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进与缓行的吊诡

　　六四之后，大陆知识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重要一环，就是对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全面梳理，使英美保守主义及其“消极自由”倍受青睐，而法国激进主义及其“积极自由”则被扬弃。这种基于八九运动的失败和特定国情的反思，深化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对八十年代的浮躁确实有某种矫正作用。然而，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反激进也有慑于恐怖政治的无可奈何的一面，很容易被拒绝政治改革的权威主义所利用，变成“跛足改革”、“历史缺席权”和“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辩护词。一方面，反激进主义和推崇“消极自由”，很容易滑向“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症”，其走向争取自由的反面效果令人始料未及；另一方面，“新左派”把社会不公之原因归结为全球化和市场化，则为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反激进思潮上乘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下启九十年代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步演变为目前极为流行的“民主缓行论”。

　　“民主缓行论”者也会利用“消极自由”的说辞，甚至把“宽容和解”的调门提得很高，实际上只是用于说服人们认同现行秩序，甘当满足于温饱的顺民。在所有转型国家中，消弭历史恩怨的宽容和解都是双方面的，具有主动权的皆是强势者。而缓行论者只要求无权势者对强权统治、被奴役者对奴役制度的单方面宽容和解，却不对最有资本也最应该实行宽容和解的强权制度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是一种缺乏起码公正的社会和解：不是劝说高举皮鞭的奴隶主放下鞭子，反而责怪反抗皮鞭的奴隶们不够宽容，不肯在受尽鞭打之苦以后主动与奴隶主和解。在中国的特定背景下，“缓行派”要求仍然受到迫害的异见人士淡化血债和超越六四，而不要求制造大屠杀的刽子手偿还血债和忏悔认罪；指责法轮功是用假信仰骗人，却放过了不准信仰的独裁制度。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缓行派”所要辩护的显然是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和效率至上的现行秩序，其核心无非强调，一党独裁秩序下的“稳定优先”和“经济优先”，乃是最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虽然这一论调还不敢公然否定宪政民主的价值，但在跛足改革已经没有多大回旋余地，现行制度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急需政治体制的改革来根治社会弊端之时，“缓行派”却把宪政民主推给无限的未来，等于实质地否定了启动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

　　“民主缓行”的言说振振有词，似可细分如下：

　　１、在现阶段，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而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只有中共独裁才能维持稳定。

　　２、现阶段追求民主和结束独裁，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相矛盾，政治改革将引发天下大乱，所以必须靠威权制度来控制和治理；

　　３、偌大的国家和庞大的人口，且民众素质低劣，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现在就自由了民主了，必将导致“文革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现阶段还不适于还政于民、让民作主，只能由独裁者及其御用精英为民作主、为民谋小康。

　　４、中共的独裁地位乃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的现行体制也是国人经过百年摸索后自主选择的，而且中共政权仍然在继续改革，且创造了不错的成绩，所以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合理性。百年现代化的历史证明，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５、中共过于强大，有六千多万党员，拥有的垄断性资源太多，任何其他力量无法挑战，而民间社会一盘散沙，政治反对派早已被边缘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且民运人士及其组织在各方面还不如中共，他们上台会更糟，所以只能寄希望于稳定秩序下的中共自我改造。

　　“民主缓行论”者最经典的质问是：没有中共或中共下台，谁能代替它有效地统治中国？这就如同说：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不镇压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或农民的示威请愿，等等，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但事实却是，无论八九运动，还是法轮功的中南海静坐，皆是理性的、和平的、有序的、善意的，根本不是“动乱”，也决不会导致天下大乱。“动乱”指控、“邪教”定性和天下大乱的预期，完全是由于中共本身的合法性不足和权力恐惧制造出来的莫须有的罪名，是靠刺刀和谎言强加在民间运动头上的，是中共为镇压和杀人编出来的借口。

　　主张“民主缓行论”的知识精英们，大都摆出一种客观超然的学术化姿态，强调他们绝非反对民主，而是站在国家的当下安定和未来前途的立场上，基于国情提出最佳转型战略。那么，中国当下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呢？一向自称代表国家利益，自称其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政权，在其利益天平上，国家、民族和人民仅仅是抽象的名词而已，实惠而具体的利益则是维持统治，是权贵集团的特权和暴利，甚至仅仅是极权者个人或几个寡头及其家族的权利。在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只是为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意志和称霸野心服务；在邓江时代，“三个有利”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三个代表”及吸收资本家入党，主要服务于权贵阶层及其御用精英的利益。所以，无论“民主缓行论”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为现存秩序进行辩护的客观效果，皆是站在垄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集团一边，虚构出一套吓唬别人和自我恫吓的主观预设，至多是祭起“凡现实皆合理”机会主义旗帜，以说服人们对当下秩序的犬儒化认同，既没有任何经验根据，也无法获得逻辑上前后一致的自洽论证。

　　其实，这一套完全是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知识精英刻意制造出来的：在现实中，制造民间组织和民众政治权利的真空，通过对民间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强权控制，使中共成为唯一的有权力有组织且垄断着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上，通过长期的强词夺理的单向灌输，再加上御用知识精英们引经据典的学术包装，试图造成社会舆论的一面之词，诉诸于人们怕乱的心理，使之相信这一臆造的预设。在利益上，先是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继而用“三个代表”收买精英，用“小康承诺”安抚民众，以换取人们对现存秩序的驯顺。所有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臆造的未来图景变成人们必须接受的既成现实：一旦没有中共独裁，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权力真空的假设又强化了天下大乱的未来预期。这就等于是通过强权、欺骗和收买的三管齐下逼迫人们就范，使之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中承认这一预设。社会接受了这一虚假预设，就能维持极为不公正的现存秩序稳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独裁政权及权贵们，其次是攀权附贵的各类精英们，再次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市民（如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而最大的受损者必定是广大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

　　独裁政权只是被极少数人垄断并服务于极少数权贵的秩序，即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私具的统治，而民主化则是由全民分享并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所以，独裁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无疑要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和争取权益运动，视为大患，哪怕是极为温和、理性、善意的正义之举，哪怕从未超越国情。同时，独裁者为了维持政权，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工具主义出发，在民怨沸腾之时施以小恩小惠的安抚，即御用精英所谓的“有节制的剥夺”，于是，对人民做了九十九件大恶行而只干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独裁者及其御用化妆师就会利用垄断的言论特权，巧舌如簧地用１％的善政来为９９％的恶政辩护，并将其夸大为２００％的伟大成就，让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榨取被歧视被剥离的百姓，对独裁者感恩戴德，承认独裁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这样的辩护，无论用怎样的经济高效率支撑，也是极为猥琐和野蛮的，如同任何基于效率的理由为准奴隶性的户籍制所作的辩护一样。

　　稳定，之所以在中共统治策略的排序中处于“第一”的位置，就在于独裁政权根本无法建立道义合法性，它所维持的秩序永远是危机型统治，社会总是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政权也总是在草木皆兵的惊恐心态之中，总是在不断制造新的敌人，积累越来越多的敏感日子，导向准紧急状态式的防范，频繁地颁布禁令、进行严打和整肃，试图把一切异己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使专政机器肆意地滥用权力，制造没有尽头的冤案。过于强烈的权力惊恐和过于频繁的暴力镇压，甚至致使专政机关经常陷于经费不足和人员短缺的窘境，也使具体的执法者陷于底气不足和牢骚满腹的被孤立境地——如在中国，警察是令人生畏生厌生恨的职业——这就形成了危机不断和疲于应付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于是，谎言、恐怖和收买也就成了危机型统治的本质特征。制造谎言以掩盖危机，制造恐怖以压制由危机引起的不满、异见和反抗，实行收买以换取了精英阶层为危机统治进行辩护。

　　但是，独裁统治制造的各类社会危机会持续积累，会阶段性地积累到威胁独裁秩序的稳定乃至政权之存废的程度，所以，独裁政权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而非进行局部改革不可，否则便无法缓解危机和维持稳定。这种改革，一方面会起到延续统治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释放出民间被压抑的追求自身权益的巨大能量，起到削弱现政权合法性和统治效力的作用，使曾经被政权全部垄断的资源和权利部分地逐渐地流向民间。但是，这种改革所引起的局部变化，只是统治的严酷程度和控制力度的相对降低，使个人的绝对极权变成了寡头威权，而统治性质并没有真正改变。

　　在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持续加深的社会危机对政权稳定的威胁，中共集团内部也就不可能产生改革的动力；没有民间普遍的自发性权益诉求，党内改革派也很难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而战胜保守的凡是派。改革开放过程中民间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由民间到政权再到民间的递进循环。最初是忍无可忍的民众不惜铤而走险（小岗村大包干和天安门四五运动），开始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和制度创新的试验，接着是党内改革派肯定了民间的自发挑战，并借助于民意支持而发动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表面过程是政权的放权让利，是民间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恩赐，而在改革外表的底层，实质上是民间自发的主动争取自身权益的动力。所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将受到越来越大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的压力（如以八九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民间自发运动），自上而下的恩赐逐渐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争取。然而，在民间的自发力量还没有大到足以令独裁者被迫放弃传统政体之时，政权对民间的改革诉求的容忍度就还有一条自私而僵化的利益底线——决不允许对中共的独裁权力构成挑战，所以它在还能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决不会轻易正面呼应宪政民主化的政改诉求。

　　唯有政治改革，方可清除一个集权社会的危机根源，舍此，新旧危机的持续积累只会愈演愈烈，中共也只能权益性地做暂缓危机的局部调整。稳定策略得以实施的最大本钱，无疑是屡试不爽的经济高增长。在国有经济日趋萎缩而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国情下，政权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前提，就是不断地向民间放权让利。所以，无论是主动化解还是被动应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中共政权玩弄收放权利的过程，忽而放权让利，忽而又收权争利，一放一收的权力痉挛，放收收放的循环往复，已经成为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政权应付危机的杀手锏。而地方政权、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也已经基本适应了政权的翻云覆雨，自发地演变出一套有效的应对策略。每一次从放权让利到收权争利，中共政权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也都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比如朱容基在粮食流通体制上的集权政策），使一部分权与利流出中共的掌控，变成民间资本、国际资本和半吊子个人自由。收放交替策略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共政权可以有效掌控的资源不断萎缩，统治效力不断减弱，官员的政治忠诚和责任感也随之锐减，百姓的向心力日渐消失，政权只能缴获表面上的驯顺，不得一丝来自内心的拥戴，退而依靠利诱来收买下级、精英和百姓的服从，无力改变他们各自“心怀鬼胎”的局面；另一方面，民间的资本及权利继续自发成长，社会对政权的离心力不断加大，或直接或迂回的巧妙抗争，越来越敢于主动争取权益。

　　尽管这种放权让利的最大受益者是权贵阶层，尽管民间财富还处在没有法治保障的灰色之中，尽管民间权利的成长主要局限于非政治领域，尽管个人自由的扩展还主要局限在私人领域，尽管民间社会的成长仍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尽管主动争取权益的行为大都是分散的打擦边球式的，尽管政权的权力恐惧及痉挛还会造成严重的人权灾难，还将不时地严重扭曲市场化私有化的进程，严重地腐蚀人性和败坏公德，进而一再延缓政治改革的开始，但是，覆水难收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每一次放权让利后流出政权掌控的部分，对于独裁体制的基础都将是不同程度的瓦解，所谓挖墙脚式的滴水穿石之功日渐明显。除非中共政权再发动一次毛泽东式经济文革，否则的话，中国民间社会的自发成长已经难以控制，而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要说发了大财的权贵们决对不肯，刚刚有了温饱的民众也不会答应，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说一丝全无，如果继续无视日益紧迫的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的社会公正问题，如果现行的强盗式和裙带式相混合的权贵资本主义继续毫无节制地瓜分社会财富，即便仍然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改革本身也将从由被公众认可转变为被公众否定，再伟大的经济成果也无力使之合法化，如此下去就等于为另一次毛泽东式的再分配革命积累仇恨。

　　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再一次转折的关口，一方面，由独裁制度制造的社会危机持续积累，已经形成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瓶颈，到了非改造政治制度不可的程度；另一方面，个人自利意识的觉醒、私域空间的持续拓展、利益的大分化和社会的多元化的发展，使民间社会要求政治权利再分配的欲望和呼吁已经普及化，即为了求得个人财产的安全及增值，为了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机会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对的公正），为了保证个人的信仰、思想、言论和兴趣不受强制侵犯，般般都迫切需要对极端不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再分配——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权利再分配——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诸种权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人们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分散的个人便无以抗衡强大衙门及其官员和执法者的任意强制，个人无法获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机会，个人财产也无法得到安全保障，个人权益受到政府侵害时也很难讨还公道。所以，无论是为了保证私人财产的安全和增值，还是为了争取自身的获利机会；无论是为了争取基本人权，还是受害者为了讨还公道；无论是为了社会公正的建立，还是为了长远的效益；也无论是改革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所有阶层都将为了切身利益而要求应得的政治权利，只有极少数权贵家族除外。

　　可以说，在激进政治革命和渐进政治改革之间的社会选择上，目前的国情更倾向于支持改革而非革命。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大多数人有了温饱的当下国情，不仅为用政改化解深层危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也为民主化提供温和理性的民意支持，社会危机的持续加重和民间社会的日益壮大所形成的合力，已经使启动政治民主化的条件基本成熟，用李慎之先生的话说，就是“水到渠成”。难道非要重蹈清末现代化的失败覆辙，罔顾较好条件启动政改的机遇而一再延宕，非要等到一切有利条件基本失去之后，等到革命之火已经点燃，再被迫启动政改吗？难道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我们错过的历史良机还不够多吗？由于错失良机而造成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吗？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还要固守治标不治本的机会主义的跛足改革，而延缓治标又治本的政治改革，无疑将再一次错过大好时机。只有改变独裁制度的危机型统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危机之源，为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而延误启动宪政民主化的时机，也就是在浪费多年积累的民间资源，无异于为社会危机的总体爆发准备躁动的岩浆，为激进革命的突然燃烧准备干柴、火种。

　　虽然，把政治改革或宪政民主化当作化解危机和造福于民的万能灵药，或者在政改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预言宪政民主化将为中国前途带了一片光明，也是过于浅薄而浪漫的态度，因而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正视宪政民主化过程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还是用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为独裁秩序辩护，完全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前者并不认为民主制度没有弊端，也不会天真地全盘照搬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在经历过数次激进革命的灾难之后，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对国情具有足够的清醒，也从一切转型国家的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正反经验，尤其关注那些反面教训，所以，他们在主张必须尽快启动政改的同时，大都极为审慎地选择渐进策略，很少有人提倡一步到位的政改；而后者，只列举和论证转型国家进行民主化的负面因素，一味强调西方民主不合中国国情，强调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化在中国的失败，强调威权体制下吃饭第一的“猪哲学”，强调苏东巨变的效率损失和拉美化的腐败丛生及金融危机，却闭口不谈苏东转型的成功之处和导致拉美化的传统弊端，更回避那些政治体制转型基本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把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无限期地推给未来，等于使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永远没有“开始”的那一天，也就等于取消了中国人争取宪政民主和享受自由的资格。

⊙　“天下大乱”的神话

　　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的同时，启动宪政民主化会不会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世界上大多数由威权转变为宪政民主的国家提供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不会！

　　自由主义理念与其他类型的理念相比，是低调、平和、普世的价值观；宪政民主制度与其他类型的制度相比，是人道、和平、稳定、高效和能够持之久远的制度。苏东巨变并没有导致天下大乱，前苏联的解体仅仅是极权帝国的崩溃，是本来的民族地域版图的各归其位，而非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解体。苏东转型过程中的效率损失，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也开始得到弥补，经济最不景气的俄罗斯在新世纪有了不错的复苏。在亚洲，南韩的军政府时期，社会动乱不断，而直到民选总统之后，社会才进入稳定时期。印巴之间的流血冲突是由宗教仇恨及领土纠纷引起，而绝非民主制度之过。现在，即便在印巴暴力冲突不断和恐怖主义威胁严重的情况下，巴基斯坦照样举行了全民公投，随后又进行了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印尼民主化之后的乱象，恰恰是由于苏哈托一再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使持续积累的危机突然总爆发。拉美国家的乱像、腐败和经济危机，绝非宪政民主制度之过，而是这些国家本身的固有弊端所致，即便如此，至今仍然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阿根廷人民，也不想放弃现在的民主制度，返回到军人独裁时期，社会也没有出现天下大乱的失控局面；尽管金融危机之中的阿根廷政府走马灯式地换人，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却是稳定的，并没有哪个政治家或党派要求改变现行制度。至于独裁国家的宣传机器经常幸灾乐祸地报道民主国家常有的示威游行，实乃自由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是民众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因而像家常便饭一样普通，非但不是动乱，反而是制度良知和社会稳定的最佳象征。台湾十万农民游行了又怎样？阿扁政府并没有倒台，竞争激烈的台北、高雄的市长选举照样顺利完成，社会也并出现混乱。还有，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大罢工、英国消防队员大罢工、法国公共事业员工大罢工、意大利也有多起罢工，以及美欧出现的反对“倒萨之战”的大小游行示威，等等，又能怎么样？那些国家的制度仍然稳定，政府、首脑照样执政，社会生活照样平稳运行。

　　具体到当下中国，没有政治民主化的跛足改革，已经使印尼化或拉美化的种种特征异常醒目（读者如果想更多了解这方面的论证，请参见杨小凯、张五常对好坏两种资本主义的论述），如果仍然坚持跛足改革，中国的前景只能比拉美诸国或印尼更为糟糕。中国的金融坏账和财政债务黑洞之中所潜伏的巨大危机，远比现在的阿根廷严重，一旦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遏制乃至根绝拉美化趋势的最好办法，就是破除金融垄断、改革专制钱包和进行政治改革。别忘了，拉美国家在转型期也曾有过持续十几年的经济高增长。

　　我认为，尽快启动政治改革的理由，既蕴藏在转型国家提供的正反经验中，更蕴藏在中国的当下现实中。改革２０多年来，国际局势和中国社会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化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民主缓行”的主观臆断相反，启动政治改革在当下中国的可行性和对长远发展的好处，能够得到逻辑上的自洽论证和某些经验证据的支持，有些领域的渐进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亦可作为启动政改的前景预期的经验参考。

　　经验证据之一：自发的民间运动绝不是动乱，也不会导致动乱。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自发的大规模的民间运动，没有一次是暴力的混乱的，四五运动是和平的理性的，八六学潮也是和平的理性的，持续将近两个月的八九运动更是和平理性的典范，其动员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理性和平程度之高，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即便面对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运动在整体上也并没有走向诉诸暴力的极端，而是一直坚持非暴力反抗，希望用和平的行动和理性的呼吁打动军人的良心，劝退全副武装的部队。运动的结束，也是和平有序地撤离广场。全世界都知道，丧失理性和诉诸暴力并制造大屠杀的是中共政权，运动升级到大绝食，是因为政权非理性的错误决策和不肯认错，死于枪口和坦克履带之下的，是有序徒手请愿的学生和市民。

　　再说１９９９年法轮功在中南海前的“４·２５”静坐请愿，其平和、理性、有序与自律，堪称自发群体运动的奇迹——甚至没有高呼口号的齐声呐喊，而只是安静地坐着请愿；甚至在经过谈判达成妥协之后，二万左右的学员们安静而有序地撤离，他们静坐过的地上，居然干净得连一片纸屑都没有！在遭受当局的“邪教指控”和野蛮镇压之后，法轮功仍然坚持和平克制的非暴力反抗，即便遭到肉体施暴，他们也从未以牙还牙、以暴易暴。连一些直接管制法轮功的警察，也不能不为他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承受力和坚韧性而感叹，以至于在私下里对当局的打压政策表示不满。

　　今年三月发生在东北的辽阳和大庆的大规模工潮，也是和平、理性、有序的，从来没有出现激进的暴力行为和过分要求，他们只是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要求公正的经济补偿，至多要求惩治腐败，从未提出任何反政府的口号。相反，对于本来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如此和平、理性、有序、克制的的正当诉求，当局却用逮捕工人领袖来制造新的人权灾难，用明显的谎言来应对国际人权组织的查询和批评。

　　怎样评价这些民间自发运动，人们会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利益而做出不同判断，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认为，这些民间运动是合法合理合情的，跟“动乱”“暴乱”丝毫不沾边，而“民主缓行论”者，将其视为“天下大乱”的证据，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有违于人类文明的基本道义，乃是基于特权集团的利益需要而做的主观认定，是附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反证了他们绝非为民众和国家的利益着想，而是只为中共权贵们们站台。

　　经验证据之二：逐步放开户籍管理并没有导致天下大乱。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歧视性的户籍制改革之所以非常缓慢，就在于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御用智囊，一直以放开户籍将导致城市大乱为理由，来延缓这项早该进行的改革。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对４０年不变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强烈冲击。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自发的人口流动催生出日益高涨的要求改革户籍制的呼声，加之各地方政府的政绩驱动，实际的改革步伐也明显加快。正是在民间自发力量和地方政府推动的双重压力下，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２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对户籍管理作出了“四项改革”，而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海口等经济发达城市，早在此前就实行了“蓝印户口”。进入新世纪，地方政府的户籍改革又有了新的飞跃，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率先大幅度降低了农转非的门坎，广东和浙江等地已经在本地区的范围内取消城乡户籍差别，户籍制改革阻力最大的皇城北京也开始有所松动……这一切改革，不但没有引发什么社会动乱，反而进行得极为平静，也取得了多重正面社会效益：在社会权利的平等上，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户籍束缚；在经济上，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个人自由上，为个人的迁移和择业提供了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农民——这一被歧视时间最长、受榨取最重的最庞大群体，这一被某些御用精英视为素质最低下的群体，他们当中进城打工的民工，被某些城里人视为洪水猛兽的盲流，在一些城镇的户籍制度的松动之时，并没有争先恐后地涌向那些开放的城镇，更没有带着抱复的仇恨在城里制造混乱，而是平静地面对早就应该具有的权利，理智地权衡进城打工和在城里安家的利弊得失。

　　经验证据之三：村民自治及其村委会选举也没有导致农村大乱。

　　这一经验证据的支持与渐进民主化的社会效益直接相关，更是对“民主缓行论”有力驳论。尽管，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之下，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还带有恩赐性质，在基层农村的双权威体制下，中共的基层组织仍然是领导核心，民主选举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党权的操控和干涉，还属于残缺的基层民主试验，如此等等，因而对其意义的正反两方面还有尖锐的争论，对其积极作用的肯定也有很大的保留，至多只是“半吊子民主”，然而，这样的民主试验仍然具有正面意义，即便是对村民自治主要采取批评立场的观点，也不会完全否定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更关键的是，如前所述，中共政权的每一放权让利，都会导致民间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扩张（民间资本的增加和个人自由以及权利的拓展），如同八十年代初万里、赵紫阳和邓小平肯定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而改变的农民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同时开启了经济改革之门，最早由农民自发开始的选举村官的零星试验，在得到中共恩准并通过立法肯定了基层民主之后，同样激发了农民的参政热情和制度创新，调动农民的政治智慧，在不断的选举和自治的实践中，培育农民行使政治权利的习惯，积累自治的经验，逐渐扩展和完善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

　　１９９８年《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颁布之后，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发展很快，截至２００２年，全国３１省市的基层农村大都进行了换届选举，平均投票率高达８０％，说明了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尽管中共坚持党权在基层农村的核心地位，党权的干涉和双权威体制，使《组织法》无法完全落实，已经成为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但是，基层民主仍然进行了一些比较成功的试验，也摸索出许多符合国情的方法（如海选、两票合一制、村民代表大会制、村民监督小组等）。凡是没有上级权力和党权的严重干扰的直选，皆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选举后的各项工作也大有起色，许多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迎刃而解，甚至有的地方就是焕然一新。村委会选举的正面效果的经验例证很多，无法一一论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天村网”（ｗｗｗ·ｕｎ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ｒｇ）和“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ｏｒｇ）。

　　我要特别强调的自发民主试验的经验例证，是更高一级的民主选举，即受到全国瞩目的四川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的公选乡长。由于在公选之前，乡一级领导班子几乎全部因腐败落马，如何重建乡一级政权并取信于民便成为头等大事。强烈要求仿造村委会选举而公选乡长的自发民意，经过遂宁市委的反复研究给予了肯定，参考《组织法》制定了公选方案并获上级批准，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举行乡长选举，选举过程非常顺利，结果是谭晓秋当上了第一届民选的乡长。选举后，步云乡的各项工作很快见效，乡政府消肿进展顺利，最难以解决的干群矛盾和腐败问题迎刃而解，税费收缴的阻力锐减，农民负担下降和乡财政增加，农村公益事业的建设也大有起色。由于民选乡政府的卓著政绩，谭晓秋在第二次公选中又连选连任。继步云乡之后，１９９９年４月，山西临奇县卓里镇采用对乡镇领导投信任票的方法选出乡镇长；广东省的深圳大鹏镇采用三轮投票的方式选出镇长；２０００年３月，河南新蔡县选举乡镇长；２００２年，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也进行了居委会直选的试验。

　　这些村民自治所积累的经验，驳倒了“民主缓行论”的一些主要说辞，如：

　　——国民素质低，特别是缺乏文化素质和政治知识。中国农民这一知识素质最缺乏的群体，不但参加选举的热情很高，且成功地行使了选民的权利。就行使民主权利的实践操作而言，中国农民的实际知识肯定高于城里人，高于只会在书斋里谈民主的知识精英。实际上，行使选举权并不需要太多的书本知识，只要具有正常人的头脑和分辨善恶是非的基本能力，就完全可以成为合格的选民。

　　——民主将带来混乱和低效，甚至管理成本上升。事实上，凡是选举比较成功的地方都没有出现混乱，政府消肿后的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管理成本也随之大幅度下降。

　　——宗族势力问题。实行村民自治后的农村，宗族势力并没有构成民主化的障碍，退一步说，即便少数村庄的选举被大宗族操纵，也比受中共官员的压榨和乡镇政权的管制好。传统农村的宗族和乡绅相结合的自治，整体而言，决不比中共的治理更野蛮。

　　——民主选举阻碍农村现代化。事实上，村民自治，非但没有障碍现代化进程，反而由于权力来源具有了民众认可的合法性，民选的村长或乡长的权威得到空前的加强，可以在民意的支持下放手推进现代化。而且，民选村官既要对选民负责，又受到选民的监督和制约，不可能像任命制下的官员那样胡来。即便民选村官的施政不够大胆，但一步一个脚印的施政，肯定实惠、有效和真实，比任命的官员干的那些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好。

　　——税费收缴困难。事实上，民主选举，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大大降低了税费收缴的难度，不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实际增加了基层的财政收入。

　　——削弱党在基层农村的领导。这是最保守的“民主缓行论”者拿出的最阴暗的理由。事实是，党权过大所带来的诸多干预，恰是对村民自治的最大伤害，如果民主选举能够消弱党权，有何不好！不仅是农村的民主化，而且从全国范围内讲，中共坚持党权至上恰恰是民主化政改和社会进一步综合发展的最大阻力。无论是邓小平的“四个坚持”、还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核心仍然是党权至上——“坚持党的领导”和“党代表一切”。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之一，不就是为了逐步消弱一党独裁的垄断而专断权力，并最终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告别一党独裁体制吗！

　　几年的乡村民主实践证明，凡是效果不好的地方，大都是由于法外干预过多过重所致（党权和上级的干预，基层权贵集团及村霸的操纵等），而凡是效果好的地方则是由于法外干预较少的缘故。如果党权和上级不对村民自治进行干预，如果由基层权贵集团撑腰的村霸不进行幕后操纵甚至公开捣乱，而是切实地执行《组织法》，让农民完全自主地依法行使民主权利，那么，不仅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真正落实，而且农村的法治化进程也将大大加快。

　　换言之，中国农民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村能否保证长治久安，关键在于独立于任何外在权力强制干预的自治能否真正落实。这需要在政治上放手让农民自我管理，同时进行实质性的产权改革，把本来属于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使村民自治具有完整产权的制度依托，使个人成为最基本的选择主体。从理性人的利益计算的角度讲，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智慧，决不次于任何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他们知道怎样才能降低管理成本而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土地所有权和政治自治权真正在村民自己手里，那么中国农村就会在自我管理中生长出良性的自发秩序。合作组织和民选基层政府，也将在权利的行使中和利益计算中，逐渐地自发地生长出来，成熟起来。

⊙　民间意识的道成肉身

　　“民主缓行论”也经常援引一种流行的说法：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事实上，改革２０多年的国人就是在放放收收中度过的，既没有一放就天下大乱，也没有一收就万马齐喑。在继续固守跛足改革和启动政治改革之间的抉择上，那些高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流行曲的精英们，不仅是在为独裁秩序辩护，而且其背后隐含着一种极为傲慢的权贵、精英的偏见，即不相信民间能够从以往的动乱中汲取足够的教训，仍以“顺民和暴民”的双重劣根性来看待国人；不相信民众具有足够的理性去有节制地追求自身的权益，仍把民众当作完全受制于贪婪欲望支配的动物；不相信改革２０多年的观念启蒙对民众意识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仍视国人意识在整体上停留于大辫子小脚之水平上；不相信国人已经从追求自身利益的实践中学会了理智地计算得失，仍然认为国人不知道自身真正利益之所在；不相信全球化浪潮中的多方位国际交流对国人素质提高的巨大作用，仍然认为国人的视野完全被封闭狭隘的愚昧所主宰。一句话，不相信每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具有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理性能力，仍然武断地判断国人必须接受救世主的恩赐和布道者的引导。事实上，就连靠计划经济起家的中共集团都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而接受了市场经济，一向把人权视为资产阶级观念而加以批判的独裁者们，都能在世界大势的压力下而被迫在口头上承认了民主和人权的普世性，难道中国唯有民间的整体素质和理性行动的能力仍然停留在清末民初？！

　　尽管目前中国人的现代观念还不够成熟，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充满了机会主义的不择手段，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傲慢的天下主义也还有很大的市场，现实中的不公正、歧视、冷漠、自私、欺骗、贪婪等道德堕落随处可见，但是，这些负面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国人天生就人性邪恶，而是中共独裁制度的滥用权力逼出来的，是缺乏诚信的政府人治行为引导出来的，是权贵们贪官们的无耻示范给全社会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和邓江时代的机会主义共同塑造出来的。传统毛派和新左派把毛泽东时代视为道德圣境，把当前的价值残缺和道德堕落指责为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果，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虚构。事实上，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下国人的整体素质显然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如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江时代的独裁程度和残酷程度已经大为降低。

　　当下社会上所有极端的不道德行为，都曾在毛泽东的极权时代受到来自最高领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励，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野蛮和残忍、下流和委琐、谎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恶的大爆发，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被红色革命所席卷所蒙蔽而不觉得。一切野蛮残忍和良知缺席，皆在恐怖政治的压力和虚幻乌托邦的迷惑之下，直接服务于绝对极权制度的日常运行。独裁者毛泽东为人性邪恶的宣泄提供了某种人治秩序——周期性再造共产主义新人运动和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人性堕落的周期循环。这种周期循环又与独裁者的生理及心理紊乱之周期、与绝对权力的痉挛周期相协调。毋宁说：当一个没有任何道德自律的野心家在毫无约束的制度中执掌绝对权力之时，他就可以毫不脸红地自称是“和尚打扇无法无天”，可以无所顾忌地交替采用放纵和压抑的手段，把亿万愚昧的人群作为政治工具，只为了满足他一个人的权力意志的狂妄、邪恶和阴暗。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人性堕落的积累，数不清的大小政治运动使全社会性不道德积累成日常的习惯性行为，它可以在任何解禁的时期和领域爆炸性地凸现。压抑人的正常物欲和放纵人的畸形破坏欲、攻击欲的毛泽东时代一旦解体，鼓励小康生活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欲解放出来，但是毛泽东以革命和造反名义所制造的无赖精神却没有多少改观，它又在新一轮的金钱梦中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现在大陆社会的全无信誉的道德混乱状态，和文革时期全无任何自律的打砸抢造反行为，其内在精神乃一脉相承。我们习惯了说谎、背叛、仇恨和暴虐，习惯了一切皆由领袖、党和国家负责的生存方式，诚信、爱、同情和个人责任感便无从谈起。换言之，独裁政治培育仇恨和阴谋，鼓励说谎和无耻，造就懦弱和暴虐，纵容无赖和狂妄，养成自私和无责任感，政治无耻用之于商场就是全无商业道德。难道从娃娃抓起的全国性“拒绝邪教运动”，不是又一次文革式的全民族出卖良知的道德灾难吗！所以，建立社会公德和培育健全民智的前提，绝非一味指责民众的素质低劣，而是改变全无道义的制度和矫正鼓励说谎的激励导向。一个有良知的制度才可能造就一个讲道德的政权，才可能形成一种有良知的社会秩序。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和承受了太多大灾难的国人，经过２０多年的观念启蒙和市场历练，有节制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智逐渐成熟起来，学会了谈判、妥协和见好就收，更学会了适应独裁政权的习惯性翻云覆雨，能够理智地对待政策的波动，甚至包括那种前后完全相反的政策波动，现在的中国民众，即使面对重大事件和经济的大起大落，也很难再发生大规模一哄而起的群体骚动，比如八十年代中期的“价格闯关”引起抢购风潮，而民众却可以平静地面对九十年代的数次大范围提价。再如，股民对政府在国有股减持上的翻云覆雨的应对，没有情绪激烈的大喊大叫，只是理智地用脚投票。即便在面对使馆被炸、中美撞机和９１１这样的大事件，也有相当一部分国人保持着理智的清醒和良心的道义，而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狂潮和毫无人性的幸灾乐祸相抗衡。

　　从另一方面，让我来看，中国大陆的精英群体又是太过理智和精明，以至于总能在和现政权的周旋中做到既得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到了只讲利益而罔顾道义的程度。话剧《切·格瓦拉》在小剧场内高喊革命，其主创人员的这一“革命秀”，实际上是为了商业利益的广告功夫，而在行为上却温顺地站在现存秩序一边。具有自由主义价值取向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与政权的利益博弈中，已经学会了试探底线、适可而止的权衡，大都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来扩展自己的权益。民间的经济精英在有关自身根本利益的产权改革问题上，不是大喊大叫，而是通过事实上的产权变更、人大政协等会议上的不断提案和邀请政府官员参加的研讨会，步步为营地推进产权改革。自由知识分子和倾向于民间立场的媒体，对与自身利益生死攸关的言论自由，也不会要求一步到位的“放开报禁”，而是提出一厘米一厘米地拓展民间的言论空间，通过无数次打擦边球的方式来测试官方的容忍度。就这样，已经把产权改革推到了政府必须郑重考虑立法的地步，舆论空间的拓展也在不断地压缩官方底线的边界，甚至已经触碰到了最敏感的政治领域的边缘，如，《证券市场周刊》可以发表揭露李鹏家族腐败的文章，《南风窗》可以不断地发表呼吁政改的文章，《南方周末》可以把为农民请愿而丢了乌纱帽的李昌平选为２０００年度新闻人物之首，今年年度新闻人物的评选，候选人的名单中就有曾被中宣部点名批判过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即便是中共的舆论中枢中央电视台，也能把有良知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吴敬琏选为２００１年经济界十大杰出人物之首；再如，对十六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报道，广东媒体凸出胡锦涛的舆论导向，显然不同于北京和上海的媒体对江泽民的阿谀。

　　现在，曾经激烈争吵过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中的有识之士，通过反省这场争论得出类似的结论：自由优先和公正优先之间的分歧，只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左与右（如罗尔斯和诺克齐）之间的争论。这样的论争只有在自由制度的语境下才是真问题，才有意义，而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尚无真正自由的中国人，还谈不上真正的社会公正。凡是在中国意欲推动宪政民主化的人士，应该坚持自由主义立场，面对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抗争对象：独裁制度及其权贵阶层。同时，坚持温和稳健渐进的立场，避免走向过于激进和煽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换言之，曾经是理论对手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既然都主张中国急需以宪政民主对独裁体制进行改革，其理论分歧至多是“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之间的区别，那么两者就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导致社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

　　追求自由民主的百姓，争取的是有尊严、有自由、有权利、免于恐惧和长治久安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果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就无人有权再行强制剥夺。而“民主缓行论”者却帮助中共权贵们强制百姓接受无尊严、无自由、无权利、充满恐惧和得过且过的小康生活，由于这种小康是独裁者恩赐的，所以就随时可能被再次剥夺殆尽。

⊙　结束语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中国能不能最终变成自由国家，而是究竟要为独裁制度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完成社会转型？已然为独裁制度付出的惨痛代价，应教会中国人尽量降低转型的成本，然而，现政权所坚持的跛足改革，已经把中国推上非付出巨大的额外代价而不足以完成社会转型之歧途，且在此歧途上狂奔。

　　独裁政权及其体制惰性极难改造，精英的犬儒化生存策略盛行，民众对不公正的超强承受力，资源匮乏与人口庞大的巨大压力，使中国的未来不容乐观。更不可忽视的是，任何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高增长都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中国现行体制就更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此跛足改革邓小平曾说过“一百年不动摇”，到２０５０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小康水平时再进行普选，这种独裁人格的信口雌黄谁会当真？江泽民的十六大报告更为狂妄，提出再用２０年的时间就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却把邓小平的普选许诺束之高阁。即便抛开中国政府惯于玩弄的数字游戏不谈，仅就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而言，其发达地区和高收入人群也只占极小的百分比，经济增长也明显地呈现为阶段性递减的趋势，到了９０年代中后期徘徊于７％－８％之间的增长率，靠的是巨额财政赤字、更为巨额的隐性债务和老百姓的巨额存款，实际上等于靠透支民众和国家的未来支撑当下的经济发展。现在，处于警戒线的金融黑洞化、财政赤字化、国企空壳化、腐败制度化、社会两极化、土地荒漠化、生态污染化、农村凋敝化、城市失业化、道德真空化，等等，中共手中已经没有多少王牌，足以支撑再一个２０年的经济高增长！当经济增长的速度逐年递减并最终停滞，当国有资产被权贵们提前掏空并转移到海外，当百姓的存款消失于国有银行的无底黑洞之时，政治改革得以平稳进行的基础环境和有利时机也就丧失了。国人该付出怎样惨痛而巨大的代价，才能在持续积累的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中启动政治改革而避免社会动乱的降临？

　　清末民初的革命共和换来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党独裁；抗战结束后的反独裁争民主和反奴役争自由的残酷内战，换来的是甚至不讳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一党独裁；改革开放催生出的反腐败争民主的八九运动，遭遇的却是“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的大屠杀，换来的则是“红皮白心”却非要标榜“三个代表”的一党独裁，难道即便在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当下机遇中，中国人也只配得到一种迟到的混乱式自由和危机式民主？

　　现在，海内外许多人以赞许的口吻评论到：十六大权力交替的平稳，说明了中共高层的明智和稳健。而我却从江泽民连任军头、把有重大腐败嫌疑的人提拔为常委之中，从十六大前后国内媒体上的个人崇拜和歌功颂德中，从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后（也包括此前的申奥成功、足球踢进世界杯、加入ＷＴＯ等）政府的失态张扬中，从御用智囊们吹嘘２０年后超过美国的大话中，感到了类似大跃进吹牛和文革宣传的歇斯底里气息；又从草木皆兵式的权力恐惧中（包括镇压法轮功的全民动员），从新党魁胡锦涛的谨小慎微里，感到末世王朝的最后痉挛。

　　启动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民主决无“缓行”之理。现在的国人和国际主流社会，都应该对中国最终走向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具有信心——哪怕近于绝望的希望；更应该把这种信心立刻付诸于行动——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行动。主动去做就还有希望，而无所作为的等待就将把任何的希望变为绝望。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８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