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群体
暂时无派
（此文是本系列的第三篇，上篇的题目是《“不走回头路”，是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不记得“弱势群体”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见诸于媒体的，有人说，它最早是由上届政府领导人“创造”出来的。不管出处如何，人们对它的含义的理解并无歧义，它指的是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没有多少支配权的一群人。在今天的中国，这个群体很大，并且越来越大，不精确的估计，它大约能占总人口的90%以上。说来令人困惑：如此大的一个人群，应该是很有力量的，它怎么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呢？

人多不一定势众，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在私有制经济和为私有制服务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压迫阶级不管总体人数怎样多，其个体成员都是弱势的。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一场政治危机》中，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两个对立的阶级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由阶级压迫（包括阶级剥削）和阶级反抗两个方面组成。在大部分时间里，阶级压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阶级压迫达到被压迫阶级承受的极限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开始向阶级反抗的方面转化”。被压迫阶级的“弱势”，在阶级压迫为主要矛盾方面的时期最为明显。在阶级反抗的早期，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是零星的、被动的和自发的，这种反抗在压迫者所掌握的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面前，仍然是弱势的。当着反抗和对反抗的镇压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反抗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就取决于被压迫阶级是否能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形成了，“弱势群体”就有可能转变为强势群体，阶级反抗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方面。

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不仅将雇佣工人结成了生产上的集体，也促进了他们形成了政治上的集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以后，阶级斗争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它由资本主义早期剧烈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向目前的较为缓和的阶级冲突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综合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国内的阶级矛盾通过对外战争和经济侵略向其它国家和地区部分转嫁了出去。但是，阶级对立的双方的力量彼消此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面前，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阶级的整体反抗意识增强了。这样的消长使资产阶级的强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应该说明的是，这种阶级矛盾对抗性的相对减弱，并不是所谓“西方民主”的恩赐，而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

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以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工人阶级。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农民组织起来的结果，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工人阶级壮大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的共同结果。这两个阶级的同盟，形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巨大社会力量，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绝大多数人成为社会强势群体的时期。这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这种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团结，是以什么作为先决条件的，或者说以什么为核心的呢？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条件、为核心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辩证法的思维要求人们看任何事物，都要既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当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她的迅速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工人阶级自然成长壮大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几乎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同步发生的。这一方面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有了正确的领导，但也在另一方面造成了这个阶级对破坏因素缺乏最基本的免疫力；而中国工人阶级对它的先锋队的高度信任和服从，又从反面造成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疾病防治能力的缺陷。农民的组织和农村的集体经济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巨大惯性和相当部分农民目光不够远大的特点，组织起来的农民一旦失去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很容易回到他们习惯了的小农经济上去。因此，中国社会工农大众这个强势群体，存在一种先天的缺陷，一旦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发生了变化，这种强势就会在瞬间瓦解，社会将以极快的速度倒退。

最早看到这一危险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他为此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实践了这一理论。他试图以“造反有理”的号召，引导工人阶级补上它先天缺乏的免疫力，但他的这一努力，没有成功。

资改派聪明地利用了这个缺陷。他们盗用了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的信誉，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骗手段，先是在组织上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然后让大量的工人“下岗”或通过私有化将他们的身份“转化”为雇佣劳动者，最后通过文化“精英”的教唆，将社会的道德迅速推向堕落的深渊。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其它劳动群众终于变成了一盘散沙。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使国内外的各种利益集团对全民所有的社会财产的疯狂掠夺和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社会急剧扩大的两极分化和相对平稳的社会政治状态，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奇迹”。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当资改派一路攻诚掠地高奏凯歌的时候，“弱势群体”的承受力也越来越接近临界点。这就出现了我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里所描绘的现象：政治危机的苗头开始出现。但这还只是苗头，各地层出不穷的所谓“群体事件”，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孤立的和盲目的；那些所谓的“群体”也多是乌合之众。“弱势群体”要想摆脱弱势的局面，别无它途，只有形成真正的群体。劳动者的团结和组织，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出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应该团结在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周围呢？好象理所当然地是应该团结在它的“先锋队”的周围。问题是，谁是他们的先锋队？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钥匙。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河南的南街村。那个地方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就可以成为当地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团结在它的周围，他们就不是“弱势群体”。另一个是吉林的“通钢”。吉林省的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是不是“通钢”人可以依靠的“核心”呢？不是，不仅不是，而且是“通钢”人灾难的根源。正是他们，和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出卖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通钢”人团结在了他们周围，或者听了他们的话，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呢？答案是不需要多少想象力的。因此，不作具体分析的所谓“依靠组织”不仅是荒唐的，更是危险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上面的好经，都让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听到诸如“政令难出中南海”之类的说辞。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还听过这样的话：“改革要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最顾大局、识大体的”。那么，他们是怎么“依靠”工人阶级的呢？他们是怎么解释“顾大局、识大体“的呢？很简单，就是让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做出自己的牺牲！过去三十多年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上至下主导的，将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归咎于“下面”的贪官污吏，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用这样的说法去启发和教育群众，是为虎作伥的行为。

是的，工人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但是，这种“无私”是工人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无私，是对其它劳动阶级的无私，而不是对剥削他们和压迫他们的阶级的退让和投降。是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但是，最后解放自己不等于先“解放”和养肥资产阶级。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要想真正摆脱“弱势”的命运，必须从现在起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必须学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将自己的命运不加思考地交给别人摆布。

中国社会喜欢“派”，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什么“右派”、“左派”等等等等。对这样的“派”我很看不懂。因为看不懂，我将自己的笔名叫做“暂时无派”。但有一种派，我却十分清楚，这就是当年毛主席为我们划分的派。他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套，他就一个口头革命派”。在今天，什么人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们方面，他就是进步的；什么人站在国外资本、国内利益集团和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人方面，他就是反动的；什么人口头上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在行动上只为少数人谋利益，他就是口是心非的政客和骗子。我认为，这是唯一的标准，没有其它的标准。

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祝东力在他最近的《60年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史周期》里说过这样一段话：“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分别成为日后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而今天最缺少的恰恰是思想准备，即：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代差的21世纪的思想体系”。我个人比他乐观一些。我认为当代世界革命，起码中国社会发生新的变革的理论准备是具备的，这个理论准备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就会变成社会主义复兴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今天中国的“主流”抽去了灵魂，“中国化”了。那么，我们从“主流”嘴里偶尔听到一两声的毛泽东思想会不会也被阉割、也被“特色”化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最近，在六十年国庆的前一周，人们突然被告知：游行队伍里将增加一个“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队，于是网上一片欢呼之声。我对增加这个方队也是高兴的，但并没有高兴到“漫卷诗书喜若狂”的程度。没有狂，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见到类似“剑外忽传收蓟北”这样的事实。数年以前，有人在一个很庄重的场合，照着手上的讲稿，念了这样一段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据说，他在念这段话时，脸上的表情似乎是很认真的。后来怎么样了呢？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被“不包括”了。“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队出来后，我们又看到了诸如“说明了啥”、“折射了啥”、“透露了什么”式的宫廷猜想。于是，我们的一些人又开始劝说那些“弱势群体”们耐心地等待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微妙的变化”和虚无缥缈的“锦囊妙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呵，什么时候我们能长点记性呢？！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不在抬着的标语上，而在人们的思想里；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不在“庙堂之上”的口号里，而在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渡痴禅师认为是“人民万岁”和“造反有理”，我同意他的归纳。在我自己从前的一篇文章（《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两大死结》）中，我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概括她是不科学的，但如果我们试图高度概括她的核心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她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对人民群众的‘造反有理’的号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在‘造反有理’的群众监督下才能保持不变”。我认为“造反有理”是最本质的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
“人们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在组织和教育人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一切大的历史事变中，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但在今天，中国社会最令人气馁、最令人沮丧的群体又恰恰是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过程将是困难和漫长的。这个话题，我将在本系列的下一篇《醒醒吧，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里继续谈下去。 ...

无派先生强文！敝人略为补充一点
社会主义毕竟是新生事物，为大众(包括知识分子乃至统治精英)所接受是需要很长时 间，经过很多曲折的。邓小平等人也是钻了这个空子。他不是老说什么前三十年大 家都没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吗？于是等修正主义上台之后，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方 式打左灯向右转，愚弄大众到今天。虽然最近觉醒的人数似乎在增长，但远没有达 到形成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程度，更不要讲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有任何实质上的 左右能力了。

在近三十年修正主义愚弄人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确很大。他们当中有不 少人直接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影响极其恶劣。可是他们的责任终究还是次要的。 首先他们本身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是‘毛’而不是‘皮’。另外，他们当中也还
是不乏一些无知者无罪的情况，毕竟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实质的人也并不多。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终究会醒悟的。

而这就牵扯到我要说的一点：时机很重要。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家长经常在耳边唠叨这样那样的做法不好，而自己就是听不进去，甚至越听 越烦。终于有一天自己亲手做了一遍，实实在在领受了教训，才发现家长的说法是 何其正确。毛主席当年反复提醒不要搞分田单干，有些人就是要这么干，现在结果 如何呢？任何正确的宣传教导，都比不上现实给人的教训，有时候甚至是血的教训。 所以毛主席说“感谢”日本皇军，“感谢”蒋介石和反动派，现在想来还真不是开 玩笑的。你不让这些家伙可着劲地表演一番，相当一部分人就会对他们心存幻想， 得过且过。要想让知识分子主动与工农大众结合，一方面要在理论上廓清疑点，争 取听众；但更重要的还是等待那个必然到来的时机。这个时机的触发，一种可能的 情况就是在某轮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包括大量知识份子在内的人都被洗劫一空，使 得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其实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而不是自己曾经以为的受益 人。到那个时候，他们想不和群众结合都不行。事情搞到那一步，代价会非常高昂。 可是历史的残酷，常常就是那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