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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如果不想付代價，那才真是不值得
-- 魏京生在芝加哥"天安門六四"與"柏林牆崩潰"二十周年音樂燭光晚會上的講演和問答
在5月31日芝加哥舉辦紀念天安門六四與柏林牆崩潰二十周年"自由頌"音樂燭光晚會的下半場，魏京生和魯德成先生分別對觀眾做了講演，並對觀眾的提問做出回答。魏京生在他的講演中說提到了幾個要點：共產黨不講道理；民主自由要付出代價；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改革派身上和外國人的支持上。當有觀眾提問"你們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時，魏京生強調：如果一個民族不想付出代價，那才真是不值得。他的話感染了在場的觀眾，贏得熱烈掌聲。
以下為魏京生先生的講演。
芝加哥由楊逢時博士組織的這麼一個紀念活動，非常好。二十年了，我們紀念那些死難的兄弟姐妹。我們沒有忘記他們。因為他們是為我們而死的，為我們而受傷的。 二十年的時間足夠讓大家心情變的比較平靜了，現在我們可以比較客觀的回顧那段歷史，對於我們來說，紀念那些死難的兄弟姐妹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總結那段的經驗教訓。因為現在的中國人還在為爭取自由做着同樣的事，還在努力，還在不斷的付出犧牲。雖說形式已經跟二十年前不太一樣了，但是二十年前的經驗教訓仍然對我們非常有用，對指導現在鬥爭中的這些朋友非常有用。
而且據我的觀察，國內的朋友不但對現在的形勢非常關心，而且對二十年前的經驗教訓，以及過去更早一些的經驗教訓也非常關注。他們非常想知道到底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到底我們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共產黨是什麼規律，等等。他們希望知道很多的東西。所以這總結對我們大家都非常有用，包括對我們支持國內的民主運動也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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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不講道理"
我簡單講幾點。總結當年的歷史教訓，中國老百姓通過坦克機槍的屠殺，首先明白了一個道理，也就是共產黨是不可以講道理的。我去台灣時，有些台灣的朋友也經常說，"共產黨跟國民黨一樣壞"，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問題。國民黨，不管怎麼樣，過去雖然有人說它跟共產黨是一樣的，也對老百姓殘酷鎮壓等等，這都不錯，確實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畢竟它的基本原則，它的基本宗旨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那麼最終，雖然磕磕絆絆的，但是國民黨在台灣和平地演變出了一個民主制度 這點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台灣人民為此少付出多少代價啊。
但是共產黨跟它不一樣，它的基本的宗旨就是一黨專政。這是過去的共產黨。現代的共產黨甚至連一黨專政都不相信了，只有它們這個特權階級必須要掌握這個政權，誰不利於它們這個特權階級，誰就要給我滾蛋 -- 這就是它們的基本原則。
那麼這樣一個有人說叫"後共產主義"的集權政治，實際上比毛澤東時代的這種集權政治更加可怕。因為毛澤東時代的集權政治雖然也講歪理，但是歪理畢竟還可以跟他講。但是現在這個共產黨他們非常明白，民主是什麼他們非常明白，因為他們把老婆、孩子、錢包都放到民主國家來。他們不知道民主國家好嗎？當然知道。但是他們絕對不會讓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因為那就失去了他們發財的機會。
所以對這樣一個集團，越來越多的中國老百姓失去了耐心。越來越的老百姓認識到，除非推翻共產黨，否則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是不太可能的。這是八九年的坦克機槍給中國人的第一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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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要付出代價"
第二個教訓，就是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追求民主自由，我們要不要付出代價呢？我們當然要付出代價。八九年中國人民已經付出了很多代價，很多的年輕人失去了他們的生命，或者受傷致殘。雖然我們付出了很多代價以後沒有得到一個我們希望達到的結果，但是我們看看其他國家，不光看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會看到每一個國家要爭取到這種很好的民主制度都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我們並不是第一個付代價的，我們並沒有什麼冤枉。如果共產黨不是那麼邪惡，不是那麼殘暴，我們也用不着去推翻它。那麼我們要推翻這個暴政，我們就要付出代價。要付出很多的代價，這是必須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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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內所謂的改革派"
第三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內其實也是有很多嚮往民主的勢力，但是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內的所謂改革派。在1989年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假設，如果當時的改革派有所動作的，那鄧小平有沒有能力調動軍隊來屠殺老百姓呢？很多人在思考這個問題，很多人也在議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靠老百姓自己的力量，我們必須靠民主派的力量。我們要團結黨內的民主派，黨內的開明派，但是我們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大家回憶一下，八九年的年輕人坐在廣場上無所作為，實際上是在等着改革派來解決問題，但實際上改革派是相當軟弱的，他們有他們的兩面性，他們有他們的不同的想法。他們不可能全力以赴的投入到人民的運動中來。
國際社會的支持也是另外一個教訓。實際上國際社會支持對於每一個國家的民主運動，每一個國家的變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的時候是至關重要的。咱們可以看看台灣的民主，雖然說以蔣經國為首的國民黨的勢力是有民主派的宗旨，但是他們在台灣也逐漸形成一個利益集團了，也有一個勢力是不願意放棄一黨獨裁的。一方面是他們的理念促使他們不得不向民主轉型，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壓力促使着他們，而且很重要的一點，國際社會的壓力是促使當時的國民黨不得不走向民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台灣的和平演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仰賴於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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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外國人支持我們民主不太現實"
大陸的民主化當然也不例外。但是我們還要看到一點，很多朋友有事就求外國人，什麼事都依靠在外國人身上，總是希望外國人給我們多的支持，我們的民主才能夠搞得更好一點。但這是不太現實的。
不論是八九年還是現在，我們得到的西方國家的支持主要來自於老百姓的輿論。八九年的時候也是這樣。八九年屠殺發生之後我們看到國際社會的輿論是一邊倒，強烈地支持中國的老百姓，強烈地譴責共產黨。但在八九年事情發生的過程中，國際社會並沒有給與很多的幫助。甚至有些西方的政治家為了和鄧小平之間做政治交易，他們放棄了對中國人民的支持，甚至放鬆了對鄧小平的壓力。這實際上是導致鄧小平下決心屠殺人民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是關鍵原因。
甚至我在美國和共和黨高層談到老布什總統當時的作用，他們都承認，當時老布什總統的表現，用比較外交的語言說是"有點欠考慮"，他所起的作用"我們需要重新研究"。實際上大家心裡都很明白，當時老布什對鄧小平放鬆的態度，實際上恰恰是促使鄧小平最後下決心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對國際社會的支持我們是要爭取，我們是要努力，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一個重要力量，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中國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須敢於作出犧牲，才能爭來我們需要的最好的東西。下面請大家多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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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聽眾張先生第一個站起來發言："紀念六四二十周年"音樂會，要感謝三個人。第一個是楊逢時女士，大家都看到了，沒有她不懈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音樂會，而且她頂着巨大的壓力，母親去世，她有國不能回，中領館不給簽證，她不能回去給母親奔喪，這是一個多麼可悲的事實啊。
第二個是魯德成先生。他也是為了我們，為了所有的中國人，為了人民的自由，坐了十年大牢。（掌聲）
但是我想說的，他們兩個人都還是非常的幸運，他們都有家。楊逢時女士有先生，魯德成先生有太太。我們第三個來賓，魏京生，1950年生，被共產黨判了29 年，坐了18年大牢。你們知道每個人有多少牙嗎？28顆，他掉了24顆。 （聽眾劉女士補充：而且是在30歲的時候掉的）。一個人坐了18年牢，牙掉了24顆，到現在沒有一個家，還是一個單身漢。為了所有中國人的幸福他辛苦奔波。他不欠中國人民的，他不欠中國，是我們大家虧欠他！
接下來，有觀眾提問：你們三位（指楊逢時、魯德成、魏京生）都為了中國的福祉，發展，付出了很多的代價。所以我的問題是，你們三位認為付出這些代價到底是值得還是不值得？
魏京生回答：既然想付代價，沒有什麼值不值得的。一個民族如果不想付代價，那才真是不值得，你就永遠不會改變，永遠不會進步。所以說，付代價根本就不考慮值不值得。（觀眾熱烈鼓掌）
有關台灣的民主發展，首先我們大陸的朋友就非常高興，因為他證明了一個道理。共產黨老在那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你們中國人素質太差，你們那文化就不行，你們那種就比人家白種人差。所以叫亞洲特殊價值觀，所以你們不能民主。而台灣的民主證明，我們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建立民主。（鼓掌）我們中國文化也有足夠的智慧來建立自己的民主。所以台灣的民主對大陸非常重要。
當然台灣的民主不可能一開始就走得很好。它會有磕磕絆絆，會有危險， 甚至可能會倒退。比如說當年德國的民主建立了不久就出現了倒退，出了一個納粹，還可能出各種其它問題。但沒有關係。我希望台灣的朋友醒覺到很多人，作為老百姓也非常關心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大家都關心，政治家才會比較老實一點。如果大家不關心，就是老牌的美國民主也不保險。謝謝。（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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