱為“問責年”…… 這一切，都顯出了所謂“無法治”、“法治難立”等說法的簡單、武斷，顯出其中因為種種偏見而產生的對於真相的誤解和歪曲，顯出為了宣揚所謂的“普世價值”和“基本制度架構”而盲目立論、率爾操斛。對此只能說，建立在這樣一種不成立甚至不存在的事實、現象基礎上的“理念”和“主張”，只是空中樓閣，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