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律目前只能算一个伪命题，因为它尚不具有最终裁决效力。而且，进行法律解释、判决、执行的机构都没有脱离于行政权力、公众舆论的影响。换言之，法律并非中立的。　

　　李庄案凸显三个致命问题，决定中国法律的命运和中国法治的前途。

　　第一，律师代理刑事羁押被告人的会见权益和通话内容保密的权益。由已知的信息看，李庄是被当事人供认的。警方强调李庄协助被告试图做“伪证”。按照现行刑法和律师法，律师协助被告争取减刑、免刑、辩白指控罪行，都属于正当行使辩护权益。在会见当事人期间，任何关于辩护策略的对话都是保密内容。因此，即使李庄确实有建议当事人辩白、脱罪的言论，也不可以因此受到指控。更进一步讲，即使当事人确实在法庭上自辩无罪，当然这种辩解在检方看来是“伪证”，律师也不负有纠正当事人“伪证”的责任。

　　第二，重庆警方越权操纵法律、媒体，显示警察国家的可怕局面。李庄可谓是因言入罪的又一个受害人。不同的是，李庄是因为代理刑事被告的辩护意见受到指控。如果任何人向刑事被告提供辩白指控罪名的意见都可以称为“伪证”，那么无数被告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像李庄一样被投入监狱。这样的打击面，重庆警方搞的太大了吧。

　　第三，众多民众对李庄被捕拍手称快，表明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权利观念原始。律师代理被告，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在中国这样的警方、检方强势的国家，法院也不中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就更加困难。中国民众不能理解，无论被告人怎样十恶不赦，他也有接受法律公正审判的权利。况且，在真相未明前，被告人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一样，有使用法律辩解自己行为的权利。中国民众无法理解这种权利的天然本质。刑事被告人在被羁押前和羁押后，都天然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在羁押前，享有人身自由；虽然在羁押后丧失这种自由，却仍然享有法律赋予任何公民的其它自由和权益。律师的作用就是要保护被告确实地享有这些权益。

中国的公民社会处在幼稚时期，中国律师的尴尬地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从近年屡有律师大胆代理“声名狼藉”被告的事实看，中国正处在法治成型的前夜。数十年后，人们会为这些律师拍案。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提供辩护，其辩护行为本身即体现出挑战强权、维护法律尊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