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欽差大臣林則徐抵達廣州。他素以勤勞王事、辦事認真著稱，這次肩負着皇帝的重託，當然只會更努力。在途中他就明察暗訪，下車伊始後便召集廣州三大書院600多名士子到貢院“考試”，要他們提供煙販名單以及鴉片集散地址，並徵詢既往禁煙弊端以及合理措施（這倒才是真正的遴選幹部的方向，堪稱明代以來首次教育制度改革），隨即下令地方官員把那些煙販抓起來。此後在和鬼子周旋過程中，他更布下了許多探子，情報工作作得很好。據英商羅伯特•英格利斯於1840年5月7日在國會聽證會上的證詞，林則徐“消息靈通”，在給外商的命令中說他知道在伶仃港口船上有幾萬箱鴉片，他命令一箱也不許運走。這和傳統官場的昏庸官僚的作風完全是兩回事。

經過一周左右的準備，林則徐正式動手了。他諭示外商，限他們三天把所有的大煙都交出來，並要求每個商人都具“甘結”，也就是寫下保證書，保證以後再不運鴉片來中國。若有違反，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繳煙和具結始終是林的兩個奮鬥目標，第一條作到了，但第二條卻成了雙方爭執焦點之一，到最後都沒有實現。

這命令對外商宛若晴天霹靂。鴉片貿易占了外貿的大頭，要外商把鴉片統統交出來，意味着巨額損失，奸商們豈會心甘情願？而且，英國是實行法治的契約社會，許多商人只是經理、代理商或合伙人，手中的鴉片並不屬於或不完全屬於他們的財產，交出去要負法律責任。“十三行”內的奸商們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當林則徐傳令商會頭子顛地去見他時，顛地的兄弟（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弟弟）竟然激動得揚言要死在建議顛地應命前往的羅伯特•英格利斯門前。

在此緊急關頭，商務總監兼領事義律從澳門聞訊趕來了，和中國官府打了幾次交道，都沒有什麼結果。林則徐見奸商們久不從命，當即下令封鎖廣州海上交通，派兵包圍十三行，禁止出入，撤出所有中國雇員，並禁止民間向十三行出售食物。奸商們包括義律在內統統成了囚犯，面臨着餓死的危險。

義律別無選擇，只好以女王名義要商人們把煙土交給他，不交者後果自負，再由他以女王政府的名義開出收條，保證償還價值。根據英商羅伯特•英格利斯在國會的證詞，商人們都如釋重負，因為責任現在全轉移到政府頭上去了，於是很爽快地交出了毒品。義律把收到的所有大煙陸續交出，一共19187箱2119袋。據英格利斯的證詞，他們從中國官員那兒刺探到的情報說，這數量遠遠高出了林則徐的估計，他以為頂多只有五千多箱。此話是否可靠，還有待於國內史學家考證。在短期內竟然交出這麼多煙來，可見所謂“走私”全TMD“走公”。

但義律這麼幹，等於代英國政府把本國不法奸商與中國政府的衝突攬了過去，使之變成了政府間衝突。這很可能就是那傢伙的陰謀。3月28日（二月十四日）他稟告林則徐，答應呈繳鴉片20283箱（略高於實繳數）。但4月3日（二月二十日）他就致函巴麥尊，污衊“中國政府對陛下官員與臣民已經犯下了突然而殘酷的戰爭罪行，用最近這樣方式強迫繳出英國人的財產就是一種侵略”，“對於所有這一切不可饒恕的暴行的反響，應該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擊，事先連一個字的照會都不用給”，建議立刻用武力占領舟山島，封鎖廣州、寧波兩港，以及揚子江面。所以，此公根本不是網人亦忱盛讚的那個大善人。

這裡可能存在着一個國際誤會，林則徐在繳煙諭中說：

“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當會同督部堂、撫部院，稟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

根據英商英格利斯在國會的證詞，這“酌予賞犒”被他們理解為按最低價格每箱500兩白銀給於賠償。這就是他們後來一直糾纏賠償煙價的緣故，最後這要求成了南京條約里規定的賠款一部分。但中國的涵義可不是這樣。道光後來同意所繳鴉片每箱賞茶葉5斤，這和煙販們的期待可是天差地別。這誤會有可能促進了雙方交惡，但過錯並不在中方。按國際慣例，凡走私貨物一律沒收。本人私帶香煙入關就被沒收過，從來不敢指望海關賞我幾錢茶葉。因此，中方“突然而殘酷的戰爭罪行”，已經是法外施恩了。

統而觀之，愚以為林則徐要求鬼子繳出走私商品並沒有做錯什麼。唯一的錯誤是毫未出示證據，就派兵包圍十三行，不分良莠，對所有商人以及官員實行事實上的囚禁並斷絕其生計。這就構成了英方日後上門問罪的藉口。但考慮到當時國人毫無西方人權觀念，官府對百姓從來是為所欲為，任意查抄屠殺，更不懂國際慣例，現代人無法苛責這種野蠻做法。林則徐後來在署理陝甘總督期間，血腥屠殺暴亂藏民，甚至實行三光政策，焚燒寺院，剷平村莊。和這比起來，他當初對英國蠻夷已經是網開三面了。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因為道光一再告誡他慎重行事，不要擅開戰禍。

虎門銷煙後，林則徐預定的兩個目標已經圓滿實現了一個。道光也覺得此案已經完滿結束，調他去擔任兩江總督。但林不願離開，寧願接替鄧廷楨作兩廣總督，因為他的第二個目標亦即讓所有外商出具甘結的任務還沒實現，而這就成了中英雙方的爭執焦點。

這一要求我看完全符合國際慣例：外國商人來中國經商，當然要服從中國法律。本人出國後就出具過許多“甘結”：在各式各樣的表格上簽名，保證自己說的是實話，否則願意接受法律懲罰。但義律頑固拒絕這一合理要求，而林公也絕不退讓，就此陷入僵局。

林公為何堅持這一要求呢？他已經在《繳煙諭》中明說了：

“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這意思是說，他從小生長在福建，對外夷那套很熟悉，知道鬼子們講究信義。而這其實就是他堅持讓他們簽字畫押寫保證書的原因。他大約深知中國無可能澄清吏治，做不到“籬笆扎得緊，野狗鑽不進”，所以只好寄希望於鬼子的契約精神，以此杜絕鴉片流入。這和他附和黃爵滋“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的乖謬主張，指望以死刑的威懾消除市場需要來禁煙的思路如出一轍。這就是我為何猜測他是“老太太吃柿子——專揀軟的捏”。

有趣的是，恰是鬼子的契約精神使得義律拒絕照辦。如果是不拿契約當回事的中國人，恐怕早就同意這要求了。這也說明義律根本不是某些網人鼓吹的那種禁煙聖人。他禁止本國商人具結，因此釀成了後來的武裝衝突。

另一個惡化兩國關係的事件則是前文已經介紹過的林維喜事件。7月7日（蘆註：關於本案發生的日期各說不一，我一共查到三個日期，分別為6月20日，7月7日和7月12日）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嘴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責令義律交出正凶，而義律認為中國官府不講究證據，以一人兼充偵探、起訴、陪審團和法官，專用酷刑逼供，屬於野蠻司法，因此他動用“治外法權”審判了該案。其中一人以無證據開釋，其餘五人被判參與騷亂罪（participation in a general riot）被押送回國服刑，但到達後立即被釋放，原因是英國政府認為，未經中國政府授權，義律無權審判任何人。然而有人認為，根據英國的有關議會法案，他確實有權在距中國海岸線100海里內的公海上作此類審判。這公案到今天也還在爭議之中。

所謂“治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ity）通譯為“領事裁判權”。根據國際慣例，它只適用於發生在駐外使領館和軍事基地內部的案件。很明顯，這並不適用於審理林維喜案，義律這麼做違反了國際公法。雖然他是在中國領土外審判，但案件發生在中國領土上。即使按上述英國法律，那審判也屬非法無效。英國政府可以否決之，但必須把案犯引渡給中國才符合國際慣例。

不過，這也只是從理論上說說而已。我早就在11年前指出了：洋人迫使中國接受治外法權，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蓋人家實在無法接受咱們的中古式野蠻審判。日本和中國一樣也曾被迫接受治外法權，但人家引入西方司法制度後，列強也就同意改約，放棄了該項“不平等特權”。

因為這兩件事，雙方關係迅速惡化。義律命令所有英商從廣州撤退到澳門，停止對華貿易。林則徐針鋒相對，下令停止供應澳門英人柴米食物，撤退買辦工人。 8月23日，英國人搶占了當時人口稀少的香港島作為基地。同月月底，只裝了28門炮的英國輕型軍艦（frigate）窩拉疑號（Volage）到達廣東海面，保護此時都集中在珠江口外穿鼻洋海面上的英國商船。林則徐發出布告通知民眾：“如見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準許開槍阻止。”

林則徐先是欽差大臣，後作兩廣總督，總督又稱“制台”、“制軍”，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乃是地方最高軍政長官。林在擔任兩個職務時都有權調動軍隊，因此下屬也稱他“大帥”。但不幸的是，大帥接受的乃是科舉教育，四書五經並不教他怎麼打仗。靠業餘自學只能學會《孫子兵法》，獲得有關戰爭一般原則的大而無當的模糊指點，此外便只能從三國周郎那兒學點“火攻”，從吳主孫皓那兒學來“鐵鏈橫江”而已。

如今國人只知道鬼子硬件先進，船堅炮利，卻不知道人家軟件同樣先進，有軍事科學，而咱們只有《三國演義》。靠看那些垃圾古書，就是天才統帥也無法與鬼子的軍事學校培養出來的平庸軍官匹敵，起碼人家會看地圖，知道如何算出大炮的射擊諸單元。

林大帥當然不可能知道連如今的許多中國人都不知道的文明差距，充滿了必勝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不知道鬼子的船是由工程師科學設計出來的，不是中國的憨木匠憑經驗拼裝起來的。在帆船時代人家就能靠合理設計揚帆逆風行駛，何況已經進入了汽船時代，其速度和機動性能都令中國古老木船瞠乎其後。

琦善乃是親自考察英國軍艦的第一個中國官員，立刻就發現英艦不但高大，而且“各設有大炮，約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只須轉移磨盤，炮即隨其所向”。此外還有“火焰船”，“內外俱有風輪，中設火池，火乘風起，煙氣上熏，輪盤即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蘆註：這是描寫蒸汽機驅動的軍艦）。一個滿族高官能去親自考察敵艦，而且立即發現人家的優越，甚至參悟出蒸汽機原理，實在難得之至。

以林大帥之聰明穎悟，若有琦善那點虛心，只怕也要同意琦善對他所擬破夷之法的批評：倘攻夷船的下層，則“夷船出水處所亦經設有炮位，是其意在回擊也”；若欲穿其船底，則外人水兵“能於深五六丈處，持械投入海中，逾時則入跳躍登舟，直至顛頂，是意在抵禦也”；若用火攻，“今則該夷泊船，各自相離數里，不肯銜尾寄碇……是意在卻避延燒也”。所以，若“泥恆言以圖之，執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詭計，未必足以決勝”（引自蔣延黻《琦善與鴉片戰爭》）。

琦善參觀的是懿律和義律後來帶到大沽口去的裝備了七八十門大炮的正規戰艦，而林大帥當時面對的不過是一艘裝備了28門大炮的輕型戰艦窩拉疑。9月4日，該艦和兩艘商船到九龍取淡水和其他給養，遭到三艘中國水師戰艦攔截。英艦當即向水師戰艦發炮，打響了鴉片戰爭第一槍。水師立即還擊，但無一發命中。一番海戰後，水師嚴重受創，只能撤出戰場，過後卻向林則徐報捷。

林大帥收到捷報後立即就報告了道光。道光聞報於10月11日後下上諭：“如英船仍形桀驁，即再示兵威。”

10月14日，反對鴉片貿易的貴格會教徒（Quaker）英國商船“擔麻士葛”號（Thomas Coutts）船長史密斯認為義律無權制止公民貿易，徑自開入珠江口，正式具結，取得合法貿易權利，次日即到黃埔貿易。 受此鼓舞，林大帥於10月26日再度要求英國人交出林維喜案正凶，並下令所有英國商船三日內具結進口，否則就回國，不得再滯泊伶仃洋面。

“擔麻士葛”號棄暗投明，使得義律非常惱火，他怕其他英商響應林大帥號召，命令窩拉疑號和新到的另一艘裝備了18門大炮的輕型軍艦“海阿新”號（Hyacinth）封鎖珠江口。11月3日，另一艘英國商船Royal Saxon也毅然奔向黨的溫暖懷抱。英艦當即開炮警告，觸發了穿鼻洋海戰。在短短45分鐘內，兩艘英國軍艦就擊沉了5艘最大的中國戰船，擊傷多艘其他戰船。此後雙方又數次交火。按林則徐的報告是“七戰七捷”，據說所有這些武裝衝突，包括九龍之戰和穿鼻洋之戰，都以中方大獲全勝告終。這至今仍然是中方的官方說法。

我查到的英文資料只記載了九龍和穿鼻兩次海戰，說的與中方報道相反。我個人認為英國人的報道更可靠。理由是：

第一，英軍雖然只有兩艘軍艦，面對的是總數為80艘船（包括戰船和“火船”）的中國水師，但滯留在穿鼻洋面上的英國商船共有29艘。當時的商船為防備海盜，都配備了先進的大炮，其命中率和殺傷力都遠遠超過中國水師配備的古董，更不必說專門設計出來用於作戰的軍艦了。

第二，無論是軍艦還是商船都是專業人士設計出來的，速度與機動性能遠遠超出中國水師的原始木船。船上配備的大炮可以靈活轉動，命中率遠非水師可比。

第三，英國軍人是以軍事科學訓練出來的職業隊伍，精通作戰技能。相比之下，無從想象中國水師文盲們能夠準確計算出炮擊的角度應該是多少。即使好學如林大帥，也絕無可能知道三角學和力學的基本常識，中國古籍里從來沒有這些名堂。

第四，大帥本人就默認了論海戰，天朝不是英吉利野蠻人的對手：“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處，其船尚可轉調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則徐奏片）。取勝希望在於陸戰，蓋英兵“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撲不能復超，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則徐奏片）。

第五，在穿鼻海戰後，大帥即購買了一艘美國商船，裝備以葡萄牙商人出售的大炮，提示他意識到了雙方裝備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可以用三國周郎使用的“火船”彌補的。

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六）

蘆笛

既然九龍之戰和穿鼻洋之戰都以中方大敗虧輸告終，那麼林則徐向道光奏報“七戰七捷”就犯了欺君之罪，此乃典型的奸臣行為，何以他還能是忠臣的代表人物呢？

不幸的是，在實踐中，此乃典型的忠臣行為。要作忠臣， “能做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會做官”。這門“做官學”（在民間則是“做人學”）博大精深，乃是傳統中國人主要的或甚至是唯一的學問。不懂這學問，你就連臣都做不了，豈還有指望做忠臣？

做官學的第一條，就是會向皇帝推銷自己。林大帥雖是全國眾望所歸的清流領袖，卻也深通這做官學，經常在奏摺中向皇帝吹噓自己的功勞或苦勞。例如前文說到他在擔任河道總督時克盡職守，為防下屬舞弊，每個料垛都親自檢查過來，可疑的料垛馬上拆散檢查，這些話都是他自己寫在奏摺中的，當然可能是事實，但說明他並非謙謙君子。這也可以理解：你要“偉大謙虛”，不向皇帝表功，朝野又豈能知道你是勤勞王事的忠臣？

做官學的第二條，便是瞞上不瞞下，隱惡揚善，隱失揚得，隱罪揚功。這不是為了你個人，而是出於革命事業的需要。要堅持你的政策主張，你就必須做出政績來，就不能向皇帝披露你的政策招致的失敗。而且，要作出政績，你就需要下屬戮力同心，為你效命，這就得讓大家都跟着你分肥，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為他們隱瞞過錯，誇大甚至捏造他們的功勞，乃至於“反敗為勝”，都成了你為堅持自己的道德主張（＝政策主張，在德治社會中，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必須做出的高尚犧牲。

凡是成功的忠臣，都得做出這種高尚犧牲，並不獨林文忠公為然。湘軍收復南京時，守城髮匪頂多一萬人，而且餓得眼睛發藍，沒有多少抵抗力，曾文正公卻在給皇帝的報捷奏摺里，把守軍人數擴大到幾萬人，還唯妙唯肖地描繪了對方抵抗如何頑強。南京是髮匪偽都，髮匪十多年來從民間搶去的金銀珍寶全藏在那裡，他卻有那本事愣說破城後一無所獲，連他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云云。那些財寶倒不是讓他本人貪污了，而是他家老九帶領湘軍多年出生入死，全體官兵指望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那個盛大節日。他又怎麼能讓眾弟兄失望？這麼做對得起誰？

做官學的第三條便是做面面俱到的八面觀音，維持與上下左右的良好關係。須知傳統社會和今日極權社會的一個重大區別，就是沒有“權威逐代遞減律”。皇帝擁有絕對權威，而臣子們的地位極不穩定，隨時都會被撤職、下獄、抄家甚至被砍腦袋，其禍福榮辱全取決於皇帝的一念之間，根本不像今日我黨幹部地位固若金湯，中央只能贖買，不能查辦。

傳統社會的監察制度也絕非今日我黨的監察制度可比。朝廷專門養了一批“言官”，其專業就是找茬。儘管他們官卑職小，卻有權彈劾一品大臣乃至親王貝勒。哪怕是毫無根據的謠言也可舉報，沒有“誹謗罪”一說，因為“有聞必奏”是他們的責任。奇妙的是，這種監察制度非但沒有達到整肅貪污的原設計目的，反而為想辦實事的人布下了重重障礙，更為毫無原則的派斗提供了武器。明朝之所以滅亡，我看有一大部分就是因為這種背時制度。

林文忠公最突出的本事，我看還是公關能力，前文第二節就提到了這一點。他不但深獲皇帝寵信，而且是士大夫當仁不讓的精神領袖，似乎就沒怎麼被御史們彈劾過，權貴中也沒有誰和他過不去，頂多只有個穆彰阿不太喜歡他，但也不是勢不兩立。這種面面俱到的本事當真少有。

這或許就是他何以能瞞過香港早就失陷的噩耗，不但瞞過了當時的人，而且瞞過後世人直至今天。若您去網上搜索香港的歷史，無論是英文還是中文，全都告訴你英國人是在1841年占領香港的，而那是琦善出賣的結果。

其實早在1839年8月23日，亦即虎門銷煙結束（同年6月26日）後兩個月，英國人就在義律率領下搶占了香港島，而這完全是林則徐逼出來的。

前文已經介紹過，林則徐把禁煙的希望寄托在鬼子寫保證書上，而義律頑固拒絕。為防止英商動搖，他命令所有的英商都從廣州撤到澳門去。因為義律拒絕交出林維喜案正凶，林則徐於8月15下令停止對澳門的農產品供應，並向附近城市香山增派兩千名士兵。葡萄牙人本來就不喜歡英國人，於是便宣布中立，命令英國人離開澳門。義律只好於8月23日（據《劍橋中國史》為8月24日）率眾占領了香港島，滯留在該地的英國商船達50多艘。後來英國艦隊對珠江口實行封鎖，全靠香港作為軍事基地。

因此，香港淪陷始於1839年8月23/24日，從那以後一直處於英國人占領之下。在穿鼻洋戰敗後，林大帥從未試過收復該島。這就是英國人為何在後來的和約中幾次提出要割讓香港島。

奇妙的是，這明明屬於封疆大吏喪失領土的嚴重敗績，然而不僅當時朝野無一人得知此事，遑論交章彈劾，而且此事明明就寫在《劍橋中國史》中，中國史學家卻至今對此諱莫如深，苦心孤詣地維持林大帥的“民族英雄”形象。一個人做人能做到隱瞞敗績達168年之久的境界，不能不令人咄咄稱奇。

林公隱瞞此事，或許是出於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堅信以堅壁清野即足以把鬼子渴死餓跑。他雖然未向道光報告香港淪陷的事，卻也告訴皇帝英船滯留在伶仃洋面，而這不是什麼問題，用斷絕供應的辦法就足以制其死命。他制定的乃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的戰略：斷絕對英夷的供應，禁止他們上岸，通告百姓若英夷上岸滋事即可開槍阻止。雖然打海戰打不過英夷，但英船若駛入內河，則必因運轉不便“直成釜底游魚”，若膽敢上岸陸戰，則英夷腿不能彎曲，跌倒了就爬不起來，“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有着這許許多多優勢，大帥當然是指揮若定，手操勝卷。

這堅定的必勝信念，感染了原來相當謹慎、多次告誡林不要擅啟邊釁的道光。12月13日（十一月八日），穿鼻海戰“捷報”到京，道光帝諭令林則徐永遠停止英國貿易，驅逐其所有船隻。1840年1月5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剛接替鄧廷楨任兩廣總督的林則徐奉旨宣布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

正當君臣陶醉在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之中時，英國政府正在醞釀戰爭。以維廉•查頓為首的返回英國的奸商們一直在從事宣傳戰，遊說英國國會，將林派兵包圍13行描繪為又一個“加爾各答軍牢案”，是對女王陛下旗幟的不可容忍的侮辱。

1840年4月7日（道光二十年三月六日），英國議會下院開始對華戰爭問題辯論。反對黨托利黨人（即如今的保守黨）指出，這場不義戰爭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現任顧問們引起的，並提出了反戰議案。

閣員托馬斯•巴賓頓•馬可黎為執政的輝格黨（即今日自由民主黨）作了答辯。他針對議員們的民族自豪感下功夫，用慷慨激昂的排比句作了非常煽情的演說，聲稱被封鎖在廣州的英國人“屬於一個不習慣於接受失敗、屈服或恥辱的國家；他們屬於一個必將強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數量令人震驚的賠款的國家；他們屬於能使阿爾及利亞的貝依在其受辱的領事面前賠禮道歉的國家；他們屬於為普拉塞原野軍牢的受害者報了仇的國家；他們屬於自從偉大護國公（蘆註：指克倫威爾）發誓要使英國人享有從前羅馬公民所享有的同樣聲譽以來一直沒有衰敗過的國家。他們知道，他們雖然被敵人包圍，被汪洋大海和大陸隔絕而孤立無援，但誰也不能損害他們的一根毫毛而逍遙法外。”

對此愛國主義煽情，托利黨人格蘭斯頓作了字字擲地有聲的回擊：

“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面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面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麼，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裡撤回來！”

這是真正的正義和良知的聲音，是那個時代的先進價值觀的有力表述，也是人類進步的希望所在。它雄辯地表明：即使是在為民族主義狂潮席捲的帝國主義頂峰時代，在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的政客們中，人道主義情懷仍然可以壓倒愛國主義衝動。遺憾的是中國教科書從不介紹這一爭論。

外相巴麥尊狡猾地規避了這義正詞嚴的譴責 。他矢口否認政府支持這種不法的鴉片貿易，堅持說政府要做的一切只是為了保證將來貿易的安全和英國公民的安全。大家應該記住的重要的事情是英國已經受到了侮辱。這樣，辯論的中心問題便被他巧妙地轉移了。

經過3天激烈辯論，托利黨的反戰決議案只以5票之差被否決（此據《劍橋中國史》。《中國近代史鑑》提供的表決結果是271票對262票，亦即9票之差）。這大概是英國議會史上主戰派與反戰派人數最接近的一次。僅此一端就足可看出，即使是在瘋狂擴張的維多利亞時代，這場戰爭都是何等不得人心。

戰爭風雲馬上就要降臨中國了，天朝君臣尚自醉夢昏昏。最荒謬的是林則徐竟然將美國人送來的情報當成了挑釁。

美國人並未怎麼涉入鴉片走私，禁煙對他們沒有造成什麼損失，因此他們很痛快地就同意林則徐的具結要求，趁機占領英商留下來的市場而大發橫財。當義律絕望地呼籲美國堂兄弟們和他採取同一立場，反對具結，和英商一道撤出廣州時，美商領袖福布斯以美國人特有的直率答覆道：

“我來中國不是為了療養或尋歡作樂，只要能賣出一碼貨或者購進一磅茶葉，我就要堅守崗位……咱們美國佬可沒有女王來擔保賠償我們的損失。”

原文有着譯文無法傳達的譏諷意味，照抄如下，俾懂鬼話的讀者一笑：

“I had not come to China for health or pleasure, and that I should remain at my post as long as I could sell a yard of goods, or buy a pound of tea… We Yankees have no Queen to guarantee our losses. ”

正因為老美從英商的撤退獲益，所以對中國持友善態度。1840年4月26日，美國副領事多刺那向林則徐發文，報告英國準備在五月前後封鎖廣州港，不許各國前來貿易。人家提供了如此重大的軍事情報，林則徐倒非常生氣，斥曰： “稟內妄稱五月前後，英吉利慾行封港，不許各國之船來粵貿易等語，實屬膽大妄言，悖謬已極” ，“若竟不知好歹，轉代英夷張大其詞，恐亦自貽後悔而已”，最後竟將美國的稟貼退了回去。

雷霆就這樣打到了麻木虛驕的井蛙頭上。1840年6月21日，由全權代表懿律和副全權代表義律（註：兩人是堂兄弟，都姓Elliott，中文為了區分便使用同音字）率領的16艘軍艦、4艘武裝汽船、28艘運輸船、裝載了4千陸軍的遠征軍抵達香港，以小部分兵力輕而易舉地封鎖了廣州港，大部分兵力則按原定計劃北上。

這決定對中英雙方都是不幸。英國人發動兩次鴉片戰爭，乃至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所有這些戰爭的目的，其實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覺得中國不知好歹，不知道自己虛弱到不堪一擊，還要來太歲頭上動土，所以要“教訓教訓”中國，讓他們知道厲害。這和中國後來“教訓”印度和越南的戰爭意圖也差不多，其實也是日本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主要動機。

封鎖廣州港、北上攻克舟山的戰略計劃乃是義律早在1839年4月3日就向巴麥尊提出來的建議。同年10月18日，巴麥尊回信指示：

“陛下政府意欲使遠征軍在3月到達中國海，其具體行動，尚待充分考慮，不過將給印度總督、海軍司令和你自己留下高度的決定權力。陛下政府現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鎖廣州與白河或北京諸河，封鎖廣州與白河之間認為適當的若干處所；占領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島，或廈門鎮，或任何其他島嶼，凡是能夠用作遠征軍的供應中心與行動基地，並且將來也可以作為不列顛商務之安全根據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於要永久占有這樣地方的。陛下政府還打算立刻開始捕捉，並扣押海軍所能夠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國船隻。採取了這些步驟之後，海軍司令應該進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訴他們不列顛政府何以採取這樣的行動，要求如何；並說明，這樣行動將繼續下去，一直等到他們派遣適當的官吏，有權並攜有訓令，到司令的船上答應大不列顛的一切要求的時候為止。”

英國遠征軍於次年6月間到達香港時，執行的就是這個早就商定的計劃。林大帥打的主意本來就是誘敵深入，在內河煎“釜底游魚”、在岸上肆意砍殺腿不會打彎的英夷，自然不會出戰，而英國人也就按原計劃北上進攻舟山（定海）。可這卻成全了愛國清流們的神話，亦即鬼子不敢進攻廣州乃是因為怕了林大帥，在福建不敢進攻廈門乃是怕了閩浙總督鄧廷楨（或甚至聲稱被鄧在廈門打敗），卻忘記了定海也是他的轄區。為了塑造民族英雄，歷史學家真是什麼臉皮都不要了。

這神話流傳至今，而且越演越烈。據說英軍後來之所以能攻下廣州，乃是林大帥被黜，奸臣賣國的結果。如果林大帥還在鎮守廣州，那就決不會發生這種事了，所以，不是咱們不行，而是奸臣賣國。就這樣，英國人第一次“教訓”中國的戰略意圖徹底落空了。

如果他們二話不說就直攻廣州，打得林大帥投降，清流們徹底失去吹噓本錢，這愛國神話就再無可能產生了。這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有利於中國。首先，它縮短了戰禍，不至於將戰爭拖到3年之久，減少了生命財產損失。其次，因為縮短了戰禍，它必然減少戰爭賠款。最重要的還是，它剝奪了清流自欺欺人的本錢，促進國人早日從井蛙夢中驚醒，看見東海的浩瀚，也就不至於要一直等到八國聯軍入侵，大多數國人才終於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優越，全面改革也就不至於給耽誤了足足60年的時間。

即使對英國來說，這也是有利的決策：一次教訓便能使得中國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在日本之前變法維新，實行全盤西化，與國際接軌，那麼後來也就不會有這麼多外交摩擦，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訓中國了。

若鬼子上手就進攻廣州，唯一不利的只是林大帥個人。戰爭結果不問可知，必然是喪師失地，兵敗如山，與後來奕山守廣州時絕不會有兩樣，只怕還要更糟糕——光是林能動用的兵力，就遠遠不如道光給他侄子奕山從各省調來的兵力多。他必然因此身敗名裂，再也無法在後世扮演“民族英雄”（＝全民的麻醉藥）。這對他來說當然是天大的不幸，但恰好符合他“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平生抱負，可謂得其所哉。

可惜林文忠公運氣太好，義律似乎有意成全他，放過廣州不攻，卻北上攻陷定海。他有個想法非常可笑：他深知中國是人民任官府壓榨屠宰的爛污國家，以為只要他率領的“解放軍”給人民做個文明生活方式的榜樣，人民就會揭竿而起，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一個英國人可以打交道的文明政府。可當他攻下定海來後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於是又北上直搗天津大沽口，但又給琦善的三寸不爛之舌騙回了廣州。整個北上計劃都成了蠢動，只達到巴麥尊要他們給北京政府送信的目的。最後還是不得不進攻廣州，卻又在即將破城之際，因笑納了奕山乖乖交出的600萬元“贖城費”而忍手不攻，讓奕山就此“反敗為勝”，向朝廷報捷，說是擊敗了英軍。

於是英軍便始終達不到“教訓”的目的。戰爭就這樣拖延下去。每次英軍都以攻克名城為“教訓”手段，但即使在簽訂了南京條約停戰後，這戰略目的仍然未達到。於是又有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英法聯軍乾脆進攻北京，以焚燒圓明園為極端的教訓手段，卻仍然不見效。直至八國聯手痛加教訓，在北京城內舉行聯軍盛大閱兵，這才使得清朝政府最終醒悟過來了。可惜滿清朝廷已因一再喪權辱國大失威信，導致革命亂黨蜂起，演出辛亥醜劇，使得中國墮入更深的深淵，失去了如日本一般順利西化的機會，至今尚不能自拔。

這些後事當然賴不到林文忠公身上。不過他個人的運氣似乎和國運相反。每逢他走運之日，便是國家倒霉之時，鴉片戰爭是這樣，剿滅髮匪也是這樣。全靠非凡的運氣，他先逃過了失廣州的厄運，後又及時地死在趕往廣西平叛的路上，於是他的光榮歷史便在所有的朝代里都是無懈可擊的。在清代他是忠臣和清流，在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他是“民族英雄”。運氣如此之好的同志，在中國歷史上還真難得見到。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