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認為，對毛澤東晚年錯誤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本文重點探討毛澤東自身的原因，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與性格中隱含着一些可能帶來重大失誤的因素。一，哲學思想方面。首先，他的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有唯意志論的因素。其次，他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不徹底的，過於重視鬥爭性與一元論。再次，是他的本質主義、化約主義與整體主義傾向。二，政治思想方面。首先，毛澤東缺乏現代民主精神，而更多的是封建的帝王思想。他的民主觀是有很大缺陷的。其次，在毛澤東的價值觀上，他更重視平等而不太重視自由與發展。再次，是他沒有把政治的目的與手段統一起來。三，毛澤東的性格方面。自信向自負的轉化，謹慎向狂熱的轉變，革命的必然邏輯。最後，本文簡要分析了制度層面的原因。

不可否認，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雖然他早年的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但我們也用不着為尊者諱。越是偉人，越應對其嚴格要求。那種所謂“偉人經過之處，難免踐踏一些花草”的冷酷的英雄史觀我認為是危險的。 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主要體現在三件事上：一是五七年的反右，它不僅給五十多萬“右派份子”造成了難以彌補的直接傷害，而且是對所有知識分子的傷害，從而也是對我國文化發展的嚴重傷害，其後遺症一直持續至今。二是五八年的大躍進，它直接造成了餓死幾千萬人的悲劇。雖然對具體人數尚有爭論，但無論如何是不少的。三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它所造成的十年浩劫，災難更為深重，自不待言。 悲劇既已發生，亡羊補牢，就應該深入研究造成悲劇的原因，以避免歷史重演。若是諱疾忌醫，或者患了健忘症，好了傷疤忘了痛，那麼悲劇重演也不是不可能的。遺憾的是近年來人們似有開始淡忘或輕視這段慘痛歷史的跡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執政黨怕回憶歷史，恐有損其一貫“偉光正”的形象，所以在匆忙下了個“徹底否定”的結論之後，就避之惟恐不及了。這屬於有意識的遺忘。普通民眾的遺忘，則多是無意識的。至於說輕視，則來自兩方面。一是近年來的“新左派”，他們雖然也承認這是一場悲劇，但更傾向於為毛澤東辯護，認為其動機是好的，他們憤慨於現實中的一些弊端，以至於對當年毛的一些做法感到親近起來，甚至開始主張重新評價歷史、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了。另一面則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毛澤東的錯誤只是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度的錯誤的反映而已，是必然的，原因明擺着，還有什麼可研究的？這樣一來，當年的悲劇就只剩下用來控訴的價值了。 我覺得，對造成這場悲劇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對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度的批判雖然深刻，但不能取代對這一段具體歷史的研究。本文就將致力於此。 首先，姑且沿用毛式辯證法的觀點：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是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的作用雖不可忽視，但我們更應重視內因的作用。在毛澤東晚年的失誤問題上，有些研究者過於強調外部環境的作用，如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敵視及中蘇決裂等，本意也許在於為毛澤東開脫，但我認為是不夠實事求是的。比如說五九至六一年全國餓死那麼多人，蘇聯逼債雖是原因之一，自然災害也算是一個原因（雖然那幾年究竟算不算災年也還有爭議），但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政策上的失誤吧？因此，本文將重點探討毛澤東自身的原因。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可以從他的思想與性格兩方面來綜合分析。當然，這裡不防借用官方的說法，要記住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絕對正確的，我所要分析的當然是後者。 我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與性格中隱含着一些可能帶來重大失誤的因素，對這些因素人們尚缺乏研究。

一，哲學思想方面。

首先，他的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 雖然他寫過多篇反對主觀主義的文章，並一再強調要實事求是，但這只是他的理性思考。一個人是不可能老是依理性來行事的，在一定情況下，感性可能會超過理性。而從他的性格來說，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這從他的詩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也就是說，他的思想與他的性格存在着內在的衝突。在他的內心深處，隱藏着強烈的烏托邦主義衝動。從本質上說，我認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革命戰爭年代，由於環境的嚴酷、任務的艱巨，使他不得不按理性行事。可一旦大權在握，就可能被勝利沖昏頭腦，浪漫主義的一面就占了上風。他在後期越來越重視精神的力量、強調道德的作用，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且有一定的歷史根源的。想想看，中國共產黨在力量對比那麼懸殊的艱苦環境下是靠什麼取得勝利的？不就是靠領導班子的正確決策和廣大黨員戰士們的不怕犧牲、頑強拼搏的精神嗎？而這些都是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啊！所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就成為他的堅定信念，而畝產幾萬斤也就不足為奇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以經濟為基礎的，可我國的第一代領導者中幾乎沒有學經濟出身的，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唯物主義是不夠徹底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毛澤東的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還有一個問題是，由於地位的變化，即使毛澤東想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都不太可能了，因為他一下去就被人包圍，很難真正接觸實際，所以他所掌握的信息基本上是來自下面的報告，而下面的報告自然多是報喜不報憂的。所以即使已民不聊生，仍然是“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這個問題對於現在的領導者來說恐怕也得引起注意啊！ 具體說來，毛澤東晚年的唯心主義體現在： （一）忽視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誇大生產關係及政治的作用。在《矛盾論》中，他說：“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他多次批判唯生產力論，而主張“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搞政治掛帥。他忽視舊中國落後的經濟基礎對新中國建設的制約作用，反而說什麼“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在經濟建設上，忽視（也不懂）經濟規律，一味地通過發動群眾、鼓動人們的幹勁來發展經濟。 （二）在政治上，他忽視制度的建構，而直接訴諸人們的思想道德，指望通過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政治與倫理不分的泛道德化傾向，對人們提出難以達到的道德要求，企望“普天之下皆堯舜”。在倫理觀上，他所持的是一種意圖倫理而非責任倫理，只問動機，不問效果；只重立場，不計其他。於是誅心之論常發，而持平之論漸失。從毛澤東晚期的中國教育來看，其中不乏宋明理學的影子。如過於高調的集體主義，“大公無私”、“狠斗私字一閃念”等，這與“存天理，滅人慾”有何區別？又比如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其中豈不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影子？其實唯心不一定不好，至少唯物與唯心之間的對錯絕不是那麼分明的。這裡之所以沿用這兩個概念只是因為方便。我認為，道德理想主義作為個人的選擇來說或許是高尚的，令人敬佩，但如果把它作為治國的理念、要求全國人民都來信奉它，那就必然會導致專制以及虛偽的盛行。個人可以理想主義，但不可要求全社會都理想主義。正如個人可以堅持無神論，但不能強迫別人不信神一樣。遺憾的是，這種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低線倫理與高調倫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分是完全超出了毛澤東的視野的。更可怕的是，由於道德、政治與法律不分，使得任何微小的錯誤都可能被上升為十惡不赦的大罪。這樣一來，階級鬥爭的擴大化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其次，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不徹底的，蘊涵着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種子。 我們都知道，矛盾觀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中占據着核心地位。而毛澤東的矛盾觀不同於傳統的中庸之道，他所說的對立面的統一是建立在鬥爭基礎上的統一，在對立與統一之間，他更重視對立，所謂“鬥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為他的哲學滑向鬥爭哲學埋下了隱患。因為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再進一步就會變成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他早年就曾說過三句很有名的話：“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到晚年則進一步說出“八億人民不鬥行嗎？”這樣的話來。那麼，為什麼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那麼重視統一戰線、那麼強調團結各方面的人呢？我認為這更主要的是一種策略、一種權宜之計，是客觀形勢使然，而不是其哲學思想與性格的真正體現。一方面，他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使得承認多元共存的寬容思想變得不太可能，如果說允許爭論的話，那也只是為了爭論出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另一方面，來自馬克思但被他進一步強化的階級鬥爭學說也使得不同的觀點難以真正共存。因為不同的觀點對應於不同的階級，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它們之間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在這種邏輯下，不同的觀點勢必難以和平共處。所以雖然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但難以真正貫徹落實，也就不奇怪了。沒有敵人是寂寞的，而毛澤東決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於是人為地製造敵人也就順利發展了。

再次，毛澤東有個突出的思想特點，就是思考問題透徹，看問題深刻，善於抓本質、要害。如果他進行了正確的概括、總結，那會比別人深刻，反過來，如果他進行了錯誤概括，也會比別人錯誤得更厲害。其實這種思維方式是從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那裡一脈相承下來的，這就是本質主義、化約主義、整體主義。本質主義有利有弊，優點在於深刻、能夠以小見大，缺點在於容易誇大其詞、籠而統之、胡亂聯繫，忽視事物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從一句話、一件小事中無限上綱上線，無疑就與這種思維方式有關。我們經常批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孤立傾向，殊不知也可能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錯誤。說到底，這與我國一貫忽視個體的整體主義傳統有關，馬克思主義恰好迎合了這種傳統，所以它才在中國取得了如此不可思議的勝利，而後來又造成了如此慘重的失敗。比如說階級這個概念，一方面，它自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滿足於把一部分人歸入某一階級而把另一部分人歸入另一階級，然後決定我們的態度，那就會忽視同一階級中不同的人的個性。更可怕的是，如果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一個的人，我們可能很難下得了手，但如果說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邪惡的階級，那我們就會理直氣壯、毫不手軟。在這裡，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已經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他們的本質--某某階級的屬性。文革中一些年紀輕輕的紅衛兵整起人來之所以那麼心狠手辣，那決不是他們本性殘忍，相反，他們可能是非常純潔的，關鍵在於他們中這種思維方式的毒太深，迫害起人來（包括自己的老師）才毫無罪惡感。 所以，毛澤東晚年的失誤確實跟近年來朱學勤所一再批判的文人思維有關，這種思維一旦與權力、與階級鬥爭觀相結合，悲劇也就不遠了。

二，政治思想方面。

首先，毛澤東缺乏現代民主精神，而更多的是封建的帝王思想。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傳統文化的影響極為深遠，其影響不僅體現在顯性的思想層面，更已深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與潛意識之中。即使我們已意識不到它的存在，仍可能不自覺地受其影響。比如說，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在思想文化層面反傳統似乎是很激烈的，但很多反傳統的做法骨子裡恰恰是最傳統的。當然，傳統文化既有糟粕也有精華，本就不必完全拋棄，但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其內在的缺陷與危險。毛澤東成長於五四時期，當然也受了一些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洗禮，但總的來看他所受的現代教育是不充分、不徹底的，相反，他對中國古代文化更為精通，熟讀二十四史，詩詞也寫得非常好，因此他在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的同時，勢必也中了不少的毒。五四運動留學高潮之時，他認為研究西學必先通中學，他的職責是守在國內。除執政後兩次到蘇聯外，平生未踐西土，所以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直接接觸。從中西文化對比角度觀察，人們容易發現：毛澤東崇尚我國傳統文化，甚至可以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他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遺憾的是他對此缺乏警惕。另外，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也掩蓋了自身思想中的封建成分。馬克思主義雖然也來自西方，但它是以克服近代西方的主流文化--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為宗旨的，對封建主義的批判並非其重心所在。這樣一來，毛澤東思想中的封建主義毒素就一直沒得到徹底的清理。相反，它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潛藏了起來，一旦機會來臨，就可能借屍還魂。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這無疑與毛澤東自身的局限有關。 比如說，馬克思對近代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可是在中國，這樣的民主還尚未建立，可以說是一個正待去追求的目標（最初設想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建立這樣的國家）。這裡無疑存在着一種錯位。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因素本來並不強，但越到晚年，毛澤東越極力強調反資本主義，而對中國以及他個人身上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缺乏反省。比如說在晚年，毛澤東曾數次對秦始皇作出高度評價。在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七律）中，他寫道：“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子名高實秕糠。”當然，他對作為中國封建正統的儒家思想缺乏好感，而對法家更為推崇，但法家也是封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呀。中國的封建統治其實一向是外儒內法、儒法並用的。秦始皇當然功不可沒，可連“焚坑之事”也要“待商量”，這案可就翻得太過火了。從毛澤東晚年的工作作風來看，可以說更象是一位封建帝王，而不象是一位現代民主國家的統治者。相反，他還嘲笑西方的民主制度。比如說，當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後，他就頗不以為然。是啊！這點小事，在中國算得了什麼呢？ 那麼，在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上有哪些是與現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的呢？這裡首先要弄清一個問題，那就是毛澤東是不是真心想要民主。有些人認為，“文革”的發生不是政治路線分歧，也沒有原則問題，只是一種權力鬥爭。他們認為，在文革之前毛澤東的大權已經旁落了或者他自己感覺到旁落了，所以他要奪回失去的權力，那些什麼“反修正主義”之類的口號只是一個藉口而已。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實際上毛澤東始終牢牢控制着局面，掌握着全黨的最高權力。如果毛澤東失去了最高權力，他就不可能違反大多數黨內高級幹部的意志去發動“文化大革命”。雖然我們不能把偉人都想得那麼無私，但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僅僅歸結為為了滿足他個人的權力欲，這種想法無疑是過於簡單化、庸俗化了。 有些新左派人士則剛剛相反，他們從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談話以及７０年與斯諾的談話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他想用一種大眾民主取代現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識分子）政治。因為毛澤東說過，儘管我們是人民的國家，但人民卻沒有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權利，所以號召人民“踢開黨委鬧革命”；他還說，共產党進城後蛻化成了官僚，“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表達了他想用“個人崇拜”來推動民主的意思。許多人據此認定毛澤東不僅不專制，反而是一位民主的熱心實踐者與鼓吹者，是反腐敗、反特權的鬥士，只是方法欠妥，才事與願違。因此他們主張重新評價文革，挖掘其中的積極因素。 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理想、政治價值觀方面的根源的，不排除有純潔黨的組織，反對官僚主義的意圖。但主線不是這個，主線還是反“走資派”，“反修防修”。如果按照前面的觀點，那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多數就是罪有應得了，可事實是這樣的嗎？當然不是。另外，“文革”前後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沒有明確把反官僚主義作為“文革”的主要任務。當然，從群眾來講，確實有不少人是出於對官僚主義的義憤、對某些脫離群眾的領導幹部有氣，才積極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這並不能決定運動的性質。說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群眾運動，在很大程度上，群眾是受矇騙、被利用的。還有一個證據也說明了前面那種觀點不成立，那就是五七年的“反右”。如果毛澤東真心實意地追求民主的話，他就不會對五七年那一批在他的鼓動下起來向黨提意見的知識分子下刀了。當年提的意見主要正是集中在官僚主義、特權主義與專制主義上，難道後來毛澤東突然發現自己錯了從而想主動彌補所以才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解釋無疑是過於牽強了的。李慎之先生曾公布過一段鮮為人知的親身經歷，可以用來印證毛澤東的民主觀。五幾年波蘭、匈牙利發生爭取民主的政治風波，毛讓秘書林克來徵求李的意見，李根據毛的一貫思路，建議“實行大民主”，即開放新聞自由、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建立憲法法院、逐步還政於民等等。但毛的回應卻是，“大民主就是上大街”，不能搞，“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更引人深思的是，毛澤東還明確指出民主“是對敵人的”。此話果然深藏天機。十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毛祭起的正是“大民主”，毫不手軟地打向成為“敵人”的劉少奇等黨內同志。 所以，探尋毛澤東在五七年初提倡“大鳴大放”及後來發動文革的真實意圖、他內心的所思所想，這雖然很有必要，但由於資料的欠缺，勢必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猜測。本文不想過多糾纏於此。那麼就事論事，就算毛澤東是真心想要民主的，他所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一）他的民主觀未能從根本上超越我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及為民作主的思想，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主觀而不是現代的對抗式的民主觀，是慈父對子女的民主而不是平等的個體之間的民主。這樣一來，民主在很大程度就成為一種恩賜，是自上而下的賜與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監督與制約。 （二）毛澤東式民主具有明顯的民粹主義傾向。他對普通勞動群眾的評價簡直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與人們對他的歌頌相得益彰。“高貴者最愚蠢，卑儉者最聰明”。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應該不斷地到民間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是毛澤東得民心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一些新左派人士至今對他念念不忘的一個重要原因。“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這樣的道德姿態無疑是感人的，但卻是令人懷疑的。“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人民群眾的無可爭議的代表，那麼歌頌人民也就是歌頌他自己而已。無論怎樣批判知識分子、批判“官老爺”，他都是安全的，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永遠是批判的製造者、發起者，而不會成為批判的對象。所以很不幸，在這裡“人民”成為了一種工具、一根棍子、一張萬能的驅鬼符。縱使民不聊生，那也是別人的錯，人們依然對他感恩戴德、五體投地。高，實在是高！所以，這種民主觀雖有批判精英主義的官僚統治的積極意義，但如果付諸實施，則往往會帶來更大的專制。 （三）在他那裡，民主主要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這樣，民主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而是有用的時候就用，沒用的時候就免。這種實用主義的民主觀使得民主成為可有可無。前引李慎之先生的親身經歷就說明了這一點。 （四）他的民主觀中缺乏法治觀念，甚至可以說，他討厭法律。這樣民主就很容易淪為混亂，而他也就可以在必要的時候藉機取消民主了。 （五）他所中意的民主是群眾運動式的直接民主，而不是制度化的間接民主。民主的最基本原則是“多數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所設想的大眾民主似乎是符合民主精神的。問題在於，民主需要一套適當的權力架構，即需要一定的程序與一定的形式作保證。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也許是本來就不想）探索出一套適當的權力架構來實現民主的制度化，因為一旦有了一套明確的制度之後，他就再也難以為所欲為了。 （六）毛澤東式民主一味地強調多數原則，而忽視對少數人權利的保護，從而容易導致“多數人的暴政”。這主要是因為他的民主觀沒有以人權為基礎，相反，他把天賦人權觀完全當作資產階級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既然人權是在後天由社會賦與的，自然也就可以由國家（以人民的名義）隨意剝奪。 （七）毛澤東的民主觀以“人民”這個集體為本位，而不是以個人為本位，可是“人民”的範圍卻無法明確界定。由於實際操作非常困難，“人民”就完全成為一個抽象的符號、一個表面上至高無上實則空洞無物可以被人任意塗抹以至強姦的東西。贊同我的就是“民”，反對我的就是“敵”、是專政的對象。這樣一來，統治者完全可以挾“人民”以令諸侯，更不要說個人了。所以在這裡，“人民”崇拜反而導致了專制。這個悖論隱藏在盧梭的“公意”論中，馬克思沿用了下來，斯大林與毛澤東則使其在實踐中體現了出來。要化解這一悖論，只有跳出整體主義的思維模式，回歸個人本位，使民主成為個人及各個利益群體表達各自願望、謀求各自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為了達到一個至高無上的整體目的的手段。 （八）毛澤東沒有處理好民主與集中、民主與專政的關係。其實，沒有任何共產黨人能處理好這兩者的關係，因為所謂“民主與集中相結合”、“民主與專政相結合”整個就是一文字遊戲、一個腦筋急轉彎式的命題，處理它無異於走鋼絲或者說踩蹺蹺板，也許有時能僥倖走好，但最後掉下來是必然的。有些人認為，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內是很民主的，只是後來沒有堅持下來。可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毛澤東領導初期雖然堅持了一段時間民主作風，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黨內討論重大問題，不少時候發揚民主、充分醞釀不夠，由個人或少數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投票表決”。也就是說，長期以來黨內只是依賴領導者個人的民主作風，而一直沒有建成嚴格的民主制度。可作風是靠不住的，它是主觀的東西，隨時可能失去。那麼為什麼制度一直難以建立呢？這就不是鄧小平所能回答的了（也許他不是不能，而是不願）。他雖然說過：“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但究竟何以至此，他卻最多只是追溯到封建主義傳統而已。 （九）毛澤東式民主是與自由相對立的。在毛澤東的文章與談話中，“民主”一詞出現的頻率很高，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相比之下，“自由”一詞則很少見，而且經常是作為貶義詞出現的。殊不知，沒有自由的民主算什麼民主呢？試想一下，在一群有警察在旁虎視眈眈的犯人中實行民主，能有幾分真實性？ （十）毛澤東式民主有一個最後的界限，那就是不能威脅到他本人及本黨的統治。在此範圍內，可以讓你“大鳴大放大辯論”，一旦有所超出，這根平時看不見摸不着的線就會立即成為你頭上的緊箍圈。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是如此，文革雖看似無法無天，實際上仍是如此。因為當時是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可以批，注意，是除了他之外！國家主席可以被批鬥致死，只有他不倒，只有他代表的黨不倒！ 所以我認為，從根本上說，毛澤東對民主只是葉公好龍而已。當民主尚未來臨時，他似乎非常盼望；但當民主真的來臨時，他又怕了。因為他知道，民主必然會威脅到他的統治。

其次，在毛澤東的價值觀上，他更重視平等而不太重視自由與發展。逄先知寫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有一段分析毛澤東的話說的很好。他說，毛澤東不是不主張發展生產力，但更多的是考慮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如果這兩方面發生矛盾，他更多的是傾向於後者。我認為這與毛澤東的個人經歷有關，也與我國的平均主義傳統有關。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我國的一大傳統，尤其是在農民中間，這一價值取向有更多的擁護者，而我國的民主革命正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任何一個社會要順利發展，必須使平等與自由這兩種價值取得平衡，可毛澤東完全打破了這種平衡，而指望以犧牲自由、依靠集權（計劃）的手段來求得平等與發展。事實證明，完全依靠政府的計劃以及群眾的熱情（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政府動員起來的）既不能實現經濟的長遠發展，也不能真正實現平等。而當自己的宏圖受挫之後，不是反省自身的失誤，而是怪罪於持不同意見的人，這樣，文革也就在所難免了。 再次，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沒有很好地把目的與手段統一起來，而是經常以目的來證明手段的正確。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自然是神聖、崇高的，那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切代價就都在所不惜了。這種代價論、為了未來而犧牲現在論以及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個別利益論，是很容易成為專制奴役的藉口的。現在不也還有人辯護說，沒有毛澤東當年對農民的剝奪（工農業剪刀差及戶籍制度）就沒有今天的工業化嗎？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難道歷史真的只有這一條路可走？理想是王，權術是霸，王霸兼用，事業乃成。而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術的運用中，那個高遠的理想，卻在不知不覺間失落了。 最後，在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中，政治與倫理不分，泛道德化傾向嚴重。這個問題在前面論述他的哲學思想的時候已經說過，這裡就不贅述了。

三 毛澤東的性格

不可否認，毛澤東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英豪，其受人崇拜絕非偶然。這樣的人，從個性來說，決不會是優柔寡斷、缺乏主見的人，而勢必是具有超凡的自信的。只有這樣，他才能不怕挫折，不懼環境的險惡，不懼流言與非議，一往無前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自信、堅決、執着，這是成功的必備要素。可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種超凡的自信既能助人以成功，也能給人以毀滅。因為自信與自負只有一線之差。尤其是當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後，自信就很容易走向反面。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很少失誤，這是他與中國革命的幸運，但同時也蘊涵着危險。因為它給了人們以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毛澤東是不會錯的，從而使得他被神化，以後當出現與他不同的意見時，異議者往往自己都會缺乏信心，從而不敢堅持己見。而毛澤東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中，也會不知不覺地飄飄然起來，從而不再習慣於自我反省，慢慢地就變得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了。 其實，在革命戰爭年代，毛就不是一個從善如流的人，只是當時他很少犯錯，同時外部的壓力太大，才使得領導層內部的分歧不太明顯而已。而上台之後，主要矛盾就是內部的了。所謂“共患難易，共富貴難”，這是非常深刻的歷史總結。這時，僅僅依靠個人的自覺或者革命友情就不夠了，必須有一套科學的制度來對權力加以制約，否則悲劇在所難免。遺憾的是很少有革命的領導者能認識到這一問題。其實毛澤東的發動文革絕非偶然的心血來潮，而是源於五十年代，是拒絕承認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錯誤，拒絕作深刻的自我批評的表現。雖然毛澤東在1962年l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於1958 年以來自己所犯的錯誤，作了一般的、籠統的自我批評。他說，他的錯誤也“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說的錯誤，是指所謂在執行中央正確路線的實際工作中所犯的錯誤，他仍然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總路線這“三面紅旗”是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和不能動搖的。這就是說是下面的幹部群眾執行正確的路線發生的錯誤，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線、提出的超出實際可能的任務的錯誤。所以，他的自我批評是不深刻的，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對教訓畢竟總結得不夠”、“沒有解決思想問題”。也就是說，從那時候起，毛澤東就不再聽得進別人的批評意見了。但如果說這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分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會顯得毛是剛愎自用、心胸狹窄，所以，無限上綱上線也就順理成章了。只有把他與其他人的分歧說成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分歧，才能既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這不一定是有意識的，而極有可能是無意識的。這就是悲劇所在！一旦拒絕承認錯誤，那麼為了掩蓋一個錯誤，就往往要製造出更大的錯誤，為此陷入惡性循環。這一規律，可以說是屢試不爽。在“九一三”之後，毛澤東如果仍有理性的話，他就應該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可這時，他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毛澤東的個性對我國的外交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豪爽、慷慨、愛面子，所以會不惜代價地去援助別國。當然，這有利有弊。另外，高傲、自尊心強，不願主動去求別人，強調自力更生，這一方面維護了我國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也導致了閉關鎖國。如此等等。

當然，毛澤東晚年的悲劇決不只是他個人的問題。可供反省的空間還有很多。從個人責任來看，林彪、四人幫之流的責任當然也不小。但現在再來追究個人責任，意義已經不大了。何況用人不當，那還是要怪到毛澤東身上。值得反省的是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比如說民族性或文化傳統方面的問題，以及制度層面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其實鄧小平都早已指出過了，但奇怪的是官方思想界仍然諱莫如深，最多隔靴搔癢，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說，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鄧小平指出了：“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又說：“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 現在的問題在於，官方要麼有意迴避制度問題，要麼就偷梁換柱、避重就輕，把制度問題僅僅歸結為一些具體制度，似乎與根本制度無關。於是改來改去都是換湯不換藥。當然，這個問題在鄧小平那裡就已存在。在他那篇著名的講話中，他雖然一再地提到制度，但最後還是把它歸結為領導制度、工作制度和組織制度的問題。 很明顯，毛澤東晚年所發生的問題是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後發生了的問題，具有普遍性。只不過毛澤東比其他國家的領導人能力更強、權力更大，再加上中國的人又最多，所以後果也就更嚴重而已。 再進一步說，毛澤東的錯誤其實反映了幾乎所有革命的共同邏輯。革命由崇高的理想所激勵，而當革命成功之後，現實的邏輯就必然會發揮它的力量。此時，一部分革命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這種邏輯，放棄或調低革命的理想，而一部分執着的革命理想主義者則會拒絕承認現實，但又找不到恰當的實現理想的方法。於是就只好不斷地繼續革命，於是越來越多曾經的同志被打倒…… 現在，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應該說這個大方向是正確的，早就該如此了，但是究竟應該怎樣轉變仍然是一個需要智慧甚至勇氣的問題。是僅僅滿足於做唯一的執政黨？還是允許競爭者的存在？如果僅僅是前者，那這樣的轉變就反而不如革命黨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了，就將難以避免新革命黨的出現。

總之，毛澤東的悲劇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更是馬克思主義及所有類似革命的悲劇。願我們牢記歷史！願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