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進與緩行的弔詭

　　六四之後，大陸知識界對“激進主義”的反思和批判的重要一環，就是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全面梳理，使英美保守主義及其“消極自由”倍受青睞，而法國激進主義及其“積極自由”則被揚棄。這種基於八九運動的失敗和特定國情的反思，深化了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對八十年代的浮躁確實有某種矯正作用。然而，在中國特定的制度環境下，反激進也有懾於恐怖政治的無可奈何的一面，很容易被拒絕政治改革的權威主義所利用，變成“跛足改革”、“歷史缺席權”和“不講道德的經濟學”的辯護詞。一方面，反激進主義和推崇“消極自由”，很容易滑向“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漠症”，其走向爭取自由的反面效果令人始料未及；另一方面，“新左派”把社會不公之原因歸結為全球化和市場化，則為極端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反激進思潮上乘八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下啟九十年代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步演變為目前極為流行的“民主緩行論”。

　　“民主緩行論”者也會利用“消極自由”的說辭，甚至把“寬容和解”的調門提得很高，實際上只是用於說服人們認同現行秩序，甘當滿足於溫飽的順民。在所有轉型國家中，消弭歷史恩怨的寬容和解都是雙方面的，具有主動權的皆是強勢者。而緩行論者只要求無權勢者對強權統治、被奴役者對奴役制度的單方面寬容和解，卻不對最有資本也最應該實行寬容和解的強權制度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他們所要求的是一種缺乏起碼公正的社會和解：不是勸說高舉皮鞭的奴隸主放下鞭子，反而責怪反抗皮鞭的奴隸們不夠寬容，不肯在受盡鞭打之苦以後主動與奴隸主和解。在中國的特定背景下，“緩行派”要求仍然受到迫害的異見人士淡化血債和超越六四，而不要求製造大屠殺的劊子手償還血債和懺悔認罪；指責法輪功是用假信仰騙人，卻放過了不准信仰的獨裁制度。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緩行派”所要辯護的顯然是權威主義、國家主義和效率至上的現行秩序，其核心無非強調，一黨獨裁秩序下的“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乃是最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雖然這一論調還不敢公然否定憲政民主的價值，但在跛足改革已經沒有多大迴旋餘地，現行制度已經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急需政治體制的改革來根治社會弊端之時，“緩行派”卻把憲政民主推給無限的未來，等於實質地否定了啟動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

　　“民主緩行”的言說振振有詞，似可細分如下：

　　１、在現階段，改革的首要目標是發展經濟，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獨裁才能維持穩定。

　　２、現階段追求民主和結束獨裁，與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整體目標相矛盾，政治改革將引發天下大亂，所以必須靠威權制度來控制和治理；

　　３、偌大的國家和龐大的人口，且民眾素質低劣，不知道什麼對自己最有利，現在就自由了民主了，必將導致“文革式”的無政府主義，所以，現階段還不適於還政於民、讓民作主，只能由獨裁者及其御用精英為民作主、為民謀小康。

　　４、中共的獨裁地位乃是歷史形成的，中國的現行體制也是國人經過百年摸索後自主選擇的，而且中共政權仍然在繼續改革，且創造了不錯的成績，所以具有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合理性。百年現代化的歷史證明，西方式民主在中國根本行不通。

　　５、中共過於強大，有六千多萬黨員，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太多，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而民間社會一盤散沙，政治反對派早已被邊緣化，在民眾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小，而且民運人士及其組織在各方面還不如中共，他們上台會更糟，所以只能寄希望於穩定秩序下的中共自我改造。

　　“民主緩行論”者最經典的質問是：沒有中共或中共下台，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這就如同說：不進行六四大屠殺、不鎮壓法輪功、不壓制失業者或農民的示威請願，等等，中國早就天下大亂了。但事實卻是，無論八九運動，還是法輪功的中南海靜坐，皆是理性的、和平的、有序的、善意的，根本不是“動亂”，也決不會導致天下大亂。“動亂”指控、“邪教”定性和天下大亂的預期，完全是由於中共本身的合法性不足和權力恐懼製造出來的莫須有的罪名，是靠刺刀和謊言強加在民間運動頭上的，是中共為鎮壓和殺人編出來的藉口。

　　主張“民主緩行論”的知識精英們，大都擺出一種客觀超然的學術化姿態，強調他們絕非反對民主，而是站在國家的當下安定和未來前途的立場上，基於國情提出最佳轉型戰略。那麼，中國當下的國情究竟是什麼呢？一向自稱代表國家利益，自稱其最高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中共政權，在其利益天平上，國家、民族和人民僅僅是抽象的名詞而已，實惠而具體的利益則是維持統治，是權貴集團的特權和暴利，甚至僅僅是極權者個人或幾個寡頭及其家族的權利。在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只是為毛澤東個人的權力意志和稱霸野心服務；在鄧江時代，“三個有利”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三個代表”及吸收資本家入黨，主要服務於權貴階層及其御用精英的利益。所以，無論“民主緩行論”者的主觀動機如何，其為現存秩序進行辯護的客觀效果，皆是站在壟斷大部分資源的強勢集團一邊，虛構出一套嚇唬別人和自我恫嚇的主觀預設，至多是祭起“凡現實皆合理”機會主義旗幟，以說服人們對當下秩序的犬儒化認同，既沒有任何經驗根據，也無法獲得邏輯上前後一致的自洽論證。

　　其實，這一套完全是中共政權及其御用知識精英刻意製造出來的：在現實中，製造民間組織和民眾政治權利的真空，通過對民間社會和公共輿論的強權控制，使中共成為唯一的有權力有組織且壟斷着大部分社會資源的政治力量；在意識形態上，通過長期的強詞奪理的單向灌輸，再加上御用知識精英們引經據典的學術包裝，試圖造成社會輿論的一面之詞，訴諸於人們怕亂的心理，使之相信這一臆造的預設。在利益上，先是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用“三個代表”收買精英，用“小康承諾”安撫民眾，以換取人們對現存秩序的馴順。所有這一切，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把臆造的未來圖景變成人們必須接受的既成現實：一旦沒有中共獨裁，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權力真空的假設又強化了天下大亂的未來預期。這就等於是通過強權、欺騙和收買的三管齊下逼迫人們就範，使之在別無選擇的無奈中承認這一預設。社會接受了這一虛假預設，就能維持極為不公正的現存秩序穩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獨裁政權及權貴們，其次是攀權附貴的各類精英們，再次是少數中心城市的市民（如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而最大的受損者必定是廣大百姓和大多數邊緣地區，特別是農民和工人。

　　獨裁政權只是被極少數人壟斷並服務於極少數權貴的秩序，即把社會公器變成一己私具的統治，而民主化則是由全民分享並服務於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會公器的過程。所以，獨裁政權及其御用精英們，無疑要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和爭取權益運動，視為大患，哪怕是極為溫和、理性、善意的正義之舉，哪怕從未超越國情。同時，獨裁者為了維持政權，從“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工具主義出發，在民怨沸騰之時施以小恩小惠的安撫，即御用精英所謂的“有節制的剝奪”，於是，對人民做了九十九件大惡行而只幹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獨裁者及其御用化妝師就會利用壟斷的言論特權，巧舌如簧地用１％的善政來為９９％的惡政辯護，並將其誇大為２００％的偉大成就，讓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榨取被歧視被剝離的百姓，對獨裁者感恩戴德，承認獨裁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這樣的辯護，無論用怎樣的經濟高效率支撐，也是極為猥瑣和野蠻的，如同任何基於效率的理由為準奴隸性的戶籍制所作的辯護一樣。

　　穩定，之所以在中共統治策略的排序中處於“第一”的位置，就在於獨裁政權根本無法建立道義合法性，它所維持的秩序永遠是危機型統治，社會總是處在危機四伏的狀態之中，政權也總是在草木皆兵的驚恐心態之中，總是在不斷製造新的敵人，積累越來越多的敏感日子，導向准緊急狀態式的防範，頻繁地頒布禁令、進行嚴打和整肅，試圖把一切異己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之中，使專政機器肆意地濫用權力，製造沒有盡頭的冤案。過於強烈的權力驚恐和過於頻繁的暴力鎮壓，甚至致使專政機關經常陷於經費不足和人員短缺的窘境，也使具體的執法者陷於底氣不足和牢騷滿腹的被孤立境地——如在中國，警察是令人生畏生厭生恨的職業——這就形成了危機不斷和疲於應付危機之間的惡性循環。於是，謊言、恐怖和收買也就成了危機型統治的本質特徵。製造謊言以掩蓋危機，製造恐怖以壓制由危機引起的不滿、異見和反抗，實行收買以換取了精英階層為危機統治進行辯護。

　　但是，獨裁統治製造的各類社會危機會持續積累，會階段性地積累到威脅獨裁秩序的穩定乃至政權之存廢的程度，所以，獨裁政權出於維護統治的目的而非進行局部改革不可，否則便無法緩解危機和維持穩定。這種改革，一方面會起到延續統治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會釋放出民間被壓抑的追求自身權益的巨大能量，起到削弱現政權合法性和統治效力的作用，使曾經被政權全部壟斷的資源和權利部分地逐漸地流向民間。但是，這種改革所引起的局部變化，只是統治的嚴酷程度和控制力度的相對降低，使個人的絕對極權變成了寡頭威權，而統治性質並沒有真正改變。

　　在中國，沒有毛澤東時代持續加深的社會危機對政權穩定的威脅，中共集團內部也就不可能產生改革的動力；沒有民間普遍的自發性權益訴求，黨內改革派也很難獲得足夠的民意支持而戰勝保守的凡是派。改革開放過程中民間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形成了由民間到政權再到民間的遞進循環。最初是忍無可忍的民眾不惜鋌而走險（小崗村大包幹和天安門四五運動），開始自下而上的改革訴求和制度創新的試驗，接着是黨內改革派肯定了民間的自發挑戰，並藉助於民意支持而發動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表面過程是政權的放權讓利，是民間被動接受自上而下的恩賜，而在改革外表的底層，實質上是民間自發的主動爭取自身權益的動力。所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將受到越來越大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訴求的壓力（如以八九運動為代表的一系列民間自發運動），自上而下的恩賜逐漸轉變為自下而上的爭取。然而，在民間的自發力量還沒有大到足以令獨裁者被迫放棄傳統政體之時，政權對民間的改革訴求的容忍度就還有一條自私而僵化的利益底線——決不允許對中共的獨裁權力構成挑戰，所以它在還能維持穩定的情況下，決不會輕易正面呼應憲政民主化的政改訴求。

　　唯有政治改革，方可清除一個集權社會的危機根源，舍此，新舊危機的持續積累只會愈演愈烈，中共也只能權益性地做暫緩危機的局部調整。穩定策略得以實施的最大本錢，無疑是屢試不爽的經濟高增長。在國有經濟日趨萎縮而民營經濟高速發展的國情下，政權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前提，就是不斷地向民間放權讓利。所以，無論是主動化解還是被動應對，改革開放的進程就是中共政權玩弄收放權利的過程，忽而放權讓利，忽而又收權爭利，一放一收的權力痙攣，放收收放的循環往復，已經成為後極權時代的中共政權應付危機的殺手鐧。而地方政權、民間資本和外來資本，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也已經基本適應了政權的翻雲覆雨，自發地演變出一套有效的應對策略。每一次從放權讓利到收權爭利，中共政權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也都無法取得預想的效果（比如朱容基在糧食流通體制上的集權政策），使一部分權與利流出中共的掌控，變成民間資本、國際資本和半吊子個人自由。收放交替策略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中共政權可以有效掌控的資源不斷萎縮，統治效力不斷減弱，官員的政治忠誠和責任感也隨之銳減，百姓的向心力日漸消失，政權只能繳獲表面上的馴順，不得一絲來自內心的擁戴，退而依靠利誘來收買下級、精英和百姓的服從，無力改變他們各自“心懷鬼胎”的局面；另一方面，民間的資本及權利繼續自發成長，社會對政權的離心力不斷加大，或直接或迂迴的巧妙抗爭，越來越敢於主動爭取權益。

　　儘管這种放權讓利的最大受益者是權貴階層，儘管民間財富還處在沒有法治保障的灰色之中，儘管民間權利的成長主要局限於非政治領域，儘管個人自由的擴展還主要局限在私人領域，儘管民間社會的成長仍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儘管主動爭取權益的行為大都是分散的打擦邊球式的，儘管政權的權力恐懼及痙攣還會造成嚴重的人權災難，還將不時地嚴重扭曲市場化私有化的進程，嚴重地腐蝕人性和敗壞公德，進而一再延緩政治改革的開始，但是，覆水難收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每一次放權讓利後流出政權掌控的部分，對於獨裁體制的基礎都將是不同程度的瓦解，所謂挖牆腳式的滴水穿石之功日漸明顯。除非中共政權再發動一次毛澤東式經濟文革，否則的話，中國民間社會的自發成長已經難以控制，而回歸毛澤東時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要說發了大財的權貴們決對不肯，剛剛有了溫飽的民眾也不會答應，但是，這種可能性也不能說一絲全無，如果繼續無視日益緊迫的涉及絕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的社會公正問題，如果現行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權貴資本主義繼續毫無節制地瓜分社會財富，即便仍然能夠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改革本身也將從由被公眾認可轉變為被公眾否定，再偉大的經濟成果也無力使之合法化，如此下去就等於為另一次毛澤東式的再分配革命積累仇恨。

　　現在，中國社會正處於再一次轉折的關口，一方面，由獨裁制度製造的社會危機持續積累，已經形成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瓶頸，到了非改造政治制度不可的程度；另一方面，個人自利意識的覺醒、私域空間的持續拓展、利益的大分化和社會的多元化的發展，使民間社會要求政治權利再分配的欲望和呼籲已經普及化，即為了求得個人財產的安全及增值，為了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機會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對的公正），為了保證個人的信仰、思想、言論和興趣不受強制侵犯，般般都迫切需要對極端不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行再分配——以個人自由、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權利再分配——而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諸種權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過政治改革來完成。人們已經認識到：沒有政治權利的保障，分散的個人便無以抗衡強大衙門及其官員和執法者的任意強制，個人無法獲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機會，個人財產也無法得到安全保障，個人權益受到政府侵害時也很難討還公道。所以，無論是為了保證私人財產的安全和增值，還是為了爭取自身的獲利機會；無論是為了爭取基本人權，還是受害者為了討還公道；無論是為了社會公正的建立，還是為了長遠的效益；也無論是改革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所有階層都將為了切身利益而要求應得的政治權利，只有極少數權貴家族除外。

　　可以說，在激進政治革命和漸進政治改革之間的社會選擇上，目前的國情更傾向於支持改革而非革命。經濟增長還能持續、大多數人有了溫飽的當下國情，不僅為用政改化解深層危機提供了穩定的社會大環境，也為民主化提供溫和理性的民意支持，社會危機的持續加重和民間社會的日益壯大所形成的合力，已經使啟動政治民主化的條件基本成熟，用李慎之先生的話說，就是“水到渠成”。難道非要重蹈清末現代化的失敗覆轍，罔顧較好條件啟動政改的機遇而一再延宕，非要等到一切有利條件基本失去之後，等到革命之火已經點燃，再被迫啟動政改嗎？難道中國的百年現代化進程，我們錯過的歷史良機還不夠多嗎？由於錯失良機而造成的災難還不夠深重嗎？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下，還要固守治標不治本的機會主義的跛足改革，而延緩治標又治本的政治改革，無疑將再一次錯過大好時機。只有改變獨裁制度的危機型統治方式，才能從根本上剷除危機之源，為長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而延誤啟動憲政民主化的時機，也就是在浪費多年積累的民間資源，無異於為社會危機的總體爆發準備躁動的岩漿，為激進革命的突然燃燒準備乾柴、火種。

　　雖然，把政治改革或憲政民主化當作化解危機和造福於民的萬能靈藥，或者在政改還沒有開始之前就預言憲政民主化將為中國前途帶了一片光明，也是過於淺薄而浪漫的態度，因而也是不負責任的態度，但，是正視憲政民主化過程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還是用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為獨裁秩序辯護，完全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回事：前者並不認為民主制度沒有弊端，也不會天真地全盤照搬任何國家的民主制度，在經歷過數次激進革命的災難之後，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對國情具有足夠的清醒，也從一切轉型國家的實踐中汲取了豐富的正反經驗，尤其關注那些反面教訓，所以，他們在主張必須儘快啟動政改的同時，大都極為審慎地選擇漸進策略，很少有人提倡一步到位的政改；而後者，只列舉和論證轉型國家進行民主化的負面因素，一味強調西方民主不合中國國情，強調近代以來憲政民主化在中國的失敗，強調威權體制下吃飯第一的“豬哲學”，強調蘇東巨變的效率損失和拉美化的腐敗叢生及金融危機，卻閉口不談蘇東轉型的成功之處和導致拉美化的傳統弊端，更迴避那些政治體制轉型基本成功的國家的經驗，把中國的憲政民主化無限期地推給未來，等於使中國的憲政民主化永遠沒有“開始”的那一天，也就等於取消了中國人爭取憲政民主和享受自由的資格。

⊙　“天下大亂”的神話

　　在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的同時，啟動憲政民主化會不會導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世界上大多數由威權轉變為憲政民主的國家提供的經驗事實已經證明：不會！

　　自由主義理念與其他類型的理念相比，是低調、平和、普世的價值觀；憲政民主制度與其他類型的制度相比，是人道、和平、穩定、高效和能夠持之久遠的制度。蘇東巨變並沒有導致天下大亂，前蘇聯的解體僅僅是極權帝國的崩潰，是本來的民族地域版圖的各歸其位，而非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的解體。蘇東轉型過程中的效率損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也開始得到彌補，經濟最不景氣的俄羅斯在新世紀有了不錯的復甦。在亞洲，南韓的軍政府時期，社會動亂不斷，而直到民選總統之後，社會才進入穩定時期。印巴之間的流血衝突是由宗教仇恨及領土糾紛引起，而絕非民主制度之過。現在，即便在印巴暴力衝突不斷和恐怖主義威脅嚴重的情況下，巴基斯坦照樣舉行了全民公投，隨後又進行了還政於民的政治改革。印尼民主化之後的亂象，恰恰是由於蘇哈托一再拖延政治改革的結果，使持續積累的危機突然總爆發。拉美國家的亂像、腐敗和經濟危機，絕非憲政民主制度之過，而是這些國家本身的固有弊端所致，即便如此，至今仍然深受金融危機之苦的阿根廷人民，也不想放棄現在的民主制度，返回到軍人獨裁時期，社會也沒有出現天下大亂的失控局面；儘管金融危機之中的阿根廷政府走馬燈式地換人，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卻是穩定的，並沒有哪個政治家或黨派要求改變現行制度。至於獨裁國家的宣傳機器經常幸災樂禍地報道民主國家常有的示威遊行，實乃自由秩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那是民眾不可剝奪的神聖權利，因而像家常便飯一樣普通，非但不是動亂，反而是制度良知和社會穩定的最佳象徵。台灣十萬農民遊行了又怎樣？阿扁政府並沒有倒台，競爭激烈的台北、高雄的市長選舉照樣順利完成，社會也並出現混亂。還有，美國西海岸港口工人大罷工、英國消防隊員大罷工、法國公共事業員工大罷工、意大利也有多起罷工，以及美歐出現的反對“倒薩之戰”的大小遊行示威，等等，又能怎麼樣？那些國家的制度仍然穩定，政府、首腦照樣執政，社會生活照樣平穩運行。

　　具體到當下中國，沒有政治民主化的跛足改革，已經使印尼化或拉美化的種種特徵異常醒目（讀者如果想更多了解這方面的論證，請參見楊小凱、張五常對好壞兩種資本主義的論述），如果仍然堅持跛足改革，中國的前景只能比拉美諸國或印尼更為糟糕。中國的金融壞賬和財政債務黑洞之中所潛伏的巨大危機，遠比現在的阿根廷嚴重，一旦爆發，後果將不堪設想。而遏制乃至根絕拉美化趨勢的最好辦法，就是破除金融壟斷、改革專制錢包和進行政治改革。別忘了，拉美國家在轉型期也曾有過持續十幾年的經濟高增長。

　　我認為，儘快啟動政治改革的理由，既蘊藏在轉型國家提供的正反經驗中，更蘊藏在中國的當下現實中。改革２０多年來，國際局勢和中國社會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中國的憲政民主化轉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與“民主緩行”的主觀臆斷相反，啟動政治改革在當下中國的可行性和對長遠發展的好處，能夠得到邏輯上的自洽論證和某些經驗證據的支持，有些領域的漸進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亦可作為啟動政改的前景預期的經驗參考。

　　經驗證據之一：自發的民間運動絕不是動亂，也不會導致動亂。

　　改革開放以來歷次自發的大規模的民間運動，沒有一次是暴力的混亂的，四五運動是和平的理性的，八六學潮也是和平的理性的，持續將近兩個月的八九運動更是和平理性的典範，其動員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理性和平程度之高，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即便面對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運動在整體上也並沒有走向訴諸暴力的極端，而是一直堅持非暴力反抗，希望用和平的行動和理性的呼籲打動軍人的良心，勸退全副武裝的部隊。運動的結束，也是和平有序地撤離廣場。全世界都知道，喪失理性和訴諸暴力並製造大屠殺的是中共政權，運動升級到大絕食，是因為政權非理性的錯誤決策和不肯認錯，死於槍口和坦克履帶之下的，是有序徒手請願的學生和市民。

　　再說１９９９年法輪功在中南海前的“４·２５”靜坐請願，其平和、理性、有序與自律，堪稱自發群體運動的奇蹟——甚至沒有高呼口號的齊聲吶喊，而只是安靜地坐着請願；甚至在經過談判達成妥協之後，二萬左右的學員們安靜而有序地撤離，他們靜坐過的地上，居然乾淨得連一片紙屑都沒有！在遭受當局的“邪教指控”和野蠻鎮壓之後，法輪功仍然堅持和平克制的非暴力反抗，即便遭到肉體施暴，他們也從未以牙還牙、以暴易暴。連一些直接管製法輪功的警察，也不能不為他們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承受力和堅韌性而感嘆，以至於在私下裡對當局的打壓政策表示不滿。

　　今年三月發生在東北的遼陽和大慶的大規模工潮，也是和平、理性、有序的，從來沒有出現激進的暴力行為和過分要求，他們只是以和平請願的方式要求公正的經濟補償，至多要求懲治腐敗，從未提出任何反政府的口號。相反，對於本來就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弱勢群體，對於他們如此和平、理性、有序、克制的的正當訴求，當局卻用逮捕工人領袖來製造新的人權災難，用明顯的謊言來應對國際人權組織的查詢和批評。

　　怎樣評價這些民間自發運動，人們會基於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利益而做出不同判斷，信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人認為，這些民間運動是合法合理合情的，跟“動亂”“暴亂”絲毫不沾邊，而“民主緩行論”者，將其視為“天下大亂”的證據，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有違於人類文明的基本道義，乃是基於特權集團的利益需要而做的主觀認定，是附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反證了他們絕非為民眾和國家的利益着想，而是只為中共權貴們們站台。

　　經驗證據之二：逐步放開戶籍管理並沒有導致天下大亂。

　　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以前，歧視性的戶籍制改革之所以非常緩慢，就在於政府有關部門及其御用智囊，一直以放開戶籍將導致城市大亂為理由，來延緩這項早該進行的改革。近幾年，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合理流動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對４０年不變的戶籍制度形成了強烈衝擊。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自發的人口流動催生出日益高漲的要求改革戶籍制的呼聲，加之各地方政府的政績驅動，實際的改革步伐也明顯加快。正是在民間自發力量和地方政府推動的雙重壓力下，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２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對戶籍管理作出了“四項改革”，而上海、深圳、廣州、廈門、海口等經濟發達城市，早在此前就實行了“藍印戶口”。進入新世紀，地方政府的戶籍改革又有了新的飛躍，石家莊作為省會城市，率先大幅度降低了農轉非的門坎，廣東和浙江等地已經在本地區的範圍內取消城鄉戶籍差別，戶籍制改革阻力最大的皇城北京也開始有所鬆動……這一切改革，不但沒有引發什麼社會動亂，反而進行得極為平靜，也取得了多重正面社會效益：在社會權利的平等上，解除了農民身上的戶籍束縛；在經濟上，促進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在個人自由上，為個人的遷移和擇業提供了更大的自主選擇空間和更多的機會。

　　農民——這一被歧視時間最長、受榨取最重的最龐大群體，這一被某些御用精英視為素質最低下的群體，他們當中進城打工的民工，被某些城裡人視為洪水猛獸的盲流，在一些城鎮的戶籍制度的鬆動之時，並沒有爭先恐後地湧向那些開放的城鎮，更沒有帶着抱復的仇恨在城裡製造混亂，而是平靜地面對早就應該具有的權利，理智地權衡進城打工和在城裡安家的利弊得失。

　　經驗證據之三：村民自治及其村委會選舉也沒有導致農村大亂。

　　這一經驗證據的支持與漸進民主化的社會效益直接相關，更是對“民主緩行論”有力駁論。儘管，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之下，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還帶有恩賜性質，在基層農村的雙權威體制下，中共的基層組織仍然是領導核心，民主選舉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黨權的操控和干涉，還屬於殘缺的基層民主試驗，如此等等，因而對其意義的正反兩方面還有尖銳的爭論，對其積極作用的肯定也有很大的保留，至多只是“半吊子民主”，然而，這樣的民主試驗仍然具有正面意義，即便是對村民自治主要採取批評立場的觀點，也不會完全否定其積極的正面意義。

　　更關鍵的是，如前所述，中共政權的每一放權讓利，都會導致民間社會的某種程度的擴張（民間資本的增加和個人自由以及權利的拓展），如同八十年代初萬里、趙紫陽和鄧小平肯定了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和首創精神，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從而改變的農民饑寒交迫的生存困境，同時開啟了經濟改革之門，最早由農民自發開始的選舉村官的零星試驗，在得到中共恩准並通過立法肯定了基層民主之後，同樣激發了農民的參政熱情和制度創新，調動農民的政治智慧，在不斷的選舉和自治的實踐中，培育農民行使政治權利的習慣，積累自治的經驗，逐漸擴展和完善村民自治與民主選舉。

　　１９９８年《中國農村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組織法》）頒布之後，村民自治和基層選舉發展很快，截至２００２年，全國３１省市的基層農村大都進行了換屆選舉，平均投票率高達８０％，說明了農民參與民主政治的積極性。儘管中共堅持黨權在基層農村的核心地位，黨權的干涉和雙權威體制，使《組織法》無法完全落實，已經成為村民自治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但是，基層民主仍然進行了一些比較成功的試驗，也摸索出許多符合國情的方法（如海選、兩票合一制、村民代表大會制、村民監督小組等）。凡是沒有上級權力和黨權的嚴重干擾的直選，皆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選舉後的各項工作也大有起色，許多長期無法解決的難題迎刃而解，甚至有的地方就是煥然一新。村委會選舉的正面效果的經驗例證很多，無法一一論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看“天村網”（ｗｗｗ·ｕｎ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ｒｇ）和“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信息網”（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ｏｒｇ）。

　　我要特別強調的自發民主試驗的經驗例證，是更高一級的民主選舉，即受到全國矚目的四川遂寧市市中區步雲鄉的公選鄉長。由於在公選之前，鄉一級領導班子幾乎全部因腐敗落馬，如何重建鄉一級政權並取信於民便成為頭等大事。強烈要求仿造村委會選舉而公選鄉長的自發民意，經過遂寧市委的反覆研究給予了肯定，參考《組織法》制定了公選方案並獲上級批准，於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舉行鄉長選舉，選舉過程非常順利，結果是譚曉秋當上了第一屆民選的鄉長。選舉後，步雲鄉的各項工作很快見效，鄉政府消腫進展順利，最難以解決的干群矛盾和腐敗問題迎刃而解，稅費收繳的阻力銳減，農民負擔下降和鄉財政增加，農村公益事業的建設也大有起色。由於民選鄉政府的卓著政績，譚曉秋在第二次公選中又連選連任。繼步雲鄉之後，１９９９年４月，山西臨奇縣卓里鎮採用對鄉鎮領導投信任票的方法選出鄉鎮長；廣東省的深圳大鵬鎮採用三輪投票的方式選出鎮長；２０００年３月，河南新蔡縣選舉鄉鎮長；２００２年，北京市東城區北新橋街道九道灣社區也進行了居委會直選的試驗。

　　這些村民自治所積累的經驗，駁倒了“民主緩行論”的一些主要說辭，如：

　　——國民素質低，特別是缺乏文化素質和政治知識。中國農民這一知識素質最缺乏的群體，不但參加選舉的熱情很高，且成功地行使了選民的權利。就行使民主權利的實踐操作而言，中國農民的實際知識肯定高於城裡人，高於只會在書齋里談民主的知識精英。實際上，行使選舉權並不需要太多的書本知識，只要具有正常人的頭腦和分辨善惡是非的基本能力，就完全可以成為合格的選民。

　　——民主將帶來混亂和低效，甚至管理成本上升。事實上，凡是選舉比較成功的地方都沒有出現混亂，政府消腫後的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管理成本也隨之大幅度下降。

　　——宗族勢力問題。實行村民自治後的農村，宗族勢力並沒有構成民主化的障礙，退一步說，即便少數村莊的選舉被大宗族操縱，也比受中共官員的壓榨和鄉鎮政權的管制好。傳統農村的宗族和鄉紳相結合的自治，整體而言，決不比中共的治理更野蠻。

　　——民主選舉阻礙農村現代化。事實上，村民自治，非但沒有障礙現代化進程，反而由於權力來源具有了民眾認可的合法性，民選的村長或鄉長的權威得到空前的加強，可以在民意的支持下放手推進現代化。而且，民選村官既要對選民負責，又受到選民的監督和制約，不可能像任命制下的官員那樣胡來。即便民選村官的施政不夠大膽，但一步一個腳印的施政，肯定實惠、有效和真實，比任命的官員干的那些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好。

　　——稅費收繳困難。事實上，民主選舉，拉近了官民之間的距離，大大降低了稅費收繳的難度，不但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而且實際增加了基層的財政收入。

　　——削弱黨在基層農村的領導。這是最保守的“民主緩行論”者拿出的最陰暗的理由。事實是，黨權過大所帶來的諸多干預，恰是對村民自治的最大傷害，如果民主選舉能夠消弱黨權，有何不好！不僅是農村的民主化，而且從全國範圍內講，中共堅持黨權至上恰恰是民主化政改和社會進一步綜合發展的最大阻力。無論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還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其核心仍然是黨權至上——“堅持黨的領導”和“黨代表一切”。中國政治民主化的目標之一，不就是為了逐步消弱一黨獨裁的壟斷而專斷權力，並最終用和平漸進的方式告別一黨獨裁體制嗎！

　　幾年的鄉村民主實踐證明，凡是效果不好的地方，大都是由於法外干預過多過重所致（黨權和上級的干預，基層權貴集團及村霸的操縱等），而凡是效果好的地方則是由於法外干預較少的緣故。如果黨權和上級不對村民自治進行干預，如果由基層權貴集團撐腰的村霸不進行幕後操縱甚至公開搗亂，而是切實地執行《組織法》，讓農民完全自主地依法行使民主權利，那麼，不僅農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了真正落實，而且農村的法治化進程也將大大加快。

　　換言之，中國農民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農村能否保證長治久安，關鍵在於獨立於任何外在權力強制干預的自治能否真正落實。這需要在政治上放手讓農民自我管理，同時進行實質性的產權改革，把本來屬於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使村民自治具有完整產權的制度依託，使個人成為最基本的選擇主體。從理性人的利益計算的角度講，農民在實際生活中的智慧，決不次於任何知識分子或政府官員，他們知道怎樣才能降低管理成本而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土地所有權和政治自治權真正在村民自己手裡，那麼中國農村就會在自我管理中生長出良性的自發秩序。合作組織和民選基層政府，也將在權利的行使中和利益計算中，逐漸地自發地生長出來，成熟起來。

⊙　民間意識的道成肉身

　　“民主緩行論”也經常援引一種流行的說法：所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事實上，改革２０多年的國人就是在放放收收中度過的，既沒有一放就天下大亂，也沒有一收就萬馬齊喑。在繼續固守跛足改革和啟動政治改革之間的抉擇上，那些高唱“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流行曲的精英們，不僅是在為獨裁秩序辯護，而且其背後隱含着一種極為傲慢的權貴、精英的偏見，即不相信民間能夠從以往的動亂中汲取足夠的教訓，仍以“順民和暴民”的雙重劣根性來看待國人；不相信民眾具有足夠的理性去有節制地追求自身的權益，仍把民眾當作完全受制於貪婪欲望支配的動物；不相信改革２０多年的觀念啟蒙對民眾意識發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仍視國人意識在整體上停留於大辮子小腳之水平上；不相信國人已經從追求自身利益的實踐中學會了理智地計算得失，仍然認為國人不知道自身真正利益之所在；不相信全球化浪潮中的多方位國際交流對國人素質提高的巨大作用，仍然認為國人的視野完全被封閉狹隘的愚昧所主宰。一句話，不相信每個中國人作為個體具有追求獨立自主的人格和判斷是非善惡的基本理性能力，仍然武斷地判斷國人必須接受救世主的恩賜和布道者的引導。事實上，就連靠計劃經濟起家的中共集團都能從失敗中汲取教訓而接受了市場經濟，一向把人權視為資產階級觀念而加以批判的獨裁者們，都能在世界大勢的壓力下而被迫在口頭上承認了民主和人權的普世性，難道中國唯有民間的整體素質和理性行動的能力仍然停留在清末民初？！

　　儘管目前中國人的現代觀念還不夠成熟，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充滿了機會主義的不擇手段，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傲慢的天下主義也還有很大的市場，現實中的不公正、歧視、冷漠、自私、欺騙、貪婪等道德墮落隨處可見，但是，這些負面現象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國人天生就人性邪惡，而是中共獨裁制度的濫用權力逼出來的，是缺乏誠信的政府人治行為引導出來的，是權貴們貪官們的無恥示範給全社會的，是毛澤東時代的殘酷鬥爭和鄧江時代的機會主義共同塑造出來的。傳統毛派和新左派把毛澤東時代視為道德聖境，把當前的價值殘缺和道德墮落指責為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結果，完全是一種人為的虛構。事實上，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當下國人的整體素質顯然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如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鄧江時代的獨裁程度和殘酷程度已經大為降低。

　　當下社會上所有極端的不道德行為，都曾在毛澤東的極權時代受到來自最高領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勵，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野蠻和殘忍、下流和委瑣、謊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惡的大爆發，只不過當時的人們被紅色革命所席捲所蒙蔽而不覺得。一切野蠻殘忍和良知缺席，皆在恐怖政治的壓力和虛幻烏托邦的迷惑之下，直接服務於絕對極權制度的日常運行。獨裁者毛澤東為人性邪惡的宣泄提供了某種人治秩序——周期性再造共產主義新人運動和一系列政治運動，造成人性墮落的周期循環。這種周期循環又與獨裁者的生理及心理紊亂之周期、與絕對權力的痙攣周期相協調。毋寧說：當一個沒有任何道德自律的野心家在毫無約束的制度中執掌絕對權力之時，他就可以毫不臉紅地自稱是“和尚打扇無法無天”，可以無所顧忌地交替採用放縱和壓抑的手段，把億萬愚昧的人群作為政治工具，只為了滿足他一個人的權力意志的狂妄、邪惡和陰暗。

　　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人性墮落的積累，數不清的大小政治運動使全社會性不道德積累成日常的習慣性行為，它可以在任何解禁的時期和領域爆炸性地凸現。壓抑人的正常物慾和放縱人的畸形破壞欲、攻擊欲的毛澤東時代一旦解體，鼓勵小康生活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慾解放出來，但是毛澤東以革命和造反名義所製造的無賴精神卻沒有多少改觀，它又在新一輪的金錢夢中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現在大陸社會的全無信譽的道德混亂狀態，和文革時期全無任何自律的打砸搶造反行為，其內在精神乃一脈相承。我們習慣了說謊、背叛、仇恨和暴虐，習慣了一切皆由領袖、黨和國家負責的生存方式，誠信、愛、同情和個人責任感便無從談起。換言之，獨裁政治培育仇恨和陰謀，鼓勵說謊和無恥，造就懦弱和暴虐，縱容無賴和狂妄，養成自私和無責任感，政治無恥用之於商場就是全無商業道德。難道從娃娃抓起的全國性“拒絕邪教運動”，不是又一次文革式的全民族出賣良知的道德災難嗎！所以，建立社會公德和培育健全民智的前提，絕非一味指責民眾的素質低劣，而是改變全無道義的制度和矯正鼓勵說謊的激勵導向。一個有良知的制度才可能造就一個講道德的政權，才可能形成一種有良知的社會秩序。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經歷了太多的失敗和承受了太多大災難的國人，經過２０多年的觀念啟蒙和市場歷練，有節制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智逐漸成熟起來，學會了談判、妥協和見好就收，更學會了適應獨裁政權的習慣性翻雲覆雨，能夠理智地對待政策的波動，甚至包括那種前後完全相反的政策波動，現在的中國民眾，即使面對重大事件和經濟的大起大落，也很難再發生大規模一哄而起的群體騷動，比如八十年代中期的“價格闖關”引起搶購風潮，而民眾卻可以平靜地面對九十年代的數次大範圍提價。再如，股民對政府在國有股減持上的翻雲覆雨的應對，沒有情緒激烈的大喊大叫，只是理智地用腳投票。即便在面對使館被炸、中美撞機和９１１這樣的大事件，也有相當一部分國人保持着理智的清醒和良心的道義，而與狹隘的民族主義狂潮和毫無人性的幸災樂禍相抗衡。

　　從另一方面，讓我來看，中國大陸的精英群體又是太過理智和精明，以至於總能在和現政權的周旋中做到既得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到了只講利益而罔顧道義的程度。話劇《切·格瓦拉》在小劇場內高喊革命，其主創人員的這一“革命秀”，實際上是為了商業利益的廣告功夫，而在行為上卻溫順地站在現存秩序一邊。具有自由主義價值取向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在與政權的利益博弈中，已經學會了試探底線、適可而止的權衡，大都採取只做不說的方式來擴展自己的權益。民間的經濟精英在有關自身根本利益的產權改革問題上，不是大喊大叫，而是通過事實上的產權變更、人大政協等會議上的不斷提案和邀請政府官員參加的研討會，步步為營地推進產權改革。自由知識分子和傾向於民間立場的媒體，對與自身利益生死攸關的言論自由，也不會要求一步到位的“放開報禁”，而是提出一厘米一厘米地拓展民間的言論空間，通過無數次打擦邊球的方式來測試官方的容忍度。就這樣，已經把產權改革推到了政府必須鄭重考慮立法的地步，輿論空間的拓展也在不斷地壓縮官方底線的邊界，甚至已經觸碰到了最敏感的政治領域的邊緣，如，《證券市場周刊》可以發表揭露李鵬家族腐敗的文章，《南風窗》可以不斷地發表呼籲政改的文章，《南方周末》可以把為農民請願而丟了烏紗帽的李昌平選為２０００年度新聞人物之首，今年年度新聞人物的評選，候選人的名單中就有曾被中宣部點名批判過的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即便是中共的輿論中樞中央電視台，也能把有良知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吳敬璉選為２００１年經濟界十大傑出人物之首；再如，對十六大產生的新一屆中共領導層的報道，廣東媒體凸出胡錦濤的輿論導向，顯然不同於北京和上海的媒體對江澤民的阿諛。

　　現在，曾經激烈爭吵過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中的有識之士，通過反省這場爭論得出類似的結論：自由優先和公正優先之間的分歧，只是自由主義內部的左與右（如羅爾斯和諾克齊）之間的爭論。這樣的論爭只有在自由制度的語境下才是真問題，才有意義，而對於中國來說，真正的問題是：尚無真正自由的中國人，還談不上真正的社會公正。凡是在中國意欲推動憲政民主化的人士，應該堅持自由主義立場，面對共同的問題、共同的抗爭對象：獨裁制度及其權貴階層。同時，堅持溫和穩健漸進的立場，避免走向過於激進和煽情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換言之，曾經是理論對手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既然都主張中國急需以憲政民主對獨裁體制進行改革，其理論分歧至多是“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之間的區別，那麼兩者就應該攜起手來，共同面對導致社會不公正的制度根源。

　　追求自由民主的百姓，爭取的是有尊嚴、有自由、有權利、免於恐懼和長治久安的生活，這種生活如果是他們自己掙來的，就無人有權再行強制剝奪。而“民主緩行論”者卻幫助中共權貴們強制百姓接受無尊嚴、無自由、無權利、充滿恐懼和得過且過的小康生活，由於這種小康是獨裁者恩賜的，所以就隨時可能被再次剝奪殆盡。

⊙　結束語

　　現在的問題是：不是中國能不能最終變成自由國家，而是究竟要為獨裁制度付出多大代價才能完成社會轉型？已然為獨裁制度付出的慘痛代價，應教會中國人儘量降低轉型的成本，然而，現政權所堅持的跛足改革，已經把中國推上非付出巨大的額外代價而不足以完成社會轉型之歧途，且在此歧途上狂奔。

　　獨裁政權及其體制惰性極難改造，精英的犬儒化生存策略盛行，民眾對不公正的超強承受力，資源匱乏與人口龐大的巨大壓力，使中國的未來不容樂觀。更不可忽視的是，任何一個轉型國家的經濟高增長都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中國現行體制就更不可能維持太長時間。此跛足改革鄧小平曾說過“一百年不動搖”，到２０５０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小康水平時再進行普選，這種獨裁人格的信口雌黃誰會當真？江澤民的十六大報告更為狂妄，提出再用２０年的時間就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卻把鄧小平的普選許諾束之高閣。即便拋開中國政府慣於玩弄的數字遊戲不談，僅就改革以來的經濟發展而言，其發達地區和高收入人群也只占極小的百分比，經濟增長也明顯地呈現為階段性遞減的趨勢，到了９０年代中後期徘徊於７％－８％之間的增長率，靠的是巨額財政赤字、更為巨額的隱性債務和老百姓的巨額存款，實際上等於靠透支民眾和國家的未來支撐當下的經濟發展。現在，處於警戒線的金融黑洞化、財政赤字化、國企空殼化、腐敗制度化、社會兩極化、土地荒漠化、生態污染化、農村凋敝化、城市失業化、道德真空化，等等，中共手中已經沒有多少王牌，足以支撐再一個２０年的經濟高增長！當經濟增長的速度逐年遞減並最終停滯，當國有資產被權貴們提前掏空並轉移到海外，當百姓的存款消失於國有銀行的無底黑洞之時，政治改革得以平穩進行的基礎環境和有利時機也就喪失了。國人該付出怎樣慘痛而巨大的代價，才能在持續積累的社會危機的總爆發中啟動政治改革而避免社會動亂的降臨？

　　清末民初的革命共和換來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黨獨裁；抗戰結束後的反獨裁爭民主和反奴役爭自由的殘酷內戰，換來的是甚至不諱言“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一黨獨裁；改革開放催生出的反腐敗爭民主的八九運動，遭遇的卻是“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的大屠殺，換來的則是“紅皮白心”卻非要標榜“三個代表”的一黨獨裁，難道即便在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的當下機遇中，中國人也只配得到一種遲到的混亂式自由和危機式民主？

　　現在，海內外許多人以讚許的口吻評論到：十六大權力交替的平穩，說明了中共高層的明智和穩健。而我卻從江澤民連任軍頭、把有重大腐敗嫌疑的人提拔為常委之中，從十六大前後國內媒體上的個人崇拜和歌功頌德中，從上海申辦世博會成功後（也包括此前的申奧成功、足球踢進世界盃、加入ＷＴＯ等）政府的失態張揚中，從御用智囊們吹噓２０年後超過美國的大話中，感到了類似大躍進吹牛和文革宣傳的歇斯底里氣息；又從草木皆兵式的權力恐懼中（包括鎮壓法輪功的全民動員），從新黨魁胡錦濤的謹小慎微里，感到末世王朝的最後痙攣。

　　啟動政治改革已經刻不容緩，民主決無“緩行”之理。現在的國人和國際主流社會，都應該對中國最終走向自由市場和憲政民主具有信心——哪怕近於絕望的希望；更應該把這種信心立刻付諸於行動——哪怕是一點一滴的行動。主動去做就還有希望，而無所作為的等待就將把任何的希望變為絕望。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８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