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在“六-四”之后，狂妄地叫嚣要中华民族“改变人种”，要“解散中国”，要“做三百年殖民地”，为此，他曾经荒唐地提出：中国要“引进总理”。经历了十几年后的今天，刘晓波不仅没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反而在卖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吹捧美国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又要中国“学习”美国。怎样学呢？他竟然要求中国政府把叛逃国外、一心想把西藏从祖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达赖喇嘛“请回来”，让他来当中国的“国家主席”。他说：“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还煞有介事地摆出四条理由，其中一条胡说：“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多年。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
1989年“六四风波”时，他是个上窜下跳的“风云”人物。风乍起的时候，他最早提出了“不信马列，反对中共”的反动口号。4月22日，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攻击毛主席是“暴君”。他一路骂下去，从毛泽东一直骂到马克思。他与胡平、陈军、陈小波等人联名从美国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学生同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以所谓“打倒暴政”为口号，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接着，他受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派遣，由纽约赶到北京，直接插手动乱。5月22日，他盗用北师大的名义起草了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打出要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旗。他鼓吹多党制，提出民主党派要“有计划的公开的明确的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他与同伙炮制了《绝食宣言》，策划和导演了天安门广场“绝食”的闹剧。6月2日，他窜到香港发表录音讲话，猖狂叫嚣：“我们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妄图武装夺权。他从美国主子那里弄到一笔美元，扬言：“此钱是用于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他似乎认为，中国的天下即将成为他们这些人的天下，于是，便踌躇满志地提出所谓“四个代替”的施政纲领，即：“用多党制代替一党制，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用多元的言论、思想的自由代替思想的一元化，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
2001
年“9•11”事件的发生，给刘晓波又一次提供了巴结帝国主义、为美国统治者献媚效劳的极好机会。于是，刘晓波与余杰、包遵信等人联合写了一封《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们对主子的忠心：“大洋彼岸的我们为之无限悲愤。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人民为捍卫正在建立之中的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我们对此表示沉痛的哀悼，……历史的教训屡屡告诫人类，民族主义往往是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文明处于危机之中。……我们祈祷上帝再一次赐以力量，以帮助您的国家和人民度过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由女神将屹立依然。……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帝保佑美国！”
2003年3月，美国避开联合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刘晓波与其同伙又是“不失时机”的发表了支持美国的“签名信”，无耻的把这种侵略行为美化成“解放伊拉克人民”。2008年7月4日，刘晓波针对美俄之间因美国在欧洲建立反导系统问题而展开的一场剑拔弩张的较量，他写了一篇题为《普京逐渐露出克格勃真面目》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为美国霸权主义帮腔。他像疯狗一样，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什么“反美”，“与西方对着干”，“表现出明显侵略性”，“依仗着石油武器来挑战美国和欧洲”，“让欧美闻到‘新冷战’即将开始的味道。”云云。无数事实说明，刘晓波是一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劣迹斑斑、罪恶多端的民族败类。俗话说，毒草除掉可以肥田。刘晓波这类帝国主义帮凶和吹鼓手，也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可以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反面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