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歷史是人民寫的

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 杜導正


1989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為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1989 年5月17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 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 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歷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當 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1992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六四”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過程，前 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 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拉個 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開 始，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 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 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採用了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裡一盤一盤地。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的、談改革開放的、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裡，趙紫陽詳細講述了“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敘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 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幹上來的。“六四”以後，有時閒了，他開始結合自 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 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 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迴蕩着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裡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盤托出。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

從 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 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1959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 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 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 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升華。1966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 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 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 國內佳話。

作 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 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 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了人民，為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 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2005 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 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 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 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2009年3月22日

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

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 鮑彤


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

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內容關繫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着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主題是改革。在大陸，在目前，這段歷史是被封鎖和歪曲的對象。談談這一段歷史的背景，也許對年輕的讀者了解本書會有點用處。


中國為什麼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來，儘管步履艱難，中國畢竟在朝着現代化的方向，緩慢地演變着，發展着。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它的進程，卻無法逆轉它的方向。

1949年內戰基本結束後的中國，有了新的契機。

本 來，如何循序漸進，如何實現現代化，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都應該屬於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的範圍。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 屆全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去做，真的實現“普選”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這兩個大問題解決了，中國社會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問題，都不難 解決。

全 面逆轉中國發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為名的兩個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前者是針對所有制的，是模 仿《聯共黨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決定通過集體化、國有化、計劃化，達到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目的。後者是中共根據毛澤東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 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指揮，在全國五百萬名知識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兩個運動是中共執政歷史上的轉折點，開闢了與民主與法制背道而 馳之路。

走 上了這條自稱為“社會主義”的路，就消滅了市場，消滅了“耕者有其田”，也消滅了自由，同時也斷送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許多好的傳統。面對建設，這種“社 會主義”乏善可陳，只能把老百姓維持在“少數人餓死，多數人餓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澤東時代，有了城市戶口，才能擁有憑證消費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 居民，憑證消費的限額大約是每天將近一斤糧，三天大約能吃一兩肉，每年大約能買做一套衣服的布；對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居民，包括被迫“自願”上山下 鄉的知識青年，黨和國家愛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滅。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來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背道而馳，越離越遠。

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黨國領導當時開的藥方里沒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貼身警衛，黨的副主席的汪東興說，凡是毛主席的決定，必須永遠執行，始終不渝。黨主席華國鋒也跟着他如是說。

當 時的中國共產黨內，威信最高的經濟權威，是陳雲。他三十年代就進入政治局，比鄧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開始管經濟。毛髮動“大躍進”之前，陳是第一 副總理，全國的經濟總管。毛嫌他太實事求是，叫他靠邊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帥，任命鄧小平為副帥，大煉鋼鐵，結果闖了禍。現在毛死了，陳雲給中國經濟開出來 的藥方是“調整”，糾正比例失調。

這 是陳雲實踐經驗的結晶。“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1962年就是靠陳雲“調整”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才得以收拾殘局。陳雲反對黨的瞎指揮，但不反對 黨的領導。從政治上的一黨領導，到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化計劃化，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陳雲不但不反對，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制度。改掉毛的這一 套，等於改掉陳雲自己。

對 陳雲的分析不能簡單化。他捍衛國有制，但不捍衛人民公社；他喜歡計劃經濟，但不喜歡不切實際的指標；他主張政府為主，但允許市場為輔（“大集體，小自由 ”）；他認為經濟自由度應該像關在籠子裡的“鳥”，但反對把它捏在手裡；他相信蘇聯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國主義；在“自力更生”,“不吃進口糧”那個年 代，他敢於挺身作證，“我聽得毛主席說過，糧食是可以進口的”,一句話，就把“進口糧”的修正主義性質，平反為毛澤東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維護共產黨的一元 化領導，但對毛澤東破壞黨規黨法看不慣。這些，趙紫陽在回憶中都有記載，還歷史以公道。

另 一位威望極高的元老，是鄧小平。鄧是毛的親信。因為毛指定劉少奇為唯一接班人，鄧在文革前才當了劉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細的群眾把鄧和劉誤為一談，但 毛心裡明白，沒有拿鄧跟劉一祥，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圖整肅周恩來，鄧卻和周走到一起，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寵信。文革中鄧一再被貶黜，“越批越香”，這不是 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許，鄧小平能夠成為改革毛澤東體制的領導人？

但 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整頓，就是整頓企業，整頓領導班子，撤換不服從領導的幹部，以鐵腕落實既定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紀律，以 鐵腕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簡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強化毛的體制。整頓是鄧小平的強項。文革後期，毛主席叫“四人幫”抓革命，叫鄧小平抓生產，鄧雖然不懂 經濟，但用了“整頓”的手段，硬是把生產搞上去了。

鄧 小平的特長是精明。他不糊塗，不迂闊。他心裡早就明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那一套也許無法挽救經濟的崩潰，也許必須轉而向市場經濟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 亂經濟”的風險，更不能冒“反社會主義”的風險。畢竟，經濟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搞政治的，必須在政治上站穩腳跟。1979年3月，他發表了被載入史冊的講 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政治路線。一年後，他以全黨領袖的氣魄，發表了進一步 籠罩八十年代的綱領《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指點江山，講國際，講台灣，重點是講現代化建設。怎麼現代化呢？讀一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 頁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鄧小平開的是四味藥：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團結；三、艱苦奮鬥；四、又紅又專。面對毛澤東死後扔下的爛攤子，鄧小平盡了一個政工人 員的努力，他在加強領導，他在鼓舞士氣，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綱領里沒有體制改革。

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里，都沒有改革。


四川在探尋改革之路

探尋體制改革之路，怎麼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麼。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人中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意說清楚）“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說來說去，無非“集中還是分散”,“分散還是集中”。這裡有個風險的問題。

但 是，四川想清楚了。不僅說了，而且動手了，穩穩噹噹開始做起來了。1976年，四川開始放寬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領域擴展到體制領域，進行了城鄉經 濟體制改革試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 劃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劃權”，自居正統的人 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劃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裡入 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很穩當。提出“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把“農民”和“企業”（而不再是“黨”和“ 國家”）定位為城鄉經濟的主體。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擴大“農民”和“企業”的自主權，和縮小“黨”和“政府”的干預權，是百分之百的同義語。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出了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進行改革試點的決策。這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趙紫陽走上改革之路的起 點。作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動黨和國家向農民和企業讓步，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推動“經濟外的行政強制因素”向“經濟的主體”讓步。當時胡耀邦在平反的 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詞彙，趙紫陽也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詞彙，這些都是不見經傳但不脛而走的歷史性概念，令 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 川人口全國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包括現在的重慶直轄市，包括民國時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內，當時全國十億人，四川占了一億。兩千年自流灌溉的歷 史，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六十年代毛澤東把這裡確定為三線建設的大後方，使它成為高精尖軍事工業的大基地。“大躍進”時期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個看毛眼 色行事，不顧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國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萬！毛的體制把四川整苦了，擴大農民和企業自主權使四川獲 得新生。這當然不是領導者個人有回天之力，但無疑凝結着領導者的心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越出省界，傳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穩穩噹噹搞經濟改革，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當時街談巷議中的兩個亮點。


進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趙紫陽相繼進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時進入常委，胡任總書記，趙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副總理（代總理），總理。

這就進入了趙紫陽回憶中的改革年代。同趙後來主持的全國規模的經濟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試牛刀而已。

體制改革，怎麼改，誰說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來，早就被斗光了。因為毛澤東已經用了幾十年時間，致力於一場接一場的以摧毀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討伐市場為能事的幹部和學者，在全民中散布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仇恨。

現 在又過了三十多年，終於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但在大陸，卻有點怪，只許說改革，不許說非毛化。改革必須歌頌，非毛化必須 聲討。三十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議要改掉毛的體制，無疑會遭到女教師張志新和女字生林昭同祥的命運，改革則將命中注定要被徹底扼殺在萌 發之前。

對 毛澤東經濟體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說，經濟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1978年是“自主權”。三年後，1981年11月，趙紫陽提出了一個新 的視角：“經濟效益”。他列舉1952到1980二十八年經濟增長的成績：工農業總產值8.1倍，國民收入4.2倍，工業固定資產26倍。那麼，全國人民 的平均消費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經濟效益如此如此，今後不走新路子行嗎！又過了三年，1984年，“商品經濟”的概念，在趙紫陽等人苦心 推動下，終於在中國站住了，終於合法了！“商品經濟”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所能允許合法使用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代名詞。

這就關繫到改革的全過程，其中的甘苦與探索，合作與分歧，在本書中都有論述，這是我看到過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1989年，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發生生正面衝突。

胡耀邦之死觸發了學潮。鄧主張調集國防軍鎮壓；趙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和民主問題，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來。

結局是大家所已經看到了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判決總書記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行；元老們決定由江澤民取代趙。江上台後，把趙作為國家公敵軟禁終身，並且從國內的書報、新聞乃至歷史中刮掉了趙紫陽的名字。

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1980年4月趙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學潮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是滿意的，不是一般的滿意，而是很滿意。

鄧 小平最初對經濟改革沒有表態，那是因為沒有把握，怕出了亂子，收拾不了局面。作為政治家，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實績以後，鄧小平開始放心。看到趙到中央後 繼續穩穩噹噹，用穩健的改革，來推動計劃內和計劃外各種經濟成分同時穩定增長，鄧更加放心了。可以說，對趙紫陽部署的經濟改革，鄧是言聽計從的支持者，沒 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對鄧的支持，趙也由衷感到高興。兩個人合作得很好。

問 題完全出在對1989年學潮的性質的判斷上和決策的分歧上，深層的分歧發生在對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趙認為，學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鄧說， 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說，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找出解決的方案，進一步推進改 革。鄧說，不能向學生讓步，應該調集軍隊，首都必須戒嚴。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一種意 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說，他同意“常委多數”的決定——就這樣，鄧小平拍板了。

十 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十七人，十四 人在北京，雖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齊。）鄧小平也許認為，他不是常委委員，不必遵守常委的規則；也許，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夠重大，他有權拍板，事後通 知政治局追認一下，就行了；也許，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規則”的觀念。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鄧小平也許認為，沒有必要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表決，這種程序太麻煩，扯皮，效率低，辦不成事。也許，他壓根兒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而設的。

《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戒嚴，但從5月17日常委決定戒嚴到5月19日實施戒嚴，這三天內，國務院到底有沒有開過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一查就清楚了。我查過了，沒有。

就 這樣，發生了幾十萬國防軍進入首都，用坦克和衝鋒鎗對付學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國防軍被用來對付向黨和政府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發生 了，接着又是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穩定壓倒一切，它壓倒了改革，壓倒了法律，壓倒了良心，壓倒了國家的主人，壓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為公民，趙紫陽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歲去世，這位大改革家才擺脫了軟禁，“自由”了。

有 人說，總書記要分裂黨，而軍委主席要挽救黨。根據我的觀察，他們二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黨連在一起，都想把這個黨搞好。分歧在於， 總書記認為，黨應該順應民意，應該服從民意；軍委主席認為，黨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出現不同的意見，對其他黨來說是正常的，但共產 黨是靠槍桿子崛起的黨，一貫靠總指揮的命令來排除不同意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對人民，對同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家常便飯。


“六四”開創了全民噤聲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衝鋒鎗下傷亡同胞的數目。我國年年組織討論日本侵略者殺死中國人的數目，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人民 解放軍殺死本國人民的數目。當局在國外公布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新聞，這很機智，但不誠實。我家當時所住的“部長樓”內，就有人被窗外飛入的流 彈打死。聽說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已在獄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這些活鏡頭，是鄧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國人在“妖魔化中國”。

血 案之後發動了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後果。由於同情學潮，由於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而受到懲罰的人數，根據經驗，想必大大高於直接傷亡的人 數。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這是黨國機密，不准打聽，不准“擴散”。多少人無家可歸，或者妻離子散？多少人被開除公職，永不錄用，生活無着？多少人消失了， 被勞教了，被判刑了——誰知道？

黨 中央開了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二十年來，歷屆領導上台，都照例必須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鎮壓的讚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了多少起官員鎮壓 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也許吧。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這又是國家機密，當局不告訴，也不准國內 媒體告訴中國老百姓。

有人說，鎮壓壓出了繁榮。我只知道，是經濟改革改出了繁榮。是人民，用市場經濟打破了毛澤東的枷鎖，才創造了繁榮。現在有人總結說，繁榮是鎮壓的產物。面對全球經濟危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準備介紹鎮壓的經驗，來拯救世界經濟。

有 人歡呼中國在鴉雀無聲中使自己躍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忽必烈的鐵蹄下，中國早已是馬可波羅親眼看到的繁華的天堂。二 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根據名記者鄒韜奮先生提供的資料，中國原本就是第三個大經濟體，一貫高於德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鑑於當時的英 國有許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現在的疆域計算，很可能，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亞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早已榮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時的中 國還沒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 六四”開創了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面。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 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統統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並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 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


趙紫陽的最後遺言

1989 年我下台以後，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 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 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 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 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 的，在幾十年時間裡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 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 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 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 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這是趙紫陽的話。理性，務實，明快，懇切，發自肺腑，是趙紫陽留給同胞們最重要的話。

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學潮初起

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2】的發言【3】中已講了，有些事沒有講，這裡一併來談談。

先 說學潮的起因，學潮初期是圍繞着悼念耀邦【4】開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廣播以後，當晚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就自發地搞起悼念活動。隨後就走 上街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這時確有一些學生表現情緒激動，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但總的來說比較注意秩序，沒有發生越軌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數百人 涌到新華門【5】。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 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

4月22日開追悼會【6】時，天安門廣場有幾萬學生集會，這是經過同意的【7】。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裡面舉行追悼會，學生在外面悼念，給他們設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學生可以聽到人民大會堂裡面開會的情況。

這就是4·26社論發表前學潮的情況。

為 什麼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主張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 比較多，借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第二，對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面對反自由化鬥爭不滿意、有牴觸，同時對耀邦下台那種更換領導 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8】以後，改革開放全面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學 生對這種狀況不滿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當時上街的學生大體是三部分人：絕大部分屬於上面說的這種情況；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對我們工 作不滿意，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因此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沖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採取疏導的緩和辦法。

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

（一）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複課。
當時我覺得學生不管是什麼動機，總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追悼會已結束了，你們也參加了，就沒有什麼題目了，應當複課。

（二）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學生、教師、知識分子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

（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沖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

我 的這些意見李鵬【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面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後面講的三條是我出訪朝 鮮【11】前講的。耀邦追悼會剛結束，中央主要領導人一起下電梯的時候我同他們講的，後來我又正式談了這些意見。4月23日下午，我離京去朝鮮時，李鵬到 車站送行，他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12】，鄧也同意。

那 時常委中沒有什麼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我只記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鵬突然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學生現在正在沖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 施？我當時回答他：喬石【13】在第一線負責，有各種預案，他會應急處理。隨後我就把李鵬打電話的事告訴了喬石。實際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華門的大 部分學生已經散去，少數人沒走的由公安清了場，強令他們上了車，送回學校去了。這就是我出訪朝鮮以前，學潮的情況以及當時常委的方針。


二、4·26社論【14】激化了矛盾

但是，後來學潮怎麼會鬧成那麼大的亂子？關鍵是4·26社論。學生有不滿情緒，總會表現出來，即使當時沒有鬧起來，以後還是要表達。總是有意見嘛！但是學潮鬧得那麼大，就在那個時候鬧出那麼大的亂子，就是4·26社論。社論以前和社論以後的情況不同。如果當時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那麼大。4·26社論是個轉折點。

4 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裡，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 銘【15】、陳希同【16】就找萬里【17】，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萬里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萬里 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 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其實學生中間當時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主張複課並已經複課了，少數人反對複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 一些學生回到教室上課，那些比較激進的分子在門口把着不許進去。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學生氣還沒有完全出夠，鬧了一下就這樣完了？當時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 導，對話，允許學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他們在匯報時竟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 ”，還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籌集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 揚，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針對鄧小平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的很多，看的很多。說一個領導人幾句話，他們根本不認為 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當中空氣比較緊張的時候。當時說我的也很多，什麼幾個孩子搞“官倒”【18】呀，什麼運了多少車皮化肥到我的家 鄉呀。當時在多少萬人中間沒有人說些偏激、過激的話是不可能的。有十個人說了這類話，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錫銘、陳希同他們這麼做，是他們原來階級鬥爭的 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19】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 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 月25日李鵬、楊尚昆【20】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 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我4月19日到鄧那裡，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鄧又同意他們的看法 了，因為這和他歷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裡，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26日又把這 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 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聞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採取的方針。

鄧 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五四”【21】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22】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23】鮑彤 【24】，希望在講話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 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有 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麼事，發泄一下而已，並不意味着這些人 要推翻我們的制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斗 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25】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 在朝鮮時，4月24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錶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 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裡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 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 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 面說過，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複課，這是很好的機會。只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 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從朝鮮回來後我找了幾個大學的人談過，他們都講了這個情況。 4·26社論一發，各方面包括機關都非常不滿意，“怎麼搞了這麼一個東西？”所以4月27日上街遊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萬。由於4·26社論的言辭比較嚴 厲，學生們感到這個行動可能受到鎮壓，因此有的學生遊行以前給家裡或親友寫下了遺言、訣別信。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26】 也普遍牴觸。他們不理解、牴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 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 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相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裡，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游 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布置的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裡，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 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真【27】直接給中央辦公 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當時只有李先念【28】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 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志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 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由 於傳達了小平同志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黨團組織、校長、教師，原來都拼命地阻擋學生，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上街。學生回去以後，弄得黨團幹部受到奚 落，他們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匯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 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4·27 大遊行的結果說明這麼幾個事：原來以為4·26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 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此其一；其二，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 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其三，北京市剛剛發布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 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麼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 有辦法，政府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4·26社論對整個北京 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以 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辦法，要用強制手段制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來途經瀋陽時，聽了瀋陽的匯報，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 話，省委都懷疑：現在還用這種辦法行嗎？他們說，傳達鄧講話以後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後就覺得局勢很危險。4·26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 存在着發生大規模流血的可能。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上一次談到了我去朝鮮以後，處理學潮的方針被李鵬他們在家裡改變了。下面着重講我從朝鮮回來後，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

4·26 社論的發表，造成了學生大遊行，機關、團體、學校、民主黨派對李鵬及北京市的領導人一片埋怨和責怪之聲。而李鵬決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範圍地 傳達鄧4月25日講話，也引起了對鄧的不少議論和批評。鄧和他的家人對這件事很有意見。鄧家人說，李鵬等人一下子把鄧拋到了第一線，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 也說過，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對學潮處理、最後決定實行戒嚴的那次會議，鄧當面就這件事批評了李鵬。

在 這種情況下，因4·26社論造成了4·27大遊行，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各方面對4·26社論的不滿意。李鵬不得不讓鮑彤又寫了4·29社論，並要袁木 【30】、何東昌【31】與學生對話。在對話中肯定了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說學生的許多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甚至說學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這樣來緩和學生的情緒。同時他們又十分害怕4·26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 們這種做法。李鵬會向閻明復【32】說過（閻明復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只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 我回國後表態支持。所以後來他們一再要我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在把紀念“五四”講話稿送給他們看的時候， 李鵬、姚依林統統要求加上反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因為廣泛傳達了鄧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 加上鄧歷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 4月30日上午從朝鮮回來，李鵬迫不及待地當天就找我，要我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目的是逼我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頭會 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面對4·26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了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 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面，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 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4·26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 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4·29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 只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4·26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複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只要 複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我 從朝鮮回來後，首先從各方面進一步了解情況，先調看了4.27遊行的實況錄像。5月2日我應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34】、孫起孟【35】、雷潔瓊 【36】的要求，與他們座談學潮問題。5月5日上午約北大校長丁石孫【37】、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38】談話，請他們介紹兩校學潮的情況及他們的看法。 當天下午，我又自行決定參加了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地區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學潮的意見。通過了解情況，我更加感到這次學潮是得到社會 各方面的廣泛同情的，4·26社論以及前一段中央對付學潮的方針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4·26社論松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 賬，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反之， 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歷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

但 是，問題的關鍵在鄧身上。當時我想，只要他能夠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說這麼一句話，“4月25日聽李鵬匯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出什麼 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 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我也深深知道，鄧歷來在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 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匯報，要他改變是很難很難的。我當時急着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我便打電話給王瑞林【39】約鄧談話，王說鄧最 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40】，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我當時以至今天，都認為他講的當時鄧的情況 是真實的！當時鄧的身體確實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將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閻明復，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我的想法轉告鄧。

5 月3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裡。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 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復到 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 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41】，也是這個調子，既與4·26社論調子不同，也沒有直接違背的詞句。5月4日亞行講話以後，楊尚昆又告訴我他同各常委談話的 結果。胡啟立【42】、喬石贊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萬里我直接找他談過，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贊成我意見的占了多 數。楊還告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 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國前，北京曾在常委碰頭會上提出過實行戒嚴的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

5 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稿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我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 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指出這次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我還說，這麼大的學潮，難免有人企圖利用，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這 篇講話發表後，得到國內外廣泛的讚揚。5月5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復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43】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 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4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 下。但後來當我說到4·26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

這就是我從朝鮮回來到5月初這一段，我經過了解情況，感到4·26社論不得人心，不適當改變一下，學潮很難緩和下去，同時在沒法見鄧的情況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採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實際上在慢慢改變。

當時這樣一個方針，這種做法雖然各方面情況在緩和，大部分學生復了課，但是他們要看下文，《“五四”講話》如何兌現。當時我想乘緩和時積極採取對話，各方面對話，對學生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把學生中合理的意見吸收過來，對話、疏導、採取具體的行動。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幾個人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44】,採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五四”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學生當時雖然複課，但對《“五四”講話》的方針半信半疑，要看我們的行動。

我 當時一方面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面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制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採取措施。建議人大 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乾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採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 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 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 面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 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

5月13日，我和楊尚昆一起到鄧家裡談有關戈爾巴喬夫來訪問題，也向他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我的主張。主張對話、 抓廉政、抓透明度。他當時原則上表示贊成我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講了。當時社會上有很多高乾子女搞“官倒”的流 言，對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來，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對我的孩子進行調查，後來我又正式給政治局寫了 一封信，請求政治局支持我的這個要求。當時學生要求解決另一個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是新聞自由問題，我在5月6日找胡啟立、芮杏文【45】專門討論了新聞改 革的問題，提出制訂新的新聞法着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的尺度。

5 月3日我到萬里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 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 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 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系 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 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里在學潮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 民主，支持政治體制改革。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 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上述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制和拖延。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 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接着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布說，趙的講話只代表 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 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 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 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我對這些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 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正 因為這樣，學生複課後，過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麼行動，對話是應付他們，更沒有什麼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所以他們對我的《“五四”講話》根本上發生 了懷疑。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所以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學潮長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講是《“五四”講話》暴露了中央的分歧， 所謂兩種聲音。不對！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制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 撓、抵制、破壞造成的。在戈爾巴喬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麼多天了，沒有什麼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 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壞，使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藉口。

在 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經濟導報》【46】事件。起因是導報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動的報導，上海市委認為內容不妥，責令導報撤掉這篇報道， 導報沒有執行，上海市委便決定導報停刊整頓，並停了總編輯欽本立【47】的職，據說江澤民【48】曾打電話請示過鄧的辦公室。當時正處在學潮鬧得熱鬧的時 候，他們這樣做，不僅導報工作人員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的普遍反對，紛紛上街聲援導報，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對導報的決定。他 們的行動與當時的學潮相互配合，起了壯大聲勢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簡單，而且時機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也不再說什麼了，既 不好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聞媒體，只好採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5月2日，我與民主黨派座談，閻明復告訴我，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 告訴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我說，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幫助想想辦法。5月10日，江澤民來京向我談了他們緩解矛盾 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後，江把這件事作為我支持學潮的 一個罪狀。

這些是我從朝鮮回來以後，了解到4·26社論引起學潮升級，各界上街遊行；我為了平息學潮採取了上述方針。而由於李鵬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論，甚至怕因此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撓、破壞，以致學潮拖延下來。這就是學潮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情況。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接 着我談一下關於戒嚴和“六四”鎮壓的問題。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以後，決定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期間【49】，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 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藉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5月13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什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 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藉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 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占據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發生。

學 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 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徹離。當時學生帶有很大自發性。雖然現場成立了指揮部，但沒有哪一個頭頭能做出冷靜的決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麼權威性。現場 指揮部頻頻更換領導人，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辦。我們曾向學生領袖做工作，發動校領導、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沒有什麼作用。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 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 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 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其 實我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 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 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4·26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我反駁他說，4·26社 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 委集體承擔。我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準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 因而修改4·26社論沒有談得下去。

我 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 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 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 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 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松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 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 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 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 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50】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 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最 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 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 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泄漏出去， 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麼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什麼 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 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裡召關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51】 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尚昆針對我的話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就是說，我這個總書記不能動。我的辭職信送到 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勸 告，18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52】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這裡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三 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 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在 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 鄧器重的像李一氓【53】這樣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 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 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 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着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裡5月17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 5月17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5月 19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 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 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54】，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 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 的。

所以覺得年輕學生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從 5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 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麼情況也沒告 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布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 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裡開，什麼人參加，還有什麼內容等等，事先什麼也沒向我說。而他的講話稿竟然寫着，“5月4日以後學潮嚴重升級”。後來可能他們感到 這個說法指我5月4日講話太明顯了，報紙發表時改為“五月初以後學潮升級”。這就公開指責學潮是我的《“五四”講話》造成的。李鵬還向國務院各國務委員傳 達說我犯了錯誤。當晚召開宣布戒嚴大會之前還開了個小會，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實際上我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時決定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17 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 李鵬當時摸到這個底了，所以到醫院去，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說人事變動會被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當時，天安門聲援絕食的群眾大為減少，絕食也改為靜坐抗議。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學生回到校園，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部分是外地臨時來的學生。

19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5 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軍隊 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我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5月21日，我找閻明復談了我的這個想法，請他轉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沖【55】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56】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裡。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57】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 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 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 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 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 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 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 斕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 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我想再說一個問題，就是由於北京發生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們是如何對待我的。

我拒絕出席5月19日宣布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鄧在他家裡召集陳雲【58】、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人開了一個會。當然沒通知我參加，也沒有通知胡啟立，他也沒能參加。聽說王震在這個會上大罵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說我是第二個司令部【59】。最後鄧拍板撤銷我的總書記，並且說待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布。就這樣沒有人告訴一聲就讓我靠邊站了。

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會議，因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啟立未被撤職，我在開會前也未被撤職，還是常委。常委中有兩人不通知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恐怕不能說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請假三天，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麼人找我聯繫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我從別的渠道聽到，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 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布我的“罪行”，還組織班子，起草文件，為召開全會宣布我的問題做準備；同時還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這 些重大部署，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又不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啟立被排斥在外，不會有合法的常委會議。應該說，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 性質。因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全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行職權，政治局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顯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會議，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 由另外什麼機構、什麼人主持的，都是違反《黨章》的。在這種既沒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職，又不能履行職權的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個顧慮，怕他們過後倒打一 耙，說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經找過中辦溫家寶【61】，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

既不能召開會議，我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楊尚昆同我談一次話，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職的問題，另外想解釋一下我5月16日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為什麼要講關於鄧在黨內地位的那段話。

6月2日，王任重【62】、丁關根【63】來 我家，說因我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託他們來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最近要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我的問題，要我好好考慮做個檢討。我首先向他們解 釋了同戈爾巴喬夫談話問題，接着我提出不知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我之外，另一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說，常委沒有 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我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 個問題。關於準備寫檢查問題，我說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面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麼寫？如果將來 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

這次談話的時間很長，有兩個多小時。我講的比較多，講了對4·26社論的看法，5月3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最後我強烈地提出他們拘禁鮑彤的事。鮑彤是5月28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64】， 一去就沒有回來。並同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我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這次我對王任重、丁關根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麼問題，組織上可以審 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 央反映。這次談話，他們認為我的態度很不好。

6 月17日王任重和丁關根又到我家，說6月19日中央將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我的問題，要我虛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話刺耳，也要保持冷靜。可以講話，也 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我當時答覆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丁關根還要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問題，在會上有一個好的態度。王任重還 向我透露，內定還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並說我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65】等等。看來他們這次來的目的，一是通知我開會，二是勸我會上不申辯或少申辯。

從 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到我家，告訴我開會解決我的問題，並說鄧對他們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 要他們好好準備文件，文件準備好就開會。這簡直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我早已被他們沒有任何根據地非法軟禁起來了，非法隔離起來了，早已非法剝奪了我的總書 記職務，還說要合乎手續。這說明他們心虛，怕外界議論。他們本來準備早些開會，也因“六四”推遲了。


六、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6月19日至21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66】的 嚴重錯誤，建議撤消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着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衊之 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 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 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 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10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 我兩天，難道只能占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 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 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 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消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徹消我的總書記、常 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徹消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 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對於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但《黨章》明文規定，黨員對處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訴。《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67】也明確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不許對申訴人或控告人進行打擊報復”。由於我進行了申辯，就加重了對我的處理，這是完全違反《黨章》和黨的規定的。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麼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68】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69】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贊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徹消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準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首 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麼程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啟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裡說過，最近政治局 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麼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撤 消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 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麼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為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 （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裡還管什麼《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70】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我現在把這些情況說出來，不知將來黨史如何記載這件事？

6 月23到24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 取了幾位同志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 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面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志。當時王忍之【71】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72】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 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 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裡應外合，通風報信，泄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 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污衊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 照《黨章》的規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 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 己的意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面前，有些人不贊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 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表決，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 情況下舉手表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 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 台。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種體面的下台，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 準備下台。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裡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 起什麼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 軌行為。象我這樣不管怎麼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台是肯定的，最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 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象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我仍然採用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倒批臭和混淆兩類矛盾、隨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 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 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在這裡要說一下關於5月16日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

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73】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不多成了慣例。4月在朝鮮也向金日成【74】通 報了。不同的是這次比較突出，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道。我為什麼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4.25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 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麼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匯報？ 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75】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5 月13日（戈爾巴喬夫來華的前兩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 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 再也沒有說什麼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道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 此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是向 鄧通報，向他請教。鄧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的決策。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 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當 時促使我這麼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爾巴喬夫來訪是中蘇高級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麼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高級會晤，應是戈爾巴喬夫和 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只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高級會晤 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既要表明這一點，又要避免出現傷害鄧的言論。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迴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 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復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5月13日我在鄧家裡談戈氏來 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 後，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 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

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

講 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 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 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我 為什麼特別在意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張，不同的見解。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他們撤了我總書記的職務，我都可以理解。而這件事本來是好意，不 管在“六四”問題上我同鄧有什麼分歧，這是政見不同。我總的感覺，在“六四”前，鄧對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為中國人，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 究品德、信義。如果在鄧的心目中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我這個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為了自己而嫁禍別人。這不僅是對我很大的誤會，而且在他的內心裡也會非 常不愉快，甚至很傷感情。這麼個老人，不久將離世，帶着這種印象走，我實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寫信給鄧，別的沒寫什麼，只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 話作了些解釋和說明。但我只說了上面第一個方面的考慮，即我是為了說明鄧和戈的會晤是高級會晤，為了說明這一點，就把鄧在中央主要決策者的地位說出來，這 是很自然的。而未說第二個方面的考慮，即社會上流傳他有點攬權，抓住權不放，不是常委還要繼續控制常委。我認為對社會傳言也要作個說明。但信寫出後，沒有 下文。

我至今【76】仍 然希望在他離世前（這是我七年前寫的記事），能夠了解我同戈那段話的真實原因。這不是為了讓他了解真相後對我的問題能有什麼鬆動，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 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會有任何鬆動。我只是想讓鄧知道，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我，儘管拒絕接受他關於學潮的決策，但並不是一個在緊急關頭犧 牲別人而保護自己的人。我想這樣他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我實在不願意他帶着這個誤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1】根據內容分析，這一系列錄音帶是在2000前後錄製的。“七年前”當指1993年。

【2】 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1989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共“六四”鎮壓以後，以鞏固政權、將鎮壓“合法化”為目的而舉行 的一次中央全會。會上李鵬作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徹銷了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委員和軍委 第一副主席的職務，決定對趙紫陽的問題“繼續審查”；免去了胡啟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了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的 職務。

【3】見附錄四《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4】 胡耀邦（1915-1989）：湖南瀏陽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主持“平反冤假 錯案”，開拓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和事過於寬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後，胡實際 上已經無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幾乎有全體北京大學生參加，並且得到全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廣 泛支持的大學潮，持續了整整50天，最後在鄧小平調集的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

【5】新華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門，位於北京西長安大街。原名寶月樓，清朝乾隆年問所建。

【6】1989年4月22日，中共官方舉辦的胡耀邦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由國家主席揚尚昆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

【7】見下文。趙紫陽：“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

【8】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作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9】 李鵬（1928-）：李碩動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蘇聯，電力工程人員，文革後任水電部副部長。198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 員，書記處書記；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國務院總理。李在政治上聰從黨內保守元老；經濟上聰從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 間，李鵬力主並促成了武力鎮壓。

【10】“常委”指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

【11】1989年4月下旬，趙紫陽按照雙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頜代表團訪問朝鮮。代表團4月23日下午離開北京，4月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 鄧小平（1904-1997）：四川廣安人。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當時在中國擁 有最高權力的中共元老（所謂“黨的第二代核心”）。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是改革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為趙紫陽等黨內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三在政治方 面，他堅守一黨專制的底錢，是改革年代歷次“反自由化”的發動者；從1979年鎮壓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鎮壓，都是他親自作出的決 策。鄧小平個人的傾向對毛澤東身後的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13】喬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兼任國務院副總理。1987年任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態度中立。

【14】4.26社論：1989年4·26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15】李錫銘（1926-）：河北束鹿人。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6】 陳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頜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六四”鎮壓之後，代表國務院發表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萬里（1916-）：山東東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取得極大成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領導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國流行的提法，指官員（或官員的親友）利用權力，在價格雙軌制（官價和市價並存，官 價低，市價高）的特殊條件下倒買倒賣牟取利益。這是當時官商勾結進行腐敗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六四鎮壓以後，完全失去了民眾監督，腐敗變本加厲，小打小鬧 的倒買倒賣，逐漸為公然侵吞國有資產、侵占土地、壟斷關鍵性行業等大規模的腐敗行為所替代，“官倒”一詞也隨之逐漸淡出。

【19】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是中共1957年“反右鬥爭”的根據。自此一直為中共所奉行，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鮮有異議的“天經地義”。

【20】 楊尚昆（1907-1998）：重慶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當 時中共黨內極具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學潮中，楊尚昆開始支持趙紫陽的方針，最後轉而選擇擁護鄧小平的武力鎮壓決策。

【21】 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學生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參與的從北京開始遍及全國的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等示威活動。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舉 行的巴黎和會中，西方各國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西方各國面前顯得軟弱，激發民眾的憤怒之情。五四運動影響深遠，是中國激 進派知識精英疏遠西方模式，逐漸接受俄國革命理念的轉折點，為中共最後奪取政權奠定了思想及社會基礎。

【22】毛毛（1950-）：毛毛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的小名。後任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

【23】“五四”青年節講話的起草人是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鮑彤是修改定稿者。

【24】 鮑彤（1932-）：浙江海寧人。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鮑任國務 院總理秘書，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用軍隊鎮壓學生，被非法關入秦城監獄。199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 7年。

【25】 “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也是他進行決策的“根本指導思想”。所謂階級鬥爭，是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制度性地 要求全民在共產黨執政實行公有制的條件下，不斷搜索和剷除“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內亂以及災難的政策根源。

【26】 中國除中國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 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黨派”是中共絕對權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文革中下台。1979年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3-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8】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黃安人。1954-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是陳雲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陳雲靠邊站，就由他繼續負責財政、貿易 和經濟方面的工作。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後任全國政協主席；是當時黨內有影響的元老之一。 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反對進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瀏陽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8-1993任國家副主席；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黨內有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蘇興化人。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鎮壓的喉舌。

【31】何東昌（1923-）：浙江諸暨人。1978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三時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對促成武力鎮壓學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2】閻明復（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被撤職。

【33】 姚依林（1917-1994）：安徽貴池人。文革前長期做貿易工作，是陳雲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後兼 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張並促成了武力鎮壓學生。

【34】費孝通（1910-2005）：蘇州吳江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5】孫起孟（1911-）：安徽休寧人。民主建國會的早期組織者發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6】雷潔瓊（1905-）：廣東廣州人。北京大學教授。1987-1997年任民進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7】丁石孫（1927-）：江蘇鎮江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許嘉璐（1937-）：江蘇淮安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民進中央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東招遠人。自1952年起長期擔任鄧小平秘書；1978年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1995年任中央軍委委員。

【40】戈爾巴喬夫（1931-）：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蘇聯政治家。1985-1991年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職時期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41】下文稱《“五四”講話》，指作者在1989年5月4日亞洲發展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上的講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央問題”的主張就是在這篇講話中提出來的。見附錄二。（原載《人民日報》1989年5月5日）。

【42】胡啟立（1929-）：陝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啟立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43】許家屯（1916-）：江蘇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滿中共武力鎮壓，出走美國。

【44】“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是指國家主席楊尚昆，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蘇漣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1989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1989“六四”事件之後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

【46】《世界經濟導報》創刊於1980年6月，由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欽本立（1918-1991）任總編。

【47】欽本立（1918-1991）：浙江長興人。著名報人。曾任中共《文匯報》黨委書記，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1989年4月因堅持在《導報》上發表紀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整肅停職。“欽本立事件”成為江澤民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48】江澤民（1926-）：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選，接替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

【49】具體時間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50】廖漢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軍將領；1983-199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51】指1989年5月19日晚召開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會上李鵬作了講話。

【52】指趙的秘書李樹橋。李樹橋（1944-）：河南內黃人。1986-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時任中顧委常委。

【54】見附錄三《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55】彭沖（1915-）：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56】玉泉山位於北京頤和園西側，得名於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為清代皇帝及皇室專用的飲用水。玉泉山自毛澤東時代起被隔離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別墅建築群的所在地。

【57】吳學謙（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任政協副主席。

【58】 陳雲（1905-1995）：江蘇青浦人。陳雲是當時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 員會第一書記，1987年後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主張實事求是，但不主張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陳雲在 經濟上接受“市場調節”但堅持計劃經濟，提出所謂“鳥籠經濟”理論，成為這一時期黨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代表人物。陳雲的經濟思想同他認為正統的馬克 思主義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國當代政治衍語中“司令部”指被認為與最高頜袖意志相違背的黨內派系。起源於文革時期毛澤東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60】 宋平（1917-）：山東莒縣人。1981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升主任，任國務委員；1987年任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年“ 六四”事件以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江澤民和李瑞環，填補了趙紫陽、胡啟立的空缺。

【61】溫家寶（1942-）：天津市人。1986-1992年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1978年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63】丁關根（1929-）：江蘇無錫人。鄧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員。曾任鐵道部部長，因責任事故離職；改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64】198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開會”的名義，召鮑彤到組織部長宋平的辦公室。宋平談話之後，鮑被送到秦城監獄。中共中央常委當時沒有開會；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鮑彤是在5月28日被投入監獄的。由於趙紫陽6月2日要求中共中央不得違反法律行事，有關部門才受命在6月10日補辦了汁飽進行“監視居住”的手續。但把國家監獄作為“監視居住”的場所是駭人聽聞的；而事後補辦手續，更加證實了原來把鮑投入監獄的非法性。

【66】“支持動亂、分裂黨”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給趙紫陽的定性。會後的公報中說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

【67】1980年2月29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是中共黨內結束毛澤東時代領袖利用個人權力以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清洗黨內異己的關鍵性文件。

【68】 在中共詞彙中，“三中全會”一詞，不僅指1978年12月22-22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閉的、為它作準備的、長達 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實際上，是這個準備會議決定了中央全會的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在中共歷史上應是鄧小平 時代的開始。

【69】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70】 “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是中文的歇後語。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交談時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實際上毛的意思是沒有任何人問的法律也沒有任何天定的行為準則可以限制他。這次談話是毛澤東自己承認 浚駕於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標準之上的直接證據。

【71】王忍之（1933-）：江蘇無錫人。1982年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72】李鐵映（1936-）：湖南長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1993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73】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創建人。1948-1994年是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袖。

【75】中國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執掌朝政的做法。因男女有別，皇太后座位前加帘子，坐在皇帝身後接見群臣。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現代中國人依然記憶猶新，是以模擬沒有正式職位的最高領袖鄧小平為垂簾聽政。

【76】“今”應當指1993年前後。鄧小平去世時間是1997年2月19日。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與世隔絕


一、三年審查不了了之

下面我再談一個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連續三年多對我的審查和對我實行軟禁的情況。

十三屆四中全會撤消我的一切職務，並作出了還要繼續審查的決定，這本來在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就沒有必要繼續審查。如果認為問題沒有查清需要繼續審查，就沒有理由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這可以說是給我的特殊待遇。

從 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對我的審查一直進行了三年四個月。在整個審查期間，我失去了行動自由。他們一方面說對我的審查是黨內的性質，一方面卻 無視國家法律規定，對我實行軟禁。在《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確指出，黨內不准用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犯錯誤的黨員。對這種粗暴踐踏、違反黨的紀 律和國家法律的行為，不知他們將來做何種解釋。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關根約我到中南海懷仁堂【77】談話，向我宣布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陳野華【78】、李正亭【79】參加的項目審查小組，負責對我的審查。9月29日王、陳、李三人約我在警衛局禮堂談話，這是專案組第一次同我談話。以後再也未見陳野華和李正亭，據說是專案組改組了，陳、李二人不參加了。但對他們為什麼改組，我不得而知。

隨 後王任重又單獨約我談過三次話：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還寫給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 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給他回過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 日一次。

通 過上述談話和信件，他們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分別作了說明和澄清。對我的審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動亂中有直接或間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 審查我為什麼採取和鄧不同的立場、方針？其動機是什麼？以及要我承認錯誤。另外還要清算我在台上幾年來姑息、重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 們最有興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動機和個人野心的問題。他們從海外報刊上摘引了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觀臆測，說什麼1988年以來國內外颳起了一股 “倒鄧保趙”風，以逼鄧下台，把權力全部交給我，因為我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心目中復辟資本主義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們還把所謂新權威主義【80】的問題也扯到裡邊，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把我作為他們的新權威，《河殤》【81】電 視片就是為我造輿論的。認為我對1989年學潮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拒絕鄧的主張，不是偶然的，是與這股風的呼應和配合，等等。還認為我是因為國內政治、經濟 困難，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穩，為了推卸責任，撈取資本，而利用學潮達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所發的所謂背景材料，以及陳希同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 所做的“六四”報告【82】，李先念等人的發言，王任重給我的信中，都尖銳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責問和指責。

我在同王任重的談話和通信中，也着重對這些指責進行了反駁和澄清。

第 一，1988年以來，國內外並不存在“倒鄧保趙”風。這不過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那個時期確實有不少謠言，但不是倒鄧而是倒趙。關於我的地 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鄧施加壓力，要求換馬等等，國內外議論較多。我寫信向他們說，當時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把我的命運、政治前途，與鄧連在一起。“ 倒鄧保趙”是連不在一起的。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第 二，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覆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 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後，鄧和李鵬談過一次，他要李鵬分頭轉告各位常委。因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會上，李鵬、姚依林就 經濟上的問題，對我有些批評，有些責難。後來李鵬在找鄧解釋這件事時，鄧就向他說了，意思是保我，要他們支持我。1989年1月底，鄧去上海過春節前，當 面向我談過這個問題，話說得很懇切。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他是不是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由我來搞。他說，這樣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過這樣做表明他的決 心和對我的信任。他還說，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難，不好搞；通過他這樣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當時我也很誠懇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不要這樣 做，你現在掛在這裡，對我有好處。現在我們經濟工作還有些問題，物價不穩定，有些波動，無論如何現在不要提這些問題。目前這樣的格局有利於我的工作。這是 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過春節前談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訪朝前到他家談訪朝問題時，他還向我說，等我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我搞兩屆的 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我搞，此事他同陳雲、李先念談過，他們同意了。現在鄧還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談話通信時），他可以證 實。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有地位不穩的感覺。

第 三，我並不認為經濟情況很糟。應該說十年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提高。1988年出現了通貨膨脹，情況也 並不是那樣嚴重，我也不認為很難解決，並不存在我因經濟失敗形象不佳，利用學潮撈取政治資本、改善形象的問題（經濟形勢那一年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我至今 還認為不像一般人說得那樣嚴重。因為事實證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現了市場疲軟，以後我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第四，我給王任重寫信時講，我在黨內搞了幾十年，不會不了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情況。利用學潮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無論如何不會幼稚無知到這種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鄧對學潮的方針，原因就是前面我說的，是對學潮的性質和鎮壓將會引起的後果在認識上有不同。我要對歷史負責，決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這大概是我對王任重追查我的動機幾次談話和寫信的回覆中闡述的觀點。

在王任重的幾次來信中，對我指責最嚴厲尖銳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着12月8日又談了一次，以後情況出現了某些緩和。可能是他們經過半年調查，發現他們的分析判斷並沒有什麼事實根據。

2月14日［編者註：1990年］，王任重還要我談一下對蘇聯東歐劇變【83】的 看法，事先還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機構寫的有關材料。王勸我寫個好的檢查，還透露有些人主張開除我的黨籍，有個檢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審查這麼久了，希望 能早日結束。我認識到的在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經檢查了，再檢查還是那些話。我還提出，對我的審查應注重調查，核實材料，不應糾纏在什麼態度問題上。政治局 擴大會議對我的發言的態度不滿意，已經加重了處分，現在還搞態度？

王 任重最後一次約我談話是5月2日。在這之前，2月20日，我曾給鄧又寫了第三次信。（我給鄧寫信，第一次是轉送一些老同志的來信要求他重新考慮對學潮的方 針問題；第二次是解釋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結束對我的審查。）王任重見我後就說寫給鄧的信知道了，不久將召開十三屆六中全會【84】，不過他說這次全會還不能解決我的問題，甚至還說了一句：解決你的問題不一定要通過全會。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總之他說這次還解決不了，他還說對我的審查材料很快會同我見面。這次談話氣氛很緩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轉來項目組對我的審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徵求我的意見。整個材料共有三十條，先別說其中很多斷章取義、歪曲原意、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這三十條全部是事實，也難以給我戴上“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

6月27日我給王任重覆信，送去對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見。我對三十條中的十二條提出了反駁。從此以後，王再沒有來找我談話，也沒有任何人來核對材料，實際上是對我的審查不了了之。

後來我得知，項目組將材料上報後，中央領導人原來曾考慮在1990年亞運會【85】後宣布結束對我的審查，但因為怕引起國內外的反響，怕我恢復自由後外出活動，再加上幾位老人的堅決反對，因而對我的問題拖而不決，長期掛起來，以繼續審查為名，對我實行軟禁。

我 於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後給江澤民、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內容都是要求早日結束審查，儘快結束軟禁，恢復人 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屆四中全會宣布對我審查以來，已經這麼長時間了，我不相信問題仍然沒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決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從 1990年6月以後，沒有人找我談過審查問題，也沒有人找我核對過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麼問題沒查清，為什麼不問一下我，我可以幫助搞清楚。這種以繼續審 查為名，久拖不決，繼續掛起來，對黨、對我都是沒有好處的。

我 還向他們指出，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負責人多次對中外記者宣布，說我是自由的，沒有被軟禁，甚至連半軟禁也沒有，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你們應該是了 解的。從四中全會以來，我一直長期被軟禁在家裡。對有不同意見或犯有錯誤的領導幹部，動輒採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過去雖然曾經有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 間。但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總結了過去的教訓，又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強調法制建設的今天，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重複了。因此要求無論對我的審查 是否結束，應立即結束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

我寫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他們的方針是：不予理睬。

實 際上，他們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開始了。但從來沒有向我宣布過，更沒有文字的東西。為了證實他們對我的限制，同時，也因為我長期關在家裡 有些發悶，所以1990年10月亞運會召開之前，我自行決定外出打一場高爾夫球。當中辦警衛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這裡的秘書勸阻，說“沒有說可以 外出”。我說：沒有人說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規定來看看。他們既不拿出文字規定，又不讓我外出，便告訴司機屆時不能開車。我表示如果司機不開車我坐公 共汽車去，他們當然害怕這會引起輿論轟動。當時江澤民、李鵬不在家，他們便請示喬石，喬石也不能作主， 要警衛局根據情況辦，結果他們還是同意司機開車，同時也派了一輛警車來。我在昌平高爾夫球場（中日合資的球場）打球後，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 駐華大使館，隨即日本及其他外國駐京記者都知道了，當天就發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訊社和港台報紙都公布了。香港電視台還在播發消息的同時放了我以前打球 的錄像。這樣，當時在成都的江澤民和李鵬都非常緊張，批評追查是誰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場風波之後，他們便以中央的名義口頭通知我，在審查期間不得外出，這樣他們限制我的自由並實行軟禁便記錄在案了。但他們在中外記者面前，仍然說我是自由的，他們自知理虧，不敢公之於眾。

1992年10月8日，喬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懷仁堂談話，在場的還有丁關根、李鐵映。喬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決定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我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即將結束的中央全會的公報將寫上這一內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聽了之後，我向他們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我對四中全會給我戴的兩頂帽子：“支持動亂、分裂黨”，我當時不同意，申明保留個人意見，現在態度沒有變，仍然保留意見。

第二，要求中央把這一結論以文件形式在全黨一定範圍內宣布，這一文件在宣布維持原結論的同時，應當把這一結論的事實根據同時寫出來，維持原結論根據什麼事實？是不是你們提的那三十條，我要求一條一條寫上去。

第三，審查結束後應立即恢復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為需要注意什麼，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會尊重，但絕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規定。

喬石等對我講的三條意見，表示要向中央匯報，結果以後再告訴我。在我講第二條要求公布結論的事實根據時，喬石插話說：要考慮不要影響穩定。在我講第三條恢復我的行動自由時，他們說十四大【86】會 議期間，外國記者很多，你的問題很敏感，公報發表後，許多外國記者會在你的住處周圍探聽消息，希望我遵守黨的紀律，顧全大局。我說，十四大召開時可以不出 去，他們聽後象一塊石頭落了地。宋平還說：會後外出活動可以逐步擴大，經過一段時間後，慢慢淡化。當時談話就這樣結束。

後 來我聽說，他們在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原結論不變的問題上，在政治局會議上也只是講了這麼一句話，並沒有把項目組審查我的報告發給大家。也就是說，審查我 三年多，究竟查出什麼問題，根據什麼事實給我戴上兩頂帽子？這些都不談，只是說要結束對我的審查。當然，大家表示沒有意見。後來在中央全會的公報上，也寫 上了結束審查、原結論不變這麼一句。在全會討論公報時，更是什麼材料也沒有發。本來，對我的審查是全會作出的，現在全會宣布結束審查，理應把審查的結果向 全會作一個交待。沒有，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召集人會上說，這件事向各小組說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所以全會根本沒有討論我的問題，大家 對公報表示同意。總之，審查三年，沒有材料，結論不變。

種 種事實使我覺得，在對我的處理上他們情緒比較緊張，顧慮很多，說話小心謹慎。喬石在向我傳達政治局的決定時，是按稿子講的，他念稿子的時候，我原想記一 下，但他講得很快，我怕記不下來，向喬石提出，是不是把記錄稿給我一份。喬石說可以，當場告訴記錄的同志，說記錄稿給紫陽同志一份。但事後我叫秘書打電話 要這個記錄稿時，又說不給了，也沒有說什麼理由，不知道他們怕什麼。

考慮到上面這些情況，我擔心我講的那三條聲明，他們是否會原原本本地上報，因為這三條，話講得不好聽。所以回來以後，我又以備忘錄的形式，把我這三條送給他們。當然，這些都沒有下文。

總之，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麼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麼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話……［編者註：此處錄音不清］。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麼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三十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其中列出的三十個問題是：

（1）4 月15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陽同志匯報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藉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 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系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迴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87】雜 志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 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頜。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道，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 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 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面下台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志談及《世界經濟導 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 月3日，趙紫陽同志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同志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 ”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 拒絕。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匯報情況，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后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88】問起學潮的情況，當談到4·27學生遊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 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 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 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復同志說，《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 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里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 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志。當晚，閻明復同志見過揚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對動亂看法是經 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趙紫陽與揚尚昆同志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9）5 月4日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徵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 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 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 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講話發表 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趙紫陽同志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學潮，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喊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趙紫陽同志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贊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12） 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道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 的新聞報道，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製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面對國內 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面停頓。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 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胡啟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一千多人簽名並上街游 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情況進行了大量報道，促使聲 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趙紫陽同志先後兩次找杜潤生【89】同志談學潮問題。此後，杜潤生同志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學潮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贊成，並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14）5 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制止動亂小組的匯報，本應討論如何採取堅次措施制止動亂的問題。但趙紫陽卻着重談了許多所謂反腐敗的意見。5月10日政 治局召閉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況，提出關於反腐敗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六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趙紫陽同志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 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 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趙紫陽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志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遊行鬧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5月12日，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道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 月16日下午，趙紫陽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 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次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 趙紫陽”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18）5 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同志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他反覆強 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但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面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 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同志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志堅次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 同志堅決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志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 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同志不顧常委會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志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制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到會同志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同志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岳琦【90】說， 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松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五月四日的講話，把事情鬧 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志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泄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泄密行為，他 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22）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23）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同志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於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象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釆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同志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 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鑑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 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志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趙紫陽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志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編者註：錄音遺漏］

（29）趙紫陽同志強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趙紫陽的讚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91】、陳一咨【92】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划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亂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布戒嚴以後，與陳一咨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

以上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這三十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三十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二、非法幽禁歲月漫長

在 對我的審查結束後，他們仍然長期對我實行軟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在審查期間，把我關在家裡整整三年，現在既然宣布審查結束，當然應該基本上恢復我的自 由。在喬石、宋平找我宣布停止審查決定時，我就提出恢復人身自由問題。他們當時也沒有說什麼，只是講逐步擴大，逐步淡化，實際上就在宣布結束對我審查時， 很快就作出了限制我行動的六條規定。

開 始他們一方面作了六條規定，另方面，可能是有點心虛吧，怕被外界抓住什麼把柄，怕國際上或輿論界曝光，所以一直不公開拿出來，不和我見面，只是讓中辦警衛 局和我這裡的工作人員來執行。當然在我這裡工作的同志只能按上面的指示辦，但又不好說是上面的規定，總是找一些理由和我糾纏。所以有一段我和他們常發生一 些摩擦、矛盾。因為他們這樣做沒有道理。後來我也看出這不是他們的事情，而是上面有交待。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把規定告訴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讓我明 白。比如解除審查後，我就提出冬天去廣東休息一段。因為我氣管有毛病，北方冬天乾燥，咳嗽很厲害，到南方會好一些。但他們說彭定康【93】正在香港搞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形勢非常微妙，去廣東不方便【94】我 覺得很可笑！彭定康在香港搞什麼是外交的問題，與我到廣東有什麼關係？他們說你不要去廣東，可以到廣西、雲南、貴州。於是我決定去廣西，但臨走的時候他們 說，到廣西只能到南寧。這就奇怪了，原說可以去廣西，現在變成了只能到南寧，事實上我到南寧後，他們千方百計不讓我到其他地方去。

我 從廣西回到北京後，想到昌平高爾夫球場打一場球，結果不讓去。我問這是哪裡規定的？他們也不說，只是說不能去。我把警衛參謀王統海找來，我說我要發一個聲 明，聲明內容是：今天警衛局阻止我去昌平高爾夫球場打球，甚至連去年12月允許去的順義球場（也是日本搞的球場）也不讓去了。我認為這是警衛局一種越權的 行為，是違反中央精神的。還說什麼讓我顧全大局，不知此話從何說起？去年十四大期間，喬石等四位領導同志找我談話時，我明確表示審查結束應恢復我的自由。 至於行動，我會注意到影響的，中央領導有什麼建議，我也會尊重。但限制我自由的任何硬性規定我絕不接受。當時四位領導同志對我的表態沒有提出異議。今天我 不知道警衛局根據什麼阻止我去打球。今後再有這種阻止行動我絕不接受。我讓王統海原原本本向上面轉達我的意見。另一次，我要去養蜂夾道【95】打 檯球，開始他們不同意，我堅持要去，他們又說司機不能開車，我說我可以坐公共汽車去！這樣鬧了一下，他們就答應我去了，但規定每星期只能有兩個上午可以 去。我去了兩三次，但沒有見到任何人，後來搞清楚了，這是他們清了場，不讓別的同志來玩，變成了我的“專場”。為什麼要這樣？養蜂夾道俱樂部是老幹部的俱 樂部，他們就怕我見到那些老朋友、熟人。當然他們也不會幼稚到以為我一見到這些人就會發表煽動言論、組織串聯。所謂怕影響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出現，讓人家忘 掉我，讓我慢慢地無聲無息地消失。他們怕所謂的不穩定影響，似乎一聽到我就不穩定了。

因 為老在這些事情上摩擦，和我打交道的服務人員、工作人員老是勸阻我的活動，又不能說是上面的意見。大約他們覺得，老是這樣也不好辦，不如把事情說明了好。 因此派中辦黨委的孟憲中，大概是黨委副書記或書記，向我傳達中央辦公廳幾點意見，就是限制我活動的六條規定。其中四條是明確限制性的：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

（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

（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近期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順義農民辦的高爾夫球場去打球。這就是說，我只能到一個地方，即順義農民辦的高爾夫球場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由於這是中央限制我個人自由的正式規定，所以我就給江澤民和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一）6 月25日中央辦公廳黨委副書記孟憲中同志向我宣讀了經中央批准限制我行動的幾項規定。我才知道自去年我的問題了結以後，仍對我個人行動有諸多限制，是按中 央批準的規定實施的。但我認為這一規定是不符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原則的，也是違反“黨內不准用超出黨的紀律和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的原 則的（見中央《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十條”）。因此，我要求中央重新考慮撤消這一規定。

（二）規定中不准我近期到外資、合資所辦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不准我目前到沿海地區行走。我不知道這個“近期”和“目前”的含義是什麼？這一規定是在去年10月作出的，現在已過去了8個月，難道“近期”、“目前”的時間限制還有什麼意義嗎？

（三） 就半年來對我行動的實際限制而言，也超出了這一規定的範圍。比如規定不去沿海地區，為什麼今年初我去廣西時，只准在南寧一地，不准到其他地方去？又如，規 定在北京不到繁華人多的地方去，為什麼我去養蜂夾道打檯球也要限制時間呢？難道老幹部俱樂部也屬於繁華地區？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當然，這封信發出後沒有下文，一概不予理睬。

這 里還要說一下，他們對這類事總是非常緊張。派孟憲中來宣布六條規定，我要求看一下文字的東西，他說只能向你宣讀，文字規定不能給你。我要秘書記一下，他不 好說不讓記。記錄寫出來後請他看一下，他說他不看，你怎麼記是你們的事情，我不看。總之怕將來萬一曝了光，泄露出去，他就會說這不是他們的事情。所謂防止 出亂子，防止後遺症。這很不正常。

他 們說在家可以會客，除了記者和外國人。但實際上凡事先沒有聯繫的來人，一概不讓進，也不向我通報，統統讓人家走人，所以什麼人來過，我根本不知道。有些人 是我知道告訴他們的，但要經過同意，要看身份證，要登記，儘量加以限制。我這裡本來就是多是多非的地方，加之要有那麼多手續，有些人嫌麻煩也就不來了。所 以我這裡是門庭冷落。

到外地更沒有人找我。除管接待工作的人和省市主要領導以外，都嚴格保密、封鎖，不讓人知道。比如廣西我有個老熟人賀亦然【96】同志，大概是政協主席吧，要見見面，但不讓見。又如安徽有個老朋友劉正文【97】，現在去世了。我到合肥他第一次打電話要求見我，回答說我到外地去了，第二次打電話，又說我已走了。總之怕我見人。有次到四川，有些市、縣的同志知道了，要來看我，此事反映到中央，中央批評四川，為什麼不好好保密，那麼多人去找趙？

這 些年除1997、1998年冬春外每年冬天都外出。為了去廣東，我大約寫了七封信給江澤民和政治局，但從無下文。他們不回信，只是叫辦公廳告訴我不要去廣 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1993年1月去廣西南寧，回來時路過長沙；1994年去貴州，後來到四川成都住了一個時期；1993年到黑龍江呆了一 段；1994年去長春、哈濱；1995年到江西、安徽；1996年去了江蘇無錫、鎮江；1997年去了杭州，後來又到四川；1997年冬、1998年春沒 有外出，呆在北京；1999年先到杭州，後到煙臺；今年即2000年1月，先到桂林，後來又到了四川。外出活動範圍在逐步擴大，除了每年要求去廣東、海南 未獲得同意外，1995年要求去無錫、蘇州也不同意。1999年冬、2000年春我本來要求去廣東、海南、福建，都不允許去，於是去了廣西，回來時又到四 川。

所以我想，他們說不要去沿海地區，實際上是為廣東作陪襯，只說不許去廣東，那不是太突出了嗎？煙臺、杭州不也是沿海嗎？但可以去，就是不讓去廣東。為什麼怕我去廣東，我也不知道。

1995年春天【98】， 陳雲同志去世，我當時在北京。聽到這一消息我很悲痛。儘管在改革開放方面他的一些主張我並不贊成，但我覺得他在很多方面是值得人們尊敬的。當時我很想到陳 家去弔唁，表示我的心情。當我向中辦提出來，不久中辦答覆說不方便去，結果沒有去成。事後得知在我提出這個要求後，中辦曾與陳雲同志家屬聯繫，想借家屬的 意見阻止我去。但家屬表示同意，中辦沒辦法，只好直接告訴說不方便。這些事情他們總是不允許，又不願意讓外界知道對我的限制。

鄧小平同志逝世的時候【99】，我在杭州休息。聽到這個消息後我非常悲痛，立即打了個電話給中辦同時讓他們轉告中央領導人，一是表示我的哀悼，二是要求立即回北京參加弔唁。中央很快答覆我，說現在不搞什麼遺體告別儀式，要我不要回北京。1997年5月份，我從成都回北京的路上聽到彭真同志逝世【100】。 一回到北京，我就給彭真家裡打電話，說要去弔唁，我又給警衛局打電話，說要去彭真家。中辦知道後，立即派孟憲中到我家，勸阻我去彭真家弔唁。盂說：“彭真 家裡沒有設靈堂”，又說了“要顧全大局，注意影響”。我對孟當面撒謊的做法非常生氣，當時發生了爭吵。老同志去世了，去悼念一下，有什麼不可以的，有什麼 可怕的呢？

現在談一下我給黨的十五大【101】寫信的問題。

1997年9月12日，我把給十五大的信，通過中辦秘書局轉給九個人，請他們轉給大會。除七個常委【102】外，一個是楊尚昆，一個是萬里，因為他們是當事人。這封信是通過中辦秘書局轉送的。事後得知，至少九個人中有兩位沒有收到，一是楊尚昆，一是萬里。至於七個常委我想可能是收到了，我是請他們轉交大會的，結果完全被封殺了。

現在，我把信的內容說一下，因為外面有些傳聞，說我寫了這個寫了那個，有的還並不確實。原信如下：

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同志們：

這 次召開的十五大，是我們黨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一次代表大會。再過兩年多時間，就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值此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圓 滿成功。請允許我向大會提出一個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問題，請予以審議。令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八個年頭，現在回過頭來看，有兩個問題應 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給予回答。

第 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釆取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當 時的武裝鎮壓雖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態，但不能不說人民也好，軍隊也好，黨和政府也好，我們的國家也好，都為當時的那種決策和行動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消極影 響直到今天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及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 以至在我國經濟上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出現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長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的嚴重情況。

第 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樣的結 局。我現在仍然認為釆取這種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態的，至少可以避免嚴重的流血衝突。大家知道，當時學生中的多數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促進政治改革的，並 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共和國。如果我們不把學生的行動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釆取耐心的協商、對話、疏導，事態是可以平息下去 的。這樣就不僅能夠避免流血衝突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使我們的 國家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豐碩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將會出現一種新的局面。

對 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 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現在全國形勢尚屬穩定，思穩怕亂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人們當年那種激動情緒也逐漸趨於平靜。我們黨如果能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提出重新評價 “六四”事件問題，並主持進行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來自不同方面極端情緒的干擾，而把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進程引向理性、寬容、和解以及嚴格遵照解次歷史問 題“宜粗不宜細”、“着重總結經驗教訓，不着重追究個人責任”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樣就既可以使歷史難題得到化解，保持國內局勢的穩定，同時也可以為我國的 改革開放爭取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

希望我們黨審時度勢，早作抉擇。以上建議，供大會審議。

趙紫陽
1997年9月12日

我 這封信沒有對外散發，也沒有通過什麼人外傳。但境外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封信，這下子就惹了亂子。很快孟憲中就來找我，說全國形勢大好，要我不要影響大好形 勢，要我遵守黨的紀律，意思是說我不遵守紀律。我當即問他們，我是共產黨員，《黨章》明確規定，黨員有權利向黨代表大會提出自己的建議。他們說，“六四” 已經有了結論了。我說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要不要重新評價“六四”，代表大會是有權作出決定的，即使過去作了結論，也可以重新評價，當然也可以重 新肯定。這是代表大會的權力。黨的任何決定都可以在代表大會上討論。他們說，寫信不應該擴散。我說，我就是寫給九個人，而且是經過秘書局轉的，我倒要問， 我請轉的信搞到哪裡去了？談話當然很不愉快。

正在這時，雍文濤【103】同 志逝世了。我們是老戰友，曾在廣東一起工作，我要去弔唁。以往除中央領導人外，部長一級的人去世了，我還可以去弔唁。但這次他們說，因我不遵守黨紀所以不 讓我外出。接着完全不准外人進來，不能會客，甚至比審查期間還嚴。廣東一個老太太原本是我們家的保姆，現在年紀很老了，千里迢迢從廣東來看我，被擋在門外 幾個小時。甚至連我老伴上街買點東西回來，門口警衛部隊也要檢查她的小包。這就顯然不是值勤部隊的事，至少是中辦的規定。於是我就給中辦寫了封信。內容如 下：

中央辦公廳負責同志：

你們好。最近中辦警衛局通知這裡的執勤部隊，禁止我會客、外出和打球，連參加一位去世同志的弔唁活動也被禁止，甚至遠道而來探親的親戚，也被阻於門外。而這些連十四大後制定的限制我活動的六條規定也是允許的。這就是說，對我實行了五年的半軟禁，又升為完全的軟禁了。

這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顯然，這一決定不是出於警衛局和執勤部隊，但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原來的規定己作廢，有了新的規定？卻至今沒有向我宣布。這樣不明不白地把我軟禁起來，不能不說它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

我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即使違反了黨的紀律（何況也沒有這樣的事情），黨組織可以根據《黨章》的有關規定，給我黨紀處分，甚至開除出黨，但無權限制我的人身自 由，剝奪我的公民權利。《黨章》明文規定，黨內嚴格禁止用違反《黨章》和國家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違反這些規定的組織或個人，必須受到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 的追究。

我 作為一個公民，即使犯了刑律（也是根本沒有的事），要依照法律程序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時，也只有國家的執法部門才有這種權利。這是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中辦 系統雖然是中央的極端重要的工作部門，但它不是國家的執法機構，無權實施國家司法部門的權力。過去我們在“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年代，上迷這樣不講法制的 事曾屢見不鮮，也成了一些人的思維方式和行動習慣。但那樣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一直強調法制建設，尤其是剛剛開過十五大，就更 不允許再發生上述這些事了。

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報告【104】中 向全世界莊嚴宣布，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要依法治國，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堅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越超法律的特權，一切政 府機構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我認為江澤民總書記這些話是認真的，是要切實執行的，不是講給人聽的。請問，我作為一個公民，你們隨便不准我外 出、會客，剝奪我應有的權利，這樣做符合依法辦事的原則嗎？你們不正是把自己擺在擁有超越法律特權的地位嗎？中辦是黨中央辦事機構，就在中央領導人的身 邊，難道不應該用十五大宣布建設法治國家的各項原則，同自己的行為對照一下嗎？

當然，這封信也沒有什麼結果。

過了一段時間沒有答覆，所以接着我給中央常委，即十五大新當選的七位常委【105】，每人一封信。過去寫信給常委，我猜測只是一、二個人看到，其他人看不到，所以這次我給常委每人一封。信的內容如下：

（各位常委的名字）：

你 們好！我在9月12日曾給黨的十五大寫了一封信，建議重新評價“六四”問題，此信想你們已經看到。自從信發出以後，我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 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對於這一嚴重違法行為的發生，我曾寫信給中央辦公廳要求解決，但一直到現在對我的軟禁仍在繼續。因此我不得不直接 向你們反映。

我 作為一個黨員，就某個問題向黨的代表大會提出建議，是正常行使黨員權利，這是《黨章》明文規定了的。不管我的建議是正確還是錯誤，不管黨的代表大會同意審 議還是不同意審議，我都既不違反《黨章》也不違反國家法律。而現在對我實行軟禁，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已經把我作為觸犯了國家法律的人來對 待了。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也不知道是由國家哪一個執法部門經過何種法律程序，對我行使實施軟禁的權利的？這樣不明不白地隨意對一個人實行軟 禁，剝奪一個人的公民權利，難道不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嗎？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因持有不同意見而被剝奪人身自由，實行軟禁的事也很少有過。就在1962年毛主席大講階級和階級鬥爭時，對彭老總【106】的 萬言書雖然非常憤怒，也並未剝奪他的人身自由，以後還分配他去了三線建設指揮部工作。而在我們黨早已深刻總結了過去“左”的沉痛教訓以後，十多年來一直強 調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澤民總書記剛剛在黨的十五大向國內外鄭重宣布我黨要堅持以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候，在中央身邊竟然發 生了如此粗暴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情，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自 從1989年6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 個很大的傷害。但更為嚴重的傷害還在對我們黨和黨中央的形象上，人們不會不把我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拿來同十五大宣布的依法治國的原則相對照。從而對新宣 布的重大原則的可信性，作出自己的判斷。而且我們的後人，將來評論覺的這段歷史時，也次不會把一個因保留不同意見的黨員竟然遭到長期被軟禁和剝奪公民權利 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頁！

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引起總書記和常委同志的重視和關注。我希望發生在中央身邊的這種有恃無恐的違法亂紀行為，能夠早日制止。我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過餘年。

請示覆。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這封信發出後，像以前一樣仍然沒有回音。

後來中辦黨委把我的秘書找去，對他說信已收到。第一，這不是軟禁（他們很怕講這是軟禁）；第二，是由我引起的，大概是指我給十五大的信傳到了境外。就這麼一個答覆，就算是對我的兩封信的答覆。事實是一直把我關在家裡。

過 了一段時間，直到大約是江澤民去美國訪問之前，對我這裡仍然沒有任何鬆動的表示。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南海保健處負責我醫療的醫生到我家，毫無來由地突然對 我說，你這樣老困在家裡不好。我笑笑說，不困又有什麼辦法？他說要不要我們向中辦寫個信反映你的問題，出去打打球？我說現在連會客都不允許，還談得上出去 打球？他說我們可以給你打報告。這是中南海保健處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也不符合保健處的傳統、習慣、規矩，他們從來不能干預這些事，這個醫生以前也從來沒有 建議過這樣的事。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江澤民要到美國去，人家如果問起趙的事，他就可以說，趙沒有被軟禁，最近不是還打球嗎？想到這，原來如此！我就說，你們 不要管這件事，而且我現在也沒有興趣去打球。醫生為什麼要管這事？肯定是中辦授命。接着中辦黨委又找我的秘書說，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上次雍文 濤追悼會未讓去，以後這類追悼會還可以去，但會客卻沒有提。這樣很明確，不放鬆，不準會客，不准外出，但是為了搞點消息出去，讓我打球、參加追悼會。我覺 得這些做法實在叫人哭笑不得。乾脆，我拒絕打球，絕不外出，也不參加追悼會，就在家裡呆着不動。所以1997年冬天我沒有出去，在北京呆了一冬。雖然北京 冬天乾燥多灰，對我的呼吸道疾病很不好，咳嗽很多，但我沒有出去。這些插曲說起來也沒多大意思，但從這些事情看到他們的一種心態，既想用各種辦法限制我， 又怕曝光給國外的媒體知道。一方面不顧法制，不講道理，限制你的活動；另一方面又怕外國人知道，怕曝光。

從 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僅原來限制我的六條未廢除，又增加了更嚴格的限制，不準會客、外出，時間二年多。後來隨着時間推移，略微有了松 動。親戚可以來了，一些基層的同志、退下來的一些老同志也可以來了。但是，退下來但曾負過責任的同志，比如當過部長的，甚至副部長的同志不能來。當然他們 沒有明確說過。去年下半年我請趙健民【107】同志來，中辦馬上回答說，趙健民不能來！又一次我想找蕭洪達【108】同 志來，中辦又通知說，蕭洪達不能來！直到1999年12月，我原來的秘書楊文超同志到年歲要退休了，為了派一個新秘書，中辦黨委來了兩位同志談這件事。我 趁此機會提出兩個意見：一是冬天要外出，希望到廣東、福建、海南休息；二是軟禁了十年，特別是十五大以後完全軟禁兩年多了，要求解決這個問題。過了一段時 間，他們通過秘書告訴我：福建、廣東、海南不要去，其他地方可以去，口氣鬆了些；在家會客一般可以來，象過去一樣，根據情況，有的不好來，有的能來。於是 我立即告訴趙健民同志，趙部長來了，他們沒有阻擋，同意了。趙坐了一會，隨後蕭洪達、杜導正【109】、姚錫華【110】同志也來了。這樣大體上又回到以前的六條規定上來了。
 

【77】懷仁堂：清代原名為儀鑾殿，是慈禧太后訓政之地，是當時實際上的政治中心。袁世凱執政時將儀鑾殿更名為懷仁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常在這裡舉行會議。

【78】陳野羊（1915-1994）：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任中顧委委員。

【79】李正亭（1918-）：陝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80】“新權威主義”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某些學者提出的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只能在政府的權威和集權下才有可能加速發展。

【81】《河殤》是中央電視台製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電視紀錄片；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河殤》表達了紀錄片作者對西方文明，包括現代民主制度的嚮往。

【82】1989年6月30日，時任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的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是中共對“六四”事件唯一公開的最權威的官方文件，由各種毫無根據的謊言和諫言組成。

【83】 “六四”事件以後，蘇聯以及東歐發生的一系列事變對中共黨內鎮壓以後的當權派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心理衝擊，加深了他們“不開槍鎮壓就會一黨政權不保”的印 象。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拆除；1989年12月蘇美峰會宣布“冷戰結束”；1990年2月7日蘇共宣布解除一黨 制。

【84】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85】中國於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辦了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

【86】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87】《新觀察》是1950年創刊的中國知識界的綜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1980年復刊後由著名資深女新聞工作者戈揚（1916-2009）任主編，成為有影響力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一份雜誌。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89】杜潤生（1913-）：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90】張岳琦（1938-）：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趙紫陽秘書。

【91】嚴家其（1942-）：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六四”事件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錢”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92】 陳一咨（1940-）：陝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陳一咨在5月 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反對暴力鎮壓，事後被迫流亡美國。

【93】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英國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國第28任即最後一任香港總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

【94】 1989年的“六四”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極其深遠。當年曾發生過超過一百萬香港市民參加的聲援北京學生的運動。1989年以後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年年有紀念 “六四”的“燭光晚會”。廣東省毗鄰香港，因此懼怕任何有關趙紫陽的海外報道是有可能的。另外，趙紫陽曾長期任廣東省委書記，也不能排除不允許去廣東是為 了避免像四川那樣發生舊部紛紛探望的現象。

【95】養蜂夾道老幹部俱樂部位於北京西城區文津街一號。

【96】賀亦然（1918-）河北滿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97】劉正文（1912-）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安徽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98】原文為：“1995年秋天”，作者口誤或記憶有誤。陳雲去世的時間是1995年4月10日。

【99】鄧小平逝世的時間是1997年2月19日。

【100】彭真逝世的時間是1997年4月26日。

【101】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死後七個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標誌着後鄧時代的開始。

【102】中共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是：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以及胡錦濤。

【103】雍文濤（1912-1999）：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省委書記，林業部長。

【104】十五大政治報告：江澤民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報告。

【105】中共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

【106】 彭德懷（1898-1978）：湖南湘潭人。元帥。中共建國後長期擔任國防部長。1959的年在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直言，批評“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 ”中的問題，指出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被毛澤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和裡通外國，毛澤東由此萌發七年後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彭德懷一案是 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冤案。

【107】趙健民（1912-）：曾任山東省省長、中共山東省委監委書記；雲南省政協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08】蕭洪達（1918-2005）：廣東潮陽人。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09】杜導正（1923-）：山西省人。原《光明日報》總綸輯、1987-1989年任新聞出版署署長。後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

【110】姚錫華（1929-2009）：江蘇省南京市人。曾任廣東省高教委員會黨委書記、國防科委政治部秘書長。1987-1989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十三大代表。

第三部分
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


一、鄧小平和陳雲的不同主張

現 在談談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這個問題上，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是有兩種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說自始至終存在着兩種不 同的主張。一種以鄧小平為代表，一種以陳云為代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主要主張，是加快經濟的發展，注重速度，強調對外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陳云為代 表的主張，基本上堅持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做法，堅持計劃經濟，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或保留的態度。十多年來，幾經反覆曲折，鄧的主張逐漸占了上風，被越 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我 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鄧小平一邊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陳雲一邊的，甚至比陳雲更偏執、更頑固。我覺得他和陳雲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陳雲主要是觀點、認識不 同，而李先念還夾雜着一些個人得失的考慮。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相當長的時間裡，經濟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還有長期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幫”【112】以 後那兩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經濟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進許多大的項目，即被稱之為“洋躍進”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後搞改革開 放，李先念似乎覺得自己過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這樣一種不滿情緒：“什麼都是現在對，過去都錯了？”等等。當然，從觀點上說，他接近陳雲，他所以 那樣固執，就是因為他有這樣一種情緒，後來一直對改革開放不滿，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經常對改革開放發牢騷。

支持陳雲觀點的還有姚依林，他後來接替余秋里任國家計委主任，在國務院是主持全面經濟工作的副總理。

我 對鄧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說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對鄧過於強調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讚成過於強調速度，當然如果 各方面搞得好，經濟搞得順，速度加快了，那當然是件好事，不會有人反對。但鑑於多年來我們追求產值的毛病，過分強調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標， 不講經濟效益只講速度，而我們舊的經濟體制也很容易搞成這樣。雖然我提出的指標低了些，強調經濟效益，鄧也知道我的這一看法，雙方沒有形成明顯的分歧，彼 此能夠理解。

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我與耀邦基本主張相同，都有熱情，但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問題上，耀邦比鄧更厲害。鄧只是一種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卻到處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為我主持全面經濟工作，所以有時我們兩人的分歧比較明顯。

對陳雲同志，我調中央工作的頭幾年對他很尊重。我覺得在老一代領導人中，陳雲對經濟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得很成功，當然那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1957年以後，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贊成毛主席大躍進【114】那 一套搞法。當時全黨頭腦都發熱，他老人家堅持自己的觀點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後，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計劃，又要允許小自由，以計劃經 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主張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儘量把經濟搞活一點。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因為當時全黨都是一個調子，要計劃占領全部陣地。還有 1962年，在經濟困難時期，他出來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價糖果，從國外進口黃豆救治國內水腫病等等，很快使形勢好轉。當然那時 還有少奇【115】同志、周總理【116】， 但是很多措施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陳雲首先提出進口一些糧食以保國內的經濟作物。因為那時國內經濟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騰，許多東 西都要進口，糧、油、棉都要進口。總之，他是有真知灼見的。我到北京後，對他不贊成片面強調速度，避免經濟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 時，他對我提出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要打破大鍋飯，擴大企業自主權，他也表示支持。因此，開始幾年雙方處得不錯。而且我還可以在鄧、陳之間起一點溝通和中 和作用。因為我主管經濟工作，我聽聽鄧的意見，又聽聽陳雲的意見，然後提出我的見解，這些見解當然主要是根據鄧的，但也照顧到陳雲的一些意見，結果他們兩 個人都同意。

問 題是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不斷提出新的問題，需要把改革開放向前推進時，陳雲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動。在五十、六十年代，陳雲的經濟思想在我們黨內算是很開明 的，但是現在還是大計劃、小自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那一套，因此他和整個改革開放的思路和形勢，越來越不合拍了。於是我們之間距離也就越來越遠 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二、1981年進一步調整經濟

第二個問題，1981年全國進一步經濟調整問題。1979、1980年為了糾正當時經濟上的失衡，已經進行了調整，這是在陳雲同志主持下進行的。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財經委員會【117】，小平同志力主陳雲主持，那時我尚未來北京【118】，後來我主持時改叫中央財經領導小組【119】。那兩年的調整，主要是糾正李先念、余秋里他們主持那一段發生的問題。這次調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們很不以為然，比較反對。後來把余秋里調離計委，由姚依林接替，與此有關。

在 1979和1980兩年調整後，1981年又提出要進一步調整，這是我擔任國務院領導人以後遇到的第一個大事情。本來在1980年5、6月間，在討論制定 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我曾提出過一個十年倍增的設想，也就說，1980到1985年期間，每年遞增5%-6%；前一個五年計劃慢一點，後一個五年計劃快 一點，總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計委具體研究1981年年度計劃的時候，發現1979、1980年財政赤字每年都在100億元以上，1981年仍將有 很高的赤字。同時，這兩年物價已在上漲，群眾反映不少。陳雲知道這些情況後，他提出必須做到1981年財政平衡、信貸平衡，他提得很尖銳，說寧可不要速 度，也要做到財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財政赤字，引起通貨膨脹。李先念甚至提出不僅要財政平衡，而且要有節餘。他們兩位過去歷來主管經濟工作，按他們的意見 重新研究1981年經濟計劃時，就必須對1981年的經濟進一步調整，也就是說，要大大壓縮基建規模和大中型建設目，降低發展速度。計委根據這個精神擬訂 調整後的經濟計劃，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經過小平、陳雲、李先念同意後，於12月26日召開了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 議，向全國作了部署。

由 於那幾年農業連續豐收，市場也比較繁榮，經過城市和農村的改革，群眾生活有了提高，形勢很不錯，各地的同志認為沒有必要進行這麼大的調整。因為有些項目已 經與國外簽訂合同，如果要壓縮，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項目的設備已經運來，如果壓縮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時間，國際上對此議論紛紛，認為中國形勢不妙，但也 有讚揚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認為調整有必要，才能使經濟走上軌道。

這 次大調整是陳雲、李先念提出的，鄧小平雖然在常委會上表示同意，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但實際上這個做法並不符合他的意願，尤其是從國外引進的大型項 目下馬、設備被封存起來，他是不願看到這種情況的。他在會議上同意陳雲、李先念的意見，只是對陳雲投了一張信任票而已。直到這個時候，據我看鄧小平仍然把 陳雲作為經濟問題的主要決策者。他認為在經濟問題上，陳雲看得比較深，比他要高明，幾十年來已證明了。鄧也說過這樣的話，即使他不以為然，還是投了陳雲一 票。

耀邦在那次會議上沒有講話。據我觀察，他是不大讚成的，但也不便於反對。因為兩位老人提出來，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過去了一年，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時說，1981年經濟調整搞了個小“馬鞍形”【121】。 後來這句話傳到陳雲耳朵里，他當然很不高興。我當時雖然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因為剛到中央不久，對全國經濟情況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較信任陳雲，所以 雖然他的意見和我原來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還是同意了陳雲的意見。從結果來看，這次的調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段時 間，我們整個經濟處於還賬階段。多年來，不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在城市建設、農業、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許多帳。要把經濟大體理順，就 必須還賬，必須“補課”。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設的攤子鋪得很大。比如說，當時為了恢復農業的活力，恢復農民的生產積極 性，提出了要給農民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就不能不對多年來存在嚴重的“剪刀差”【122】問 題加以調整、解決，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個政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定下來的。當時我還在四川，但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研究時，我也參與了意見。當時 農副產品的價格必須提高，否則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這是第一。第二，那時雖然還不能取消，但要減少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123】的數量，尤其是重點產糧區、商品糧區，多年來派購徵購壓得很重，農民喘不過氣來。要實行計劃外加價收購的政策。

在這裡我要說一下，這兩條非常重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農業的復甦，從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連續幾年農業豐收，農村欣欣向榮，首要的當然是解決了農民“耕者有其田”【124】的問題。農民有了土地，實行了包產到戶【125】， 這是最根本的一條。多年來，農民為生產隊打工的狀況改變了，農民開始為自己種田。但是我要說，農村那幾年之所以有那麼大的活力，簡直像是變魔術似的，誰也 沒有想到。多年來大家感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幾年時間就轉過來了，過去糧食那麼緊張，到了1984年竟然發生了農民有糧賣不出去的問題，國家收購的糧食，壓 在倉庫里很多。出現這麼大的變化，除包產到戶，另外兩條關係極大：一條是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開始在農產品里感到減少了“剪刀差”，農民種地有利可圖；另 一條就是減少了統購、派購的數量，不從農民嘴裡奪糧。過去多少年來農民吃不飽肚子，每年糧食一收下來，就交公糧、餘糧【126】， 這種狀況持續了二十多年。當然，我們之所以能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決定每年要進口糧食。陳雲同志原來說進口糧食以保經濟作物，實際上進 口糧食解決了城市糧食供應，減少了對農村的購糧。那時每年進口糧食數量很大，我記不很清楚了，大約是1000萬噸到2000萬噸。這邊進口糧食保證城市供 應，那邊不從農民口裡奪糧，重點產糧區又可以拿多餘糧食以較高的價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圖。這樣三條一配套，農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實 行這三條也是要付出代價的。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但城市糧食的銷售價格卻不能馬上提高，因為那時居民的購買力有限，城市糧價不能輕易動，這就增加了財 政上對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同時進口糧食要用外匯，也就影響了進口設備。另方面多年來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難，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設面積。同時工廠擴大自 主權，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和獎金，這些都需要開支，所有這些都屬於還賬性質。沒有那幾年的還賬，不可能有以後那麼好的形勢，緩不過勁來。

所 以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國民經濟比重逐年下降，而財政開支逐年擴大，這就出現了赤字。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後要逐步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要減少財政赤字，只能暫時壓縮經濟建設的規模，放慢經濟發展的速 度，別無他途。我認為，制定1981年計劃發現這些問題後，提出調整是必要的，我現在仍然是這個看法。如果那時不顧這些情況，認為政治形勢比較好，粉碎了“四人幫”，開了三中全會，大家歡欣鼓舞，於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又回過頭來壓得工人、農民喘不過氣來。從整個形勢看，雖然經過1979、1980年調整，1981年再緩衝，實行進一步調整很有必要。

從 結果來看，1981年的調整結果和過去的幾次調整結果不同，不僅農業繼續豐收，市場繼續繁榮，國民經濟不僅沒有出現負增長，全年也增長了4%左右。特別要 指出的是，1981年隨着調整的發展，增長的幅度越來越高，第一季度比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顯加快了。這說明調整很好， 國民經濟回升了。

這 次調整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在壓縮基建規模，壓縮重工業、鋼鐵和機械加工的同時，大力發展輕紡日用消費品工業，並結合着城市放寬就業政策，允許、鼓勵個體 戶經營，大量發展多種服務行業，因而經濟發展繼續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場繼續繁榮，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沒有下降，而且繼續提高，沒有進一步造成失業，就 業的範圍也寬了。最後做到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較滿意。

當然從事後來看，不是沒有缺點，除了計委歷來在壓縮基建的時候，常常採取“一刀切”、“剃平頭”【127】的做法沒有完全糾正。

我 也感到，在壓縮基建規模開始的時候也很難不一刀切，就是發指標要各地方壓多少，當時還是那種舊體制，不這樣做也不行。但為了挽救、照顧那些實在不該壓的項 目，我叫計委留下一部分機動費用，以備“拾遺補缺”。在普遍壓了指標以後，再回過頭來看，那些壓了實在可借，或者繼續搞極為有利的再恢復一點，當然數量不 能多，不能大，以減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樣做雖然好些，但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事後來看，這次調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適度會更好 些。主要是對已經引進來了的成套設備，有些項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設備，確是國內所急需，安裝起來周期不長，很快就能發揮效益，這些就應該照顧。因為這些設 備已經進來了，已經付了款，安裝起來國內配套資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經費。如果能安裝就安裝，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進的電站設備、化肥、石油化工 設備，還有寶鋼的煉鐵高爐等等，都屬於這種情況。雖然有的項目過了一年又上馬了，但不僅時間拖長，花費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幾年以後才恢復。

當 時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大部分採取緩建、封存辦法，主要是國內沒有配套資金。因為要壓縮赤字，搞財政平衡。看來是機械了一點。比如說，即使搞的結果沒有完全 做到消滅赤字，還有部分赤字，而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項目上，一兩年、兩三年就回收過來了，也是可以的。再說在對外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多借點外資也是可以解 決的。當時陳雲他們態度比較堅決，顧慮比較多，他根據1961年1962年經濟調整的經驗，怕攤子鋪得大了、多了，就堅決地壓縮。我們當時有些事也看不清 楚，缺少經驗。


三、開始對外開放

第 三個問題，關於對外開放的問題。在開放的問題上，陳雲顧慮比較多，他同鄧小平的分歧也比較明顯。在改革問題上的分歧，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問題。這一點我下 面再講，先講開放問題。因為把計劃經濟改為搞市場經濟當時還沒有被提到議事日程。至於擴大企業自主權，下放權力，簡政放權，農村包產到戶，陳雲並不明顯地 反對。但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雲顧慮比較多。首先是關於特區的問題。特區是鄧小平主張的，首先批准了廣東深圳、珠海，福建廈門，以後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對 特區陳雲一直是有保留的。他從來沒有到特區去過。有人告訴我，他曾派人到特區去過，派的人開始回來反映消極的東西多一些，後來好象好一點。但我總的感覺， 他對特區始終持懷疑和保留的態度。

特 區開辦不久，陳雲在1981年12月省市委書記會議上（這次會議本來是討論農業問題的），以及那年春節計委領導給他拜年時他的談話中，都強調特區第一位的 任務是總結經驗，並說特區不能再擴大，要充分看到特區所產生的負作用。本來沿海地區特區是可以多搞一點兒，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區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陳雲 特別強調江浙地區，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區。陳雲說那裡是投機分子活動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們搞投機熟門熟路，一遇時機就會紛紛出籠。鄧力群【128】主持的書記處研究室還搞了一些材料，

論證我們現在搞特區會淪為過去的“租界”【129】。一時間，這種議論就傳開了。這是在陳雲、鄧力群他們思想影響下出現的。

關 於利用外資問題，陳雲與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樣。小平主張大量利用外資。他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不利用外資，經濟很難發展起來。當然，他是管人 事的，具體怎麼用，他也管得不多。總之他只要聽說國際上優惠貸款也好，不是優惠貸款也好，或者搞合資企業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 陳雲對利用外資就很謹慎。上海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的事，在他那裡壓了很久才同意搞。陳雲對利用外資是有看法的，他認為利用外國資本不可能解決我國的建設問 題。他經常說，外國資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潤，而是超額利潤，也就是說，你利用外資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他經常敲打當時主管外經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他說，利用外國投資，政府優惠貸款很少，大量是設備貸款【131】，而設備貸款表面上優惠，實際上他是為了出口產品，所謂的優惠已加到產品裡面去了。而且設備貸款只能買他的產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匯，自由外匯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對搞合資企業，態度也比較消極。我覺得陳雲思想上還是停留在列寧《帝國主義論》【132】對 資本輸出的論述上。改革開放以後，他還重新讀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有一次他專門對我講，列寧總結的帝國主義那幾個特點至今沒有改變。現在還是那個時 代。在這裡我講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區開展的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這件事影響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義發出的緊急通知提出的。 那時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這個通知的。事後我知道，起因是中紀委一份反映廣東走私販私活動的材料，陳雲在這個材料上作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批示，指出要 雷厲風行地給予打擊。陳雲批示後，耀邦主持書記處開會討論後發出了這個緊急通知。3月我已經回到北京了，中央專門召開了一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並且以 中央名義把座談會紀要發到全國，要各地按此精神辦理。4月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布了關於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明確地把打擊經濟犯罪作為中心 任務。

1981 年正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不久。在全國範圍內，特別是沿海地區開展這項活動，使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受到很大的傷害。改革開放，搞活經濟，這麼一搞，經濟領域 的走私、投機、受賄、盜竊國家財物等現象肯定會發生，也應該給予打擊。但應就事論事，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但當時把問題看重了，性質上也定得不當。 當時把經濟上放寬搞活後難以完全避免的現象【133】， 提高到“是在新的條件下階級鬥爭的重要表現”，甚至還提出“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用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對我們進行破壞、腐蝕的反映”。還說，“改革開放以來， 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國內影響增多，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領域出現了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提出，今後必須加強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 的鬥爭，強調在改革開放中，要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這樣一來，就不僅是打擊經濟犯罪的問題，而是提高到意識形態上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進攻，提高到嚴 重階級鬥爭的問題了。

在這裡我要說一下，以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領域，而真正在經濟領域明確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這一次開展的打擊沿海地區經濟犯罪的運動。不叫運動叫活動也可以，反正是不叫運動的運動，就這麼一次。

問 題是這種提法和這種搞法，勢必涉及到改革開放中的許多問題。對廣東等沿海地區發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過度的反應，這與陳雲對改革開放、搞活經濟一直抱有 保留和懷疑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他認為這是一項極危險的政策，特別是開放、搞活。這次提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便宣布經濟特區也必須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 市場調節為輔，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麼特區了。還宣布要加強對外經濟活動的統一管理。除國家規定的單位，按國家規定的原則和程序進行以外，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 進行對外經濟活動。這樣就把原來在改革開放中，在建立特區時已經下放給特區的一些權力取消了。並且還規定要增加國家對農副產品的統購和派購，減少議價部分 的比重。還提出把沿海工人的獎金控制在略高於內地的水平。這樣一來，打擊沿海地區的經濟犯罪活動，變成在經濟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必使整個改革開放的 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了回來。允許廣東、福建搞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也就沒剩下什麼了。

發生這種情況，起因當然是中紀委的材料，但是沒有陳雲的批示不可能搞出這麼個東西。胡喬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壞的作用。

鄧小平大概對這件事沒有感到它的嚴重性，因為他一貫主張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這場鬥爭對整個改革開放會帶來什麼嚴重影響，他沒有覺察。

至 於耀邦和我，這次完全處在被動狀態。雖然中央的緊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書記處會議通過發出的，實際上是奉命行事。接着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雖然是我 們兩人主持的，並在會議上講了話，但我們處在很為難的狀況。當時兩省的同志表示顧慮很大，認為這麼一搞，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就很難搞了。我們兩人一方面向 他們做工作，要他們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勸說陳雲儘可能保護改革開放，使沿海地區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大好形勢，不要受大的損害。

在會議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陳雲提出要調離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135】的 工作。他認為像廣東、福建這樣一些地方，不能讓任仲夷這樣頭腦靈活的人來干，要找很堅定的人。用陳雲的話說，應該找一個像釘子一樣釘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 人來擔任。這件事經耀邦和我再三爭取，陳雲才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再說，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適的人。當時陳雲曾提出了一個人，但這個人身體不好，只好作罷。

這 一場運動實際上是針對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的。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加上中紀委領導人仍然是採取過去那一套左的辦法，這場持續一年多的打擊行動出了 不少問題。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誤、缺點作為犯罪處理，無罪錯判、輕罪重判的事不少。本來適應改革開放的一些事，因為政策、立法沒有跟上，被當作投機、貪污處 理。例如技術人員利用工余時間幫助社隊民營企業工作，領取了報酬，或從事第二職業得到了收入；有些單位用自己的留成外匯與別的單位等價交換其他物資或貨幣 （因為留成外匯價格高於銀行牌價），以及採購人員和企業人員在貿易洽談中的交際費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為。當時搞錯了許多人，以後又不得不予以平反， 恢復名譽。更嚴重的是，這樣一來人們對改革開放發生了懷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亂。1982年一個時期，從事經濟工作 的同志顧慮重重，事事觀望，一些採購、推銷人員幾個月不外出活動。

因為中央有通知，各地紀檢部門，組織人事部門，有些人本來就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改革開放看不慣，這時就紛紛到工廠、企業去調查來，調查去，弄得工廠、企業苦不堪言，改革開放的許多事陷於停頓。

這就是改革開放不久開展的一場反對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一些情況。因為後來很少談到這件事，我在這裡說一下。


四、探索經濟建的新路子

第 四個問題。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國人大做了一個政府工作報告，題目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在報告中我提出，今後的經濟建設要走一 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圍繞這個總題目，我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這是我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後，就經濟問題所 作的第一次長篇講話。當時有人把它說成是我的施政綱領。

自 從文革結束以來，我在四川工作的時候，就着重對經濟問題進行了研究。在我的腦子裡逐漸形成了兩個概念。一個是過去搞經濟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 效益極差，人民得不到實惠。第二個就是，現有的經濟攤子很大，存在極大的潛力，但原來那套辦法卻不能把潛力挖出來，必須另找出路，對原來那種辦法進行大的 改革。這是我在四川時開始形成的概念。在1981年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我講了這麼一段話：“千方百計地提高生產、建設、流通多個領域的經濟效益是核心問 題”。接着我回顧了建國以來我們經濟建設的問題。1980年同已經完成了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1倍，國民收入增長4.2倍，工 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只提高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了那麼多，而工農業總產值卻沒有相應增長，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長，人民消費水 平增長就更少了。這些年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於國民收入增長的幅度，而工業資產增長卻很 多很多。這說明我國經濟建設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與人民付出的勞動不相適應。因此我認為，我國經濟的癥結是經濟效益的問題，而不是表面的產值增 長速度。

接 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會議上，就着重談了經濟效益問題。我指出，在工業生產上長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辦了許多蠢事， 常常是“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最後靠銀行發票子來補窟窿，致使國家和人民受實害。在這次會議上我講經濟效益問題，提出了一個觀點， 也可說是一個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資消耗，生產出更多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前半句講儘可能地節約，勞動和物資消耗儘量減少；後半句講要創造更 多的社會財富，關鍵是產品必須符合社會需要。否則生產的越多，浪費就越大。工廠追求產值，生產出大量無人買的東西，壓在倉庫，最後是報廢，這樣的事太多 了。

如 何才能提高經濟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廠生產出社會需要的、適銷對路的商品？這涉及到許多方面，但從根本上講，涉及到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問題。要靠調整經濟 結構和改革經濟體制來解決，否則沒有出路。我之所以長期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興趣，以至努力探索並致力於這項改革，就是為了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是有的放矢 的。我如果沒有對中國經濟弊端的認識，就不可能產生要求改革的想法。當然如何進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我開始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模糊的。開始提出 的改革辦法，許多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認識到要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根治中國的經濟弊端，經濟必須市場化，必須解決產權問題，是經過長期反覆實踐才逐步 總結出來的。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條新路子，就不會有以後改革的過程，更不會有今天的認識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對於以後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意義。

也 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 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裡，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 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 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里沒有 什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 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五、我同耀邦在經濟上的不同意見

第五個問題。正是因為我到北京後強調經濟效益，不大讚成過去那種追逐產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這個問題上。

這種不同意見在1982年就開始了。當時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報告【136】， 涉及到經濟問題如何寫。起草小組的多數人開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報告的基調來寫的，但耀邦不同意這種寫法，他提出了一個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報告有關 經濟這一部分就寫不下去了。後來問題反映到鄧那裡，鄧就拍板說，經濟部分基本上按政府報告的調子來寫，這樣耀邦也就勉強接受了。因為我沒有參加起草工作， 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見，他們沒有提到常委會或書記處會上 來討論，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為什麼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調子，我也不清楚。但從他在十二大前後的言論和行動來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視效 益，不強調產值、速度的問題。他講經濟問題很少講效益而十分強調增長產值和速度，常說“翻番”、“提前翻番”等。當然，我提出的六五計劃增長速度“保四爭 五”【137】是留有餘地的。我也清楚實際執行結果肯定會超過。當時經濟體制還是舊的，很容易追逐產值、輕效益。我寧願提得低一些，而不願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產值的毛病。

小 平同志雖然也非常重視產值指標，十分關心每年增長多少，但他對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對我的想法卻不以為然。所以十二大的報告雖然根據鄧的意思基本 上按政府工作報告寫了，但他的想法沒有改變。十二大以後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更加強調要增加指標，要加快速度。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 求。哪裡產值定的高，他就表揚。哪裡速度慢了些，就嚴厲批評。從來不講經濟效益，也不對快慢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籠統地就是鼓勵快。於是地方上就根據耀邦 的指示，向計委、國務院要資金，上項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個時期各地比速度、爭材料、爭資金的氣氛相當厲害。雖然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大報告是那樣 講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講話、指示，又是另一個調子，當時我感到許多事不好辦。

1983 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譬如他到處宣揚和推廣河北保定地區開展的農村人均每 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動，說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長多少。這種搞法我們過去就吃過虧，很容易搞成形式主義。1983年1月我訪問非洲期間，耀邦作了 一個城市改革的報告，主張城市改革全面推廣農村承包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包字進城”。在城市採取承包的辦法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城市比農村複雜得多，工 業、商業採取什麼形式，如何承包，要經過試驗，逐步推行，絕不能簡單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開。耀邦講話後北京就在國營商店搞承包，一開始就出 現了亂漲價和賣大號的情況。什麼叫賣大號？就是商店把暢銷的商品大批賣給零售商，從中獲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價買給消費者。這樣國營商店一下子賣出那麼多 東西，承包任務很快就完成了。商業不能這樣搞，工業企業也千差萬別，在整個價格政策沒有理順的情況下，很難用一種辦法承包出去。我訪問非洲回來以後，停止 了這種搞法。我提出城市經濟改革要經過試點，逐步推行，摸索試驗，不能一哄而起。就在這一年，即1983年春節，我在團拜會【138】上也講了這樣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過春節的，他對海南的幹部說：“什麼一哄而起？是轟也轟不動！”

這一段他在各地視察時，對國務院領導經濟工作經常講一些批評或影射的話。這些講話的記錄經傳抄、擴散，使許多人知道在經濟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聲音。

這 個情況很快傳到鄧小平耳朵里。1983年3月15日，鄧約耀邦和我在他家裡談了一次話。我把經濟工作的情況和我的意見講了，耀邦聽了很平靜，有些他表示同 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釋。這次談話比較好。鄧小平最後說，經濟工作他贊成我的意見，批評耀邦講話太多，不夠持重，老喜歡搞些驚人的東西，作為總書記，這 是一個很大的缺點。鄧還說，搞改革不能搞群眾運動，改革要貫穿整個四化【139】過 程，不是幾年可以解決的事。還說現在形勢很好，要注意頭腦不要發熱。同時在這次談話中還定下了這樣一條，為避免再出現不同的聲音，今後經濟工作主管是國務 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重大決策，發號施令，肯定哪些對、哪些錯，都要經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研究提出，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作為權威的發言和決策 者，不要多頭髮言，政出多門。當然書記處是要管經濟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針，不要干預具體的經濟工作。小平是因為聽到有不同聲音才找我們談話的。談話中我 把我的意見也都講了，他這麼一講，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這次談話以後，耀邦直接干預國務院經濟工作少了，對國務院的批評也少了，但思想深處並沒有放棄 自己的意見，他還是繼續講他的觀點。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話，我覺得事情好辦了。以後我的態度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耀邦講的對的，我們就採納他的意見，他講的 不符合實際的，他可以發表他的個人意見，因為他並不代表集體，我們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辦。耀邦也知道，因為有了小平的話，他講了一些意見我不大同意，即使 沒按他的意見辦他也就算了，無所謂了。

國 務院經過研究提出的重要經濟工作方案或意見，都交中央常委會或書記處討論。有時耀邦即使不贊成，好像也不好反對，就會說：“好吧，那就這樣吧。”但事後他 對啟立說，現在也是強迫簽字。國務院是怎麼討論的我們也不清楚，拿來只好同意、簽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國家計委的工作不滿意，也曾說過所謂“傾盆大雨 ”、“被迫簽字”【140】之類的話。現在耀邦也有這樣的感覺，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為了儘量與耀邦溝通，我曾經建議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關會討論問題的時候，邀請胡啟立、郝建秀【141】等 書記處的同志參加，以便隨時向耀邦通報情況。還建議耀邦派工作人員列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的會。但不知是什麼原因，耀邦沒有這樣做。我還特別提出， 一些重大的經濟問題在正式提交常委和書記處會議討論之前，可單獨先向耀邦匯報，以便互相溝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慮時間。他同意了。先向耀邦匯報，再向常 委匯報，這樣搞過幾次，開始他還有興趣，但以後看來他興趣不大，他又不讓再搞了。這個問題也就沒有解決。

看來問題根本上是由於我們兩個人【142】在 經濟問題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風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見強加給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因為小平已有了那麼個規定。所以不是採取溝通情況或 讓他在國務院討論經濟時了解決策的過程就能解決的。儘管有上述這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講，自從在小平那裡談話以後，我們雙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沒有使 別人感到在經濟問題上有兩種聲音。


六、計劃與市場

第六個問題，講一下計劃和市場的問題。

小 平同志一直強調市場的作用，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在會見外賓時就說，社會主義並不排斥市場經濟。以後又多次說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以哪個為主，可 以視不同時期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發揮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指出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經濟。鄧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說 是新的政治經濟學。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談話時，針對陳雲、李先念的主張，鄧說我們的計劃經濟是學蘇聯的，現在人家都不搞了，我們為什麼還抱着不放呢？ 當然到1992年時就講得更明確了。總之他一貫傾向於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市場經濟，雖然不同時期有不同說法。

耀邦也是對計劃經濟不感興趣。據我觀察，耀邦認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束縛了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束縛了企業積極性、下面的積極性、地方的積極性。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就要讓群眾、讓企業、讓地方放開手來干，近似過去搞群眾運動的那一套辦法。

至 於陳雲、李先念，他們一直強調計劃經濟。特別是陳雲，從五十年代以來，幾十年始終沒有任何變化。“計劃為主，市場為輔”，這幾乎是他每次講話都要強調的話 題。改革開放以來，他每次講話都還是這個調子。他主張對待經濟就像養鳥，不能抓得太緊把鳥捏死，也不能撒開手讓鳥飛掉，應該關在籠子裡捏不死也飛不掉，這 就是他有名的鳥籠經濟思想。他不僅認為中國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成功的，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認為蘇聯搞計劃經濟，把一個落後的國家在幾十年內變為 僅次於美國的強大國家，就是計劃經濟成功的證明。他認為中國所以沒有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了那一套的干擾，加上文化大革命。如果都像第一個五年計劃，肯定 是很好的。直到八十年代末，至少在我下台以前，他一直堅持這個觀點。

在這裡我順便說一下，在對外關繫上，陳雲思想深處實質上對蘇聯是看好的，對美國不放心。在外交路線這一點上他和鄧小平有很大的不同，兩個人之間也有矛盾。在1984年的時候，阿爾西波夫【143】到 中國（他是過去蘇聯派到中國幫助搞計劃的專家，與陳雲的關係比較好），陳雲見他。當時小平專門為陳雲規定一個談話口徑，讓陳雲按着這樣講，小平對陳雲怎樣 與阿爾西波夫談不太放心，怕造成對外政策上的混亂。陳雲不情願，但還是照這樣做了。這是當時的一個插曲。在八十年代持這種觀點的還有徐向前【144】。他也認為蘇聯終究是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45】剛 剛推開的時候，陳雲在1981年12月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講了一篇話。他說，農村經濟也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其中糧食、棉花、煙葉等多種 經濟作物，都必須規定種植面積，養褚也要規定任務。1982年1月春節期間，他又找國家計委領導人作了一次加強計劃經濟的談話，報紙上發了消息。他說，現 在計劃不受歡迎，計委的工作難做，但計劃經濟不強調不行。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陳雲作了一個書面發言，儘管肯定了五十年代對糧食不搞價值規 律的做法仍是正確的，但他對提交全會討論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表示贊成。這個決定稿子提交全會討論前，我曾寫過一封信分送常委，內容是關於經濟體制改 革的幾個要點，小平、陳雲、李先念都表示贊成。陳雲在書面發言中還說，由於現在經濟規模擴大，五十年代一些做法很多現在不適用了。這次講話我覺得是好的， 支持了改革。

但 是到了1985年9月全國黨的代表會上他又說：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並說這個話現在沒有過時。陳雲這樣講就有問題了。因為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前，有 幾年是用過這個提法，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那個決定，已經講整個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且已經否定了過去毛主席長期堅持的計劃第 一、價格第二的觀點，怎麼還講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講這樣的話就與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相牴觸了。陳雲在會前曾把他的發言稿送給我徵求意見，我感到很為 難。因為他現在講這個話，明顯地從他一年前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的書面發言後退了。他這樣一講，必然會在會上引起思想混亂。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經寫了，雖 然還沒有講，要他改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去了他家裡，建議他加上一段話：“所謂市場調節，即不作計劃，根據市場供求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的調節”。 這樣的話他在五十年代就講過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這個意見，當時就讓秘書加在他的發言稿里。我為什麼建議他加上這句話？因為加上這句話就對市場調節為輔 ——也就是為輔的市場調節作了嚴格的限制，僅僅是指那些國家完全沒有計劃指導的小商品【146】。 而十二屆三中全會所講的相當多的商品，即所謂間接計劃的那一部分，也是靠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加上這句話實際變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計劃調節；一部分是靠 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間接計劃，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謂“為輔”的市場調節僅僅指的是小商品。也可以這樣說，不作計劃的、盲目生產的小商品，加上間接 計劃即宏觀指導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實際上靠市場調節的商品，已經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對一半。加上這句話，就可以做這樣的解釋，這樣就同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 革決定的矛盾不大了。當然陳雲肯定不會做這樣的解釋，他是另一種意思。但至少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如果不加這句話，他直接講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 為輔，這樣就把整個市場調節的範圍搞得很小很小。這似乎是一種文字遊戲，但當時沒有辦法。在中國黨內對經濟問題有重大影響的陳雲，如果按他原來的講法發下 去，必然在黨內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

到了1987年十三大我在政治報告【147】中 指出，今後經濟運行機制，是“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由於當時整個形勢，改革開放氣氛很濃，我報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給陳雲審查，他沒有公開反 對，但一直也沒有說過同意的話。不像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他是正式表示了同意的。當我在十三大開幕時作政治報告的時候，開始不久，他就退席了。這表示了他 對政治報告的保留態度。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那時他身體不很差，可以聽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做為國 務院總理講提高經濟效益十條方針的時候，當時他身體不太好，有人勸他回去休息，他說不，我要把紫陽報告聽完，這表明他對我的支持。本來，老人開會、聽報 告，中間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這樣的比較，也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到了1989年“六四”以後，以陳雲經濟思想作為指導的姚依林，很快就提出“要跳出趙紫 陽的圈子”，要公開批判“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

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很大成分就是改革計劃經濟。歸根到底，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計劃和市場，一個是所有制。陳雲是幾十年一貫堅持計劃經濟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始終站到了改革開放的對立面，不是偶然的，也是不奇怪的。

至 於我本人，對計劃經濟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開始我只是感到中國這麼大，情況千差萬別，交通信息不太發達，如果一切生產流通活動都由中央計劃統一安排，必然 是官僚主義叢生，弊端百出。後來到中央工作以後，又認識到之所以經濟效益不高，生產和消費脫節，根本原因是中央計劃體制帶來的弊端，不發揮市場調節和價值 規律的作用是不行的。但我對於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實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心中無數，所以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 中，對計劃體制按照不同企業和商品，曾經分為四種情況：一是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如關繫到國家經濟命脈的骨幹企業和關繫到國計民生的主要商品；二是按市 場變化由企業和經營者自行安排生產，如產品繁多的小商品。以上兩類，一個是指令性計劃生產的，一個是完全由企業和經營者自行安排生產的。在這兩類之外還有 兩類產品和企業：一個是大部分按國家計劃、小部分自行安排；一個是大部分按市場自行安排、小部分按國家計劃。當時這樣劃分，雖然保持了計劃經濟體制，但擴 大了市場調節的部分。這樣的區分，當時也得到了陳雲的認可。在為十二屆三中全會準備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文件的時候，我向起草小組講了幾個基本的概念，後來我 又把這幾個基本概念給中央常委寫了一封信。我的幾個基本概念是：

（一）中國的經濟是計劃經濟，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二）中國的經濟是商品經濟，不是產品經濟，可以概括為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48】；

（三）計劃分為直接計劃和間接計劃，要逐步縮小直接計劃的部分，擴大間接計劃的部分；

（四）間接計劃主要靠市場和經濟手段調節，直接計劃也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我的這幾個概念，都寫進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裡，明確了商品經濟。除小商品外，間接計劃的部分，也要靠市場調節，而且這一部分將逐漸擴大。這樣，中國經濟中靠市場調節的比重將越來越大。

1984-1985年在計劃體制改革中，除了下放權力給企業外，主要是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計劃的比重。那幾年逐步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計劃的產品，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管理的統配物資。

到 了十三大，政治報告就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也就是說，要基本上實現市場原則。不過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約束， 沒有使用市場經濟這個名稱罷了。由此可見，對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在認識．上我也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


七、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七個問題。國外在議論中國經濟改革時，大體上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改革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激進的，一種是漸進的，而且大多肯定中國採用漸進的、逐步過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的動盪和經濟滑坡，是成功的。但中國這種逐步過渡的方式是如何進行的呢？

從 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經濟工作十年的經歷來看，所謂逐步過渡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個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逐步生長、壯大一種新的經 濟，即市場經濟。如隨着農村改革的開展，國家對農副產品統購派購減少，絕對數量有所下降，隨着農業的增產，所占比重更是逐年減少。由農民進行市場調節交易 的，或者超產由國家加價收購的數量越來越多。

到 了1985年，進一步取消了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整個農業除棉花和少量產品外，基本上實現了市場調節，脫開了計劃經濟的範圍。鄉鎮企業的興起，工商業個 體經營放開，允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外合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一開始就是在計劃經濟以外，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市場經濟部分。這一部分市場經濟從無到 有，從小到大，幾年來蓬勃發展。由於他們的機制活力大，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有經濟和原來的集體經濟。他們既為中國經濟帶來了繁榮，也在中國大地上成長出來 一種新的經濟一一市場經濟。因而出現了一種情況，即在計劃經濟模式還沒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況下，中國整個經濟中市場經濟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 一天比一天大，整個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也在一天一天由量變到質變。這是中國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國經濟的改革，既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又保持了政治穩定，這是 根本的原因。

以 上是主要的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對計劃體制內的那一部分，也逐漸地加以削弱縮小。當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開始的時候變動不大，小量地改變，以後逐 步逐步地加大份量。雖然比前面所講的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視的配合作用。如改革以來實行的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等許多政策和措施，在計劃 改革方面逐步縮小直接計劃，擴大間接計劃的比重，逐步壓縮國家的統配物資，擴大企業自行銷售的品種和數量。國家統配的重要物資，超產部分允許企業自行銷 售，計劃內的也允許一定比例的自銷。還有對企業實行承包製，以及放、調結合逐步進行價格的改革等等，都對體制外生長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起了很好的配合作 用。

總 之，當時有兩部分，一個是計劃體制外的市場經濟，一個是計劃體制內的計劃經濟。我們一方面擴大計劃外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逐步縮小計劃經濟的比重。在計劃 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的情況下，勢必是此消彼長。計劃經濟縮小減弱，市場經濟就得到擴大和加強。當時市場經濟部分主要是農業、農副產品、輕紡工業、消費品工 業，而屬於生產資料生產的，基本上掌握在國營企業手裡。一個消費品，一個生產數據，如果控制生產數據生產的企業不削弱、不縮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場，新 生長起來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就無法繼續；如果生產數據生產的那一部分，一點也不允許自銷，一點也不允許進入市場——如果把小煤窯、小水泥也都統管起來的話 ——那新生長的市場經濟將會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極大的困難。所以十幾年來對計劃內經濟體制的改革，對國有企業機制的改革，儘管都沒有觸動根本，但從中國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意義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視的良好作用。

過 去曾有人把這種逐步過渡的漸進改革方式，批評為“缺少整體規劃”，“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沒有遠見”，“盲目性很大”等等，現在這樣 批評的人少了。但他們所指出的兩種體制雙軌運行下所產生的種種弊端，確實是不可忽視的。當這種負面影響超出了社會能夠承受的限度時，那就會爆發問題。這隻 能由經濟和政治體制進一步改革來加以解決。這種對舊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條件，在幾年以前就具備了。兩種體制、兩種運行軌道長期並存，終究負作用很大。一開 始採取漸進過渡的辦法是對的，但不能長期這樣。


八、經濟過熱、軟着陸和治理整頓

第八個問題。關於經濟過熱、軟着陸和治理整頓問題。

1981 年實行進一步經濟調整，當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下降到了4%，從1982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發展軌道。1983、1984兩年經濟發 展很好，既有比較快的速度，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也比較適應，各種比例關係日趨協調，經濟效益明顯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當時的情況應該說是好的。

但 是從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經濟發展速度過快，信貸發放過猛、過多，基建規模也過大，隨之物價也上漲得比較多。這些過熱現象一出現，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 國務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強宏觀控制，收緊信貸，控制基建規模，壓縮過熱的空氣。但由於當時銀行體制尚未進行改革，控制信貸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 上而下地規定信貸指標。加上一下子收縮過猛，多方面反映強烈，對經濟的正常運行帶來一些困難。當時有這樣一些問題：信貸指標是國務院通過中央銀行下達給各 地省行，結果各地把發的指標，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門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別是建設項目，而留下缺口給那些非辦不可的事，最後中央不得不另外增發指標。如糧食 收購，一控制信貸，很多地方就說農副產品收購沒有錢，他把下達的銀行信貸指標用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樣就發生一控制緊了，經濟運行就不靈了。因此一度收緊的 銀根又不得不很快放鬆，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長，雖然年初就提出宏觀控制，實際上沒有解決問題，經濟過熱有增無減。1983、1984年剛剛趨 向寬鬆的經濟環境，又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面 對這樣的情況怎麼辦？有兩種考慮：一是繼續採取過去的老辦法，在1981年調整之後，再來一次調整，緊急剎車，對基建項目大砍大壓。另一種採取逐步緩解的 辦法，當時我用了“軟着陸”這麼一個詞。採用第一種辦法，各方面損失較大，當時整個形勢也不允許這樣做，因為1981年剛剛調整以後，許多基建項目下馬。 現在又要壓，國內國際上影響很大。所以我決定採取“軟着陸”的方針，也就是說，不是通過一年，而是通過今後幾年逐步調整過來。當時確定，今後兩年內繼續實 行較緊的信貸和財政政策，基建規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體基建項目的快慢先後，進行些調整。這樣經過兩年原地踏步就能緩解。實行這個方 針，1986年總的情況是好的。

繼 續貫徹這個方針，情況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項經濟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國民收入也增長10%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7%以上，農業增 長將近6%，零售物價指數上漲7.3%，固定資產投資、控制基建規模基本上也是好的。雖然預算外基建規模沒有控制住，但預算內基建投資基本上控制住了，增 長不是很多。總的看經過兩年“軟着陸”，情況有所改善，整個經濟環境不再那麼緊張，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當時中央和國務院在年終總結時指出，看來 不採取大的調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時間，比如兩三年時間來自覺地、逐步地調整，把存在的矛盾緩解下來，這種“軟着陸”的辦法是行得通的。

對 1988年的方針，原來也還是繼續執行“軟着陸”的方針。在1987年9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討論1988年計劃時，我代表中央講了一篇話。指出1988年 要進一步貫徹穩定經濟的方針，突出的是穩定物價，財政、信貸都要從緊，進一步縮小基建規模，控制消費基金的增長，同時要保證生產的穩步增長。1988年經 濟工作總的方針是兩句話，經濟要進一步穩定，改革要進一步深入。方針是這樣定了，為什麼1988年突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 18.5%？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此各方面議論紛紛。一般來講原因是複雜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種原因。但是我當時這樣說，現在也還是這樣認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1988年在物價改革的問題上措施不當，出了問題。

物 價改革問題，逐步理順價格的問題，始終是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們從來都認為，價格不能理順，價格改革問題沒有解決，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 的問題就不能說解決了。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考慮到經過1986、1987年兩年“軟着陸”後的經濟形勢，1988年在物價改革上邁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 要的，也是有條件的。但是，當時提出的全面物價改革，所謂闖物價這個難關，即“闖物價關”，無論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隨之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 是不正確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誤，使整個經濟形勢發生了逆轉。

事 情是怎麼發生的呢？前面已說過，本來1988年仍然要繼續貫徹前兩年的“軟着陸”方針，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對物價上漲反映比較強烈，加上實行價格 雙軌制的負作用逐漸顯露出來，人們對權錢交易、“官倒”等現象非常不滿意。另一方面，當時也感到幾年來實行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物價改革方針，即調放結合的 方針，物價雖然年年在上漲，但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並沒有多少大的改變。再加上那個時期小平一再督促我們，要我們下決心闖過物價這一關，認為這一關遲早是要 過的，“晚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由於上述種種情況，便產生了一種想法，與其採取這樣小步前進的辦法，物價雖然上升，但並未改變價格不合理的狀 況，不如乾脆有計劃地進行一次較大的物價調整。在一個時期內，譬如說兩三年的時間，準備一定的物價上漲指數，譬如說準備上漲30-50%。以此為代價，在 這樣的幅度內來全面地調整一次價格，把各種商品的價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順，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

我提出的這個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後，就責成姚依林負責，由國家計委具體研究實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 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姚依林和國家計委提出的方案進行反覆討論以後通過了，準備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開始實施。上述這個物價改革方案雖然後來由 於出現了嚴重通貨膨脹，宣布停止實行，實際上並沒有出台。但是設計這樣一個方案，提出用這種辦法進行物價改革，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確的。

前 面說過，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物價改革上採取的是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方針。有些物價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調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開。同一種商品，計劃 內的一部分由政府調價，另一部分也可以放開，即實行價格雙軌制。這就是說，總的是面向市場，走逐步放開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道路。而這次提出的價格改革方 案，就不是這樣逐步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調整價格，達到理順價格的目的。這既反映了當時在價格改革上急於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圖以政府 的力量來改變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制，達到雙軌並軌，或者縮小計劃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這種思路根本上違背了價格改革的正確方向。因為它不是使價格逐 步由市場決定，而是通過計劃調整來決定價格，實際上走的還是計劃決定價格的老路子。多年來教訓告訴我們，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調整價格是不可能理順價格的，是 不可能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的。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發生嚴重通貨膨脹，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實施，（也）是決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搞得不 好，物價改革會有走回老路的危險。

引 起1988年嚴重通貨膨脹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價方案剛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具體的實施方案尚未制訂出來，何時出台還沒有最後確定，媒體就大肆宣 揚起來。一時間，“物價漲一半，工資翻一番”的流言，在社會上廣為傳播開來。這樣一來就引起了人們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長了人們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心 理預期”這個東西，當時我們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貨膨脹、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非常注意這個問題，他們總是想方設法不要造成人們過大的心理預期。而我們 不但不設法緩解它，反而助長它、刺激它。結果什麼事情還沒有做，人們就認為今後物價必然會大漲特漲。而我們又沒有對人們作出承諾，就是說，隨着物價的上 漲，一定要提高銀行儲蓄的利息，也就是說向人民作出一種承諾，銀行儲蓄利息一定要高於物價上漲指數，或者實行保值儲蓄。一方面人們的心理預期是今後物價將 會大漲特漲，另一方面對銀行儲蓄利息又沒有一個說法，人們自然會擔心在物價上漲以後自己多年積蓄放在銀行的存款會大幅貶值。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們 節衣縮食，在銀行儲蓄了上千億的存款，他們耽心多年苦心積蓄會泡湯，因而紛紛到銀行提取存款，購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來頻頻發生的擠兌搶購風就是由此 而來。

在 我們國家發生搶購某種物資的現象，過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這一次與過去性質不同。過去是由於物資匱乏，擔心將來買不到這些東西，如搶購肥皂、食 鹽、麵粉，過去都發生過。但這次不是為了搶購來馬上用，而是為了儲物保值，情況比過去普遍得多，嚴重得多。有些商店、企業也乘機紛紛漲價，銀行儲蓄大量下 降，比原來預計減少400億元。銀行為了應付支付困難，不得不大量印票子。這就使社會貨幣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 來在發生擠兌搶購風以後，如果能夠及時果斷地採取提高銀行存款利息，或實行保值儲蓄措施，情況會好一些，損失會小一些。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曾向國務院 提出這樣的建議，但李鵬和姚依林擔心銀行儲蓄利息提高了，銀行給企業貸款的利息也要相應提高，這樣企業就負擔不了，會影響生產，因此沒有立即採納。使本來 可以避免的一些損失也未能避免。到後來他們也不得不同意實行保值儲蓄。在宣布保值儲蓄之後，銀行儲蓄很快就穩定下來，並且逐步有所回升。這證明了對於大量 地擠兌搶購，如果我們事先作出這種承諾，那麼這種損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會大大減少，絕不會這麼嚴重。

1988 年出現的物價上漲18.5%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既不出在信貸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規模過大，這兩項都沒有超過原“軟着陸”方針下所規定的指標。主要問 題是出在儲蓄存款大量下降，這就是由於上述物價改革中一系列失誤造成的。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我們不採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繼續實行調放結合的方針， 如果說感到過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價放開的步子邁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時借鑑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使銀行利息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1988年嚴重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貨膨脹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於加快物價改革就必然會出現的，而主要是由於我們物價改革的思路不對頭，指導思想不對頭，措施不得當。面對嚴重的通 貨膨脹，人們擠兌搶購等嚴重情況，為了迅速把局勢穩定下來，便宣布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執行，整個經濟工作轉入以治理整頓為中心。這些雖然是我主動提出的，並 且經過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通過，但現在看來，宣布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實行是對的，但把原來的“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改為治理整頓為中心，這是不恰當 的。主要是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原因沒有看清楚，同時也把情況估計得過於嚴重了。

提 出治理整頓雖然對迅速穩定經濟起了作用，但卻使我們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為了制止物價上漲，為了兌現我們下一年的物價指數不高於1988年的承諾， 幾乎全部恢復了用行政控制物價的辦法。並且各級政府層層負責，層層包幹。使經過多年改革把物價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當時李鵬他們主持國務院工作， 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回來，把過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與改革開放相反的方向扭轉，使已經改革了的經濟體制， 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為這樣，不到一年的功夫就發生了經濟萎縮、市場疲軟等嚴重的情況，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才改變。

總之，1988年圍繞物價改革問題，可以說是一錯再錯，我在這方面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幾位同志到香港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到會的有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151】等六位經濟學家，他們都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蔣碩傑，他在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在台灣經濟界有較大的影響。

在 座談中，他們針對1988年通貨膨脹問題，談了一些我認為很值得重視的意見。第一，他們認為，大陸十年來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雖然現在還有些問題， 但從經濟角度來說並不嚴重，包括物價指數上漲18.5%。只要採取適當措施，問題是能夠解決的。第二，對於物價改革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今無論在什麼樣 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都必須尊重市場的原則。他們說，大陸在前幾年改革中把許多產品的價格放開了，對有些產品實行雙軌價格，使市場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成績是顯著的。由於去年通貨膨脹加劇，聽說要放慢價格改革的步伐，並對一些價格實行管制。作為臨時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絕不能太長。有人強調價格改革 要找時機，實際上不合理的價格不改革，經濟不能連續運轉，是永遠找不到人們想象的時機的。他說，總之價格必須走這樣一條路，就是由市場決定。根本的出路， 要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下決心把貨幣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數的價格放開，由市場競爭。少數的像公共事業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潤率進行控制。他們 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市場化——市場決定價格，不然價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條很重要，就是對通漲的對策。他們認為，大陸通貨膨脹的原因是財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問題，主要是金融赤字。解決金融赤字，關鍵是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並且隨着市場資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於增加居民的儲蓄，又抑制貸款的規模。從亞洲四小龍【152】的 經驗看，很好運用利率手段，對於抑制通貨膨脹和聚集建設資金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舉例說，台灣五十年代初通貨膨脹很嚴重，超過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結果貨幣大量回籠，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兩 位數以內。而居民儲蓄增長率五十年代幾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韓國停戰以後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通貨膨脹率很高，經濟也不穩定。1965年9 月，他們借鑑台灣的經驗，把儲蓄利率提高到34.5%，明顯高於通貨膨脹率的30%，使儲蓄增長率從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僅平息了高通貨膨脹，而且積聚了大量資金，加快了經濟發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經驗。

他們講的價格必須走市場決定的道路，解決金融赤字必須使銀行儲蓄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這兩條我認為對我們很有針對性，對我很有啟發。

自 從我看了蔣碩傑他們的意見後，在1989年春天我就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雖然我們1988年想加快價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應該的，但是思路不對。當時我 們的思路不是走放開的方針一一逐步地、進一步地放，而是通過國家調整價格的辦法理順價格，這樣價格還是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這樣還是很難解決物價扭 曲的問題。而且政府定的價格也很難和市場一致，這樣根本達不到目的。那時應該是繼續前進，實行調放結合，以放為主，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方針。隨着改革的深 入，經濟的發展，這個步子要加大。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出現物價上漲，那就要一是同時對工資進行調整，二是實行儲蓄保值或提高儲蓄利率使人民的儲蓄不會貶 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價改革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使我對物價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們堅持貫徹“軟着陸”方針，把信貸規模、基建規模控制住， 同時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政策，就可以把放開物價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由政府定價過渡到由市場形成，從 根本上解決商品價格的嚴重扭曲，並大大減少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消極作用。

我於1989年3月25日看了蔣碩傑博士等人的意見後，就把大意告訴了小平同志，並責成國家體改委組織有關方面對此進行討論。我本來準備根據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個經濟工作的方針和物價改革的問題，但是由於發生了學潮，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九、揚長避短髮展外貿

第九個問題。我國多年來經濟建設效果不好，費力大，收效小。除經濟體制的原因外，閉關自守，自給自足，國內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絕對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農業來講，農業如果效益好的話，首先一條原則，就是因地制宜。這塊土地上適合於種什麼就種什麼。但長期以來，我們不能這樣做。

有 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當時我還在四川工作，帶了一個代表團到歐洲訪問。去了英國、法國，回來路過希臘，還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國南部地 中海沿岸，這是世界有名的、經濟很發達的地方。但這裡氣候很乾旱，而且夏季不下雨。這種情況按我們的思維方式，為了種糧首先要改天換地，大興水利。但他們 沒有這樣做，而是種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種作物，在此基礎上就釀造成了享譽世界的法國葡萄酒，農民相當富裕。又如在英國，看到東海岸小麥長得很好，而西海岸 全是種的草。那時我們第一次出國，感到很奇怪。一問才知道，東海岸日光充足，適合種小麥；而西海岸陰雨綿綿很少見到太陽，種草卻非常好。他們就在這裡發展 畜牧業，養牛、搞牛奶加工。回來的路上到了希臘，使館的同志陪我們到丘陵地區看了一下，這裡很乾旱，而且夏季沒有雨。如果按我們的思維方式，農業生產條件 很艱苦，就要學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綿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們沒有這麼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種橄欖，榨橄欖油，農民生活水平還很高。他們為什麼能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是封閉的，靠對外貿易，發揮自己的優勢，他們的東西出口，需要的東西就進口。

1981年我已經到了北京，有次去蘭考縣【154】與農民座談。那裡是沙土地，非常適合種花生，而且產量很高。但由於“以糧為綱”【155】， 糧食要自給，不允許種花生，只好種玉米，而產量卻非常低，農民對此意見大得很。再說山東的魯西北，主要是鹽鹼地，這種鹽鹼地除少數嚴重的地區外，很適合種 棉花，其產量還不很低。但多年來不允許他們種棉花，只能種糧食。結果越是強調種糧食，糧食產量越低，農民越沒飯吃；越沒飯吃越強調種糧，惡性循環。

1983 年我和山東的同志談過，魯西北是不是可以種棉花？他們說，那當然好，問題就是沒有糧食。後來和他們商定，魯西北改種棉花，把棉花賣給國家（當時國家大量進 口棉花），由國家供給他們糧食。結果僅僅過了一、兩年，那裡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產。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災”，賣不出去了。那 里農民收入很快提高，農村情況也大為改觀。因為種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後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鹽鹼種小麥的地，因為有了肥料，產量也大為提高，兩頭 都好。當地那時有一首民謠：一畝小麥吃飽飯，半畝棉花做貢獻。過去一畝半地種小麥還吃不飽，現在一畝就夠了，而且還把棉花賣給國家。

山 東、蘭考之所以能做到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是因為我們實行了開放政策，從國外進口了大批糧食。那幾年每年進口千萬噸。農業只要做到適於種什麼就種什麼，什 麼效益好就種什麼，農業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開放，什麼都自給自足，把自力更生絕對化，這一切也就談不上了，這種情況全國比比皆是。多年來農業費力大， 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鍋飯，再一條恐怕就是自我封閉，不能因地制宜，結果事倍功半。多年來把那些不適合種糧食的土地硬要種糧食，因此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 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夠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統統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了。而已經修了的水利設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 方，水利效益也會大為提高。

再 說工業。別的不講了，只講這麼一個例子。多年來我們搞工業都強調“不搞無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從原料、從頭搞起。比如辦鋼鐵，首先就要找礦、選礦，還要 搞焦煤，再修鐵路，然後煉鐵、煉鋼、軋鋼，再造各種機器設備。但我們是個貧礦國家，礦石含鐵量不高，用很多礦石才能煉一噸鐵。我們的鐵礦、煤礦主要在西 部，因此要從很遠的地方運送原料。這樣，我們搞一個煉鋼廠周期要多長？建設規模要多大？投資周期要多長？資金回收率多慢？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學聰明了，礦石 乾脆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這些國家都是富礦，價格也便宜，而且用船運要比國內的火車便宜省事多了。還有沿海的一些城市乾脆從後面搞起，先搞軋鋼，鋼錠 從哪裡來？進口。一軋鋼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銷售，資金很快收回來，然後再往前搞煉鋼，沒有生鐵也是從國外進口。這樣建設周期短、資金回收快，條件就是要 開放，要進行國際貿易，進行交流。過去我們這方面確實是費了老大的勁，但是經濟效益實在是差。後幾年為什麼發展這樣快？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化 纖也是個問題。過去要搞化纖，就得先搞石油，搞煉油，然後搞出化纖的原料，然後再抽絲。後來有些化纖廠，乾脆從抽絲開始搞，由後向前搞。1981年大調整 時，我們進口了一套石油化纖設備，從原料到抽絲，後來下馬了，當恢復重新上馬的時候，我們聰明了，先從抽絲開始搞，從最終成品開始搞。江蘇儀徵化纖廠就是 這樣搞起來的，很快搞起來，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後再接上去。

所 有這些都說明，有了開放才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以己之長通過貿易來補己之短。所謂揚長避短，必須搞貿易，融入國際市場進行交換。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民 族，總有他的長處。窮也有他的優勢，勞動力便宜，這就是很大的優勢。勞動力便宜，國際競爭力就強。進行國際貿易，就可以拿我的長處來補我的短處。如果閉關 自守，萬事不求人，結果就不是揚長避短。過去我們吃這個虧實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國家如果閉關自守，不融入國際市場；如果不通過國際貿易 揚長避短，這個國家必定落後，根本不可能現代化。

自 從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在開放的問題上對引進國外技術，引進國外資金，引進國外經驗講得比較多，因為這些年我們得益很大，但是對通過貿易來揚長避短，通過 貿易來發揮自己的優勢，似乎講得沒有那麼多，而我認為這個問題關係極大。十多年來我們國內的經濟發展得益於這個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沒有進出口貿易的擴 大，我們的建設是不可能這樣快的。


十、農村包產到戶

第十個問題，關於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

首 先，誰也沒有料到，包產到戶會有這麼好的效果，會引起那麼大的變化。原來誰也沒有打算在全國農村，或者在大部分農村都搞包產到戶。這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 的，認識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修改和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在經營管理這一條中，仍然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寫上了“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或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居獨戶以 外，也不要包產到戶”。由原本“不許”，改為“不要”，這是根據我的意見寫的。總的說對包產到戶仍是不贊同的態度，只是口氣稍微鬆動了一些。

包 產到組，包產到戶，是先在貧窮地區由群眾自發搞起來的，記得首先搞起來的是安徽、四川兩省。允許在貧窮地方搞包產到戶，當時爭論並不大。因為一是在六十年 代經濟困難時期，曾希聖【156】曾經在安徽搞了責任田，我也在廣東搞了聯產責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張家口搞了包產到組，還有其他地方有各種形式搞了 包產到組、到戶。所有這樣搞的地方，結果都增了產，緩解了當時的嚴重災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產到組、到戶可以增產，可以緩解暫時的困難。另外由於“文化 大革命”結束，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人們顧慮少了，敢於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

當 時我曾設想全國農村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地區，但這個想法沒有正式地在會上講過。一是集體經濟比較鞏固，生產、生活水平比較高，集體家當比較大，或社隊企業比 較發達的地方；二是中間狀態；三是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群眾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的地方。我認為第三種地方群眾迫切要求包產到戶，這是迅速改變這些地方飢 餓和半飢餓狀態的最有效辦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後，在一次會議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約一億人口的農村貧困社隊實行包產到戶，這是安定農村、關係農民休 養生息的一項大政策。當時還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對第二種地區，是否搞包產到戶，我認為還可以看一看。至於第一種地區，我當時也不認為他們有包產到戶的要 求。

黨 內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是由第三種地區向第二種地區擴展時趨於明顯化的。反對的人認為這是方向問題。胡喬木就要我注意這個問題，他說安徽的包產到戶已由淮 北擴展到淮南，連魚米之鄉的蕪湖也搞了包產到戶。他明確表示反對態度。李先念有一次從江蘇回來，借反映江蘇省委的意見，反對安徽包產到戶。王任重一直是反 對包產到戶的，他曾任中央農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所謂洛陽來信，批判包產到戶、包產到組。陝西反對放寬農村政策，反對安徽、 四川的農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們就在報紙上連篇累續地發表批判文章。

當時華國鋒【157】也不贊成搞包產到組、包產到戶。他認為農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時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穀、曬場、運送，沒有集體勞動流水作業不行。

陳 雲沒有直接表示過贊成或反對的意見，有一次他派人問我，說南方收穫季節往往遇上陰雨，如果不及時翻曬，穀子容易發霉，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問 題？我了解一下以後告訴他，包產到戶以後這樣的事比以前更好辦了。他沒有再說什麼。在各省市主要領導人中，楊易辰【158】是一直堅持反對包產到戶的，在 中央召開的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當不少省的領導人表示贊成包產到戶的時候，他講了後來廣為流傳的一句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意思是你們 即使都搞了包產到戶，我黑龍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贊成包產到戶的，他與項南【160】分歧很大。還有陝西的馬文瑞【161】，他不准關 中地區搞包產到戶。河北的金明【162】、李爾重【163】，也不贊成包產到戶。李爾重調河北省以前在陝西省工作時，當全國不少地方在放寬農村政策的時 候，他卻搞什麼由生產隊核算向大隊核算“升級”。

包 產到戶之所以能在全國推開，與鄧小平的支持分不開。在中央領導層中推廣包產到戶之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阻力，與鄧的態度有很大關係。他雖然就這個問題直接講 話不多，但對我和耀邦、萬里的意見一直是支持的。對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他聽後表示非常高興。1981年山東東明的一些災區農民聯名給鄧小平寫信表示 感謝，說包產到戶的政策使他們有了飯吃。鄧把這封信批轉給中央各位領導人。鄧還對我說過，他對徐帥反對包產到戶不以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蘭考和山東東明【164】等貧困地區，親自看到了和聽到了這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當地幹部、群眾對此的熱烈反映，給我留 一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幹部反映說，群眾要求讓他們再搞三年包產到戶，我當即表示可以答應。雖然我當時沒有改變過去把包產到戶作為權宜之計的看法，但我 內心感到對這個問題要重新加以認識。回京以後，我把這次所見所聞告訴了鄧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產到戶有利於恢復生產，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 尤其是在那些貧困地區或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的地區，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 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經濟能否使農村生產力得到持續發展，卻是一個不能不令人懷疑的問題。所以，我們一直認為，在那些生產比較穩定，農民生活也過得去，且年 年有所提高，特別是已經有了相當數量集體財產和公共設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產到戶，會不會連原來的水平也維持不了？能不能進一步發展，就更難說了。這樣的 疑問是有的。但各地包產到戶以後所顯現出來的巨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卻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漸考慮應該把包產到戶的優點引用到貧困地區以外的中間地區 和富裕地區。

全 面推廣包產到戶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分戶承包的積極性和發展商品生產的需要和規模經營的優越性結合起來，使它不致成為分散的小農經濟。對這個問題我也曾有 過一些設想。我曾非常重視個體專業承包的形式，這個問題最終是廣大幹部、群眾在實踐摸索中解決的。這就是後來總結出來的，個體承包與雙重經營【165】相 結合的體制。

另 外，農村個人專業戶的興起，也是個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歐考察的時候就看到，西歐許多農業的生產經營單位並不大，不少是很小的農場主。他們解決 不了的問題，通過參加某種合作組織去解決，效果同樣很好。特別是在瑞士這樣一些地方，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開始改變了過去那種大農業就要規模大的認 識。因此我相信農村實行農戶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是走回頭路——回到小農自然經濟。我非常重視從農業和農業種植業分離出來的農村專業戶的形式，因為它既體 現了分工分業，又具有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與一定的規模經營，不同於過去農村的家庭副業。早在四川工作時，我就提倡過、推廣過經濟作物、魚塘、花卉、藥材等作 物，承包給有技術有經營能力的人。後來我又到全國很多地方訪問過這種養雞、養褚、養奶牛和農產品加工以及縫紉等專業戶。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時我就說 過，農村的個體專業戶是農村商品經濟的萌芽。

把 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166】改變為農戶的聯產責任制，即包產到戶，是一場大的變動，大的革命，前後不到三年就順利完成了。我感到這是我國過去 所有進行過的大運動、大變動中，最為順利、最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數領導人、大多數幹部持懷疑甚至不贊成的情況下開始的。但整個過程並沒有因此處理 過一個人，也沒有公開批評過一個領導幹部。當然到了後期，即兩年以後，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強行糾正群眾搞包產到戶，這受到了制止。

隨 着自下而上的包產到戶範圍越來越大，其顯示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除極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領導人和幹部都逐漸放棄了原來的立場，由反對轉為贊成。這也是這 場大變動中非常大的特點，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經驗。在這場大變動中，中央採取一條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統一下命令的方針，搞還是不搞，怎麼搞，允許各地自 己去選擇，既允許走陽關道，也允許走獨木橋。但各地領導對群眾自發搞包產到戶的，不要去壓制，不要去糾正。同時，中央以很大的關注，對包產到戶進行總結指 導。採取這樣的方針，事後證明好處很大，它並沒有阻止這場變動的速度。由於給了各地領導和幹部一個選擇的時間，一個從不自願到自願的時間，使這場大變動建 立在充分自願的基礎上，大大減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負作用。這證明有了一個選擇的時間，有了一個認識包產到戶這種形式優越性的時間，也就為各地提供了尋找把 包產到戶這種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結合的時間。所以整個變動由貧困地區到一般地區，再到富裕地區的發展過程，就是包產到戶這種新生事物由不 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所以我一直認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對農村那場生產關係大變動的指導，是有許多經驗值得重視的。

前 面講到我非常重視專業承包到戶、到組這種形式。我的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書記座談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會議紀要上。這個紀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轉發全國。這個紀要指出，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就是在生產隊統一經營的條件下分工協作，擅長農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 擅長林牧副漁工商各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業，各業包產分別到組到人到戶。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既要充分發揮個人承包的積極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 家一戶的小農自然經濟。但這個想法並沒有實現，脫離了實際。因為當時農村商品經濟尚未得到發展，多種經營、工商各業剛剛開展，分工分業還不明顯。加上人們 多年的習慣、觀念，因此除了出現一些從事多種經營的專業戶或少量種糧大戶以外，農村耕地大部分還是按戶按人平均承包的。當時這樣做還是適合農村經濟發展水 平和生產力發展狀況的。這樣做的結果，並沒有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造成障礙，相反還是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當 然，這種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長期下去，那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勞動效率低下的狀況。隨着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多種經營和農村工業的發展，農村 勞動力的分工分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土地的規模經營，必然要歷史地提到議事日程上，其形式當然不是回到過去五十年代那種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適合的形式是 家庭農場主那樣一種形式。適應這種需要，應當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租賃，並允許繼承，使農村最重要的生產數據——土地——進入市場，並給予法律的保障。這 恐怕是農業進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


十一、探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關 於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經過對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地較長時間的考察，同當地縣、市、地、省幹部座談，又同中央 有關部門充分交換意見，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主要內容是：沿海將近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在戰略上應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利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機 會，加快沿海經濟發展。具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沿海地區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和知識密集相結合的產品。

（二）要兩頭在外【167】，大進大出，資金、設備和產品銷售放到國際市場上，即從國際上進口設備、原料、材料，引進資金，在國內加工生產，然後銷售到國際市場去。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隨進隨出。

（三）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時，要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作用，使之成為生力軍甚至主力軍。這就是說，充分強調鄉鎮企業的作用，通過鄉鎮企業這種形式，走出一條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把沿海地區農村大量勞動力，轉入外向型經濟，轉向國際市場。

（四）為適應這種轉變，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中的統一收購、統一出口的做法。凡能從事外向型生產的單位和企業，或從事進口、出口的外貿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放開經營。

總之一句話，就是把沿海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這裡的生產，這裡的企業，推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和競爭。

提 出這麼一個戰略，使沿海地區自覺實行這樣的轉變，實行這樣一個新的方針，首先是有國際的機遇。因為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仍在繼續。隨着一些工業國家，或者新 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勞動費用也提高了。他們逐步把勞動密集的這一部分生產轉移到勞動費用比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去。這一過程其實很早就開始 了。二次大戰以來，就是這樣滾動式的轉移。從亞太地區來說，首先是美國把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和製造業轉移到日本。日本利用這種機遇發展起來了。然後美 國、日本又把這一部分生產、製造業轉移到四小龍那裡去。隨着四小龍經濟的發展，日本、四小龍正在把這一部分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 從世界範圍也好，從亞太地區也好，是不會終止的。這種經濟結構滾動式的轉移對不發達國家確是一種機遇。過去由於我們閉關自守，不開放，又實行僵化的高度集 中的體制，信息也不靈通，所以好多次機會都錯過了。現在這個機會再不能錯過。

同 時，我們沿海地區又確實具有利用這種機遇的條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礎設施一般來講比內地好，中國勞動力充足，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素質、即文化技 術方面也比較好。沿海地區接近國際市場，而且總的講這裡有發展商品經濟的傳統，對國際市場容易適應，既有機遇又有條件。只要我們清除思想上、規章制度上的 障礙，有適當的政策去引導，沿海一定會很快發展起來。如果不走這條路，那麼沿海地區將愈來愈陷於困難的境地。因為沿海搞外向型經濟比內地有優越條件，但是 如果還按過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資源。雖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沒有資源。過去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靠國家 投資發展西部資源，再遠途運輸到沿海加工，這條路再也走不通了。現在內地省份再不願把資源廉價賣給沿海省份去加工，內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所以今 天沿海地區是不是實行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重大的、關鍵性問題。實行這樣一個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遲地帶動內地經濟 的發展。沿海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技術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斷地進行結構調整，逐步把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內地，使自己登上一個新台階，也給內地 經濟一個機會。沿海經濟發展了，內地人還可以去就業。沿海發展戰略不僅會大大促進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必然有利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 是從經濟上說，從政治上講也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國家多年來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機會均等，使沿海的優勢得不到發揮，內地經濟快不了，沿海也快不 了。上海解放前是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於香港，更不要說新加坡、台灣。但是幾十年以後，上海破舊了，大大落後於香港，落後於新加坡、台 灣。這就給人們帶來一個問號，社會主義優越性究竟在哪裡？儘管我們內地的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但整個比香港、新加坡、台灣都相差甚遠。如果中國有一塊地 方，特別是上億人口的地方，經濟能像他們那樣快速發展，那情況就大為改變，人家就不會說社會主義制度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從政治上考慮，將來對收回香港，收 回澳門，對台灣與大陸的統一，都會減少那裡人們的懷疑和顧慮，增加那裡人民對回歸祖國的熱情。


總 之外貿潛力很大。過去我在廣東工作期間就想過，如果允許一個企業，一個地方，他們自己進口原料加工出口，這真是一本萬利，至少是一本幾利。國內有些地方之 所以不能生產出口產品，常常是因為沒有好的原料，產品出不去或者檔次上不去。如果能進口原料，進口材料，企業機器開動了，產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換回它所 需要的東西之外，手頭還賺了外匯。這種情況最早在廣東實行，叫做周轉外匯，那時只是給地方，沒有給企業。如給廣州市若干外匯作為周轉，它可以進口原料再加 工出口，即以進養出。這樣一年可周轉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當五美元來用。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過去有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給中央寫過報告，提 出把外貿搞活，以進養出。我們在廣東就試着採用這個辦法。在外貿部長葉季壯【168】同意下，實行外貿包幹，即進口多少東西，再出口多少東西，賺來的外 匯，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廣東經濟恢復比較快，除其他原因外，這樣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時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貿方面有很大潛力。關鍵是我們的體制和政策把 它卡死了。不是沒有機遇，不是沒有機會，不是沒有可能，而是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業考察，也遇到這種情況。天津有許多輕紡工廠，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設備也沒法更新，很難進行生產。那時正是調整時期，許多工廠被迫 停產。我和他們商量，可不可以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他們認為當然好。當時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後來因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開放以後，從1981年到1984年，廣東開始發展起“三來一補”【169】，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來樣加工，補償貿易等等，都是利用國內的設備和勞力，來樣加工，來料加工，然後產品出口。雖然當時是比較低級的，但水平很快就 提高了。廣東這個地方，特別是東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帶，他們發展得很快，開始就得益於此，是用這種辦法起步的。開始，香港商人到那裡，就試行三來一 補，逐步逐步就把生產設備轉移到國內，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內。廣東搞了以後，福建、山東、浙江、江蘇也都這樣搞起來，效果都是好的。所有這些都一再證明， 沿海地區的有一個優勢有待我們去認識，去發揮。當然，改革開放幾年來沿海地區實際上都在這樣做，但從整體上作為一種戰略，使沿海地區更自覺地向這個方向發 展，就必須提高到戰略上來認識，來部署。這就是當時為什麼提出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長期觀察、思索、研究得出的 認識，是改革開放十年經驗的啟示，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沿海經濟的需要。

這 里有一個問題，我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國際大循環”觀點相同？有人以為我是受這篇文章的影響提出來 的，國外有報刊說我是主張“國際大循環”的。王建同志當時寫的是文章還是建議，我不記得了。內容我看過，還批給計委和有關部門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國際大 循環”觀點和我的沿海發展戰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但這兩者出發點不一樣，思路不一樣，內容也不一樣。他主張中國發展輕紡 商品出口，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用以出口，換取資金，換取設備，也即進行資金積累，然後再發展中國的重工業和化工工業等基礎工業。他這個設想我沒有詳 細研究過，可以說是一種思路吧！我不是這個意思。


十二、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幾種不同意見

再 談一下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也是對外開放問題。1987年冬天，我經過對沿海地區一個時期的考察以後，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在考察 中我覺得根據當時國際市場的情況，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發展得更快一些。因為國際市場的規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總是向着勞動資源多而費用低的地區轉 移。一些發達國家相應地進行產品調整，轉向更多知識密集、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產品。這樣就給發展中國家一個機會，這幾乎是一種趨勢，而且也是一種規律。 日本曾經走過這樣的路，台灣、新加坡、香港、韓國以及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是走的這條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龍的經濟就是這樣起飛的。

我 們沿海地區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這些地方不但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也好，比那些發展中國家還是要好。這裡交通方便，信息靈通，人們國際競爭、市場競爭的 意識也比內地強，反應靈敏。而且這裡基礎設施也比較好，輕紡工業生產能力比較大。過去四小龍走過的路，我們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走。這樣做將大大加快沿海地 區的經濟發展。當時提出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區一億到兩億人口推向國際市場，去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流和競爭，發展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大進大 出。兩頭在外，即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同時從國際市場取得原料和生產資料。因為我們沿海地區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產出口商品而擠占國內的 原料，這會引起國內緊張，東、南部與中、西部地區發生爭奪原材料問題，使全國經濟發生不穩定。

只要我們進一步開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於大進大出，不利於沿海地區向國際交流的清規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發展戰略提出後，小平非常支持，給予高度評價，幾次講，要我們抓緊時機，堅決地干，大膽地干，不要貽誤時機。一些沿海地區也很擁護，非常積極，他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 也有不同意見，姚依林、李鵬他們有顧慮。因為那時全國還在繼續解決經濟過熱，實行軟着陸的問題。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會不會重新熱起來？其實這個顧慮是 沒有必要的。所謂經濟過熱，不是簡單的速度快和慢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 消費基金過於膨脹，因而造成貨幣流通量過大。沿海按上述戰略發展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首先他們不需要大量投資；其次他們的產品會很快銷售出去；第三是從國 外進原料。四小龍的經濟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正是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候，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同時進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 連續起飛好多年。同時通貨膨脹也降下來了，經濟越來越穩定。中國地方很大，各地情況不一樣，我當時考慮，過去我們往往從全國一盤棋考慮問題，而忽視了地區 的優勢和特點。譬如沿海地區經濟本來可以發展快而又不存在過熱的問題，但由於我們全國強調快而造成經濟發展過熱的問題，因為要控制過熱就限制沿海地區的發 展，使沿海喪失了時機。多少年來我們都是這個樣子，要熱全國一齊熱。一強調穩定，一強調調整，所有地區都冷下來。沿海就是這樣多次失去了發展的機會。所以 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由於沿海有特殊的好條件。因而我們實行與全國有區別的發展戰略，才能發揮它的優勢。從全國來說，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這種優勢，其他地 區就不能實行像沿海這樣的戰略。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接受過去的歷史教訓。

第 二種意見，是來自幾位老人的擔心，如陳雲就有這種擔心。他說：“你講這個如果能做到當然好，兩頭在外當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進口原料大家 都贊成，也容易，問題是進來以後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匯怎麼平衡？這種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我們有這樣的條件，四小龍可以做到我們怎麼就做不到？ 我們怎麼就不能去競爭呢？我認為這裡主要有兩個障礙，一是外貿體制問題，一是國有企業體制問題。實行沿海發展戰略，首先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一定要讓外貿自 負盈虧，要給外貿企業進出口很大方便。我當時的說法是，能夠大進大出，隨時進出。如果像過去官僚主義層層審批，層層限制，許多產品就不能及時出去。外貿體 制要為大進大出，隨時進出開路，掃清障礙。再一個就是企業體制問題，也就是國有企業如何改革的問題。“大鍋飯”、“負盈不負虧”，改起來不那麼容易。所以 我當時首先強調發展沿海的鄉鎮企業。沿海鄉鎮企業機制靈活，好伺候。我調查過許多出口的鄉鎮企業，他們交貨非常及時，又注重質量，很有信用。

第 三種意見，主要來自經濟學界的一些學者和計劃、外貿等經濟主管部門。他們認為四小龍地方小，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人這麼多，生產出來的東西能不能賣出去？這 個問題應該這樣看：國際市場是在不斷調整的、競爭的關係中變化的。只要你產品質量好，費用低，就能擴大自己的份頷。這不是凝固不動的，相互所占份額是會變 動的，要靠競爭。所以發達國家就不搞勞動密集的產品了，進行產業調整。新興國家經濟起飛以後，勞動費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們這方面的優勢也就失去了。如日 本就把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到四小龍，現在四小龍在這方面也不占什麼優勢了。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勞動資源優勢非常大。至於將來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 步、第三步就好辦了。只要先從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資金積累，技術也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在資金或技術密集型的產品上進行國際競爭。那是今後的發展問 題，顧慮是不必要的。現在是剛剛起步，何必杞人憂天？何況也不是一下子兩億人馬上跑到國際市場上去。這有個發展過程，我們現在才開始嘛。

還 有一種意見，屬於大國的架子放不下。過去我們因此在經濟上吃過許多虧。這種意見認為，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強調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怎 麼靠鄉鎮企業出口？我們應該組織大企業集團，搞高精尖的產品出口。這完全是不從實際出發，離開了我國的現實。我們現在出口的是什麼東西？有勞動密集的輕工 產品，但主要是農副產品，很多是原料，連產品都談不上。我們強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靠鄉鎮企業出口，並不影響骨幹企業搞高精尖。但我們終究是發展中國 家，你再強調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決沿海勞動力出路問題。我們先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出口，經濟搞活以後，反過來更有利於促進我們國家 出口高精尖產品、出口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當然他們的意見也有點道理，我也一直強調這個問題：我們沿海地區科技力量雖然不如發達國家，但比一般發展中國家 強，這是我國的特點。所以強調沿海地區的科技部門要和鄉鎮企業結合，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樣，鄉鎮企業勞動費用低，機制比較靈活，再儘可能增加產品的科技含 量，生產出勞動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結合的產品，這當然更好了。

還 有一種意見，主要是來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國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觀經濟計劃的同志。他們認為，沿海已經發展比較好了，差的是內地。為什麼還要大力發展沿 海，是不是會擴大不平衡？內地有的同志說，發展沿海是錦上添花，為什麼不雪中送炭？其實加快沿海地區發展，不僅對沿海有利，也肯定會帶動、推動全國經濟， 包括內地經濟的發展。很明顯，沒有沿海的發展，內地怎麼能有那麼多人到沿海就業。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了，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經濟規律，勢必在中國在滾 動，逐漸向勞動費用更低的地方轉移。沿海地區勞動費用逐漸高起來，它也要進行產業調整。不能齊頭發展，只能互相推動促進。齊頭，誰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國的 一塊地方，他們優勢發揮了，對全中國、對中部西部地區都有利。從整個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首先發展沿海地區的優勢是必要的。

雖 然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但發展沿海地區戰略提出後，政治局還是通過了，並且在全國實施。雖然“六四”以後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實上沿海地區在繼 續走這條路。沿海地區所以經濟繼續發展，國家在短短幾年內大量出口，外匯年年增長，總起來已經有了很大的外匯儲備，不就是按這條路子走出來的嗎？當然，“ 六四”以後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覺、更有力地推行這一戰略終究受些影響。各個地區情況也不盡相同，凡是仍然自覺推行這一戰略的，發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 那麼自覺或者有點猶豫的，就差一些。

這裡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會見台灣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 【171】先 生。在談話中我問他，你們台灣不簡單，地方那麼小，外匯儲備就有幾百億？他說，這不難，你們只要按現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開放，發展對外貿易，不用很久你 們就會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台灣能做到，大陸也一定能做到。他講得很樂觀、很肯定。那時我對他這麼樂觀的估計，還有點半信半疑，會那麼容易嗎？現在看來確實 是這樣，也不那麼難嘛！關鍵是要實行開放，我前面講了那麼多，就是說明一點，只要改革開放，我們經濟就能夠很快發展。


十三、探索反腐敗的道路

關 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這是1988年形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如何把反腐敗、廉政建設的問題作為一個契機，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 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為藉口恢復舊體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1988年春節我在廣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開放中發生了不少權錢交易這 類事。不能說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但也應該承認，這同經濟轉型時的環境有關係，不能迴避這個問題。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認為解決腐敗問 題非常重要，不注意會給反對改革的人一種口實，人民群眾也不滿意，後果很嚴重。鑑於這是新形勢下產生的，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老辦法。首先要研究清楚產生這 些問題的原因，才能有效解決問題。比如香港這個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敗非常嚴重，執法部門很腐敗。七十年代搞了一個廉政公署，有個電視片叫《廉政風暴》。 這以後腐敗的情況就好多了。這是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發生的，後來文官、警察素質提高了，相應的工資待遇也提高了，情況就變了，現在的香港警察同過去大 不相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開始發展市場經濟就會出現錢權交易。隨着經濟的發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況就好了。東盟國家就有類似情 況。

我 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應該搞得好些。現在搞市場經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乾淨，但無論如何不能使腐敗泛濫。這個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試析大陸的腐敗》。這篇文章倒是對大陸的腐敗作了一些系統的研究。我專門把它轉給鮑彤，並寫了幾句 話，說這是一篇專門研究腐敗的文章，我覺得我們很需要組織一個小組專門對腐敗問題進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對策，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反映了我當時的 思想，認為這個問題要系統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用老的辦法是不行的。如果為了防止腐敗放棄改革開放，因噎廢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辦法，用殺幾個人來解決問題，也不行。

這 種腐敗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一方面過去舊體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產生了這個問題。所以要真正解決這個問 題，根本上是必須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譬如權錢交易，現在經濟搞活了，有了商品經濟，有了市場，許多企業、單位要參與市場競爭，但權力卻仍然壟 斷在政府部門手裡。就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轉軌，還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代的東西。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如果能得到掌權機關的照顧，就能以不平等的 條件與別人競爭而獲取暴利。又譬如通過一些主管部門把計劃內物資變為計劃外物資，即用計劃價格從物資部門取得商品，以市場價格出售，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利 潤。再如誰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產品或進口某些商品，他們利用這個差價就能獲得暴利。在上述情況下，官商勾結，金錢權利交易，使一些部門、單位以不平 等競爭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來進行賄賂。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深入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府能下放、應下放的權力儘量下放，進一步解決權力壟斷和 權力集中問題。這樣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的土壤就減少了。這類的問題根本上要從改革中解決。

還 有制度化問題。商品經濟需要有相應的制度。稅務所、公安派出所、銀行營業所等等，各種各樣的基層執法單位，如果辦事規則公開，辦事結果公布，提高辦事透明 度，使人民知道，那麼徇私舞弊的現象就會減少。譬如說黑龍江有個地方，那裡銀行的農業貸款每年公布，貸給誰，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這樣就得到人民的監 督，讓人民參與。辦事愈不公開，愈容易作弊。反腐敗應該在制度方面建設。當時北京市東城區在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興趣。還有河北的一個縣，也很受人民擁 護。

反 腐敗從根本上說，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初期往往貪污盛行。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另方面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官員行為得不到監督。沒 有輿論監督，執政黨沒有監督，官員很容易腐敗。隨着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治多元化，廣大人民的參與，實行輿論監督，情況會逐步得到改變。像東盟一些國家情況 就是這樣，台灣地區也類似。隨着經濟基礎變化，上層建築也相應改革，政治建設要跟上去，主要是解決透明度和人民監督問題。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歸根 結底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問題、法治的問題。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必須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證的，法律規範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執法不能獨立，各種干擾不能排 除，那也很難辦。這裡有個法制建設的問題，有個司法獨立的問題，黨政不能隨便干預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書記處會議上我都提到了。

以 上就是我當時對反腐敗問題的考慮。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視，二是不能用老辦法來解決，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我在1988年3月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對反腐 敗有過詳細論述。“六四”以後李鵬他們在批判我的時候，說我講改革開放腐敗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說我對腐敗採取放任態度。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事實是1988年反腐敗在我腦子裡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88年3月十三屆二中全會、6月政治局會議，我都講了反腐敗問題。在 這期間我還開過多次座談會，專門聽取基層的經驗。我是在積極探索反腐敗的問題，想找到一條真正解決腐敗問題的道路。我說過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初期往 往發生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比他們做得好。李鵬他們斷章取義作為我的一條罪狀，真是毫無道理。

現 在看來，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何對這個問題做科學的分析，弄清產生的原因，正確認識它，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還是認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 問題，和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秩序是連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設、幹部制度、公務員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開的。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7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幫”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黨內最忠實地貫徹毛澤東政治主張的勢力。其成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為毛澤東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澤 東親自委以重任。毛澤東死後，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通過中央警衛部隊逮捕了“四人幫”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實際最高領 導人鄧小平的領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 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跋重災難的內亂。”這一論斷為毛澤東開脫了親手發動以至始終領導文革的責任，使“四人幫”成為毛澤東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鄧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國民收入要實現翻兩番，就是要增加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受到毛澤東賞識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批判“右傾保守”，主張“生產戰賤上”“大的躍進”。把“大躍進”作力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迫使各行業紛紛制定不 現實的增長指標，普遍虛報各種產量特別是根食產量，直接導致把農民的口糧作為“餘糧”的大規模的掠奪式的“徵購”。1959-1961三年餓死的人數（主 要是農民）歷來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一般估計，當在3000萬-4000萬人之間。“大躍進”成為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走向大災難的里程 碑。

【115】 劉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前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 代力主擁戴毛澤東，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毛澤東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復名譽。

【116】 周恩來（1989-1976）：江蘇淮安人。是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 文革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文革後盡力緊跟毛澤東，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 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117】正式的名稱是“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於1979年3月。1980年撤銷後，由以趙紫陽為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取代。

【118】指趙紫陽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記，尚未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是中共中央實際領導經濟工作的機構。趙紫陽任組長，成員余秋里、方毅、萬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 趙紫陽（組長）、李鵬、姚依林、田紀雲、張勁夫、杜潤生、安志文，秘書長張勁夫，顧問呂東、杜星垣、李東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

【121】“馬鞍形”，本義指下降以後又上升。但在中國當代政治詞彙中，“馬鞍形”是個貶義詞，意即經濟建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1958年，毛澤東用“馬鞍形”一詞來打擊堅持計劃指標文須切合實際的周恩來和陳雲。

【122】 “剪刀差”主要是蘇聯式經濟發展模式中從農村轉移財富用以秋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國，政府從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價格（低價）購入農產品，然後將工業 產品以國家規定的價格（高價）銷到農村，其結果，就是製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對農村歧視政策的結果，也是中國城鄉差別的根源之一。

【123】“統購”和“派購”都是國家以低價“收購”農產品的指令性計劃指針。“統購”是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這三種最重要的農產品而言；“派購”是對生褚、烤姻、黃麻等次重要的產品而言。

【124】 但實際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題直到今天並沒有解決。“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農戶私有，是對中國農民具有極大號召力的政策。一般認為“耕者有其田”是 孫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國共雙方都曾經表示過贊成。中國政協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曾提倡 “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國民黨政府後來在台灣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國大陸，不久被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產到戶，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實亡了。因為根據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必須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勞動，集體分配。而 包產到戶則是以農戶為單位勞動，以農戶為單位收穫。本來，“分田單幹”是更明確的名詞，但在當時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詞尚未取消的情況下，“包產到戶”是 更容易被黨的領導層接受的一種說法。必須指出，“包產到戶”並沒有恢復到土地私有制，沒有破除中國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謂國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 公糧是指農民鈴須以糧食作為向國家無償上交的農業稅。這就迫使農民，除經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當數額的土地投入糧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適 合於種植其他作物。餘糧，是指農民當年收穫的糧食，在無償繳納農業稅後，凡屬超出家人口糧的部分，一律鈴須以低價賣給國家。必須指出，第一，農民的口糧標 准由政府核定，實際上往往是免於餓死的最低標準；第二，在不存在糧食市場的大前提下，農民只能把僅有的糧食全部以低價“賣”給國家，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127】所謂“一刀切”、“剃平頭”，就是在“壓縮指標”時，把壓縮的任務按照同樣的比例，分配給各地區各行業，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壓縮。這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期間每逢需要減速（或加速）時，編制計劃確定指標的基本方法。

【128】鄧力群（1915-）：湖南桂東人。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總編，1982年任中宣部部長及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29】“租界”是指鴉片戰爭以後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國的領土上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免除中國本地法律司法權）的外國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東榮成人。1975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5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79年起，兼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主管對外經濟事宜。

【131】指一些外國政府專門為了扶植本國工業而提供的低息貸款，條件是鈴須用於購買該國出口的設備，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也是最後的腐朽階段，其中一個特點是為不斷重新瓜分市場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戰爭的階段。

【133】例如，外匯的融通、物資的交換、價格的浮動，獎金的發放，科研人員到工屍兼取，狀事第二職亞等等。

【134】胡喬木（1912-1992）：江蘇省鹽城人。1941-1966年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縣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員，繼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任期中領導了全國先行的廣東省的改革開放。

【136】中共十二大於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報告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37】“保四爭五”意思是保證增長4%，爭取增長5%。

【138】團拜會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的例行春節集會。

【139】 “四化”即衣亞、工亞、國防和科孛技木的現代化。1964年周恩來第一次提出四令現代化。鄧小平時代初期“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度成為“新時期的主 要任各”，但逐漸被“翻兩番”和“小康”所代替。雖然不現實的“四化”目標是出於中共領導人急切希望發展經濟的願望，但也同時表現出“文革”動盪之後的中 共領袖對經濟發展的鈴要過程缺乏常識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經濟事務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主管經濟的人經常給他提供信息，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統地匯報情況和提出建議，他就指責別人向他下“傾盆大雨”，認為自己處在強迫簽字的被動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東青島人。勞動模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8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趙紫陽。

【143】阿爾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在中國工作八年，對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重大影響。1984年12月，他再次訪同中國。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帥。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145】 “聯產承包責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行的一項農村生產和分配製度的關鍵性改革；其實質就是“包產到戶”，取消集休勞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 戶力自負盈兮的經營單位，從根本上瓦解了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沒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國計劃經濟的專用名詞，指無關國計民生大局的小雜品。

【147】中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趙紫陽報告題為《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148】作者記憶有誤。信中這一句的原文是：“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見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中），第535頁）

【149】“北戴河會議”是中共的一種約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會議。起源於毛澤東在每年七、八月之際，從北京遷居避暑勝地北戴河；以後北戴河成為中共領導人夏天聚會的重要場所。

【150】安志文（1919-）：陝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趙紫陽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151】蔣碩傑（1918-1993）：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經濟學家，倡導自由貿易，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152】 四小龍，指的是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這些地區在20世紀60-70年代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資和技衛，利 用本地的勞動力優勢，經濟上取得了迅速發展。由於這些地區的“中華文化”背景，這種發展模式比較容易得到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的重視。

【153】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山村。農業合作化後，大寨以開山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貫徹“以糧為綱”的政策。毛澤東於1963年指示“農業學大寨”，作為全國 農村統一實行的模式和政策。“農業學大寨”迫使許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糧食產量，強迫農民種植不適合當地條件的農作物；耗費農村勞動力興建效益低的改 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蘭考縣位於河南省東北部。

【155】“以糧為綱”是計劃經濟時期農業方面的標識性口號；是毛澤東親自提出的中國農業政策的基本思路。在這個政策下，全國農村傾其所有力量去抓糧食生產，釆取了許多毀林開荒，填海造田等破壞生態環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156】 曾希聖（1904-1968）：湖南興寧（今資興）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躍進導致大饑荒 後，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量記工分”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以緩解農民的口糧危機。1962年被指責為“單幹”， 受到批判和撤職。

【157】華國鋒（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澤東死後與“四人幫”權力鬥爭的勝利者。1976-1980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華逐漸失去了一切權力。

【158】楊易辰（1914-1997）：遼寧省法庫縣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寧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160】項南（1918-1997）：福建省龍巖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書記、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161】馬文瑞（1912-2004）：陝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至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東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書記。

【163】李爾重（1914-）：河北豐潤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

【164】山東省東明縣位於魯西南平原黃河南岸，是黃河入魯的第一縣。

【165】雙重經營是指個體經營和集體經營互相結合。即，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集體所有集體經營，另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個體所有個體經營。

【166】“三級所有制”是中共1962年起在中國農村施行的一種極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農業生產資料分別歸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組織所有；1982年隨人民公社的解體而消亡。

【167】這裡所說的“兩頭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場在外。即：進口原材料，加工以後的成品出口。

【168】葉季壯（1893-1967）：廣東新興人。1949年起長期擔任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169】“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時為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關於經濟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一文的作者。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

【171】張榮發（1927-）：台灣澎湖人。長榮集團總裁。

第四部分
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辭職

下面談一下耀邦辭職的問題。

胡 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面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當然，在鄧、胡之間撥弄是 非的人是有的，在鄧小平面前講胡的壞話，這樣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 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最後對胡不信任了。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後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問題 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說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1980年以來，鄧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 問題，差不多都是聽了胡喬木、鄧力群向他反映的問題而引起的。鄧和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致，這確實是事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兩個人不一致，主要不 是鄧的偏聽偏信，或缺乏判斷力而來的。即使沒有人在中間撥弄是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也是會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結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那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鄧在理論務虛會【172】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3】的 報告。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1981年7月，鄧小平提出思想理論戰線渙散、軟弱，並講 了一次話；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實際上這些講話都是由於他感到在知識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大。而他 認為胡耀邦是要負責任的，因為這些領域是胡耀邦管的。這些問題胡耀邦沒有提出過，甚至沒有向鄧反映過。而是鄧自己覺察到了，或者聽了胡喬木、鄧力群的信 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包含着對胡的不滿和批評。

我 想特別講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我覺得耀邦處理這個問題，大大加深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甚至我覺得這對鄧最後決定和胡分手，有着關鍵性的意義。十二屆二 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傳達了鄧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一時反對精神污染的風颳得很大，確實極左思潮乘機捲土重來。不僅在文化思想領域、經濟領域。甚至人們日 常生活領域，如女同志的髮式、服裝，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範圍之內，儼然像是一場文化大革命要來的樣子。當時不僅國內知識界，而且國際輿論，都反映非常激 烈。這年冬天我在美國訪問，不得不到處回答人們的提問，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那一陣風大有波及經濟領域、衝擊改革開放政策之勢。那時我和萬里宣布，經濟領 域和農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擾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提出不能搞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去。這對壓縮空氣起了一點作用。由於這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 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剎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鄧自己也感到那樣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過這樣的意思。本來這場清除精神污 染運動，時間不長也就過去了。

耀 邦對這場清除精神污染本來就有保留，有懷疑。搞起來後，國內國際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為了平息知識界的怨氣，消除國際輿論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書記們的談話中，以及隨後他會見日本外賓的談話中，都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合適，引起了擴大化，以後不用這個提法了。這個問題當時是非 常敏感的。這些話一傳開，自然就會使人們，特別在知識界給人一種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錯了。雖然耀邦當時專門說了，小平原來說的是反對精神污染，最後宣傳 時走了樣，變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擴大化。意思是錯不在鄧，而是執行的問題。但實際上，根據鄧的講話開展的這場運動，報紙上的宣傳也好，領導人的講話 也好，都多次採用了“清除”的提法，誰都知道這場運動是根據鄧的講話發動的。所以耀邦的這一說法，在人們心目中並不能因此而減輕鄧的責任。

鄧對耀邦這一講話當然是不高興的。鄧小平雖然當時沒有馬上說什麼話，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並沒有後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後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174】上胡啟立發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鄧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175】、胡績偉【176】、王若望【177】等 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鄧沒有直接找耀邦談，而是要胡啟立轉 告他，並且話說得很重，把對待自由化軟弱作為總書記的根本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耀邦在這方面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是不是還適合作總書記？後來 胡啟立把小平這個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耀邦，耀邦卻沒引起注意，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鄧小平又找了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鄧還說，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勵耀邦，打着耀邦的 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你們告訴耀邦，要他多講講反對自由化的問題。啟立和喬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別作了匯報（1984年的那次，胡 啟立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生活會上知道的）。我當時認為，既然鄧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書記處應該開會認真討論一下，對鄧也好有個交待，我向耀邦提出這一建議。 當啟立向耀邦請示何時開會時，耀邦卻說他要去新疆，後來也確實去了新疆，當然這件事也就拖了下來。當時他應當把這件事辦完再去新疆，但他沒有重視這件事。

小 平1985年為什麼又講這個話呢？我看大約與1984年12月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這次大會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國內外議論都不好的情況下召開 的。當時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對這次會議的致辭，沒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討論致辭時，耀邦還說要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 慢慢消失。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干預，選上誰就是誰；同時還強調創作充分自由，這些無疑都是對的。問題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氣氛下，在清除精神 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會在這種會議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對那些積極反對精神污染的人，講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在人事問題上，那些思想較左、清污 積極的人，幾乎全部落選。這當然使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感到難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滿。這些都會給鄧小平一個印象：這是文藝界一些人在耀邦縱容下，對鄧的 清污不滿情緒的一次發泄。因之他又要啟立、喬石向耀邦傳話，要他多講反自由化。話講的非常重，說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 子反對鄧小平。但耀邦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事在過去，按規矩應在書記處認真討論一下，耀邦應有一個表態，然後到鄧那裡談一次。因為那時總的情況是，你不可 能在鄧以外唱一個反調，當然有些意見可以向鄧談。當時耀邦為什麼不引起重視，為什麼那麼不認真，這在我腦子裡一直是個問號。可能他認為鄧的搞法不合適，自 己沒有錯，不願改；找鄧談也說不清楚，鄧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採取迴避的態度。

總 而言之，這些事會使鄧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與他距離越來越遠的印象。從1983年10月鄧提出反對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鄧說國內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 旗子搞自由化，這個時期圍繞着肯定還是否定清污的問題，他們之間分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也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178】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贊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分組討論時，陸定一【179】和其他幾個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內容。在決議提交全會通過的時候，陸定一即席作了一個發言，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採用。陸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一些掌聲。王震、薄一波【180】發言主張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聲。耀邦作了模稜兩可的表態。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贊成不作改動了。

接着，鄧小平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麼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這樣就一錘定音了，隨即全會舉手通過了這個決議。

顯 然，會議是耀邦主持的，他是總書記，他在這個會上表態模稜兩可。最後鄧出來講話，這自然是對耀邦不滿。後來在如何傳達會議精神時，耀邦布置只傳達會議通過 的決議，沒有傳達討論的情況和鄧的講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厲害，責問為什麼不傳達鄧的講話？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面上是對陸定一的批 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着耀邦的。

不 過我要說，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這場爭論，對於鄧對胡的態度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下面我要講。因為在這之前，鄧已經作出決斷，把耀邦拿下來。不過當時打 算採取平穩過渡，不是後來採取的方式，而是通過十三大來換人。所以這次會上鄧雖然對胡不滿，但對鄧要不要胡繼續做總書記，已經無關重要了。總之，主要是在 自由化問題上，鄧對胡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信任。

除 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鄧對胡也有些批評。比如說鄧認為胡處事不持重（在當總書記前鄧就認為他有這個弱點）。在外事上，處理與朝鮮的關係過熱，隨意答應朝方 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鄧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對日本，他去訪日本時，事先沒有討論就主動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鄧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但胡作為總書記已經邀 請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 個人名義書信來往，還舉行家宴，鄧也不以為然，並批評說，中國從不搞個人外交，看來我們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還缺乏本領。這也是批評耀邦的。但我認為所有 這一些，對鄧與胡的關係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因為鄧對胡的優點很清楚，缺點也很清楚，像這些事不算什麼。他批評胡，不影響對胡的信任，不影響對胡的基本看 法。

除自由化外，在鄧與胡的關係上起的作用比較大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與陸鏗【182】的 談話。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那次談話就指出，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很不象樣子，陸鏗借恭維耀邦的手法，攻擊我們的內外政策，耀邦這個人嘻嘻哈哈，用 詞很不嚴肅，完全是一種迎合。這件事當時沒有告訴我，我忙於其他的事也沒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 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小平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

陸 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曾被劃為右派，1978年申請去了香港，後來在香港《百姓》雜誌任總編。他去採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 志，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繫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 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 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裡論資排輩很厲 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採訪中陸鏗還指名道姓地說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一些壞話。這 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耀邦與陸鏗的談話是在1985年 1月。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 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

一 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 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面說過，耀邦是1987年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 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小平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 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布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 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裡已定下來的事。鄧1986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麼談的，同什麼人談的，我不知道，到 今天也不清楚。但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 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賬就表面化了。這時耀邦正為十二屆六中全會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 議，但拿到會上討論時沒有通過，不是個別地方修改的問題，不少人表示從大的方面感覺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這樣一個決議的問題。鄧力群在這個會上作了 長篇發言，而且拿出了一個修改稿，對原稿大肆刪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鄧小平的話。鄧力群這個講話和修改稿，鄧小平不同意。鄧說他雖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話，但 目的是要把我們引導到左的方向。但對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沒有通過。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後，耀邦通過秘書鄭必堅【183】來 告訴我，他認為仍然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但大家意見這麼多感到很為難，希望聽聽我的意見。我表示我原來也有現在需要不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 認為需要搞，我支持搞。對大家的意見，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爭取通過。我贊成搞，而且積極支持搞。後來這個決議幾經修改，最後通過了。

在 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除了前面講的對反自由化有爭論外，還有一個是不是要寫上培養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的問題，即是不是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 共產主義教育的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主張要上，陳雲批示同意。當時耀邦和起草小組的同志不贊成寫。他們認為在全國人民中（不是只在黨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 有些不符合實際，有點脫離實際。但陳雲已有批示，不很好辦。當時我建議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184】上一段話作為理由建議不寫。毛主席說：“我們的體系是共產主義的，但現階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的。”胡耀邦同意，於是就用耀邦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小平和陳雲，鄧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陳雲也不再堅持，這件事也就過去了。原文我記不太清楚了，當時于光遠【185】在場，鄭必堅是起草這個文件的，他們會記得這件事。

在 這段時間，一些老人對耀邦在外事工作、經濟工作、指導整黨，以及工作作風方面的議論已經半公開化了。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關係。他們還說胡不集中抓黨的建 設，過多地管經濟事務；說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不該熱衷於到資本主義國家訪問。對報紙宣傳他幾年批閱幾千封群眾來信，幾天跑了多少個縣也不以為然，甚至作為 笑談。總之這個時期議論耀邦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幾乎是半公開化了。同時，凡是耀邦在書記處會上提出的意見，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絕。就當時情況看， 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難了。

十 二屆六中全會開了以後不久，耀邦告訴我說，最近小平和他談了一次話，說到十三大時鄧要辭去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由耀邦來接任這個職務，總書記由年 輕一些的人來擔任。鄧對胡說，這可帶動一大批老同志退下來。耀邦還說，他在鄧那裡建議總書記由我來接，因為我比他年輕一些，讓更年輕的人來接現在還不行。 因為鄧從未和我談過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麼啊，是耀邦跟我說小平跟他說的，所以我不好講什麼。至於推薦我當總書記，我當時就對耀邦說，我多次說過 在中央現在的領導人中，60一70歲這個年齡槓槓的，總書記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個年齡線的，你不做怎麼叫我來接？要接只能由年輕人來接。我 還說，如果你認為年輕人還接不了，時機不成熟，也可以考慮暫時不設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輪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這樣也有利於培養年輕的同志。耀邦聽 了以後認為我的意見可以考慮。我當時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這不是什么正式的談話，而是轉述鄧的意見，而且是他向鄧的建議。更主要是，因為我確實不願意做總書 記，願意繼續做總理，把經濟改革抓下去。胡當時轉述鄧的講話的時候，表情非常平靜，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現。

十 二屆六中全會以後，耀邦情緒很好，工作興致仍然很高。視察江蘇、視察上海，跑了許多地方，發表了很多講話，報紙上作了非常顯著的報導。從他同我談話時的表 情和他積極到各地視察，以及12月間我同他一起處理上海學潮，沒有發現他情緒有什麼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鄧同他那次談話，他只是理解為就是為了年輕化，鄧 退下來，他接鄧，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很可能他就是這樣理解的，完全沒有覺察到鄧對他的態度已經有了根本變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鬧起了學潮。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遊行，而且衝擊了市政府。這件事震動了鄧小平。他於12月30日召集耀邦、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和我到他家裡，就學潮問題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學潮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方勵之【186】、王 若望的名，並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學潮他主張採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採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 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他這篇講話實際上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 發。

鄧 這次講話的記錄稿，當時就印發到一定的範圍，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裡開會，我大約10點鐘到達，那時陳雲、萬里、 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經到了。等到齊後，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這封信是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大意是說，幾年來主持工作不夠謹慎，辦 了許多糊塗事，內事外事都有。主要講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旗幟不鮮明，所以助長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做了一些壞傢伙的保護 傘。鑑於錯誤嚴重，請求讓他下來，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待。

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以後，鄧就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會上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

鄧接着說，耀邦下來以後，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楊尚昆、萬里這四個人主持常委工作。我當時建議應該有胡啟立，因為胡啟立當時是書記處常務書記，書記處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鄧也同意了。這就是後來由我作組長的五人小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 鄧還提出對耀邦可作軟處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國內外的震動。他還說由中顧委出面，以召開生活會議的形式，對耀邦進行批評、幫助。然後以政治局 擴大會議的形式，不以全會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辭職。我當時覺得，不召開全會，並不是擔心通得過通不過，而是為了儘量減少震動，是從軟處理考慮的。當然 這樣做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決問題又不引起大的震動。鄧談了以後，其他人沒有發表不同意見。

陳 雲在這個會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他在這次會上非常鄭重其事地宣布，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看來陳雲是很注意這些事的，注意組織原則、 組織手續的。他大概怕人家說政治局會議就能接受總書記辭職會引起國內外議論，所以特別宣布，這樣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 乎這樣的事。當然，後來對耀邦這樣的處理，特別是顧委會生活會對耀邦的批評，在國內外引起一些議論，認為對耀邦的處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換領 導人。所以後來對我的問題上也算是接受了這個教訓。我前面已說過，王任重向我傳達時說，鑑於上次處理耀邦問題外面有些議論，這一次要準備好文件，先開政治 局會議，再開全會解決我的問題。

當 時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所以會後鄧要楊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這件事，並徵求他的意見。楊尚昆把會議情況告訴李先念以後，李當然完全同意， 求之不得。並對楊說，我早就認為這個人不行。還用了一個很挖苦的話來形容胡，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說胡這個人就是巧嘴利牙，點子不少。李還說，不久以前耀 邦來上海，那時他已經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絕，架子竟然如此之大，發泄了一通。至於對我代理總書記問題，他表示同意。但要楊尚昆回來告訴我，說“ 紫陽這個人學外國的東西太多了，這樣下去不行，要告訴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和我開了第一次五人小組會議，研究生活會議如何開。當時商定的意見是會議氣氛還是儘可能和緩一些。當時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對批胡在幹部問題上的小圈子——即所謂“團派”【189】問題——很有興趣，提出要在會上批評胡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不好，後果會很嚴重，會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劃線。我提出這個意見後，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團派”，不提幹部圈子問題。

在 生活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裡。告訴他生活會準備怎樣開，還告訴他在鄧家裡開會的情況，還繼續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談話時我也向他提了一些 問題，我說，幾年來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幾次打招呼，你為什麼不重視，是不是有意和鄧保持距離？他說，他沒有這個想法。我還說，你的辭職公開以後，可能會有 人打着擁戴你的旗號鬧事（因為我當時確實估計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個招呼，以便有所準備）。他說，他會堅決站在黨一邊。後來這些話我在生活會上 發言時講了。

生 活會於1月10日以中顧委名義召開，由薄一波主持。連續開了六個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會的有中顧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人 大黨員副委員長、政協黨員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各大部門的首長和黨中央各部的部長。鄧小平、陳雲沒有到會，李先念在上海。鄧力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系統 地批判了胡耀邦不聽鄧小平招呼，長期放任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他的發言，都按黨的歷來慣例，從不同方面對胡作了批評。王鶴壽【190】在會上講，他到耀邦家裡去看胡，胡情緒非常激動，說有些老人要整他，還講了其他一些氣話。原本打算把會開得緩和一些，王鶴壽這一講，會議一度氣氛有些緊張。後來和王鶴壽打了招呼，這類事不要再講了，他發言時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場。

這 次會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發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幾年關係很親密，籌備十二大的時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負責人。當時我在國務院那邊，沒有過問這 些事，不知為什麼要余秋里來負責十二大人事安排，總之說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幾年耀邦不僅和余秋里一同視察邊防，視察部隊（因為余那時在部隊工作，任總政主 任）；還同餘秋里一道視察工廠、油田。有一個時期，在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經常請余秋里就經濟問題發表看法，並且常常加以肯定。這可能因為耀邦在經濟問題 上的主張，往往得不到大家贊同，而余秋里比較贊成他的意見，所以他是不是讓余秋里發言，然後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見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或得到通過？總之，他 們兩個人的關係比較親密。但在這次生活會上，余秋里 卻作了一個極其尖銳的批評責問耀邦的發言。他收集了那個時期耀邦在不同場合有關十三大鄧及其他老人們退留的問題的講話和答記者提問，然後當面責問耀邦：你 動機何在？為什麼這樣說？所以余秋里這個人平時貌似耿直，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保護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當時他可能覺得，因為他倆關係密切，鄧已 決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來，他和耀邦關係這麼密切，經常一唱一和，擔心會因此搞到自己頭上，所以想藉此機會表白自己。

這次生活會最後，耀邦作了一個檢查發言，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講到最後情緒非常激動，聲淚俱下，以上就是生活會議的情況。

1 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辭職，並推選我代理總書記。我雖然那幾年在不少場合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在中央領導人當中，60 一70歲這個年齡槓槓的人，只有胡耀邦做總書記最合適。但在1月4日在鄧家裡召開會議時，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我對批准耀邦辭職沒有異議，對 由我代理總書記我也只是說我不適合做這個工作，希望儘快找到合適的人接替，沒有堅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來這是1986年夏季鄧和一些老人已內定的 事，雖然我沒有參與這件事，但我已聽說了，而且鄧已和耀邦談過了，耀邦也表示同意，雖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來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總之，胡已定了要下來，不過 現在是提前了幾個月罷了。二是，12月30日鄧對學潮講的那一番話以後，耀邦實際上已無法繼續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說過，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主持中央 工作已很困難，許多老人不買他的帳，他很多建議都得不到支持。特別是鄧講這次學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發展的結果，這幾年我要你開除誰誰的黨籍為什麼不辦等 等。這次講話又印發到一定範圍，耀邦已很難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辭職。再一點就是，耀邦的問題，胡啟立實際上也受到牽連，讓他參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 小組，實際上也就使胡啟立解脫了，保護起來了。這已經很不錯了，要啟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說當時一下子也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在這種情況下，我不 便於也不應該拒絕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種傳言【191】， 說我在胡辭職前，曾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告了耀邦，說了耀邦的壞話，甚至說我要求鄧小平來解決耀邦的問題。這是完全沒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 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也就是如何在黨中央，特別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問題，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也抄送陳雲，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問 題。信的內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192】同志建議一件，請參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 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 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 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倡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 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 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

要 說向中央、向鄧小平寫過有關中央領導問題的信的話，就是這麼一封，再沒有別的信了。我就陳俊生的建議寫了這封信，是因為當時我感到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 後的那幾年，中央領導在對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進行反思時，常常談到要從根本上防止這種悲劇重演，必須解決黨的領導制度問題，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和個人專斷。 但十二大以後，由於整個國內形勢比較好，越來越好，逐漸地談這樣的問題比較少了，淡薄了。但實際上儘管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儘管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發展，人 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儘管當時中央內部的民主作風有很大的改變，很大的好轉，但作為一種領導制度，全會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為領導制度來說，並沒 有解決，差不多還是原來那個樣子。所以我覺得還有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趁現在形勢比較好的時候解決，即使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現問 題，也難以 保證以後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問題。所以我這封信是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來寫的，不是針對哪個領導來講的；完全不是感覺到當時中央領導制度已經出現了什麼嚴重 問題。沒有，當時情況還是比較好的。但現在好不等於將來就好，因為制度沒有解決。所以，完全不是針對現在領導班子有什麼問題，更不是對耀邦或哪一個領導 人。既不是認為耀邦有了什麼問題而提出解決領導制度的問題。也不是由於耀邦比較開明，就沒有必要來健全和改進中央領導制度問題。耀邦這個人比較隨和，比較 開明，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對人比較寬厚，不喜歡整人，可以爭論，甚至可以吵架。我過去也多次講過這樣的話。但並不因為他比較開明，就不考慮中央領導制度的 問題。因為他也是七十歲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難說。將來新的領導人怎麼樣也不知道。總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會上講過這些話，毛主 席有晚年問題，斯大林有晚年問題，像他們這樣英明的領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寫這封 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領導制度的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當時我也只是提出這個問題，究竟這個領導制度怎麼搞，我也沒有具體設想，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 究，然後提出具體方案。所以，外面的傳言，實際上沒有這樣的事。

我 也想過，為什麼沒有的事而外面有傳言？可能因為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我在發言中批評耀邦不遵守集體領導和黨的紀律的時候，說過在1984年給小平寫過一 封信，要把健全黨中央的領導制度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但是沒有講信的內容是什麼。在發言中我講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會變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即 使像斯大林、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都發生了問題。可能是這樣，我說過給小平寫過信，但沒有說信的內容是什麼，而發言中在批評耀邦時又講到遵守民主集中制、 遵守黨的紀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會上批評耀邦時說的一些話，猜測成我寫那封信的內容了，大概就這樣傳開了。

還 有一種傳言，這個傳言的範圍沒有前面那種那麼大，我也是很晚才聽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斷講到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於是有一種傳言說，有一次鄧小平當着耀 邦和我的面說，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說舉雙手贊成。而我說你不能退，無論如何不能退。這件事就更加使鄧感到胡這個人不好。這是完全沒有的事。

前面已經說過這個過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說，在具體負責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組【193】開始議論老人退不退、誰退誰不退、怎麼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鄧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講過他退與不退的問題。

我 第一次聽說鄧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告訴我鄧和他談話的內容。鄧小平向他說，十三大鄧不再進常委和當顧委會 主任，由胡來接任。總書記找一個更年輕的人來擔任。這是耀邦告訴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鄧向我們兩個人徵求意見，胡舉雙手贊成，我表示挽留的問題。

我確實挽留過鄧，不贊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後的事，那時我已代理總書記了。因為鄧還要管事，與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裡面管，前面我已經說過這件事了。

耀 邦訪問歐洲期間，在答記者時多次講到鄧退不退的問題。他講這些話是不是刺激了鄧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這我不敢講。我當時也有些感覺，覺得因為他的身份， 有些事應該迴避，何必對這個問題議論太多呢？他應該慎重些才好。他的這些話即使鄧有些不高興，那也不是主要的，影響不大。對他們兩個關係影響大的，還是前 面講到的兩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陸鏗的談話。

這裡順便再講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陳雲對耀邦的一次批評引起的一點風波。雖然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辭職沒有關係，時間隔得很久了。但社會上也有很多傳說，甚至說這件事和我有點關係。

那 次政治局常委會，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經濟工作的匯報。其目的是鄧小平那一段覺得這兩年年年指標訂得比較低，結果超額完成很多，他認為這樣不好。但是我和計 委的同志覺得指標高了沒有好處，還是留有餘地好，所以匯報一下把道理講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計委匯報的，匯報以後我講了一些話，除了同意他們的 意見外，主要講了這幾年我們的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減少很多，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為帶有還賬的性質。但長此下去不行，中央財政過不 去。

我 講完還沒有來得及討論，陳雲突然拿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針對耀邦那一時期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十條或者七條批評意見，話講得很尖銳。比如，耀邦講 財政部說年年有赤字是嚇唬人的。陳雲講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對耀邦講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搞了大企業；對中、小企業注意不夠的話，也提出了批評，總之有七 八條意見。因為耀邦事先毫無精神準備，所以陳雲這一番話講下來，他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說他有許多錯誤，要好好考慮。看來陳雲是長時期對耀邦在經濟工作的 講話不滿意，憋了一肚子氣，大概是一吐為快吧。小平不願意在這樣的場合批評耀邦；也不願在這個問題上爭論，而且思想上毫無準備，所以我看他當時的表情不太 高興。他只說這些問題以後再說吧，今天主要是聽匯報。這樣，這個問題就沒有再繼續下去，其他人因陳雲同志一講也不好發表意見。但在這個時候，胡喬木站起來 說了幾句話，他說陳雲同志所批評的耀邦講的那些話，在各地流傳很廣，對經濟工作有很大的干擾，建議召開一次省、市書記會議，來打個招呼。當時，小平同志只 是說，那好，你們再商量一下吧。

過了一兩天，胡啟立忽然跑到我家裡，告訴我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鄧力群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會上陳雲批評耀邦的那篇講話在新華社的一個全國性會議上傳達了。胡啟立覺得這樣做很不好，我也覺得不好，這會引起全國思想混亂。 這事耀邦不好講話，於是我就出面干預，給鄧力群打了電話，批評他這樣做不對，並要新華社把鄧力群的講話收回，不得向外擴散、傳達。後來我去了天津。從天津 回來後，耀邦到我家裡來，說小平同志考慮後說，那個會議不開了。我估計小平認為如果開會一傳達，那影響就大了，所以決定不開了。

同 時，耀邦還說，現在外面有些傳說，說中央要出事了。我當時覺得耀邦是不是太緊張了？我對他說，你不要聽外面那些話。據我的看法，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幾年講 話憋了一肚子氣，趁此機會發泄一下，講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別的想法，現在我們是在一條船上，要同舟共濟。我不相信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有什麼野心 （我當時這樣看）。我說他們是文人嘛。至於陳雲更不會有什麼野心。我們現在要同舟共濟，不要有別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講話。不久我見到胡啟立，他告訴我， 耀邦那天同我談話後非常高興，說紫陽那個話講得好，現在我們就是要同舟共濟。這件事情況就是這樣。當時社會上可能傳開了，說政治局常委會上，大家批評了耀 邦。其實沒有，就是陳雲講了篇話，因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發言。本來，我同耀邦在經濟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對耀邦到處亂說話也有意見，但我認為這些問題在 這樣的場合講不合適，所以沒有說話。

過 了幾天，鄧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談話。鄧說，原來就耀邦問題要開個會，後來他考慮影響太大就不開了。還說耀邦這個人有很多缺點，但還是要扶持。我當即就表示， 我完全同意，我說我多次說過，中央領導人中60-70歲這個年齡槓槓中，只有耀邦沒有別人。小平接着批評了姚依林，因為在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給常委和 鄧小平寫過一封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計委工作很難辦。鄧小平對姚依林說，你這封信有情緒。姚依林當場就承認錯誤說，是，我是有情 緒。


二、防止反自由化擴大化

現在談一下1987年由於耀邦下台而引起來的反自由化問題和1987年秋季籌備召開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問題。

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家裡召開會議，決定接受耀邦辭職。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顧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開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辭職。這樣就在全國範圍開始了反自由化鬥爭。

1987 年是在反自由化的聲浪中開始的。1987年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右傾開始；而以強調改革開放、反對僵化、反對左的十三大結 束，整個一年是這樣過的。這一年的政治空氣從年初到年尾幾乎可以說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然這中間經歷了極其曲折複雜的歷程。

回 顧1987年的經歷，我在這一年的活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從1月到4月是一段。當時我剛接替耀邦當代總書記，就接受了一個任務，開展全國範圍的反自由化 鬥爭，我首先面對的是這個問題。所以那時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 開放，以左反所謂的右，也就是反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從5月直到十三大召開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強調改革開放，強調防左，反對思想僵化，為十三大 的召開作準備。

這裡講以下幾個問題：

第 一點，鑑於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訓，防止鄧力群、胡喬木這些人乘機再搞擴大化。所以一開始我就對這場鬥爭的性質、範圍、重點、政策和方法，作了嚴格 的規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確提出這場鬥爭着重解決根本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這場斗 爭嚴格地只限制在黨內進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不聯繫農村政策，不聯繫科技政策，不聯繫文學藝術風格等問題。這場鬥爭在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 只進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實際上也只是進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須以三中全會的路線為準繩，不得採用過去搞運動那套左的做 法。

因 為1987年的春節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的通知有待於1月28日下午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樣春節前不可能傳達一下去。而春節期間，人們習慣互 相串門，傳播消息。為了讓這些反自由化的規定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別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開在京的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我對這次反自由化的范 圍、政策、重點、方法講了一篇話，讓人們知道中央對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節串門拜年時傳遞信息。我在這篇講話中，特別講了這段話：“三中全會以來規定，今 後不搞運動。但過去人們搞運動搞慣了，一說要反什麼，還是搞運動那一套。現在我們反自由化，為了避免用過去那套搞運動的辦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一開 始，就要把可能發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什麼政策、界線一概都不講，只講大膽放手，堅決，一個勁地反。結果 呢，一開始就出偏差，搞擴大化，結果又不得不糾偏。這次我們要和過去搞運動的辦法區別開來，一開始就要把性質、範圍、重點、政策、方法講清楚，什麼能搞， 什麼不允許搞。一開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講清楚。這才是不搞運動的搞法（因為當時不搞是不行的，大勢所趨）。

我的這篇講話和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等企圖在反自由化中大幹一場的人視之為束縛。他們認為這是束縛手腳的框框，是保護搞自由化的人。雖然遭到他們的反對，但是因為一開始，文件就把範圍、重點、政策作出了規定，所以在那場反自由化中沒有傷害更多的人，沒有使全國的局勢發生大的震動，沒有搞亂經濟，沒有使改革開放遭到大的挫折，確實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 二點，在這段期間，無論接見外賓或在公開場合講話中，我都針對國內外反自由化是否會改變二中全會的路線，改革開放是否會收的疑慮（當時國內國外疑慮很多， 大家一聽反自由化就認為改革開放要收了），反覆地講：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而是更全面、更準確地執行三中全會的路線；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實 行得更好、更有保證。我重申現行城鄉政策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經濟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不變，一國兩制政策不變。而且以 上這些方面不僅不變，還要努力做得更好。當時有人擔心反自由化會波及香港，我在接見香港人士時還直截了當地說，在大陸搞社會主義，不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反對自由化。而一國兩制，就是允許在港澳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允許自由化。怎麼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為 了說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會改變改革開放的政策，當時提出的主要論點是，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有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改 革開放。兩個缺一不可，缺了哪個都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一個時期，因為我們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因此要強調一下。如果因此而丟掉了改革 開放這個基本點，那就走上了另外一個錯誤的道路。強調兩個基本點，一是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項原則，乘機否定改革開放。 人們之所以產生一提反自由化，就這樣那樣的誤解、疑慮，主要是對三中全會路線的含義沒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認為，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改革開放，一講四項原 則就以為改變了。現在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堅持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本來就是這樣的。上述這一講話對於安定民心、解除顧慮起了作用，大大縮小了企 圖以左反所謂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的活動市場。

第三點，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條主義者的勢力，對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滿，多方製造輿論施加壓力，力圖突破、改變中央對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來，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澤【194】任 宣傳部長時，我就找王忍之談話，告訴他要記住有兩個基本點，不要一講反自由化就忘另一個基本點。還告訴他，在今後工作中要獨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聽鄧力群 的），要領會中央的方針。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竟然說：這次反自由化鬥爭，是粉碎“四人幫”後第二次撥亂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顯，第一次撥亂反正是撥“四人幫”極左之亂；而這次撥亂反正，就是要撥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之亂。聽到反映後，我當即批評了王忍之，還問他是不是鄧力群叫你講的。

他 不肯透露，只承認是自己考慮不周。因為過去王給我的印象還不壞，他在計委搞經濟研究工作時，人還本份；在經濟研究工作中也還樸實。對他能夠和鄧力群保持一 定距離寄以希望。因此，對他只批評了幾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沒有給別人說他講了什麼話，我怎麼批評了他，留有餘地就是了。

大約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書，鄧辦主任）轉給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 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過副部長），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講今後反左是主要的，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說什麼“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 負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啟立負責接管宣傳戰線工作時（鄧力群不管宣傳戰線了，由胡啟立接管），找宣傳部的同志來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 這時我找王忍之（宣傳部長）、王維澄【197】（常務副部長），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我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只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

關於鄧力群、胡喬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紅旗》雜誌、《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還有《光明日報》三個單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縣召開的理論討論會上，熊復【198】等人擺出要對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的架勢，說三中全會以來的八年是噩夢一場。整個八年，馬克思主義者受壓，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鬥爭。熊復這個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兩個凡是”【199】的 重要人物。他不僅把他們這樣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會以來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標準討論、擁護改革開放的新思想與阻礙改革開放的保守 思想、左的觀念鬥爭的歷程。熊復是“兩個凡是”的筆桿子，三中全會時西南組就批了他。當時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組，我是西南組的召集人。當時鄧力群並不 是搞“兩個凡是”的，他是反對“兩個凡是”的。後來由於思想上臭味相投，儘管熊復是這麼個人，但由於他堅持左的那一套，鄧力群非常看中他，繼續重用。

當 時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以及受他們影響的一些人，到處散布說：“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四號文件是個框框，束縛了反自由化的手腳，扼殺了積極分子的鬥志，增 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後顧之憂。“還說由於有了四號文件這個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檢討，有恃無恐。還有的人甚至說，四號文件對反自由化鬥爭是潑了冷水。過 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這次恐怕連27天也搞不了。他們之所以散布這些論調，目的是向我施加壓力，讓我修改部署，好讓他們放手去干。他們還散布一種論 調，說“現在是只讓批說自由化的，不讓批干自由化的”。他們把思想理論上的自由化叫說自由化的；把經濟領域搞改革開放的叫干自由化的。還說，思想理論領域 的自由化是上層建築，經濟領域的自由化是基礎，根源是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不聯繫經濟領域自由化不解決問題。他們極力突破四號文件的範圍，要把反自由化擴大 到經濟、農村以及科技等各個領域，要通過全面開展反自由化，在各個領域對改革開放進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節期間，我在同外賓談話和團拜會上，提出了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後，不久就有人提出兩個基本點不能並列，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中宣部有個理論局長盧之超【200】， 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於受到鄧力群的賞識，幾次要提他當宣傳部副部長，我一直沒同意，他沒如願。後來我堅持主張讓他離開中宣部，宋平找鄧力群商量，很 快把他安排到政協當副秘書長，以後參加了編寫《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鄧力群搞的。就是這麼個人，他通過中央黨校教育長江流【201】，部署要召開一次理論研討會。討論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綱目問題。討論哪個是綱，哪個是目，要造輿論。說我講的兩個基本點是平列了、降低了綱，強調了目。我聽說後，要中央黨校校長高揚【202】去查這件事。召開理論研討會時，江流藉故沒有參加，後來不了了之。他們散布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想以四項基本原則貶低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

面 對上述來自左的干擾和阻力，我於1987年3月13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了一番話，提出要進一步把大家思想統一到中央四號文件上來。要全面、認真、準確 地落實四號文件的規定，要繼續按四號文件精神辦。批評了說四號文件是束縛手腳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的想法和作法。由於時機尚不成熟，我對 那些錯誤思想的批評還比較含蓄，留了很大的餘地。我當時就想到要扭轉這種局勢，必須尋找一個時機，進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 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面臨着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 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儘量縮小范 圍，儘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 的問題。

反 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 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儘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 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制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 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 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我 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 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 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 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儘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鄧 小平提出要開個名單，對自由化的人一個個作出處理。除了王若望、方勵之，鄧早已決定開除黨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討論的名單，是由鄧力群、胡喬木提出的，其 中就有于光遠。當時我按四號文件的精神，建議對于光遠採取由中顧委開生活會批評的方式解決，不作組織處理。1987年3月2日，鄧問我對張光年【203】如 何處理，我說對張光年也按于光遠的方式解決為好。當時名單除了于光遠還有幾個人，也沒有通過。但中紀委的人對處理自由化的事很積極，鄧力群便與他們結合在 一起。鄧力群的班子，主要是書記處研究室，他們搜集材料，把誰在什麼時候講了什麼話摘錄出來，作為錯誤言論。他們開出名單，報中紀委提出處理意見上報書記 處。他們當時準備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開名單，一批批地上報。不難想象，這樣下去不知要處理多少人。

沒 辦法，我只能採取拖的辦法來對付。這些名單要經書記處討論，我每隔一段時間才開一次會，每次會只討論幾個人的問題，在討論中勢必還有不同意見，討論不完留 待下次討論。因而那時並沒討論幾個人的問題，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經書記處討論決定開除黨籍的有劉賓雁【204】和張顯揚【205】。吳祖光【206】原定開除黨籍，後定為勸退。王若水【207】由勸退改為除名。蘇紹智【208】原來名單上要開除黨籍，我提議改為撤消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職務，保留黨籍。孫長江【209】原 定開除黨籍，後因聶帥講了話，沒有處理。聶帥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孫長江的材料書記處討論了，還是要開除黨籍，聶帥知道了就給陳雲寫了條子，說孫過去在科 技日報工作表現不錯，建議不要作這樣處理。陳雲當時是中紀委書記，他同意聶帥的意見。我藉此機會在文件上寫了一段話，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處理，也應當按 聶帥、陳雲批示的精神來考慮。意思是可像孫長江這樣處理。從這以後，處理人的事實際上是不了了之。

關 於在報上點名和不點名批判問題。雖然四號文件對此已作了較為嚴格的控制，有了明確的態度，指出不允許發表任何人身攻擊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過於集中和內容 空洞重複；切忌運用“文革”和過去運動中不恰當的用語；被批評者如作確實說理的答辯應予以發表。一切與反自由化沒有關係的報刊，不要發表這方面的文章。但 是自從反自由化一開始，鄧力群就組織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辦法，收集他們認為犯有自由化錯誤的人的文章、講話，摘錄所謂錯誤觀點，整理編印成 冊，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印成的材料發給有關單位的寫作班子，按摘錄的材料寫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斷章取義，無限上 綱，獨斷專橫。這種文章不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們反感。我在書記處會上批評了鄧力群並讓他們停止這種做法。接着在省、市宣傳部長會上借肯定陳俊生、 鮑彤的文章【210】，是說理的，反映好，指出現在報刊發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擺事實說道理，簡單生硬，只靠扣帽子壓人。今後發表批判文章，應注意效果，是否有說服力，人們能否看得下去。由於鄧力群的那個寫作班子搞的那些東西不受歡迎，他們又長期習慣於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寫不出讓讀者喜歡看的文章，一些報刊也不願發表他們寫的文章。這樣一來，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來越少了。

耀 邦辭職後，反自由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上掛下聯的問題。本來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對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議。除了說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歡能 說會道的人以外，還說他提拔重用青年團系統的人。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謂“團派”問題，說耀邦重用“團派”的人。我當時認為這個問題如提出 就大了，牽連太大，極易引起幹部中的波動。我建議他們無論如何不要提這個“團派”問題，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問題。我當時就說，青年團本來就是要向黨輸送干 部、培養幹部的。但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就連鄧小平1987年3月也說，看來耀邦在幹部問題上確實有個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組織上少作變動，對 穩定局勢是很重要的。在四號文件及我多次講話中，一再講到這次反自由化，決不搞上掛下聯，決不能像文革那樣以人劃線。以後我向鄧小平提出，這次反自由化， 幹部變動應儘量少，能不動的就不動，即使需要動而能不馬上動的，也儘量放到以後逐漸變動，以減少震動。鄧同意了我的意見。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議任文化部長的。鄧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辭職，反自由化一開始，這個問題很快就提出來了。我堅決不同意。我對鄧力群、王忍之說，王蒙不能動。還有《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212】，也是青年團出身。他在《人民日報》比較開明，鄧力群也要乘機把他換掉，我也沒有同意。薄一波還向我說過，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關係密切。說山東是個大省，要換。我也借些理由沒同意動。自然，一個人不動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長朱厚澤，牽連較大，不得不動。還有組織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 組織部也好，公安部也好，這些都是老人極為重視，必須由他們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門。耀邦在任時，他們在公安部、組織部，並不是幾位老人完全信任 的。耀邦一辭職，對這兩個人的議論就多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不作調整。當時我儘可能地給他們做了適當的工作安排。還有江西一位女的書記，她主要是 工作不勝任，與反自由化無關。還有內蒙古書記張曙光【216】，因他自己說話不當，耀邦辭職後，他的態度有些反常，引起許多議論，也不能不變動。對這些人處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對他們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總之，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對幹部過分傷害和組織上過大的調整，沒有重複以往以人劃線、上掛下聯的做法。

由 於採取了以上各種舉措——雖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總的來說扼制住了鄧力群、胡喬木和一些老人力圖將反自由化擴大化的企圖。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 革開放的聲音仍在繼續。反自由化仍然是當時全國整個傳媒和輿論的最強音；改革開放的聲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廣大幹部，仍然處在困難的地 位。而十三大幾個月後就要召開。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十三大很難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以我當時覺得到了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1987 年4月28日，我與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匯報了幾個月反自由化鬥爭之後，大氣候已經起了變化，自由化言論占領輿論陣地的情況也基本改變過來了。而在一 些人中間，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仍然甚囂塵上。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着重宣傳改 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作好輿論準備。我的意見得到鄧的贊同。他要我好好準備，最近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

我 於1987年5月13日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講了一次話。由於鄧在這一時期先後對外賓講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搞社會主義左的錯誤是主要 的；只有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說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等等這樣的話，所以，我這次講話就顯得更加有力了，在討論我的講話稿的書記處、政治局會議上，我除了對反自 由化當中出現的以左反右企圖衝破中央四號文件規定的種種干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外，還反覆闡述了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大的氣候已經發生了變化，自由化泛濫的情況已經制止。今後應強調改革開放這一面，十三大必須關成改革開放的會議。從現在起就要為開好十三大做好輿論準備。

第 二，這次開展反自由化的鬥爭，目的是要解決自由化泛濫的問題。泛濫問題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是個插曲，是由領導上的失誤造成的，這不難解決。但泛濫問題解 決以後，進一步解決是個長期任務。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開放。只有經過改革開放，生產力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們看到了社會主義優 越性，受自由化影響才能縮小。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真正達到四個堅持的目的。不搞改革開放，最終也會導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所以不能企圖依靠 搞幾次運動根本解決自由化問題。不能因為發生泛濫問題，就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主要的是要搞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的方向。為了解決自由化泛濫問題，我們一個時期 主要排除右的干擾是對的，但從長期從根本方面講，改革開放的障礙主要來自左的方面。

第 三，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方針、總政策。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個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 開放，也就是抓住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我們從來堅持的立國之本，來貶低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新內容。如果改革開放只是目，只是具體政策，哪裡還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觀點來對待改革開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觀點來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以改革開放的觀點去理解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只能導致 否定改革開放，陷於左的教條主義泥坑。那樣，所堅持的也只能是帶有空想成分的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不可能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 四，提出重視生產力標準的問題。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判斷社會進步還是倒退的主要標誌。尤其是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更應當集中力量發展社會 生產力。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孤立地談論生產關係，是一些左的觀點能夠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多年來附加了許多屬性。如蘇聯所實行的經濟模 式，實質上是一種戰時經濟，我們就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固有屬性的計劃經濟來堅持。在理論研究中，有些把實踐證明是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的，卻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把一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卻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思想理論界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觀點，陳舊的、停滯的、僵化 的觀點，至今相當嚴重，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膽探索。

我的這篇講話，受到絕大多數幹部的擁護，整個空氣在這篇講話以後發生了有利於改革開放的變化。這也為順利地起草十三大報告創造了一個好的環境。


三、說說胡喬木和鄧力群

下面再接着談談胡喬木、鄧力群的問題。

胡 喬木、鄧力群在這次反自由化之前，處境並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鄧小平已經疏遠了胡喬木，很長時間不和他見面，胡幾次約見都沒有獲准。胡為此很感苦 惱，曾找楊尚昆為他在鄧那裡疏通一下。鄧對鄧力群比較好一些，但也覺察到他喜歡搞左的那一套。鄧曾說過，鄧力群在北戴河討論精神文明決議的時候提出的修改 稿，雖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說過的話，但鄧力群是要將方向引導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談話時，鄧還重提了這件事。並說鄧力群這個人固執，是 湖南騾子。

當 時由於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在胡耀邦倡導下，主持宣傳部工作的朱厚澤一再主張，在知識分子中間創造一種寬鬆、寬容的環境，因而知識界都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對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個時期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條的勢力，處在一種孤立的地位，市場很小。但是耀邦一辭職，開展反自由化 以後，他們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勝利者自居，要乘機發泄積壓在他們心裡的滿腔怒火。

在 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主要忙於經濟和外交方面的事，對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很少參與，老實說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而且當時我對耀邦不大聽鄧小平的 招呼也不以為然，認為對大局不利，對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喬木、鄧力群爭論中，我處在比較超脫一些的地位。胡喬木、鄧力群也沒有把我當作對手看 待。儘管那個時期他們反對精神污染，並力圖擴大到經濟領域，我一直是反對的。在經濟領域我一直主張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過問 較少，與胡喬木、鄧力群沒有正面衝突。

但 耀邦辭職，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後，局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我要將反自由化降溫，進行得和緩一些，少傷些人，要極力保護改革開放。而胡喬木、鄧力群想要乘 機大幹一場。這樣我和他們的正面衝突就難以避免，很快他們就把我作為主要對手。在3月間，我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李瑞環【217】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當時我覺得主管意識形態，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面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面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陳雲不同意，這件事沒有搞成。

以 後我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因為改革開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觀點來指導，來闡述；理論研究應該緊密配合改革開放的實踐。但鄧力群主持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會 這樣做，甚至會成為一種阻力。我當時說，如果繼續由鄧力群主管理論，不僅不能發展理論，只能成為理論發展的束縛。所以我正式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進政治 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李銳【218】同志給我寫了一封信【219】， 反映了鄧力群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象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工作。我把這封信轉給了 鄧小平，鄧很快作出了鄧力群不再主持宣傳戰線工作的批示，並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的批語都說鄧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對鄧小平 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來了。

1987 年7月7日，鄧小平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職權的五人小組），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我當時建議由胡啟立接管這方面工作，大家 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開始，由薄一波找鄧力群談話。同時這個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制 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布這種情緒。鄧在那次會上也說了，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在籌備十三大人事時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見辦的。但由於當時改 革開放的空氣濃厚，而鄧力群“左”的名聲在外；多年來與改革開放唱反調，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員的預選中，鄧力群就落選了。這一情況鄧小平知 道後，表示要尊重選舉結果，這樣鄧力群也就進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團建議，把鄧力群改作顧問委員會候選人，以使他能當常委。結果他當選了中顧委委 員。但選舉常委時又落選了，這次十三大選舉辦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給代表們一點民主權利，代表們就運用他們的權利，作出了這種抉擇。

免去鄧力群主管宣傳工作，解散書記處研究室，加上《紅旗》雜誌停刊，以及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引起了一些老同志， 包括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對我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那個時候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我卻幹了。胡耀邦時期沒有解決鄧力群的問題；沒有解決書記處研究室的 問題，這個研究室不聽耀邦的。現在鄧力群下來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沒幹成的事我幹了。於是就把反對的目標指向了我。當時我沒有感到這件事有這麼大的影 響。以後到1988年物價出了些問題，出現搶購、擠兌、通貨膨脹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對我的不滿，多方非難，甚至要換人。這與上面這些事情很有關係。

鄧 力群和陳雲、李先念、王震的關係非同一般，很得他們的器重和賞識。鄧力群在1980年通過他掌握的書記處研究室，大力宣傳陳雲的經濟思想和主張。其實我也 認為陳雲同志過去在經濟工作上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由於他的掌握，經濟還是取得了很大成績。他很多主張還是正確的，如大躍進、大煉 鋼鐵，他表示反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很大成績；而且當時全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強調一大二公的時候，陳雲還是主張大計劃小自由，有許多很好的思想。但後來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他是有許多保留的。鄧力群在這個時候宣傳陳雲思想，很明顯地是用宣揚陳雲的經濟思想來抵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

前 面我說過了，1987年我曾建議調李瑞環協助鄧力群管意識形態工作。陳雲當時沒有表示，經過一天考慮，他通過秘書告訴我：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 好，否定了我的意見。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談話，發表了所謂“責任重大，學點哲學”的這篇講話。這話是講給我聽的，由薄一波記錄轉給我。形式上要我學辯 證法，實際上是對我的批評，認為我聽不得不同意見。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鄧力群這些人離開了宣傳戰線。

另 一個就是那個時期，我在各種場合講了不少批評左的論調的話，特別是我在5月13日的講話時，對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論進行了批評。這些記錄稿印出來 送給陳雲，陳雲不同意我說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蘇聯經濟模式，實際上是戰時經濟模式”。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後，陳雲又專門寫了批示：鄧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 一律不變。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過國務院五辦【220】，鄧力群就在五辦工作過，參與李先念的決策和文件的起草，實際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鄧力群又親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編輯出版的寫作班子。在傳閱鄧小平不讓鄧力群主持宣傳工作的批示時，李先念寫了“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的批語。

至於鄧力群和王震的關係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國初期，鄧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傳部長。王震後來因為牧業合作化的冒進受到中央的批評【221】。鄧力群當時站在王震一邊，竭力維護他，從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1987年夏季，葉選寧【222】打 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 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 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況說明，鄧力群的事發生後，老人們更加加深了對我的不滿是毫不奇怪的。

這前邊的一大段，主要講的是在十三大召開之前如何將大反自由化那樣一種氣氛，轉到為改革開放製造輿論，創造一種有利於召開十三大的氣氛。


四、籌備黨的十三大

下 面，講講十二大的具體準備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起草政治報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報告的起草，耀邦在辭職以前就組織了一個班子。還未開始工作他就辭 職了，工作也就停了下來。後來我就把他們召集起來，讓鮑彤也參加進去作為牽頭人，在我主持下開始工作。起草班子還是原來那些人，就加了鮑彤。

我 於5月21日就如何草擬政治報告的設想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提出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整個報告的理論根據。系統闡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 論、路線、任務。着重闡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實踐中，必須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這個 報告很快得到鄧的批示，說這個設計好。由於以後的政治氣氛越來越好，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比較順利。

在 起草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我想主要講一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是我在十三大的政 治報告中提出的，其實不然。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有了這樣的話；“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胡耀邦在十二 大報告中重申：“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目前還處在初級階段”。但這兩次的論述，對這一論斷的含義內容，以及這一重要論斷與我國各項政策的關係沒有論及。而當 時的重點在於強調以下觀點：“毫無疑問，我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所以這樣一段話是指 明，即使是初級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我們就能夠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起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為了回答一部分人懷疑我國是不是社會主 義，能不能搞社會主義的問題。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有人在回顧反思過去我們黨多年來左傾錯誤的時候，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即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革命勝利後，是不是有條件搞社會主義；是不是應該搞新民主主義，以及我們國家現在能不能稱為社會主義？這個觀點當時就 受到中央的批評。這個論斷主要是對這種思想而講的。所以以上兩次提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字，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後 來到1986年9月，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中，提到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公有制占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允許一部 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說，這一次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和改革開放，和我們實行的政策聯繫起來了。但是，這個文件主要是講精神文明建設，對其它問題也 沒有展開論述。在我的回憶中，上述三次提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字時，並沒有引起討論，公布之後也沒有引起注意，人們印象比較淡薄。

十 三大政治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強烈的反響，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為報告中把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 作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我自從1987年初組織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以來，就設想這個報告不僅要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為在 我國之所以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找出理論根據，並且加以闡述。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項建設事業； 顯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極大增強了國家的實力，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根據是什麼，一直缺乏很有說服力的說明；一直是廣大幹部和 各方面人們關心的。一方面他們對改革開放竭力擁護，積極實行；另一方面，心裡並不踏實，擔心將來又發生方向路線問題。所以對於改革開放的正確性，雖然在實 踐上已被證明，還必須在理論上作出有力的說明。

幾 年來實行這一套改革開放措施，說到底，就是對五十年代以來開始實行並日益強化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幾年來 的改革實踐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否定和修正的正確和必要；證明了過去在中國按傳統社會主義原則，也就是蘇聯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 生產力性質的。這是一種左的失誤。只有從這種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實行與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國。這就是問題的實 質。

但 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 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 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

我 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 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 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個新提法。如上所說，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十二大已經毫無爭論 地、不知不覺地被接受下來了。現在只是把它作為從理論上闡述改革開放政策的依據，不會引起很大爭論，容易得到通過。

我 的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約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我說：我們要重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論斷，各項改革開放政策都可以從這一 論斷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指導。十三大的政治報告要展開論述（大意）。這段話很可能就是在討論我5月13日講話稿時講的。隨後我正式 布置給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理論依據。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組 寫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給鄧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這個意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都有批示或電話，對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三個問題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或三中全會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並概括為口語化的“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時提出並寫入報告的。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指出 了。這以後在黨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地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也是1978年理論務虛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貫強調的。但過 去沒有把這三條聯在一起，並作為黨的路線的主要組成部分。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的問題，記得在1986年起草建設精神文明決議 文件的時候，初稿上曾經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作為兩個方面寫的。當時給人這樣的印象三中全會路線只是改革開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見，指 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應該包括四個堅持在內。

最 後在十二屆六中全會時，我在小組召集人會上，又講了同樣意思的話。我說：總得要注意兩個方面，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 視了另一方面。這是我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方面內容——的一個初步的表述。當時還沒有用“基本點”這個詞。

我 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會見匈 牙利黨的領導人時也講了相同的話。我在團拜會講那些話的用意，是因為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擔心會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為了解除這個顧慮，我講 三中全會路線本來就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方面。

沒 有想到我在團拜會上關於兩個基本點的講話，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較保守的理論家的反對。他們說，不能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 革開放作為兩個基本點並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一個政策、一個方法。前面已經說過，中宣部一個幹部叫盧之超，大概是理論局長吧，竟然布置 中央黨校的教育長召開會議，研討兩個基本點的觀點，意思就是要批。

這 股風颳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開的宣傳、理論、新聞、黨校會議上；此前還在中央書記處、五人小組討論我這個講話稿的會議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 批評。我說，我們現在講的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路線，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四個堅持是基本原則，是治國之本；改革開放是總方針、總政策，都是 制定政策的基礎。如果說一個是綱，一個是目，實際上就是借反自由化來貶低改革開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沒有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如果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只有四 個堅持一個基本點，那麼還有什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因為四個堅持從來就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繼承了這個原則，同時增加了改革開 放的新內容。我的這次講話重點是批判企圖以四項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來壓制、貶低改革開放。

經 過我5月13日講話，攻擊兩個基本點的論調有所收斂。經過上述這些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才能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列在一起，作為基本路線的 三個組成部分。至於概括為口語化的公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鮑彤和寫作班子起草文件時寫上去的。這種口語化的概括，鄧小平看了非常讚賞，多次 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首先和主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還 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方面我另外專門再談，這裡只說一句。儘管鄧小平過去對中國領導體制的改革講過一些很好的話，而且在1986年他 還強調提出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的時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誡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有三權分立的意思，甚至說連一點痕跡也不能有。在這 一時期他接見外賓時也講了一些話，說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種體制沒有效率，辦不成事。實在說十三大政治報告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些新鮮的東西，與鄧是沒有 什麼關係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對在政治報告中有議會政治、權力制約制衡的痕跡。幾次把報告草稿送給他看，他都交代這樣的話。事實上我們的報告中已經沒有 這些內容了，他還是要告誡。如果沒有鄧的干預，本來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可能會寫得更好些。

除政治報告以外，十三大籌備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 在耀邦辭職前，鄧小平就指定了一個七人小組，負責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幾個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 的組成。當時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內，都主張鄧仍留在常委里為好。因為鄧不參加常委，在當時那麼多老人還健在的情況下，常委很難具有權威性。所以我認為不管怎 麼樣，既然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會改變，與其讓他在常委外起這種作用，還不如在常委內起這種作用更為名正言順。但鄧堅持認為：如果陳雲的中紀委第一書記、 李先念的國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員長這種格局在十三大不改變，那就是一種倒退，就是國外所說的“保守派的勝利”。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給人這樣的印象。這 是1987年3月鄧同我一次談話時說的。但要求他們退下去，鄧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個人全退，三個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鄧、陳、李半退” 也就是說，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一個人保留實職，兩個人擔任虛職。一開始的時候，陳雲、李先 念、彭真都沒有表示接受這一方案。鄧就請薄一波在幾位老人中間往來穿梭，幾經周折，看來當時難度還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陳雲同薄一波談話時才表了態， 說他的工作服從組織安排。陳雲一表態，其他人也就好說了。這樣，這個方案才被勉強地接受下來。

接 着，鄧小平同薄一波、楊尚昆還討論了這麼一個問題：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後，他們還管不管事？重大問題的決策，他們還參加不參加？他們如何議論我不清楚， 但提出一個意見：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這就是說，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後只有鄧可以起這種常委的婆婆的作用。這個說法很形象了，今後鄧 的決策地位不變，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這樣。但從以後的情況看，有重大問題鄧還是得同陳雲、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陳雲）。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陳 雲、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鄧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來。

就 在這個會議上薄一波提出，建議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講幾句話，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教，由小平拍板。當薄一波講這番話時，鄧表示，國際上只要 明確了他（即鄧小平）仍是決策者就放心了。因為國內外都把他退還是不退，看作是中國能否穩定的條件。所以後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講了那麼一段話，說重 大事情還要向鄧請教，請他拍板，就是因為這個會上定的決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鄧原有的作用，又不參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來，這個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

這次在鄧家裡召開的五人小組會議上，對新的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的人選也正式定下來。關於政治局常委，開始提出七個人【223】，在此次五人小組會之前一直是這個方案。後來由於各方面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萬里有時講話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們對他意見比較多。據說在七人小組醞釀名單時，姚依林說過這麼一段話：萬里這個人，如果一旦有什麼事，他是起鬨的人，也就是說是不穩定因素。在七人小組開會時，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紀雲【224】有 問題。說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個什麼親戚，而且這個親戚有問題。於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組的匯報會上說，七人小組不同意萬里進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紀雲有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時間再去查清楚了。在這次五人小組會上，鄧聽了這些意見後就說，萬里、田紀雲不進常委了，常委名單由七人變為五人。

在 這個會上我開始覺得姚依林這個人，平時給人感覺老實忠厚，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工於心計、搞小動作的人。像田紀雲這樣的事，你早不說，晚不說，正在要作決定 的時候，你提出來當然會擱置起來。在十二大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也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選舉前夕，突然有人寫信說某候選人有問題。臨時怎麼查？只好放下。待 把問題查清楚，什麼事也沒有，但選舉已經過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紀雲參加常委，這一手可以達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為五人的過程。

就 在這次會上，確定由楊尚昆任國家主席，鄧提出要萬里任人大委員長。萬里謙虛地說，他不懂法律。鄧說，可以學嘛，還可以找人幫。這件事定下來以後，鄧怕萬里 當委員長有些人接受不了，因為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還專門找萬里談了次話，要他分別到一些老人家裡拜訪，作些自我批評，取得諒解。萬里這樣做了。

關 於總理人選問題，很長時期定不下來，主要是人們擔心李鵬挑不起這個擔子。因為他過去搞技術、搞電力，對經濟接觸比較少，特別是經濟改革，完全沒有接觸。但 是陳雲、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過一種考慮，讓姚依林搞，過渡兩年。因為姚依林對經濟比較熟，不少人對姚依林的印象不錯。但鄧沒接受，一是說姚身體不好， 二是說姚工作面、知識面比較窄，過去主要搞財貿工作。當時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難，估計陳雲、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議來議去，就只好讓李鵬來擔任。由於李鵬對 經濟工作不熟，對經濟改革完全沒有什麼接觸，所以當時鄧提出並確定，我當總書記後，仍要負責抓經濟工作，並且仍然由我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鄧還說 過，李鵬形象不好，人家說他親蘇。因為他是留蘇學生。有一次他訪問歐洲，沒有請示，也沒有同任何人商量，順訪了蘇聯【225】，所以鄧認為他形象不好，親蘇。要李當總理後表表態，消除人們的懷疑。

這 里說一下，在醞釀總理人選時，是不是考慮過讓萬里來當總理？因為我任總理時，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務副總理。據我所知，在醞釀過程中沒有提出過要萬里接任總 理。原因有兩條，一是萬里得罪人較多，首先七人小組就不會提出這個方案，七人小組裡不少人對他印象不好；二是鄧也不會提出他，因為他年紀大。鄧一直主張我 不做總理後，找一個年輕一些的人來當總理。

在籌備十二大時，人事小組由余秋里牽頭，在耀邦領導下，有事首先向書記處請示匯報，耀邦直接抓，然後再到老人那裡去。這次是由薄一波牽頭，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226】、伍修權【227】、高揚參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組，是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在耀邦辭職前，鄧沒有過問過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組成立後也沒有過問過。這大概是由於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為涉及幾位老人留退問題，所以鄧把它直接抓在手裡頭，通過七人小組貫徹他的想法。

耀 邦辭職後，由五人小組代行常委的職權，五人小組同七人小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組代行常委職責，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組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組甚至把 中央平時的幹部調動權也抓了過去，說是他們要考慮十三大人事安排，現在的幹部調動、任命也與此有關。1987年因興安嶺森林大火林業部長被撤職【228】， 要任命一個新的林業部長，但由於七人小組的干預沒有辦成。當時我出訪在外，家裡工作由萬里主持。萬里對此有意見，反映到鄧小平那兒。於是在7月7日的五人 小組會上，鄧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日常幹部調動仍然由書記處和國務院負責，七人小組不要干預。薄一波在會上只好表示同意。實際上薄一波的手仍然 伸得很長，經常要組織部長宋平向他匯報，他有什麼意見就告訴宋平，要宋平去辦。薄一波說，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對各省、市、各部領導人進行考察，因此組織部 在研究幹部調動時，要和他們商量。

在 十三大召開前，他還通過宋平向我表示過一個意見：現在的七人小組，十三大以後最好還以某種形式保留下來，以便協助中央把幹部工作搞好。本來七人小組是籌備 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現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後還要存在。很明顯，就是要把幹部管理長期控制在他們手裡，我當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轉告薄，還是按原來定下的，十 三大以後七人小組就完成了任務。至於幹部管理方面如何發揮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議。薄的打算被我拒絕，對於他這樣一個十分喜歡攬權的人來說，心裡是很不愉 快的。他在1988年積極從事反對我的活動，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172】 “務虛”是毛澤東創造的新名詞，指通過漫談，對現有官方理論不能解釋的事物重新釋義，藉以統一宣傳口徑，並非學術性的理論研討會。這次著名的“理論務虛會 ”的時間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開始由胡耀邦進行解放思想的動員，最後由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場。鄧作收場的報告時間 是1979年3月30日。

【173】 “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時代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最初的底線。後 來，由於中共在實踐中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態度日漸顯露，因此“四項基本原則”在近來的官方文件中已經鮮有提及，四個原則已經濃縮為一個 最高原則——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則。

【174】 “生活會”，亦稱“組織生活會”，是指中共黨支部（黨小組）成員以“檢討思想、總結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內容的黨內生活制度。這種生活會一般 每季度或半年召開一次。中共最高領導人之間一般極少開“生活會”，除非在黨的領導人之間出了嚴重的不協調，必須通過鬥爭來統一思想或進行改組。

【175】郭羅基（1932-）：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引起鄧小平的不快。

【176】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消一切職務。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14個月。

【178】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79】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文革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1982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82】陸鏗（1919-2008）：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

【183】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人。時任胡耀邦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184】 這是毛澤東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內容是毛澤東對中共未來政權的設想，後成為中共建國的理論根據。《新民主主義論》 中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 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所謂“舊民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所謂“新民主主義”字面意思應該是 具有社會主義成分及傾向的一種民主形式。中共奪取政權以後的事實證明，“新民主主義”只是中共爭取中間力量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時所使用的口號，在歷史 上並不具有實際意義。

【185】于光遠（1915-）：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186】方勵之（1936-）：浙江抗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學潮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187】“五人小組”：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辭職後到1987年10月中共的十三大召開前，臨時機構“五人小組”代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組長趙紫陽，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

【188】用鄧小平指定的“五人小組”來取代中央全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局常委顯然是違反黨章的，但實際上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慣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實質上是絕對權力掌握在個人手中的一種表現。

【189】“團”是指“共青團”、“團派”是指出身於中國共青團的中共領導幹部圈子。除傳說中的相助提拔關係以外，沒有證據表明“團派”在黨內具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政治主張。

【190】王鶴壽（1909-1999）：河北唐縣人。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由陳雲兼）。

【191】指吳江所著《十年的路》。該書由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一版）。

【192】陳俊生（1927-2002）：黑龍江樺南人。1978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秘書長，省委書記。1984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5年起任國務院秘書長，1988年任國務委員；1998年任政協副主席。

【193】 “七人小組”由鄧小平指定負責籌備中共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的臨時機構。其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開始七人小組直接 對鄧小平負責，1987年7月7日鄧小平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鄧小平年譜》下冊，第1167頁）。

【194】朱厚澤（1931-）：貴州織金人。1983年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195】“撥亂反正”本指扭轉亂象，是中共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時的使用的習慣性提法。

【196】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政協北京市第八屆委員會主席。

【197】王維澄（1929-）：浙江桐廬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熊復（1915-1995）：四川鄰水人。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1978-1988年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199】“兩個凡是”是華國鋒主政時的口號。原句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早出現在1977年2月《人民日報》以及《紅旗》雜誌。

【200】盧之超（1933-）：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201】江流（1922-）：山東柄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教育長、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202】高揚（1909-）：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3】張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筆名光未然，著名詩人。《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文學評論家。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204】劉賓雁（1905-2005）：吉林長春人。《人民日報》名記者。其1979-1987年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使他成為1980年代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及記者。1989年以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美國。

【205】張顯揚（1936-）：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列寧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

【206】吳祖光（1917-2003）：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寫有《風雪夜歸人》、《武則天》、《鳳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闖江湖》等劇目。

【207】王若水（1926-2002）：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理論家。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異化”的文章。是中國當代知名的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

【208】蘇紹智（1923-）：北京市人。政治理論家；1982-195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209】孫長江（1934-）：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軍報》同一主題的重要社論的作者。

【210】指陳俊生的《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鮑彤的《社會主義的幼駒和資本主義的老馬》。

【211】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文學家。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長。

【212】錢李仁（1924-）：浙江嘉興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5-1989年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213】梁步庭（1921-）：山東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1983-1988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214】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7-1992年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215】阮崇武（1933-）：河北懷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長。1987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勞動部部長。

【216】張曙光（1922-2002）：河北饒陽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1986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兼內蒙古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87年離職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17】李瑞環（1934-）：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218】李銳（1917-）：時任中顧委委員。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82-1984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是改革開放的積極的支持者。

【219】李銳《給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發表在香港《開放》雜誌2006年4月號。

【220】國務院第五辦公室，成立於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任務是協助總理和副總理協調財政、金融、商業等部門的工作。

【221】1952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委會議，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主持了會議。會議宣布新疆分局書記王震犯了大漢族主義的錯誤，次定改組中共新疆分局委員會，免去王震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政委和財委主任職務。

【222】葉選寧（1931-）：出生於香港。中共元老葉劍英次子。時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223】這裡的“七人”，指原來擬議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選，即：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啟立，田紀雲。

【224】田紀雲（1929-）：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225】編者註：作者記憶有誤。李鵬違反外事紀律，不是擅自決定訪問蘇聯；而是擅自決定要隨行的一位副部長，單方面推遲早已通過外交途經商定的訪問某國的日程。

【226】宋任窮（1909-2005）：湖南瀏陽人。1978-1983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227】伍修權（1905-1997）：湖北武漢人。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228】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龍江省大興安嶺發生100萬公頃特大火災。林業部長楊鍾及副部長被撤職。

第五部分
1988年的經濟和政治


一、十三大後出現的好形勢

現在談談1988年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這一段應該從1987年十三大結束以後到1989年春季這一年多的時間。這一年多變化巨大，形勢由好到壞，以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十三大的召開，當時國內外都比較滿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國內人民從十三大召開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說為之一振。

當 時經濟形勢也是幾年來比較好的一段時間。不僅國民經濟繼續高速發展，而且出現了穩定協調發展的趨勢。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除了農業以外也比較 好，農業當年也是豐收，當然有前幾年農業的停頓帶來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貨幣的發行沒有超過計劃，儲蓄大量增加。這一年可以說，對經濟的宏觀控制和微觀搞 活，也有所進步。既沒有宏觀失去控制，也沒有微觀搞死。經濟過熱的問題、貨幣發行過多的問題，情況開始有所緩解。要加強宏觀控制，又要改善宏觀控制，前幾 年在這方面經常發生些問題。從1987年的經驗看，穩定經濟和一定速度的發展是可以統一的，宏觀控制和微觀搞活也是可以結合的。

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總的說是好的。如果繼續採取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吸取前些年成功經驗，黨的十三大以後，88年的形勢本來可以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但後來情況不是這樣，而是由好向壞的方面發展，以至變得相當壞。這裡有許多教訓。


二、市場搶購和銀行擠兌的出現

1988 年全國有個熱點，即對物價問題反應較多。物價問題本來是在改革中間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價上漲7%，不算很高，但比前幾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 第一季度物價繼續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這一方面是由於連續幾年農業情況不太好；另方面我們在措施上也有些問題，沒有完全按價格律辦事。糧食價格提高了， 而肉、蛋未相應提高，供應出現緊張情況。因而1988年春節期間有些城市又想恢復定量供應。當時如果一方面及時調整農副產品價格，另外一方面對城市居民適 當補貼，問題本來是可以解決的。

但 當時有一種想法：感到幾年來物價年年上漲，加起來，幅度也不小，群眾議論較多。我們只是被動地進行調整，而整個物價並沒有理順。因此，考慮能不能乾脆有意 識地拿出幾年的時間，以物價上漲的一定幅度為代價，把價格理順，過價格改革這一關；同時相應地提高職工的工資。這個想法有當時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現 在看來不夠現實。幾年來我們腦子裡一直存在一個問題，總感到兩種體制並存、兩種市場並存、價格雙軌制並存，產生許多摩擦，以至帶來腐敗，市場也不能規範 化。總想統一規劃一下，儘快結束兩個體制並存的狀況。

當 時還認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難的。現在就要攻難點、要攻關、要知難而進，不能知難而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 些難點不攻下來，改革不僅不能前進，而且會倒退。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沒有認真地回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怎麼走過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另外再詳談，這裡簡單地說 一下。

這 幾年我們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實際上是採取一種逐步過渡的辦法，更多的是採取在計劃經濟之外，培育生長、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即市場經濟。國民經濟有 了兩塊，然後我們逐步增強、擴大市場經濟這一塊；逐步削弱、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這兩塊都是配套的。市場經濟這一塊政府不直接干預，特別是不用行政手段干 預。產品是自由處理，價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經濟這一塊的企業個體戶也好、私營也好、合資企業也好，都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屬於計劃經濟 這一塊的基本上處於國家計劃管理之下，價格由國家規定。當然也有一部分由他們自己支配的產品進入市場，但主要不是市場調節，國營企業也沒有真正的自主權。 那時屬於市場這一部分，價格是放開的，由他們自己定。屬於計劃經濟這部分由國家規定，或者給企業一些權利，但仍受國家的約束。市場經濟這部分企業工資是自 由的，由企業自己定。計劃經濟這一部分工資還是由國家規定，或是給企業一些權利，但還是受國家約束。幾年的情況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計劃經濟這一塊逐漸縮小，但在1988年時仍占60%以上。

這 兩種經濟體制並存雖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產生腐敗。但總的來講比之過去經濟增加了活力。特別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非常活躍。當時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 是要不斷擴大市場這一塊，繼續縮小計劃這一塊。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也不能通過一次體制、價格、工資的改革，一下子就轉入市場經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轉 過去，從計劃、價格、企業機制甚至所有制，逐步進行改革。這樣搞，比較穩定，風險也少，社會上也容易承受。其實過去幾年我們就是這樣搞的，但不自覺，腦子 里總有一個想法，我們講過價格改革是關鍵，歸根結底是要搞企業改革。總想什麼時候條件具備，採取一種辦法，一次或者分幾步，把國營企業改過去。這實際上就 是說，市場經濟這一塊生長、發展是預備、是序幕，最後要攻關。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提出今後經濟體制的改革，用幾年時間進行價格改革，相應地增加職工工資，認為這是解決走向市場經濟，結束兩種體制並存、價格雙軌制的一個關鍵性戰役。

提 出這個問題以後不久，我就感覺到這種想法簡單了些。所以我接着又提出，價格改革、工資改革，歸根結底離不開解決企業的效益。企業沒有效益，消化不了，改來 改去，輪番漲價，搞了一圈等於不搞。這就是說，價格改革，工資改革能不能成功，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看企業能否消化，歸根結底是企業效益。要解決企業的 效益問題，這就要改進企業管理，提高技術水平，最後要解決企業的機制問題。當時曾提出，要解決承包製的競爭，要把鄉鎮企業的機制引入國營企業；逐步解決大 中企業也能放開經營、自負盈虧。後來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資嫁接，把外國的資金、管理、技術嫁接過來，使國營企業轉為市場經濟的機制。

這 些問題的提出，就說明價格改革不是個簡單的問題。8月前後，我就有這樣一個觀點，價格改革、工資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整個改革的深化。這個問題從價格工資問 題提出，轉到整個改革，整個國營大中型企業要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就有個可操作性的問題，原先那種設想很難行得通。這屬於指導思想的問題。

另 外具體工作上也出現了毛病，就是對價格改革過分渲染。本來價格改革設計是不是合理，這固然是個問題；而事先大肆宣傳，沒有考慮到人們的心理狀態。本來 1987年經濟形勢比較好，到了1988年市場緊張，主要是心理因素。國外對這種現象稱之為對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雖然老百姓知道政府準備今後大漲 價，也知道政府會有補貼，生活不會降低，但他們有大量儲蓄，那麼大的現款儲蓄，這就有個保值的問題。而當時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銀行利息，解決保值儲蓄問 題。所以老百姓就搶購物品，用實物來保值。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們當時雖然再三宣布提高物價不會使群眾生活水平降低，但沒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問題，這也是 個常識問題。而我們當時缺少經驗。8月份在北戴河討論物價改革問題，報紙上就大肆宣傳說要攻物價關，要闖關。說提高物價改革方案已定了。這樣老百姓就急 了，於是發生到銀行提款、搶購商品的情況。

總 的說，一個是物價改革方案思路不對頭，另一個是具體工作出現了很大的紕漏。發生了擠兌搶購、市場緊張現象，於是一下子感到經濟形勢不好了。其實當時經濟形 勢問題並不大，也不是1988年發行票子過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當然過去幾年經濟發展過熱，貨幣發行過多，經過87年雖然有所緩解，但並沒有完 全解決。人們手裡沒有實現的購買力還有很大的數量，變成銀行存款，數目我記不很清，大約有萬億元吧。心裡恐慌了，就去銀行擠兌，去市場搶購。這不是87 年、88年的問題，而是由於物價改革宣傳不當造成的。如果當時宣布價格改革停止，同時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人心會穩定下來；同時再壓縮幾百億基 建，節約幾百萬噸鋼材，經濟不會有什麼問題。

當 時財經領導小組曾向國務院多次提出，儘快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但國務院李鵬、姚依林他們擔心銀行利息提高，國營企業的貸款利息不能相應提高，銀行 利息負擔太大，不好辦。猶豫了一段時間，當然後來保值儲蓄還是出台了。事實證明，保值儲蓄的措施一出台，銀行儲蓄很快就回升了，從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 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勢很快就穩定了。這也說明1988年經濟方面並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主要是處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問 題。如果說通貨膨脹也不是加劇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幾年來積蓄在手頭的票子取出來購買東西，一時表現的好像通貨膨脹加劇了。實際上87年以後通貨膨脹減弱 了，當然沒完全解決。當時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三、治理整頓的負作用

由 於當時大量群眾到銀行擠兌，到市場搶購東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來勢如風起雲湧。全國各大城市都緊張起來，黨內黨外議論紛紛，各方面壓力很大，使我們對 經濟形勢的估計也過重了。認為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我的用語沒有用“惡性通貨膨脹”而是用了“嚴重通貨膨脹”，實際沒分析通貨膨脹，於是在9月 份提出了“治理整頓”的口號，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從1989年開始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在治理整頓上。

當 時的用意是穩定人心，但帶來了很大的負作用。現在看來不必如此，也不應當如此。而應當繼續穩定經濟，就是進一步控制基本建設規模，進一步控制貨幣投放，經 濟就可以穩定下來，不必大的調整，大的收縮。深化改革，就是繼續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發展市場調節這部分，情況就會順利發展。當時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頓，還 是想迅速創造一個條件，然後再來進行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以便結束兩種體制並存的狀況。後來看來這種想法不切合實際。

李 鵬、姚依林這些人本來對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頓口號一提出，再加上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他們全面收縮，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壓， 恢復舊的一套。原來已經下放的權利又被收回；許多老辦法又復辟；大量用市場調節的措施被取消。這樣一搞，幾個月後全國經濟就出現了市場疲軟、生產滑坡、經 濟萎縮，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原來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什麼問題，不然為什麼一控制就出現了市場疲軟？所以當時提出治理整頓效果是不好 的，儘管原來我的出發點是為了提出一個口號，把1989年的經濟工作重點放在治理整頓上，以便迅速穩定局勢，創造條件，將來重新開始價格改革、工資改革， 實行原來的方案。攻價格關、工資關，解決兩個體制並存的問題，一直在腦子裡是存在的，現在回頭看這是一個教訓。

直 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批評了過去對治理整頓的這種消極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勢加快發展，加快改革，才使經濟出現了生氣，出現了活力，人民是滿意 的。由此也恰恰證明，治理整頓中一味大砍、全面壓縮，不符合中國實際。如果中國經濟問題很大，通貨膨脹很嚴重，那麼南巡講話以後經濟很快發展起來，就是不 可能的。

總 之當時經濟領域改革和發展這一仗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重新加以認識。一個是改革。在兩種體制並存的情況下，只能採取逐步過渡的辦法，逐步擴大市場調節這一部 分；逐步縮小計劃經濟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縮小，一塊一塊、一批一批地縮小；用市場經濟逐步蔓延，計劃經濟逐步收縮的辦法。而不可能採取一種改 革方案，一下從整體上把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現在看來不能採取這種辦法，改革思路要改變。另一個問題就是，當社會上出現了擠兌搶購風時，不要把這種情況 看得過重，可以採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號；而應該通過改革，穩定形勢。如果這樣做，那就不會出現1988年的搶購風，也不會出現後來幾年的徘 徊、倒退。

總 體上說，一是價格改革當時設想的方案、思路有問題，沒有按前幾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堅的辦法，一舉解決價格問題。攻克這一關，市場經濟就形成了。這實際 上是一種休克療法、震盪療法。二是價格改革選擇的時機和宣傳上出現了毛病。本來88年春國內各方面議論的焦點是物價問題，這個問題不是87年經濟過熱和投 放貨幣太多帶來的。主要是由於農副產品價格處理不恰當，肉、蛋、蔬菜價格上漲。本來價格已是議論中心了，又要醞釀價格改革，而又選擇了一個不合適的時機， 引起社會恐慌。特別是宣傳上很不恰當，吃虧很大。這是當時擠兌搶購的主要原因。人們不是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價格改革，從設計、討論到制定方 案，報紙不斷地發，有小平講的，也有我講的，把這個問題突出起來。說過去改革容易的已經改了，現在要攻難點，要闖價格關，要知難而進。使人心恐慌，紛紛擠 兌搶購。三是我們又未冷靜地加以分析，過急地提出治理整頓，結果給反對改革主張復舊的人提供了一個口實，造成幾年的經濟滑坡。


四、闖物價改革關

關 於價格改革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作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時間，以每一年以一 定的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換來在理順價格的問題上，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上，前進一步。會議確定由國務院制定方案，具體方案是由姚依林他們起草的，到北戴 河大家討論過一次，他們又作了修改，然後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當時我們一面討論方案，另一面全國各地搶購不斷，此起彼伏。討論中大家有顧慮，怕價格改革引起 問題。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價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邁得太大，同時砍掉幾百億基建，緩和鋼材等生產資料的市場供應情況。當時還認為時機比較好，經濟在發 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強，再說我們還有很多餘地，比如說，我們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賣，回籠貨幣，還有些中小企業也可以出賣。到了8月間在北 戴河把這個方案確定下來。在制定方案過程中，沒有明顯的意見分歧，特別是同國務院姚依林他們這些人，因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們提出來的。地方上，特別是天 津、上海當時有顧慮，但也沒明確表態。

還 有一件事我在這裡說一下，就是在價格改革問題上鄧小平同志的態度。首先，小平同志歷來主張價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還幾次講過，說價格改革搞晚了；如果 早幾年搞可能更好些。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幾年內要在價格改革方面邁出一大步，這一點事先我向鄧小平談過，他非常贊成。後來，他公開講過 要闖價格關，要攻難點。還說，對我們以及國務院李鵬他們，怕的不是我們步子邁大了，而是怕我們動搖，遇到問題就猶豫、就退縮。小平一直是主張搞價格改革 的，我感覺他對價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慮國營企業的虧損，希望儘量減少國家的補貼。總的講，他對價格改革非常堅決，主張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勵。 當然如果我們覺得有困難，他也不勉強。

所 以1988年物價改革這件事如果講責任問題，責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提出的。一開始提出搞價格改革是我，中間改革方案的設 計、國務院討論的東西也是我主持的，批準的。最後感到有困難，決定推遲、放緩，也是我提出經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對價格改革是怎麼看的，我前面說了。他更多 的是考慮到我們財政負擔太大，包括城市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他經常講到這個問題，說價格不合理，全國財政收入有幾百個億都是用於價格補貼。他幾次問姚依 林：“這樣改革會減少多少億財政補貼，如果不改會增加多少補貼。”他關心的是這麼個問題。我們設計的價格改革更多的是價格合理了，如何使企業通過平等競 爭，形成市場條件，能夠真正有企業效率的標準。我們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

再 補充一個問題，即最後決定價格改革暫緩，轉向治理整頓是我下的決心。在9月份最後下決心前，我找姚依林談過這個問題。我當時向他提出，乾脆把價格改革放一 放，他表示可以推遲幾個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況再說。後來我又進一步考慮，價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確實比較緊張，下決心乾脆推遲，集中力量把經 濟環境搞好，把通貨膨脹人心不穩解決了，然後再去打這個戰役。

下 了決心後，我又找李鵬、姚依林談了一次，他們表示同意。我覺得應向小平同志報告。就在我下決心之前，鄧有次和李鵬談話時還鼓勵我們不要怕。他說，價格改革 有風險，但需要冒這個風險。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以承擔這個風險。所以既然下決心暫時不搞，就要向鄧報告。這個問題談起來還比較複雜，原來那樣打算， 現在又這樣考慮，幾句話不容易說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因此，我先約王瑞林到我辦公室，比較詳細地把情況向王瑞林作了介紹，為什麼現在想推遲，不推遲怎 麼不好等，請他向鄧報告。因為他在鄧身邊工作，可以把意思說清楚。報告了鄧以後，才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下來。


五、改革開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 來，十三大開得非常成功，會後各方面的形勢也很好。原計劃在1988年，無論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進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為 一個特區省，實行更開放、更優惠的政策。而且着手制定《企業法》。1988年3月人代會通過了建立海南特區省，還通過了《企業法》和私營企業條例；並修改 了憲法關於土地使用權的問題和私營企業發展的問題。特別是企業法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中心意思不是強調財產的所有權，而是強調財產的經營權，強調企業對 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不是要強調國家的所有權對企業的制約。國家不能再過多干預企業的事務。另外就是確立廠長負責制，強調廠長的中心位置，是企業的法人 代表。同時在這個文件里正式承認，在我國目前階段，不僅個體經營而且私營企業也應該允許存在和發展，給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憲法還有關於土地使用權問題， 規定可以出租。這些都是為了進一步改革開放。

在 這個時期還提出了許多關於企業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們推行承包製，這也是兩權分離【229】的一種形式。1988年則着重強調把競爭機制引入承包 制。隨後又提出把鄉鎮企業的機制引入大中型國營企業。在大中型企業實施股份制。提出用嫁接的辦法，引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的機制，實際上就 是把合資企業的機制引入了大中型企業，也等於嫁接了一個機制，改造大中型企業。後來我看到浙江蘭溪5家國營企業放開經營的消息，給我以啟發。所以我提出了 大中企業放開經營、自負盈虧的思路。所謂放開經營，就是說政府部門不干預企業的經營，包括價格，包括生產什麼東西，包括分配，屬於企業的事都由企業去解 決，只要他不違反法律，完全可以獨立經營，放開經營。

到 了8、9月份，我把放開經營、自負盈虧作為企業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強調放開經營和自負盈虧要結合起來：只有放開經營才能自負盈虧，只有自負盈虧 才能放開經營。否則盈了是自己的，虧了是國家的，那不行。我曾經說過放開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叫做“無上級企業”，這個話當然不一定確切，實際上是說這樣 的企業不歸屬於任何一個政府行政部門，我還很強調股份制問題。這些都是為了提高企業的效率，使企業能更好地進行科學管理，增強它在價格改革時的承受力。提 出價格改革以後，後期感到價格改革歸根結底決定於企業的效益，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為了價格改革的成功，特別是講到企業的改革，後來還講到政治改革。當 時是從價格改革出發提出的這些問題。現在來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業推向市場和企業的產權改革的問題。一個是市場問題，一個是產權問題。涉及到企業法人 的問題，觸及到企業裡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問題。

在 這一時期，我也很重視股份制。1988年9月我在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230】談話時說，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全民所有制無處不在，但產權不清。是 我的呢，是他的呢，誰也可以不關心。那時企業的改革就涉及到一個產權問題，提出股份制也是這個意思。當時為了推進改革開放，1987年冬還提出了沿海發展 戰略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大的問題，我另外再詳談。在這一時期，還提出了廣東全省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各方面都先行一步。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 舉措。

總 之，1988年不論開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這些能夠順利執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無論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將大大深化一步， 大大前進一步。當時也完全有可能有條件這樣做，在十三大以後的大好形勢下，把整個改革開放大大推進一步，發展大好形勢。但很可惜，由於價格改革失當，整個 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深化、前進，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頓告終，現在想起來還感到非常可惜。

治 理整頓提出以後，有些情況變化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首先是國務院那邊，李鵬、姚依林他們借着治理整頓的機會大肆復舊，使改革全面回潮。他們接二連三頒發了 許多條例、法令、規定，除控制基本建設外，實際上把前幾年搞活企業的措施，絕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業的權力又收了回來。1989年物價上漲指數 不高於1988年，這本來是我提出的作為預期目標，是我們預計各項工作搞的結果。但他們把它變為行政指令層層分下去，變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物價，以 至把一些早已放開的物價又管死了。一個時期甚至把農村糧食在完成國家徵購後，留給地區和群眾讓他們在品種、有無、多少之間互相調劑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納 入國家計劃，由國家管起來。剛剛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發展戰略，實際上統統作廢了。可以說，這是體制大的復舊，改革的大回潮。他們把許多權力集中到國務院 和中央各部，如為控制信貸，甚至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們搞這種治理整頓，不久就出現了經濟滑坡，市場疲軟，生產停滯。如果不是因為前幾年改革出 現的受市場經濟調節的個體經濟、合資企業、非國有經濟的存在，國家經濟將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六、來自中央高層不和諧的聲音

另外還發生了一個情況變化，就是把整個治理整頓的權力全部集中到國務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架空。雖然這個時期，我通過財經領導小組不斷研究經濟問題，但他們不予討論，更不執行。

本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十三大籌備期間，鄧小平提出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總理後仍然能指導經濟建設和 改革。因為當時我不兼總理，李鵬當總理，許多人有顧慮，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多年來是我領導的，我比較熟悉。而李鵬對經濟改革的態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對他 也不放心。所以鄧小平專門確定一條，我不擔任總理後仍然要管經濟工作，因而專門成立財經領導小組。財經小組實際上是使我繼續領導經濟工作的一個組織形式。

但是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我領導經濟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這個機會他們把持治理整頓的控制權，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及我本人，無法過問經濟，使他們能夠借治理整頓大搞復舊。因為常委、財經小組是不會同意他們這麼搞的。

前 面我已說過，群眾有儲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銀行擠兌到市場搶購物品。如果能夠及早提高存款利息，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我在財經小組會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銀 行儲蓄利息，小組其他同志如張勁夫【231】、杜潤生都同意，認為這是一項重要舉措。但國務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儲蓄。後來雖然提 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決問題。他們的辦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減貸款指標。結果貸款指針控製得很嚴，規模縮得很小，使農產品收購沒有資金；工廠 技術改造也沒有資金；甚至流動資金都沒有。結果生產停滯、滑坡。

另 外，人民儲蓄大量減少，貨幣發行量卻沒有減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貸款大量緊縮，造成生產、流通的困難。而貨幣發行量、 貨幣流通量沒有減少，大大超過上一年。這就證明這種方法不對頭。當時我的意見是，貸款的控制，既要從緊，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顧生產；另方面集中力量解決儲 蓄問題，穩定人心。但是我的這一主張沒有得到執行。同時黨內一些老人當中有一種議論，認為我現在是總書記，不做總理了，因此主要力量應抓黨的工作，抓政治 思想工作，經濟工作由國務院來搞；而我仍然對政府工作，對經濟工作干涉太多。事實明明是國務院在架空我、在擺脫財經小組對經濟工作的決策，卻又散布這麼一 種輿論，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過問、不過問經濟工作。這是對國務院架空我、擺脫財經小組的一種支持和配合。這裡面是不是還有別的東西，有沒有什麼秘密交 易，我就不清楚了。

總 之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會是不謀而合。這股風颳得很大，當時香港報紙也有這樣的報道，說我已被架空，不再過問經濟，已沒有過問經濟的權力。一次在懷仁堂接見 會議代表照相時，小平還問我：“怎麼香港報紙說你不再過問經濟了？怎麼能不管經濟呢？”總之當時這股風颳得不小，國務院那邊內外配合，迫使我不過問經濟， 只管黨務就是了。

情 況的另一變化，就是治理整頓一提出，給人一種印象，以為經濟改革出現了大問題，不然為什麼不再講深化改革、穩定經濟，而搞了治理整頓呢？這就給一些人一個 口實，藉此否定經濟改革，否定經濟建設的成績，颳起了倒趙風。有的老同志竟然興師問罪，要常委，實際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擔責任作檢討。王任重在政治局會上不 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責任，說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領導要帶頭檢討。正是在這個時期，國內外到處流傳着一些流言，說我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甚至說我不當總書 記了，說我將要去當軍委主席，當國家主席等等，無非是說我搞不下去了。在這個時期，我也從很多渠道聽說，有一批老人集體上書鄧小平講我壞話，要我下台。

鄧 小平在這一段時間幾次講中央領導格局不能動，當然是有緣故的。大約1988年底，香港一家報紙報道說，鄧在上海期間，李先念向鄧建議要我下台，但鄧沒有接 受這個建議。這個消息我看後寫了幾句話給王瑞林轉鄧看一看，我的話大概意思是國內外最近這類流言很多，不知鄧知道不知道。當時國內外颳起了這麼一股風，也 有人為我擔心，說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這 一段時間，國務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總是把前一段的經濟問題說得非常嚴重，當時的國務院多次講要反對過去經濟工作中的兩個急於求成，一個叫建設急於求 成，一個叫改革急於求成。說建設急於求成還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規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於求成的問題。除價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艱難。他們就 是藉此反對改革，否定過去。當時黨內有些老人同國務院李鵬、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我。其實那時他們已把我架空，但他們在會上都說我過問太多，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對改革開放這一套 東西，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姚依林更直截了當地說，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他當時沒有弄清楚這話不是我先講的，而是鄧小平講的，他以 為是我提出來的，以此對我攻擊，實際上要清算，來算賬。這次會議很明顯，矛頭指向我在經濟改革中的責任問題。會後我把會議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看了很不高 興，講了一大篇話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認為中國不改革沒有出路。

姚 依林這個人過去講話從來不很明朗，也不領頭，這次講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銳，而且有恃無恐。看來他和李鵬這兩個人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種氣候，背後有 人在支持他們。從1988年秋季以後就颳起了這個風，與此同時，對我，對我家庭的流言蜚語也很多。說我的幾個孩子倒賣彩電，倒賣汽車，倒賣糧食，倒賣合金 鋼，發了大財。這完全是無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實，但流傳很廣。後來我下台了，他們迫不及待就去查，這也好了，查來查去什麼也沒有查出來，只好不了了之。過 去對我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為什麼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這樣集中，當時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我這個家就是搞“官倒”的。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圖醜化我，毀 掉我這樣一個主張改革的形象。


七、“倒趙風”的由來

1988 年治理整頓提出以後，黨內颳起了一股反對改革、倒趙的風。當時黨內這股風颳得很大，造這麼大的輿論，這除了黨內有一批長期受計劃經濟觀點影響的同志，對改 革開放幾年後出現經濟上的一些問題，如搶購擠兌，認為改革開放搞糟了，不如搞計劃經濟，有這麼個土壤容易接受這樣的東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來我同 黨內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條主義者，同有左傾思想的人，同這股勢力關繫緊張、激化的結果。

現 在回顧一下，1987年以前我擔任總理，主要是處理經濟事務，當然是改革開放。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於我事情比較多，這方面管得比 較少；再加上在經濟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較來講，我被認為是較為謹慎些，不隨便講話。我不贊成把速度搞得過快，不主張基建戰線太 長，改革也主張有計劃有步驟地來搞，不象耀邦那樣思想解放，無所顧慮。在我們黨內有一股頑固反對自由化，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老人當中以李先念、王震 為代表；在前台管意識形態的有胡喬木，特別是鄧力群。他們有一套人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勢力。過去他們把反對的矛頭主要對準耀邦。由於上面講的原因，沒 有把我當作反對的主要目標，我似乎是居中的，他們甚至可能認為我和他們還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台，決定我當總書記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反對。當然當時 李先念有保留，說我學外國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沒有聽到什麼明確的反對意見。當時王震曾勸我繼續當總理，他說總書記可由姚依 林來搞。因為我當時也不願當總書記而願意繼續當總理，認為誰當總書記都行，所以對他的建議沒有異議。後來別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是想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但 這件事後來沒有得到別人的支持。

總 之我出任總書記沒有什麼人反對。但我代理總書記後首先就要面對反自由化的問題。我當時主張加以嚴格限制，縮小它的範圍，要降溫，沒有同意他們大搞大反的主 張。他們曾開了一個名單，要批判這，批判那，我把它壓下來了，通過一些會議講了話，保護了那些人。他們還主張在報紙上對耀邦開展大批判，我不贊成文革中那 一套，從開始就規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掛下聯，層層找代理人。我還講過，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經濟領域等等。

所 以“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時說我一上台就為反自由化這場鬥爭規定了種種限制，這倒是確實的。當時中央發過一個文件，對反自由化作出了嚴格規定，劃定界 限：規定所謂自由化就是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這樣一來，就不會重複過去搞運動的那種錯誤。後來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繼續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 那麼十三大就沒法開了，無論如何十三大應該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

在 反自由化的氣氛下，當時那股左的勢力，鄧力群他們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化；竭力想重複過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經濟領域。用他們 的說法，就是不僅要批說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謂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開放的人。在鄧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黨校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提法，說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不能並提，一個是綱，一個是目。他們還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破壞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毀掉了農村的合作化。

針 對出現的這些情況，我找鄧小平談了我的看法。我指出黨內有些老人想通過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如果沒有相應的輿論準備，十三大很難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 所以我準備講一次話，鄧非常贊成，十分支持。於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作了一次講話。我說，自開展反自由化以後，大的形勢已發生 了變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後主要是進行日常教育。我還說，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而長遠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擾。我舉了許多思想理論戰 線從左的方面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觀點。“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說，5.13講話轉移了鬥爭矛頭，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轉到反左傾教條。這倒也是事實。

這 就是說，他們原以為我會按照他們的意見反自由化，結果5.13講話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們。後來十三大召開，我定了個基調，給鄧寫了封信，“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兩個基本點整個來講是反左的，更引起他們的不滿。這裡我特別說一下，十三大報告有這麼一句話，是講市場經濟的，但沒有用這個詞。我說要建立“國家調 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就是市場調節，國家只調節市場，當然是用經濟的手段，整個企業整個生產是根據市場引導的。並說市場的作用是覆蓋全社會 的。計劃和市場不是板塊，計劃主要是間接計劃，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是一種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我還講到發展個體經濟等。在寫進十三大報告前，我給 鄧小平寫了這封信，沒有送陳雲、李先念。他們對我這個觀念很不滿意，但也不好公開反對。

在 這裡我要說有幾件事使他們特別不高興，懷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變了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來管。我也建議鄧力群不主持思想戰線工作 以後，可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政治局會議。他讀書比較多，可以發表他的意見。我還說過，如果讓鄧力群主持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得到發展，中國不 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理論發展。我下了這麼一個定語，這當然很快傳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時我還把他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即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 志給撤消了。當然，撤消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是鄧決定的，但是我建議的。這幾件事一做，改革開放的輿論加強了，鄧力群他們左傾保守、反對改革的面目 就在國內外公開化了，使他們很孤立。雖然在十三大時我們提名鄧力群當中央委員候選人，然後進入政治局，但在差額選舉時他落選了。後來又提名為中顧委常委， 但又落選了。他們以為是我搞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甚至陳雲同志，對我非常不滿，以至懷恨在心。

王 震雖然反自由化積極，但他是主張開放的，沒有想到他後來那麼仇視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到處罵我，公開罵，在上海，在湖北當着地方負責人的面公開罵，說我不 是搞社會主義，說我學外國的東西太多，說我不懂經濟，把經濟搞亂了。陳雲是有分寸的，是講道理的。總之後來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我比胡耀邦還胡耀邦。胡耀邦 不敢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搶購風以前，治理整頓沒有提出來，他們在背後講或架空我。搶購風一起來，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時機來了，認為我把經濟工作搞糟了，把改革開放搞壞了，藉此機會散布反對我的輿論，颳起一股倒趙風。

我的消息比較閉塞。因為我長期在地方工作，來中央時間不長，到北京後成天忙於工作，渠道比較少。所以至今對許多幕後的東西，我還是若明若暗。譬如說，一批人給鄧小平寫信反對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應 該說，“六四”以前，在這樣一股倒趙風面前，鄧小平是一直堅定地支持我的，沒有受他們的影響。這從一些事情可以看出來。譬如那一陣鄧在許多場合說，中央的 人事格局不能變。顯然中央有人想變鄧才說不能變。鄧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別的同志說，要我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以後，也就是李鵬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向 改革開放發難以後，鄧知道此事很不高興。李鵬為此去鄧那兒解釋、表白，在這次談話中間，鄧向他講，趙要搞兩屆總書記，而且要他回去轉告其他政治局常委。當 然李鵬也向我講了說是鄧講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鮮訪問前去鄧那兒，鄧還專門向我說，等訪朝回來後要談一下我搞兩屆的問題。當時醞釀了開會的名單， 除了現任常委以外，還包括黨內幾位元老，這些人都參加。當時他還告訴我，我搞兩屆的問題，陳雲、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於他們怎麼談的，我不知道。

1989 年春節鄧去上海前，我到他家裡，那次談得比較深。他對我說，他考慮了很久，還沒有向別人談過，首次向我談。說他想辭去軍委主席，要我任軍委主席。他說，看 來他如果不完全退下來，還保留軍委主席的話，很難停止別的老同志的干預。他還說，看來只能這樣做。很顯然，他感到老人們干預太多，我不好辦。這大約是老人 們向他表示反對我以後他的考慮。為了讓我能順利工作，他決定不再擔任軍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擔任職務，或者不再干預。

當 時我堅決不同意他退下來。我說，現在經濟正遇到一些問題，大家議論紛紛，如果你完全退下來，我們很難辦。我說，東方政治與西方不同，在東方並不是你退下來 他們就不干預了，也不是他們統統沒有了職務就不再干預了。只要這些開國元勛還在，要他們不干預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預了，他們干預，我們更不好辦。你在，我 們還好辦一些。我向他建議，無論如何一年內你不要再提這個問題。我講了以後，他沉思了一會兒說，好吧，就按你的意見辦，一年內不再提這個問題。

從 這段鄧的談話中，我覺察有人，也許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壓力，說我壞話，而鄧明確表示不受他們的影響，頂住了他們這些壓力。自1987年我擔任總書記之後，逐 漸聚集起來的一批反對我的保守力量，雖然他們非常囂張地反對我，採用各種辦法反對我，但由於沒有得到鄧的同意，始終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直到1989年發生 那場政治風波後才改變。由於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我同鄧發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絕按他的意見執行，鄧對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樣一來，一年多聚集起來的反對我 的老人集團，才和鄧達成一致，結成聯盟，於是才決定撤消我的職務。

這 里我還想着重說一下李先念和鄧力群這兩個人。鄧力群實際上是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保守勢力的總司令。他的後台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陳雲，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反對 改革的老人。鄧力群和這些人的關係極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關係，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書記，鄧就是宣傳部長。他和李先念的關係也很好， 長期是李先念的助手。過去李先念主持國務院五辦，鄧就是他的秀才。陳雲對他也非常好，鄧力群非常推崇陳的經濟思想。鄧力群在經濟上非常贊成文革前，特別是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時候，他就到處宣傳這種思想，認為陳雲的經濟思想就完全能夠指導我們今天的經濟工作。當時陳雲文選還沒有出版，他 就不斷發表陳雲五十年代的經濟文章，而對鄧小平的改革主張他不宣傳。他借自己在文獻辦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辦法，討好、拉攏一些老人，如陳雲文集、 李先念文集。所以鄧小平當時決定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宣傳工作的時候，陳雲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贊成。他們在鄧小平那封信一上公開表示鄧力群是好同 志，但鄧小平決定了，他們也沒有辦法。十三大鄧力群落選後，陳雲立即寫了封信，說鄧力群一切待遇不變。雖然鄧力群沒被選上中顧委常委，恐怕到現在還享受中 央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常委的待遇，這就很不正常。實際上鄧力群是他們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一個最主要、最有力的筆桿子。所以對鄧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當能 量，在他手下還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紅旗》雜誌撤銷，書記處研究室撤銷，鄧力群又把他們安排到別的地方。現在鄧力群仍在一些機構還有很多名 義，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論陣地，特別是黨史、文獻等等。

李 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一個代表。他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 我身上。李先念認為我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的話。他曾經通過王任重讓王全國【232】傳話給我，說對幾位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一個人的話！這是最 明顯不過地表明對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不滿。實際上他的話沒法聽，因為他是反對改革開放。另方面，如果說陳雲主要是維護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的搞法，如 說一五期間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認為現在改革開放的很多做法對一五計劃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對改革開放持保留態度。而李先念則是文革期間以及文革後三年經濟徘 徊的問題。因為這期間實際上是他在主持經濟工作。自從1958年陳雲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視以後，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長期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是李先念。 他對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後三年徘徊時期經濟工作的成績非常不滿意。他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 嘛！所以李先念特別反對我。除了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思想比較保守以外，還有認為我只聽鄧的話不聽他的話，另外認為我對過去他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成績 肯定不夠。李先念那麼不擇手段、不顧場合、不講原則地反對我，含有個人感情因素，不僅僅是觀點上的分歧，表現出一種仇恨，我認為就是這些原因。

【229】“兩權”即上下文所說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230】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極具影響力的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倡導者。對1980年代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 幣政策有極大影響。1988年趙紫陽於中南海紫光閣接見弗里德曼。弗稱趙是他所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231】張勁夫（1914-）：安徽肥東人。1982-1988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中顧委常委。

【232】王全國（1919-）：1975-1979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務書記。

第六部分
政治體制改革


一、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

下面談一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以及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的看法。

首 先說一說鄧小平的主張。1980年以來，直到“六四”前，鄧一方面不斷地講反對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講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鄧的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是 怎麼樣的改革呢？總的我認為，鄧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他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主張改革也是真實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 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張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評了現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於集中、家長制等等弊端。指出這些問題同現 行的制度有關，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這裡他還引用了毛主席過去講過的一句話，說像斯大林嚴 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時，還特別提出了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問題。他指出，我們雖然 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義統治和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但對肅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義影響的任務估計不足，沒有完成。

對 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 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

另 外，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着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 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 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另外，當時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文件，即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由於毛的專斷、家長制，把個人凌架於黨之 上，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而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233】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 了。

鄧 在1986年6月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說過，現在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政治 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誌；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聽取中央財經小組匯報時，又提出對政治體制的改革，要搞 一個藍圖。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講話，7月同孟加拉國外賓的講話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還說政治體制改革，是十三 大兩個主要內容之一。

但 他這些講話所講的政治改革的內容，比1980年講的範圍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內容僅限於行政體制、機構和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他為政治改革規定的內容， 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領導和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第二，是權力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同時地方各級也有一個下放權力的問題。第三， 精簡機構。還有一個內容就是提高效率。這是鄧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講話。他說，我考慮有三條：第一黨和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體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說 不要僵化，要用新腦筋來對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調動人民、企業以及基層的積極性，增強活力。就其主要內容來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幹部 年輕化。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主要的內容。

有 人認為，鄧有時講一下政治體制改革，不過是做做樣子，以獲取人民群眾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認為，鄧的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貫徹始終，是由於形勢所迫，或受 到某種阻力的緣故。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沒有充分的根據。問題的實質在於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樣的改革？在鄧的思想上，政治體制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所以他每次講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或者在這之前之後，甚至是同時、同一篇講話中，往往又講了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和強化專政等問題。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講話前，在1979年3月理論務虛會上，他所做的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的講話，就是在思想理論界思想剛趨活躍的時候，加在思想政治領域的一個緊箍咒。而在1980年8月講話之後的12月，他所做的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 結的講話中，強調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指出階級鬥爭雖然不再是社會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 特別指出，國家機關要通過適當法律法令，規定罷工、罷課事先要經過調處；遊行示威要事先經過允許；指定時間、地點，禁止不同單位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串 連，禁止非法組織的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鬧事嚴重的地區，必要時要實行戒嚴。

1986年、1987年，是鄧小平集中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這期間，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些都說明，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與一般人的理解，即國家現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決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力和效率問題，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鄧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說，一般地講政治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們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麼搞法，還是個新問題。

鄧 對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議會制，是特別反對和堅決拒絕的。差不多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都要說上一段絕不可採取西方那樣的政治制度。他所 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首先就是指這個。1980年9月鄧在講到政治體制改革要把黨政分開放在第一位時，就指出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 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那次談話，對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話。他說，資產階級講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制、競選、三權分立，我們能搞 嗎？在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他幾次向我打招呼，說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議會政治的影響，連一點這方面的痕跡也不能有。平時在講到人大、政協作 用的時候，他多次批評說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協搞成兩院制，想把政協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作用的時候，他反對在人大會議期間民主黨派建立黨組，進行黨派活動。對於選拔民主黨派人士到政府擔任實職，他也只允許以個人身份，不能以黨派身份參政。可見他在這個問題上連一點點小口子也不讓開。

鄧 非常欣賞和喜歡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那種集一切大權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統治的政治體制，厭惡和鄙視分權制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賓講話時說， 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覆，議而不決， 決而不行。就這方面總的說，我們效率是高的，決定了就馬上執行。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鄧把不受牽制，不制衡，權力 絕對集中，作為我們總的優勢。不能實行西方的三權鼎立，要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類話他講過多次。

記 得有一次，大約是八十年代前幾年的事，談到蘇聯出兵阿富汗，鄧說，我看美國搞不過蘇聯，蘇聯政治局開個會就能把這件事辦成，美國能辦到嗎？另一次鄧與外賓 談話時說，美國有三個政府，同他們打交道不知道誰能拍板，誰說了算，他們之間互相牽制，互相扯皮，想辦一件事很難。所以鄧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總 是告誡人們一定要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這個優勢，千萬不要搞西方三權分立、互相牽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論進行什麼樣的政治改革，鄧都不會允許觸動 這種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鄧 小平自從掌握最高領導權以後，非常強調要保持政治局勢的穩定，穩定壓倒一切。他認為沒有穩定，亂糟糟什麼事也辦不成。為了維護穩定，主要手段就是專政這個 武器。在我印象中，鄧是在老人中強調專政、對專政念念不忘最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們不要忘掉使用專政這個手段。每當他強調穩定的時 候，必然強調專政。他不僅反對政治制度建立什麼分權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厭惡人們用遊行、請願、鬧事的方式表達意見。他主張用立法的形式，實際上達到禁止 人們進行這樣的活動。一旦出現這樣的事情，他就主張快刀斬亂麻，用強硬的手段予以壓制。因此，鄧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專政是不允許動的。

鑒 於斯大林和毛澤東晚年的沉重教訓，以及鄧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鄧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沒有覺察的。因而他也不時提到要擴大黨內和社會上的民 主，廢除家長制，肅清蘇聯影響的問題。但如果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勢必要觸動高度集權的政治，而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 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因而他講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當他感到形勢逼人、專 制體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連這方面的事也不會談了。就連1986、1987年鄧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條提出的黨政分開，雖然只是堅持黨領導下的職能分工， 目的在於提高國家行政系統的統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後也就不再提了。所謂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除了幹部年輕化、精簡機構和中央地方、企業適當 分權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實際上這種改革還是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範圍。


二、政治體制改革阻力重重

政 治形勢另外一方面的問題。十三大基調是反左。除了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外，還特別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前進一步。那一段政治環 境進一步寬鬆，思想、理論、文化、藝術方面也比較活躍。同時由於改革開放十年來國外的一些影響，包括西方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的影響；蘇聯的政治改革，公開 化；改變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所有這些都鼓勵了中國的知識界、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要求進一步推進民主建設。

本 來我們應該因勢利導，很好貫徹十三大已經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如黨政分開，公務員制度，重要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同人民協商，對知識分子較多的 單位在民主建設方面也先行一步，滿足知識分子政治參與的要求等等。如果我們能夠切實貫徹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數要求推進民主 的人，引導到這個軌道上來，按十三大設計的逐步的循序漸進的擴大民主，加強民主政治建設。這樣大多數人的要求可以滿足，剩下少數，比較偏激的也就沒什麼 了。

但 是實際上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很難開展，很難搞下去。首先，包括鄧小平和一些老人，他們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體制上看法卻基本一 致。都不主張改動原有的政治體制。生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會削弱共產黨的權力，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本 來我們認為在中國條件下馬上實行多黨制不行，輪流執政也不現實。繼續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歷史造成的。但執政方式一定要改變，不能像過去那樣共產黨 把一切權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實行高度集權，全面專政，這種東西不適合時代要求，群眾也不能接受這種統治方式。所以，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不改變共產黨 的執政地位，十三大設計的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 老人們因為要保持共產黨的領導權，不敢改變執政方式，擔心改變執政方式就會削弱黨對權力的壟斷，這是他們真正的顧慮，思想深處的問題。在起草十三大報告 時，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權分立的影響，甚至說連三權分立的任何一點痕述報告上也不能有。他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簡機構、精 簡人員、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等，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質的問題。

我 曾設想過，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真正豐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發揮參政作用，使這個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這樣才能使各民主黨派活 躍起來，真正發揮參政的作用，監督的作用，使社會上那些政治參與感強的人，通過民主黨派這種形式實現自己的政治參與願望，不致在體制外再形成一種與黨對立 的組織。這樣做實際上也算分一點權吧，使共產黨不致全面壟斷權力，但絕對不會對共產黨執政地位挑戰。為此我曾提出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改為“共 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雖然差別不太大，但領導是個政治問題，領導下就是一個組織問題了。

我 還建議把民主黨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國務院各部門當副部長或部長，解放初期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產黨有了決定再告訴民主黨派，沒有定下 來就可以聽取民主黨派的意見，使協商成為真正的，而不僅是形式。吸收民主黨派成員參加國務院各部的領導工作，得到了鄧的同意，而且說要抓緊辦。還有，在人 代會期間如何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問題。既然是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就要讓它發揮黨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個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 有這種想法，當然也沒有最後定。也有人說，人代會期間共產黨建立黨團組織，為什麼民主黨派不可以建立黨團組織。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鄧那裡，他那裡傳話給我 的秘書李勇說，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講講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我們原有的，大家已經認可的制度，都不 能有真正充分的實際內容，你再談其他的改革，談何容易啊。

關 於黨政分開問題，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問題，黨內顧慮阻力很大。相當多的地方黨委是反對的，他們習慣於黨委總攬一切，壟斷權力，黨政一把抓，書記說了算。實 行黨政分開，書記似乎就變成虛的了。所以當時對確定廠長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書記不對工廠實行全面領導，而主要負責黨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實際 上頂着不執行。黨政分開，廠長負責制實際上涉及權力分配問題，既得權力的一部分人不願放棄權力，改革相當困難。

我 曾說過，要加強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實行改革開放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這當然是對的。問題是怎麼加強？按照過去的路子會適得其反。雖 然我們原來政治思想工作有許多好東西，但1957年以後，差不多20年的時間，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政治工作， 實際上是把群眾看成改造的對象，控制的對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講什麼道理，不做什麼說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壓人。“階級鬥爭為綱”對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 常壞的影響和習慣。同時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嚴重，機構非常龐大，大量的脫產人員。

我 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從根本上改掉這些年的做法，繼承和發揚戰爭年代的傳統，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種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 重造。我說出這個口號後，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老同志反對，各地黨委的同志也反對，特別是工廠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對，全國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飯的人 認為是要革他們的命。

那 時我就感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經受困難，經受風險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議論紛紛。至於政治體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難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 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要改變過去黨的執政方式，行使權力的方式，辦事的方式。歸根到底，就是要改變黨對權力的看法和對權力的全面壟斷，所以阻力很大。

政 治體制改革的阻力首先來自黨內及各級領導。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諸侯的擁護，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中很多人是消極的、抵制的。但當時我感到，政治 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就很難深入下去。譬如選拔幹部的標準，還是過去那一套，並不是把贊成和支持改革作為主要標準。中國的改革雖然搞了10年，但並 沒有突出去解決各級領導掌握在改革派手裡的問題，所以經不起風浪。有一些地方對改革採取實用主義的辦法，對他有利的就執行，對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 面就加以擴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縮小，加以限制。

還 有腐敗問題。1988年我在廣東過春節，在接觸許多情況後，我深深感到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是活躍起來了，但腐敗問題也出現了。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 政府要廉潔”。政府就是指幹部，指掌權的。後來我越來越感到廉潔是個大問題。在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的轉軌時期，如果沒有監督，腐敗就會滋長起來。權錢交 易、官倒、官商、貪污受賄。解決這類腐敗問題，最根本的是解決透明度，解決民主監督問題，包括新聞監督、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如果司法不獨立，法院不能獨立辦案，檢察院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實行。這就涉及司法和黨的關係問題。

我 深感政治體制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當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逐步地實行民主的、有監督的共產黨執政制度。權力絕對不能壟斷，權力必 須有監督，人民群眾有這樣的要求，形勢有這樣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則上提出了這樣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體制改革難度非常大，黨內那些老同志幾乎沒有 人支持這種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

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們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後政治改革沒有什麼行動，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別是知識界的要求同黨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 於當時政治氣氛還比較寬鬆，人們還是敢於講話的，不像“六四”以後的高壓，這種反差反過來使人們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現了過激的主張和行動，激化了矛盾。 當時宣揚引進西方議會制的言論也出來了。一個叫陳軍的在美留學生，回到國內串聯知識界名人，要求釋放魏京生【234】。在美國也有人發起一個簽名活動，給 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動作。1989年人代會期間，香港有一個代表團進來，要求人權，要求釋放魏京生。國內校園也十分活躍，各種各樣的沙 龍、論壇，也有過激的言論。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識分子紛紛到大專院校發表煽動性講話。方勵之在國外還直接點名對鄧小平進行人身攻擊。這些都給借反自由化來反 對改革開放的人一個口實，拿這些事向老人們挑動，使鄧和老人們神經更加緊張，認為政治方面不能有絲毫鬆動。

1988 年以後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後出現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同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黨的關係出現了緊張。1989年出現的那場政治風波不是偶 然的事情。鄧小平不是說有國際和國內的大氣候和小氣候嗎？我想如果講國內小氣候，就是我上面講的這些。固然當時人民對物價是不滿的。但更加不滿的，尤其在 知識界和青年中，是經濟改革停滯、全面收縮、全面復舊；他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途發生了懷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動靜，不見行動。人們對腐敗 不滿，也認為腐敗問題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共產黨的執政不受到監督，就無法解決。對這種狀況人們感到沒有希望，非常不滿。“六四”學潮中間雖然不滿情 緒多種多樣，很複雜，但根本上，是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停滯，政治體制改革無望的現狀的不滿。所以學潮本質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對保守勢力。有個很能說明問 題的例子，當時社會議論的中心是物價問題，但學生們謹慎地避開了這一敏感點一一怕把行動引向反對改革一一而是反對不民主，反對“官倒”。

李 先念在掀起倒趙風當中是非常賣力、非常積極的，扮演了一個組織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後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屆三中全會時，本來 要通過一個關於治理整頓的公報。這時王震突然發難，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殤》問題，要中央表態。當時我把他應付過去了。事後葉選寧告訴我，王震在他面前大罵 鮑彤，說鮑彤是個壞人，《河殤》就是他支持搞起來的，並且說，這是李先念告訴他的。這完全不是事實。鮑彤根本沒有接觸過《河殤》，也從來沒有向我談起過 《河殤》問題。看來王震講話可能還有保留，李先念講鮑彤問題實際上就是講我，暗指《河殤》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對《河殤》就有看法，李先念藉機把 《河殤》同我聯繫在一起，挑動王震對我的不滿。從王震口中知道，說鮑彤支持《河殤》，李先念為了挑撥一些老同志對我不滿，不惜造謠。“六四”以後，報紙上 公開對我批判時，《河殤》成了一個大問題。很多東西完全是無稽之談。說我支持《河殤》，下令複製了多少錄相帶分發全國，還說我壓制對《河殤》的批判等等， 完全不是事實，是造謠。

1988 年秋，海南有個洋浦開發問題。本來這是件很好的事情。當時有一個名叫張維【236】的，大概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吧。他對此事有看法，認為出租土地使用權給 外商涉及國家主權。這當然不對。但人家提出一個看法可以討論嘛。但李先念知道這雖然是田紀雲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這件事在一個文件上批判說， 這樣做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可見李先念不僅到處罵我，而且抓住一切機會攻擊我，煽動別人反對我。王震同志過去和我沒有什麼矛盾，有些事同他說說，可以得 到支持。但1988年以後情況就變了，積極反對我。至於“六四”以後，更說我是反革命，是小艦隊【237】後台。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動與鄧力群的影響有關 系。

再 講一個批租土地利用外資開發的問題。房地產市場固然有炒買炒賣出現過熱的現象，把這個問題解決，開放土地市場，對我們改革開放、加快城市建設、改善投資環 境，具有很大的意義。在改革開放中，把土地作為一種商品，參與市場交易，形成房地產行業。這是一個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來我們憲法上規定土地不能轉 讓，不能出租，所以這個問題長時期未能得到解決。改革開放後，只是在深圳曾劃出一塊土地給胡應湘【238】進行開發，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說劃給外商 的土地太多了，至於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許這樣做。

在 改革開放中，吸引外商到我們這兒投資開工廠、辦企業，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基礎設施不行。而要搞基礎設施，就要很大一筆投資。我們沒有這麼多錢，事情 就卡住了。多年來搞開發區，首先就是把土地開放出來，使土地變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礎設施，然後蓋廠房，蓋寫字樓。當時計算 過，一平方公裡面積這方面的費用就要一億多元，現在恐怕要更多。所以開發區往往進展很慢，我們城市建設都是這種情況。市政建設修路沒有錢，搞三通一平沒有 錢，許多土地閒置在那裡。

記 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東【240】談話時談到，市政建設沒有資金。他說你們有土地怎麼會沒有錢呢？當時我覺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沒 有資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聯不在一起。他說，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讓別人開發嘛！是啊，香港那個地方我也知道，一塊土地很快就蓋起大 樓，蓋成一條街，很快就改變 了那一塊地方的面貌，而我們就非常困難。霍英東當時這麼講，我覺得有道理，就建議他到上海去，把這個看法跟上海的市長、書記談談，後來不知道他去了沒有。 他這個看法對我有啟發。我們有土地沒有錢，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塊地方建設起來了。後來我到上海也有這個感覺。 上海浦東這個地方同上海市區就隔了一條江，發展上海如果把這個地方搞起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開發這個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資金，搞基礎設施，再招來外 商。大約是1987年，上海介紹一位美籍華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來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東這個地方租給給外商，只要有優惠政策，外商是願意 的，但時間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後，要給他一個轉讓的權利，他們可以向銀行抵押貸款。我問他，出讓這些土地後外商願意來投資嗎？需要什 麼條件？他說，這容易辦到，不需要特區那樣的條件，只要像閔行經濟區那樣就行了。我當時想，條件比閔行更優惠一些，接近於特區的條件也可以考慮，所以很有 興趣。因為這位美籍華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紹給我的，我就讓汪道涵負責這件事。考慮到上海這個舉動會各方矚目，為了能疏通各個方面，我考慮除了汪道 涵，還要把陳國棟【243】拉進來。他與陳雲有些來往，他的話陳雲也容易聽得進去。我知道陳國棟比較謹慎，對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沒有什麼，可以繼續研究。 我知道這個事情很大，因為過去想在上海搞開放，陳雲有顧慮。82年時他講過對上海、江浙這些地方要謹慎，因為在那裡搞資本主義，人們熟門熟路，滑下去很容 易。所以，上海改革開放所以推遲一是這個地方舉足輕重，另外與陳雲的態度是有關係的，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拖到後來。聽說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講 到上海搞晚了，我想這是對的。如果當年早一點搞，情況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浦東開發的問題，現在是解決了，實際上86、87年就醞釀這個事，開發的方式也是批租。浦東的事，我曾向陳雲談過，他沒有表態。這個事我也向鄧做了宣傳，他非常贊成，說這樣好的事，要趕快搞。但我當時感到老人們意見不完全一致，繼續研究醞釀吧。

洋 浦的開發問題。洋浦在海南儋縣，這個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沒有水，什麼都不能種。我們要搞有困難。如果出租給外商，他們可以很快搞起來。當時許士傑 【245】、梁湘【246】按這個設想同外商熊谷組【247】接觸，人家很有興趣，願意拿幾十個億來搞。但當時國內許多人對此沒有想通。我國原來是帝國主 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壓迫啊，租界啊，大家對主權問題非常敏感。當時張維他們去進行考察，寫了個報告，說大批土地租給外國，成了國中之國，是出賣主 權。1989年人代會期間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引起一場風波。許士傑在會上作了解釋，但那些人根本聽不進去，反對的調子非常高，有無幕後原因我不知道。當 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應，堅決要把這個計劃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責任。李先念知道這一情況後，給小平寫了封信，說這種開發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絕 不能這樣搞。鄧不了解情況，看到當時那麼多人反對，就說此事暫不要搞。也是在這個前後，陳雲也轉一個材料給我，批示說此事要慎重。

由 於當時爭論的焦點是主權問題，所以我叫特區辦搞了一個詳細材料，說明洋浦開發不涉及主權，我把這些材料轉給了陳雲，同時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這些土地只包 給一家是不是好，還可以研究，但這決不涉及主權問題。陳雲看了我的信後沒有再說什麼了。就在這個時期，我到鄧那裡去，他又問洋浦的事，我就說這件事實在是 一件不了解情況的誤會。我說，洋浦這麼一塊荒地，你如果不包給外商，放在那兒再過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塊荒地。包給外商，他來開發，那裡很快就成為繁榮的地 方，和港口配起套來。人家拿幾十億港幣來投資都不怕，我們怕什麼？說是涉及主權，完全是沒有常識。鄧聽後說這是好事，原來我不清楚，我原來說的不對，還是 要搞。後來梁湘、許士傑直接給鄧小平寫信，詳細匯報洋浦開發的打算。鄧看後作了批示轉我，說原來反映的情況不實，我說暫不搞，既然是這麼回事，那應該搞， 積極地搞。王震這個人對政治經濟改革是反對的（農墾系統的改革他就反對），但他對開放、對洋浦租給外商開發是支持的。原來我想找他出面講講話，但他看到各 方反對就不講話了，還說要重新考慮。鄧批示以後我告訴他，他也表示支持。

現 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 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 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府有什麼可怕的呢？

辦 特區的時候，就有議論說會演變成殖民地，像澳門一樣，澳門一開始是租給葡萄牙曬漁網的地方，後來就變成了殖民地。實際當時清朝是腐敗無能，現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沒有這個問題。只有外國人怕中國變，一天宣布什麼都不算數了，甚至把外國資本沒收了。哪有中國怕外國的道理？他把錢投到中國，中國還害怕嗎？又如海上 石油勘探，吸收外資，在合同上要求很多，總怕自己吃虧，思想保守，算小賬不算大帳。總之，一些人在對外開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虧。中國多年搞閉 關自守，名為獨立自主，實際上搞閉關自守。有人一聽說引進，就覺得不光彩。這有什麼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製造，什麼都要從國內解決，這方面吃了很大的虧。 對外貿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東西同人家交換，這也是自力更生嘛。這種閉關自守的想法，不會利用自己的長處。李鵬趁各方議論紛紛之際，也卡洋浦。 他本來對洋浦開發一點不支持，他特別給特區辦下文，說沒有國務院的通知，洋浦開發區不能動。就這樣把洋浦的事壓下來了。本來這件事是副總理田紀雲主持定下 來的，總之他是借治理整頓處處阻止改革開放。

還 有件事，王紀寬【248】曾捎來一個信息，美國一家汽車公司想在廣東惠陽地區搞一個年產30萬輛的汽車廠，條件很好，全部外銷。如果電力有問題，他們自己 搞電廠。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國來生產。這樣可以帶動三、四十家中國工廠來為它服務。這是獨資來搞，也不要我們配套資金。我當時聽了很高興，認為很重 要，我曾就這件事給姚依林、李鵬寫了封信，認為這是好事，而且當時許多外商怕中國政策變，不敢繼續來投資，特別是獨資。這件事如辦起來也是開了一個好頭。 但姚依林、李鵬對此很消極，他批給機械部，機械部總想自己搞不讓外資進來搞汽車工業。姚依林贊成他們的意見，認為不能搞。李鵬馬上同意他們的意見主張不搞，把報告轉給我，於是一件很好的事就這樣放下來了。“六四”以後聽說又想搞，是不是鄧知道了干預了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三、胡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

下面講講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耀邦多次被鄧指責為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後因此而被迫下台。國內國外也大都把胡看成開明派、民主派。胡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態度究竟如何呢？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是什麼呢？

耀 邦為人比較寬厚，比較寬容，也主張實行比較寬鬆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對待知識界，一向比較體諒，比較寬容。幾十年來在強調階級鬥爭、政治運動不斷的情況下， 他很少搞過火的事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和中央秘書長期間，積極主張為打成右派的人平反，為地富摘帽，並且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 【249】。他不顧一些人的懷疑和牴觸，提出不分時間限制，只要搞錯了的案子一律平反昭雪。在他擔任總書記之後，對於社會上出現的矛盾，包括一些人鬧事， 一貫主張採取疏導的方針，不贊成用高壓手段解決。即使對於流氓犯罪社會治安這類案件，他也積極倡導以綜合治理的辦法解決，不主張大量捕人、關人的所謂“嚴 打”。對於動輒用專政手段，他很不以為然。

在 政治制度上，他雖沒有具體明確表露過他的主張和設想，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能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人民能夠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動活潑的環境中，這是他追求的 理想。在他下台前不久，親自主持制定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 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主要的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來中央着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擴大社會 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從 以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標是確定無疑的。我相信如果他繼續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雖然他對自己的社會主義高度民主並沒有形成什麼框架或模式，但隨 着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動和影響下，他將會沿着國家政治的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推向前進。


四、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下面說一下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完全沒有注意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雖然早在四川的時候，我就開始進行了擴大 企業自主權的試驗，但是沒有想到政治體制改革怎麼辦的問題。當然我也覺得對於文革中以至文革前,1957年後我們黨內、社會上不正常的種種情況，我認為應 該撥亂反正。但對我們的基本政治體制，沒有想到要作什麼大的改變。記得那時陝西一個工人給我寫過一封信，他說他看了我的許多講話，認為我是經濟上的改革 派，但在政治上是個保守派。這確實是符合我當時思想實際的。這種狀況大概繼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所以連小平1980年那篇《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 著名講話都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當然更沒有改變我對政治改革的態度。到了1985、1986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認識才有了一些變化。引起我重視政治 體制改革的原因固然與國際大氣候、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問題有關係，但主要的是我從經濟改革方面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個時期我一直有個想法：在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太滯後也不行。因為經濟體制改革越深入，黨內守舊勢力的阻力就越大。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 經濟改革很難深入下去。而且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難充分發揮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種社會矛盾，沒有政治改革也很難得到妥善解決。比如在 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錢權交易、以權謀私，就是一個沒有社會監督的大問題。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擔任黨的總書記以後，接觸政治 領域的事情多起來了。我深深感到黨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必須從根本上設法解決。而離開知識界的政治參與，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

當 然，我當時所想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國搞多黨制，搞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要改變。當時總的想法是，中 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改變，但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另外，人治的問題要改變，真正做到法治。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我沒有看過但我聽說，戈 爾巴喬夫在回憶錄里講，1989年他訪問中國在與我會談時，我曾暗示中國要搞多黨制，搞議會政治。我沒有這樣的意思，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意思。我當時與他講 了兩個概念：一個是執政黨地位不改變，但要改變執政的方式；另一個概念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人治，也應該是法治國家，我有意識用了“治”而不是“制”, 也就是以法治理。不是說社會主義國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統，而是說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這兩個概念實際上也就是我那兩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總 的觀點。

要 改變執政方式，怎麼改變呢？當時也逐步有些設想。共產黨是執政黨，但怎樣執政呢？應該儘量使執政方式現代化一些，賦予它一個現代的、文明的、開明的、開放 的色彩和形象。就是說共產黨執政要增加它開明、開放的色彩。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回想起來，我總的想法實際上是想要改變過去長期形成和堅持的那種無產階級 專政的執政方式和制度。這大體上包括下面一些內容：

首先要增加黨和國家決策的透明度。戈爾巴喬夫叫公開性，我們叫透明度。黨和國家的重大活動和決策，應該向社會公開，讓人民知道，改變長期以來的所謂“黑箱作業”，人民只知道決策的結果，一旦政府公布了就去執行，而不了解決策的過程和情況。這個很重要，讓人民有知情權。

其 次，要開闢各種對話渠道。要同社會各個方面，各種力量，各個利益集團對話。重大問題一定要和各個社會集團協商對話，不是只在共產黨內作出決定，或者只是同 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協商一下。重大問題展開或決策之前、決策過程中間同各個社會集團對話。當然，這首先要有社會集團。沒有社會集團怎麼對話？這裡有個很 重要的問題：要改變過去那種各種社會團體完全同黨一個聲音，工會、青年、婦女、工商界、青年團、社會各團體，不能是黨的御用工具。它應該能夠代表它所代表 的群眾，這種對話才有意義。這就要發揮各社團的中間組織的作用，黨不要事事包辦，不要對他們干預太多，使他們有獨立活動的空間。在這樣的條件下，共產黨同 各個社會集團對話協商，要使各個社會集團能夠參與。

再 一個就是要改變選舉制度，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當時還設想，甚至包括共產黨向人大提名領導人的時候，可以同時提出幾個候選人，由人大 代表從中選擇。我們現在的差額選舉往往只有副職才有，而且中央高層一級就沒有。我們雖然還一下做不到西方的選舉辦法，至少共產黨向人大推薦提名應當多提幾 位，包括主要的職務譬如委員長、政府總理，可以多提幾個人，讓大家去選嘛！

充實和改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問題，要使民主黨派能真正起到參政黨和共同協商、互相監督的作用”我也曾設想過，在人大開會期間，民主黨派可以有自己的黨派活動，可以建立自己的黨組。

還 有就是要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這個想法。我們的憲法是一部好的憲法，但在保障公民權利上沒有具體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所以 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能保障實現，落實不了。我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也談到這一點。我說很多東西我們憲法上都有規定，但實現不了。所以必須要有具體保障其實 現的法律。譬如說，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都應該有具體的法律。

另 外就是要有領導、有限度地開放輿論。1989年我也和胡績偉交談過這個事，允許不允許獨立辦報？現在所有的新聞媒體都由黨和國家壟斷，這不是辦法。當然那 時我也沒有想完全放開，但有領導地放開一些會有好處。黨和國家所控制的媒體不願發表的東西，總還有別的媒體可以發表，那也好呀。蔣介石時代還有民辦報紙 嘛！雖然不能說開放報禁，但輿論要適當放開。

總之當時設想，在共產黨繼續保持執政地位的情況下，如何能夠更好地容納社會的政治參與。社會上各個方面，各種利益集團，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我們雖不實行多黨制，但要儘量地容納和擴大其他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

這 些想法有的已見諸文字或談話，更多地已經寫進十三大的政治報告，當然有些不能寫得那樣明確，有些當時還不能寫進去。這就是1986-1989那幾年我對政 治體制改革逐漸形成的概念，即執政的地位不變，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 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東西通過具體法律一一落實。

1989 年我下台以後，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 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 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 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 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 的，在幾十年時間裡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一一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 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 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 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 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當 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 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 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 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但話說回來，議會民主制度主要在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也有很早就 實行議會政治的，但並沒有充分顯示它的優越性，甚至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政府沒有權威，社會不夠穩定，一些軍人發動政變就是以此為藉口。這就說明，議會民 主政治制度這種現代的、先進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條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條件任何國家都可以採用並用得很好。

總之，西方議會制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體制、民主形式，這是第一。

第 二，它是有條件的，是隨着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而逐步採用的政治制度。所以在中國目前條件下，首先必須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行這種先進 的政治制度。如果我們不朝着這個目標前進，那麼中國市場經濟畸形狀態，不健康的市場經濟，權力市場化、社會嚴重腐敗和兩極分化等問題，就不可能解決，法制 社會也不可能出現。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朝着這個目標進行改革。

另 外一方面，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在這方面亞洲國家和地區有很多情況值得我們重視。如台灣、韓國這些國家和地區，他們由原來那 種體制逐步轉變為議會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鑑。根據中國的情況，在過渡期，為了能過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改 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仍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這 種選擇的出發點，一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二是有利於隨着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順利地過渡到比較成熟的文 明的民主政治體制。也就是說，第一不可倉促，冒然地全部搬過來；第二必須朝着這個目標前進，絕對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於甚至阻礙向這個目標前 進的倒行逆施。

這 個過渡需要多長，那要看整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關鍵是共產黨領導集團有這樣一種思想，這樣一種信念，然後再因勢利導，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行。但是也不能 完全靠執政黨的自覺，必須有社會輿論各方面的推動；也不能一切都不動，完全等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備了條件，在哪一天來宣布實行議會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一 種漸進的逐步發展的過程。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政治體制上不斷改良、改進，使之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究竟如何過渡，我在前面講的改進共產 黨執政方式所列舉的那些內容都是應該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階段。但最終要過渡到議會民主政治。

執 政黨必須過兩個關：一是開放黨禁、報禁，當然這種政治開放也可以採取逐步的形式，但這一關必須過；二是黨內的民主關。在共產黨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用民主 的方法對我們党進行改造。過去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確需要強調集中，強調紀律，但是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領導整個社會向着議會民主政治過渡，黨內如 果不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那就是不可能的。這就要保留黨內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合法存在。毛主席過去還講要保護少數嘛！黨內一定要允許不同意見，甚至不同的派別 合法存在。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競爭，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如果我們黨不從過去適合戰爭年代的狀況，轉變為適合於民主社會、民主國家的新情況，那是不行 的。這一關是一定要過的。

當然，還有軍隊國家化，還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實行的司法獨立等問題，都是必須解決的。

我 們希望在相當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以便有領導、有準備、有秩序地在穩定狀態來完成這種過渡。至於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這要看隨着社會的 開放，政治的開放，共產黨同其他政治勢力競爭的結果。如果我們一切都很主動，一切都搞得很好，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這不能靠憲法的規定來壟 斷這個執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競爭。我想這終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違背的。我們自覺這樣搞，對黨有好處，對社會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反之，那就對黨沒 有好處，對社會沒有好處，對人民沒有好處。但這是不可能阻擋的，適者生存。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我 們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233】李維漢（1896-1984）：湖南長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政務院秘書長。時任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234】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8年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獨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醫”。現旅居美國。

【235】編者按：從這裡起，到P289【一】，共12段，在錄音帶中雖然位於本處，屬於第六部分第二節；但從內容推測，也許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節的一部分。編者在整理過程中一仍其舊，未作任何改動。

【236】張維（1913-2001）：北京市人。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1980-1987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237】“小艦隊”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政治衍語，意即以反對黨的最高領導為目標的最危險的反革命組織。

【238】胡應湘（1935-）：Gordon Wu，香港企業家；香港“合和實業”創辦人。

【239】“三通”是指開發前的通電、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東（1923-2006）：Henry Fok，香港企業家。1980年為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華裔美國工程專家。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林同炎國際公司董事長。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後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後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兼市長。

【243】陳國棟（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

【244】“鄧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間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根據“去年”二字可以推斷，錄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寫定的。

【245】許士傑（1920-1991）：廣東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247】熊谷組是日本的建築公司，成立於1898年。

【248】王紀寬（1931-2007）：江蘇江陰人。時任香港永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高級諮詢研究員。

【249】據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的回憶：“在他（胡耀邦）的領導和推動下，到1982年底，全國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原載《人民日報》2005年11月20日）
 

【一】簡體中文版編者按：指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繁體中文版原書中的第289頁。

【二】簡體中文版編者按：指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繁體中文版原書中的第268頁。

代後記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編者按：本文是趙紫陽錄音回憶的英文版《序》。譯文錄入中文版。
鮑朴 譯。

我 只見過趙紫陽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進他在倫敦下榻的酒店。他當時是四川省訪英代表團的團長，房間裡擠滿了他的同事，他們對我的突然出現有些驚 訝。我知道，趙當時是四川省第一書記，率先進行農村改革，聲望正在不斷上升，這次國外之行是為了汲取經驗。但當時我研究的興趣比較側重於歷史。我問，如果 我到四川，能否請他談談1960年代在廣東省主政的經驗？他說他很樂意。我向他的助手遞了一張名片，就離開了。

那次短暫的接觸，使我形成了一個膚淺但又堅實的印象：這位共產黨的老幹部，開放，詼諧，有生氣。遺憾的是，我以後再也沒有機緣進一步加深這些印象。當我下一次到中國進行學術之旅的時候，趙紫陽已經是國家總理了，我知道，試圖通過北京層層官卡（去見他）是徒勞的。

這 本書的內容，是趙本人作為總理，之後作為總書記，直到最後被軟禁的經歷。這些文字給我們提供了北京高層風雲險惡的特寫鏡頭，在那一段時間裡，總書記胡耀邦 和總理趙紫陽，作為鄧小平的佐助，正在為他的改革事業努力奮鬥。雖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學者着文論及，但趙紫陽的記錄使我們有可能對撲朔迷離的內部鬥爭有所 認識。

趙 顯然非常喜歡他的總理生涯，其中涵蓋着探索和思考，失誤與失望，以及中國加速發展所帶來的喜悅。在元老中，他有對頭，陳雲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當毛 澤東出軌的時候，陳雲總在經濟方面發出理智的聲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權的五年計劃制度是個好東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錯誤就行了，畢竟是計劃經濟把蘇 聯搞成了超級大國。所以陳雲建議中國回歸正統。他提出了“鳥籠經濟”的模式：就是說，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籠中之鳥。這樣一來，市場經濟就不會失 控。趙很尊敬陳雲——（除了鄧）陳是此書中唯一被趙稱之為“同志”的元老，趙總是去訪問他，同他討論新的政策，希望贏得他的支持。即使達不到目的，好在後 面還有鄧小平去制約陳雲。

李 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趙似乎從來不大喜歡此人。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唯一同周恩來共事（沒有被打倒過）的高級文職領導人。當華國鋒在毛的黃昏歲 月中崛起之時，李成了華在經濟上的最高顧問。如果華繼續擔任領袖，李一定能大權在握。李對此念念不忘，也沒有忘記是趙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經常念叨自己在華 的短暫過渡期間的成績，認為應該被承認為當前進步的起點。“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其實華的“洋躍 進”——大量購買外國生產線——極大地超越了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因為李是元老，沒有人直接反駁他，趙當然也不會。所以李繼續念叨，說趙喜歡而且學了太多 的“外國的東西”，亞洲四小龍的東西，甚至西方的東西等等。後來得到國家主席這個安撫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對派。如趙所說：“李先念之所以對我仇 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除了他與李先念的問題以外，趙其實比較幸運，因為在鄧的上述兩員 大將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擊。如趙所說，這是因為胡是總書記，主管政治與理論工作，而保守派們發現胡對他們心愛的東西毫無興趣。趙 在寫到胡的時候，流露褒揚之意，他認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識分子，不願意像文革時那樣整他們。胡心直口快，不計較影響。實際上，胡與趙之間主要的分歧之 一在於，胡有鞭策經濟快速發展的傾向，而趙主張寧可慢些，但要穩些。兩人都有將市場經濟帶入中國的決心，但看起來胡還沒有忘掉毛式的依靠運動發展經濟的方 式。1983年，鄧召集二人開會，直截了當告訴胡，不要干預政府的經濟工作。趙認為，在1986年學生示威事件爆發以前，鄧就已經對胡失去了信心。學生示 威只是（給鄧）提供了搞掉胡總書記職位的機會罷了。總之，在這種情況下，胡能夠繼續留任政治局委員，已經很不容易了。

除 此之外，胡還有一個趙所不能比的優越條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機關度過的，也就是說，他有人脈，有老關係。正因為如此，趙告訴我們，胡被他 的很多敵人指責扶植團派，因為胡自1950年代就領導這個組織。相形之下，趙一直在不同地區的省級機關工作，只在1980年才調到北京，沒有什麼老關係， 或者，像他自己所說：“渠道不多，消息比較閉塞”。除此以外，趙只有一個支持者，那就是鄧小平。當然，那是一位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鄧，面對元 老們的強烈反對，他也必須左顧右盼，權衡折衝。因此，每當鄧表示隱退之意，趙就堅持請留。據趙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離他政治生涯最後被毀只有一 個月——鄧還在向趙重申，他已經取得了陳雲和李先念的同意，讓趙做兩屆總書記。（總書記這個職位，是趙1987年1月從胡耀邦下台後接過來的）但是，在講 到趙的悲劇之前，值得關注的是他在改革當中所起的作用。

人 們常把鄧看成改革的設計師。當然，沒有他當初對改革和開放的強有力的推動，就不會有改革。後來，在中共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隨時準備臨陣督戰， 或者抵擋反對者從四面八方發出的進攻。但讀了趙關於他苦心探索改革這篇樸實無華的報告之後，事實就明朗了——改革的設計師，實際上不是鄧，而是趙。是趙， 在進行了無數次的基層調研之後，才最終認識到鄧1978年12月復出以後仍在堅持的農業的集體化已經過時。是趙，支持了全國範圍的農戶包產責任制，用以發 展農業和提高農民收入。誠如趙所敘述，沒有鄧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成功。但鄧自己並沒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這一突破的，是趙，不是鄧。

也 是趙，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發展戰略。這和改革早期實行的經濟特區政策不同，這是動員全部沿海省份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努力：進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 產，然後再同樣大規模地出口所得產品。趙要應付很多不同的反對意見，但是，一旦他取得鄧的支持，事情就比較順利了。趙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 政治生涯結束後繼續存在，只是在那以後，沿海發展戰略同趙聯繫太緊密，因而這個名稱被棄置不用，不再把成績歸功於他罷了。

對 失敗，趙也承擔了責任。1980年代後期的大事之一是價格改革，但在後來的討論中，鑑於當時的經濟形勢，趙同意暫停。那是很罕見的：他居然同他的兩個主要 對頭李鵬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鵬和姚依林利用了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排擠趙。鄧的態度很明朗，趙在擔任總書記之後必須繼續主管經濟工作，但李和姚越來越不 理會趙的意見。作為中國政治體制里的老手，他們很快就感覺到了趙的權力在減弱。


趙 的成績是很可觀的。更可貴的是，在他的級別上，他幾乎總是孤軍奮戰；他擁有一批忠實的擁護改革的官員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軟禁的助手鮑彤。 但是，是趙，需要在第一線去說服或同元老們展開周旋；也是趙，必須自己去防備身後氣急敗壞的“同事們”李鵬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還是趙，必須說服中央或省 里的官僚們，而這些人的思路，可能還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們念念不忘保衛固有的領地，堅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趙，在整個1980年代，直到他 離開政治舞台，都在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調研，而討論，而爭辯。在選擇趙作為他的改革的設計師上，鄧表現出極佳的判斷。

趙從來沒有想當總書記。他喜歡做事，不願意捲入爭論，不管是政治方面的，還是理論方面的。如果鄧有總書記的其他人選的話，趙會非常樂意繼續做總理。但是唯一的人選來自耍陰謀詭計的保守派，趙天真地信以為真，鄧卻看破了他們。趙只好勉為其難，他也因此被迫處於困境。

他 很快就認識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護航是多麼幸運。趙現在接收了兩個主要敵手，胡喬木和鄧力群（“小鄧”，但同鄧小平沒有親戚關係）。胡喬木是筆桿子大 王，以前曾是毛的秘書和得寵的捉刀人。鄧小平已經同此人幾年不打交道了。鄧力群長期以來是左派理論家，同保守元老們密切聯絡。他掌控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以 製造反對改革的觀點和評論為業。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小鄧”非常倔，像頭“湖南騾子”。但是他的支持者們無疑認為，他是在光榮地為真理而鬥爭。

趙 以前對胡耀邦和胡喬木與“小鄧”之間的思想理論鬥爭根本不感興趣——他們也認為，趙態度中立，只關心別讓思想理論問題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當胡耀邦被迫下台 以後，他們原以為可以大張旗鼓推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卻遇到了趙的反對。在很短的時間裡，趙做成了胡沒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瓦解了“小鄧”的權力基礎，關閉了《紅旗》雜誌等左派刊物。

作 為補償，趙建議“小鄧”在下一次黨代會擔任政治局委員，給他一個說話的地方。這些都是經過同意了的，當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時——選舉中央委員，然後從中選出 政治局委員——小鄧沒有被選上。鄧本來曾經表示同意提升小鄧入政治局，但鄧現在主張維持選舉結果。支持小鄧的元老們對此十分惱怒，從此把趙看成了比胡耀邦 更大的敵人。

但 是趙還是取得了進一步的勝利。他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貫穿整個改革年代的揮之不去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為什麼現在反而采 用資本主義的一套做法呢？他決定使用一個現成的說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賦予它以全新的理論地位。這樣，既不至於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又可以使中 國從社會主義教條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他還試圖使所有的人滿意，因而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地位。這是鄧1979年強調的，即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 政、共產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趙把1978年使鄧恢復權力的那次中央全會解釋為，實際上既包含了四項原則，也包含了改革開放，二者同等重要，它 們是兩個要點，共同圍繞着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這一論述，被鮑彤及其同事表述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口頭語。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禮，但鄧小平 喜歡，因而就成立了。這一論述，構成了趙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報告的理論基石。

當 我們說到1989年4至6月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時，也可能西方讀者接觸到的材料比趙紫陽當時所能接觸到的還要多。這是因為有 一本在海外發表的共產黨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許趙從來沒有接觸到，特別是元老們決定趙下台以及選擇接班人的會議記錄。趙在這裡提供的，是他對學生運 動的分析，以及他對之採取的政策。

趙 因為對學生運動持寬容態度，使李鵬等保守派同事惱羞成怒。趙認為在初期的抗議活動以後，使用說服的手段可以使學生回到校園。李鵬曾保證根據趙的意思去做， 趙就啟程前往北韓，進行早已安排好的訪問。對趙不幸的是，李鵬找到了機會，背棄了他（向趙做出）的保證。趙一離開，李鵬趕緊召集北京市委的幹部，先向政治 局常委，然後向鄧小平匯報。他們的報告驚心動魄，預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勢，將會有全國性的動亂。鄧的腦子裡有文革時兒子被斗殘廢的記憶，這樣的報告肯定會 使鄧小平深受感觸。他將事件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在朝鮮，沒有任何其他信息，在無奈中，只有同意鄧的說法。李鵬做出安排，把鄧的語言和情感 立即寫成《人民日報》社論，在4月26日發表。出乎李鵬預料的是，社論不僅沒有使學生們屈服，反而激怒了他們，因為他們的愛國行動被誣陷了。27日，學生 們衝破了警察的攔阻，再次到廣場遊行。在鄧的幫助下，李鵬促成了學潮再次升級。

趙 回來以後，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論裡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論收回，學生運動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過諮詢得到的結論，同他已經感覺到的情況，是一樣 的：鄧根本不願意否定社論。李鵬最大的勝利在於他終於找到了一件可以離間鄧與趙的事情。趙試了其他方法向學生顯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經沒有選擇， 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嚴歸於失敗。趙的時代結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參加中央會議，接受被廢黜。

逝 世於2005年的趙，在軟禁當中度過的時間比主持改革的時間還要長。在這個期間，他只偶爾被允許出行到經過謹慎選擇的地點，偶爾打打高爾夫球，偶爾會晤被 仔細篩選過的來訪者。趙的許多時間只能用來抗議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無聊的禁令。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黨的官員，他向他的監視者援引憲法和黨規。看來他真的相信 ——也許出於天真——在他義正詞嚴的壓力下，某一天，他的敵人就會退卻。然而，不然。在處理趙紫陽一案中，合法與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權力和 穩定。也許，趙從鄉下來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沒有法律的地位？不過，也許，如果他出現在街頭，如果被發現後在人群中引起騷動，如果領導集 團因此發生出自內心的恐懼，也許他能從中得到某種安慰？

在 幽禁中，趙想過政治改革，想到鄧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認為鄧其實並不相信什麼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緊國家管理的機制而已。胡還沒有一個全面的 想法，但是根據他在政治運動中溫和的態度，和他堅持平反以往運動中的全部冤假錯案，使趙認為，如果胡能繼續執政，他一定會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趙 承認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經濟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漸體會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會遇到災難：比如大規模的腐敗就會不斷 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經可以告訴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中共的執政地位可以不變，但執政方式必須改變：法治必須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 立同社會各方面力量對話溝通的渠道。他認為，各種社會力量應該有權組織自己，而不是從屬於黨國領導之下的機構。趙希望，縱使選擇有限，在全國代表選舉中也 應該有選擇的餘地。

之 後，趙的觀點又進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現代化，包括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 國，這意味着一個長期的過渡階段，這需要共產黨做出兩個突破：允許不同政黨的競爭和新聞自由。而且，黨內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獨立也要先行。在簡短的 分析後，趙根據他的經驗，講了推行這樣的改革在中國會是多麼的艱難。

趙 紫陽被囚禁的故事引發了（我的）兩個想法：一個熱愛國家的官員，如果只有在多年賦閒全力反思的條件下，才得出了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於日理萬機的官 員來說，又有什麼休閒時間，或者有什麼（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夠在當朝當政的條件下，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如果他終於能夠得出這種結論，他又如何能在 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黨內反對力量之下，來實現這個結論呢？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斯大林式的經濟模式，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大災大難動搖了這種模式。中國不需要再 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想去實現趙紫陽最後遺言中的結論，這個黨就必須從根本上有所變革。

如今的中國，趙紫陽是不允許存在的。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一一他們為國效力，功勳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壞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是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前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is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rmerly Director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趙紫陽年表



1919年10月17日誕生於河南省滑縣桑村鄉趙莊。

1927－1933年（8－14歲）在縣立第十七小學（初級小學，在桑村）和縣立第一小學（高級小學，在縣城，原歐陽書院）讀書。

1932年（13歲）6月在原籍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3年（14歲）8月考入河南省立開封第一初中。1935年（16歲）12月在開封參加聲援北平“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示威遊行和臥軌請願鬥爭。

1936年（17歲）8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級中學（今武漢第14中學）。1937年七七事變後輟學返鄉，從事抗日活動。

1938年（19歲）2月在滑縣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10日赴中共北方局黨校（山西省黎城縣寺底村）學習，8月底結業。9月由中共直南特委任命為滑縣工委書記。1939年1月中共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任縣委書記。

1939年（20歲）年初兼任中共豫北地委組織部副部長。6月任豫北地委宣傳部長。

1940年（21歲）4月任中共冀魯豫邊區二地委書記。1941年7月二地委改稱六地委。

1942年（23歲）12月因精兵簡政，五、六地委合併，稱四地委，趙改任四地委宣傳部長。

1943年（24歲）5月赴位於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麻田的中共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10月結業。11月任中共冀魯豫四地委副書記。

1944年（25歲）5月四地委改稱九地委。冬，與冀魯豫邊區婦女委員會委員梁伯琪結婚

1945年（26歲）10月九地委改稱四地委，任四地委書記，兼冀魯豫軍區四分區政委。

1947年（28歲）12月任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

1949年（30歲）3月任中共河南省南陽地委書記。

1951年（32歲）4月奉命南下赴廣東工作。5月任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6月被增選為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

1953年（34歲）7月任中共華南分局副書記。

1954年（35歲）10月兼任中共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

1955年（36歲）華南分局撤銷，改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

1956年（37歲）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9月赴北京參加中共八大。

1960年（41歲）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務書記；兼廣東省軍區政委。

1962年（43歲）1至2月赴北京參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年初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

1965年（46歲）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政委（陶鑄為第一政委）、廣東省軍區政委；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1966年（47歲）“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奪權。

1967年（48歲）5月5日被廣州市警備區司令部關押在廣州沙河梅花園監護。

1968年（49歲）以戰備名義被轉移至韶關。

1969年（50歲）被羈押在廣州市警備司令部。

1970年（51歲）7月化名趙明到湖南省漣源縣湘中機械廠當鉗工，下放勞動。

1971年（52歲）4月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

1972年（53歲）3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革委副主任。

1973年（54歲）

1974年（55歲）8月赴北京參加中共十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

1975年（56歲）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1977年（58歲）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30多個縣市進行農村調查，開始在全川調整經濟政策，進行擴大農民自主權試點和推廣工作。

1978年（59歲）主持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主持制訂四川省“農村經濟政策十二條”。由於四川糧食連年增產，“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諺流傳開來。

1978年（59歲）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2月參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任西南組組長。

1979年（60歲）9月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0年（61歲）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3月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4月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9月10日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決定任命趙為國務院總理。

1981年（62歲）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1月，向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提出“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1982年（63歲）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再次富選為政治局常委。和胡耀邦、萬里一起主持制訂第一個關於農村政策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在全國全面推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兼任新成立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

1984年（65歲）作為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10月舉行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並主持實施。

1985年（66歲）同胡耀邦一起主持制訂《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改革推進到社會各個領域。

1986年（67歲）10月中央決定成立以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為成員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趙紫陽為組長，主持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

1987 年（68歲）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代理總書記，開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本年秋到次年1月，提出沿海發展戰略。10月，在中共十 三大上，代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作《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以建設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方 案。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69歲）3月王持中共十三屆二中全會並代表政治局作工作報告，闡述社會協商對話問題。

1989 年（70歲）6月3-4日發生“天安門事件”。6月，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 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 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

1989年（70歲）6月至2005年（85歲），被軟禁於北京住所。

2005年（85歲）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名錄

安志文（1919-）An Zhiwen
陝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趙紫陽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阿爾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
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在中國工作八年，對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重大影響。1984年12月，他再次訪問中國。

鮑彤（1932-）Bao Tong
浙 江海寧人。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鮑任國務院總理秘書，兼國家經濟 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用軍隊鎮壓學生，被非法關入秦城監獄。199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薄一波（1908-2007）Bo Yibo
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陳國棟（1911-2005）Chen Guodong
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

陳俊生（1927-2002）Chen Junsheng
黑龍江樺南人。1978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秘書長，省委書記。1984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5年起任國務院秘書長，1988年任國務委員；1998年任政協副主席。

陳希同（1930-）Chen Xitong
四 川安岳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六四”鎮壓之後，代表國務 院發表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陳野革（1915-1994）Chen Yege
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任中顧委委員。

陳一咨（1940-）Chen Yizi
陝 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陳一咨在5月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 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反對暴力鎮壓，事後被迫流 亡美國。

陳雲（1905-1995）Chen Yun
江 蘇青浦人。陳雲是當時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87年後任中 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主張實事求是，但不主張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陳雲在經濟上接受“市場調節”但堅持計 劃經濟，提出所謂“鳥籠經濟”理論，成為這一時期黨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代表人物。陳雲的經濟思想同他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吻合的。

鄧力群（1915-）Deng Liqun
湖南桂東人。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總編，1982年任中宣部部長及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鄧小平（1904-1997）Deng Xiaoping
四 川廣安人。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當時在中國擁有最高權力的中共元老（所渭“黨的 第二代核心"）。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是改革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為趙紫陽等黨內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堅守一黨專制的底線，是改革年 代歷次“反自由化”的發動者；從1979年鎮壓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鎮壓，都是他親自作出的決策。鄧小平個人的傾向對毛澤東身後的 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丁關根（1929-）Ding Guangen
江蘇無錫人。鄧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員。曾任鐵道部部長，因責任事故離職；改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丁石孫（1927-）Ding Shisun
江蘇鎮江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民盟中央副主席。

杜導正（1923-）Du Daozheng
山西省人。原《光明日報》總編輯,1987-1989年任新聞出版署署長。後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

杜潤生（1913-）Du Runsheng
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方勵之（1936-）Fang Lizhi
浙江杭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學潮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費孝通（1910-2005）Fei Xiaotong
蘇州吳江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
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極具影響力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對1980年代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1988年趙紫陽於中南海紫光閣接見弗里德曼。弗稱趙是他所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高揚（1909-）Gaoyang
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戈爾巴喬夫（1931-）Mikhail Segeyevich Gorbachev
蘇聯政治家。1985-1991年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職時期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谷牧（1914-）Gu Mu
山東榮成人。1975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5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79年起，兼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主管對外經濟事宜。

郭羅基（1932-）Guo Luoji
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引起鄧小平的不快。

郝建秀（1935-）Hao Jianxiu
山東青島人。勞動模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8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何東昌（1923-）He Dongchang
浙江諸暨人。1978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時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對促成武力鎮壓學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賀亦然（1918-）He Yiran
河北滿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許嘉鵬（1937-）Xu Jiapeng
江蘇淮安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民進中央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胡績偉（1916-）Hu Jiwei
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銷一切職務。

胡喬木（1912-1992）Hu Qiaomu
江蘇省鹽城人。1941-1966年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胡啟立（1929-）Hu Qili
陝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啟中立，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員。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胡耀邦（1915-1989）Hu Yaobang
湖 南瀏陽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開拓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 會環境。在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和事過於寬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後，胡實際上已經無法工作；1987年1月被 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幾乎有全體北京大學生參加，並且得到全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廣泛支持的大學潮，持續了整整50 天，最後在六月四日遭受鄧小平調集的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

胡應湘（1935-) Hu Yingxiang
香港企業家；香港“合和實業”創辦人。

華國鋒（1921-2008）Hua Guofeng
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澤東死後與“四人幫”權力鬥爭的勝利者。1976-1980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華逐漸失去了一切權力。

霍英東（1923-2006）Henry Fok
香港企業家。1980年為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江流（1922-）Jiang Liu
山東棲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教育長、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蔣碩傑（1918-1993）Jiang Shuojie
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經濟學家，倡導自由貿易，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江澤民（1926-）Jiang Zemin
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選，接替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

金明（1913-1998）Jin Min
山東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書記。

金日成（1912-1994）Kim Il-sung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創建人。1948-1994年是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袖。

康世恩（1915-1995）Kang Shieng
河北懷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

雷潔瓊（1905-）Lei Jieqiong
廣東廣州人。北京大學教授。1987-1997年任民進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李爾重（1914-）Li Erzhong
河北豐潤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

李鵬（1928-）Li Peng
李 碩勛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蘇聯，電力工程人員，文革後任水電部副部長。198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 記；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國務院總理。李在政治上聽從黨內保守元老；經濟上聽從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李鵬力主 並促成了武力鎮壓。

李銳（1917-）Li Rui
時任中顧委委員。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82-1984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是改革開放的積極的支持者。

李瑞環（1934-）Li Ruihuan
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樹橋（1944-）Li Shuqiao
河南內黃人。1986-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李鐵映（1936-）Li Tieying
湖南長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1993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李維漢（1896-1984）Li Weihan
湖南長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政務院秘書長。時任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李先念（1909-1992）Li Xiannian
湖 北黃安人。1954-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是陳雲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陳雲靠邊站，就由他繼續負責財政、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工作。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後任全國政協主席；是當時黨內有影響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 都反對進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李錫銘（1926-）Li Ximing
河北束鹿人。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李一氓（1903-1990）Li Yimang
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時任中顧委常委。

李勇（1948-）Li Yong
1985-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
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李正亭（1918-）Li Zhengting
陝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梁步庭（1921-）Liang Buting
山東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1983-1988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梁湘（1918-1998）Liang Xiang
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廖漢生（1911-2006）Liao Hansheng
湖南桑植人。解放軍將領；1983-199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廖志高（1913-2000）Liao Zhigao
四川省冕寧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林同炎（1912-2003）Lin Tongyan
華裔美國工程專家。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林同炎國際公司董事長。

劉賓雁（1905-2005）Liu Binyan
吉林長春人。《人民日報》名記者。其1979-1987年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使他成為1980年代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及記者。1989年以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美國。

劉少奇（1898-1969）Liu Shaoqi
湖 南寧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前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擁戴毛澤東，而成為毛指定的 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毛澤東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復名譽。

劉正文（1912-）Liu Zhengwen
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安徽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陸定一（1906-1996）Lu Dingyi
江蘇無錫人。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文革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同，1982年任中央顧同委員金常各委員。

陸鏗（1919-2008）Lu Keng
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

盧之超（1933-）Lu Zhichao
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馬文瑞（1912-2004）Ma Wenrui
陝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至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毛毛 / 鄧榕（1950-）Mao Mao / Deng Rong
毛毛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的小名。後任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

中曾根康弘（1918-）Nakasone Yasuhiro
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聶榮臻（1899-1992）Nie Rongzhen
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
英國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國第28任即最後一任香港總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

彭沖（1915-）Peng Chong
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彭德懷（1898-1978）Peng Dehuai
湖 南湘潭人。元帥。中共建國後長期擔任國防部長。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直言，批評“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中的問題，指出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 各部門。被毛澤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和裡通外國，毛澤東由此萌發七年後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彭德懷一案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冤案。

彭真（1902-1997）Peng Zhen
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文革中下台。1979年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3-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錢李仁（1924-）Qian Liren
浙江嘉興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5-1989年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喬石（1924-）Qiao Shi
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兼任國務院副總理。1987年任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態度中立。

欽本立（1918-1991）Qin Benli
浙江長興人。著名報人。曾任中共《文匯報》黨委書記，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1989年4月因堅持在《導報》上發表紀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整肅停職。“欽本立事件”成為江澤民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任仲夷（1914-2005）Ren Zhongyi
河北威縣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員，繼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任期中領導了全國先行的廣東省的改革開放。

阮崇武（1933-）Ruan Chongwu
河北懷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長。1987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勞動部部長。

芮杏文（1927-2005）Rui Xingwen
江蘇漣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1989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宋平（1917-）Song Ping
山東莒縣人。1981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升主任，任國務委員；1987年任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江澤民和李瑞環，填補了趙紫陽、胡啟立的空缺。

宋任窮（1909-2005）Song Renqiong
湖南瀏陽人。1978-1983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蘇紹智（1923-）Su Shaozhi
北京市人。政治理論家；1982-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孫長江（1934-）Sun Changjiang
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軍報》同一主題的重要社論的作者。

孫起孟（1911-）Sun Qimeng
安徽休寧人。民主建國會的早期組織者發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田紀雲（1929-）Tian Jiyun
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萬里（1916-）Wan Li
山東東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取得極大成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領導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王大明（1929-）Wang Daming
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政協北京市第八屆委員會主席。

汪道涵（1915-2005）Wang Daohan
1978年後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後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兼市長。

王鶴壽（1909-1999）Wang Heshou
河北唐縣人。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由陳雲兼）。

王建（1954-）Wang Jian
北京市人。時為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一文的作者。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

王紀寬（1931-2007）Wang Jikuan
江蘇江陰人。時任香港永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高級諮詢研究員。

王蒙（1934-）Wang Meng
河北南皮人。文學家。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長。

王全國（1919-）Wang Quanguo
1975-1979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務書記。

王忍之（1933-）Wang Renzhi
江蘇無錫人。1982年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王任重（1917-1992）Wang Renzhong
河北景縣人。1978年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王瑞林（1930-）Wang Ruilin
山東招遠人。自1952年起長期擔任鄧小平秘書；1978年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5年任中央軍委委員。

王若水（1926-2002）Wang Ruoshui
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理論家。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異化”的文章。是中國當代知名的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

王若望（1918-2001）Wang Ruowang
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14個月。

王維澄（1929-）Wang Weicheng
浙江桐廬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震（1908-1993）Wang Zhen
湖南省瀏陽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為中共中央顧間委員會副主任；1988-1993任國家副主席；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黨內有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尉健行（1931-）Wei Jianxing
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7-1992年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魏京生（1950-）Wei Jingsheng
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8年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獨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醫”。現旅居美國。

溫家寶（1942-）Wen Jiabao
天津市人。1986-1992年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伍修權（1908-1997）Wu Xiuquan
湖北武漢人。1958-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吳學謙（1921-2008）Wu Xueqian
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任政協副主席。

吳祖光（1917-2003）Wu Zuguang
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寫有《風雪夜歸人》、《武則天》、《鳳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闖江湖》等劇目。

項南（1918-1997）Xiang Nan
福建省龍巖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書記、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蕭洪達（1918-2005）Xiao Hongda
廣東潮陽人。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熊復（1915-1995）Xiong Fu
四川鄰水人。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1978-1988年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許家屯（1916-）Xu Jiatun
江蘇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滿中共武力鎮壓，出走美國。

許士傑（1920-1991）Xu Shijie
廣東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海南省人大主任。

徐向前（1901-1990）Xu Xiangqian
元老，元帥。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嚴家其（1942-）Yan Jiaqi
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六四”事件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閻明復（1931-）Yan Mingfu
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被撤職。

楊尚昆（1907-1998）Yang Shangkun
重慶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當時中共黨內極具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學潮中，楊尚昆開始支持趙紫陽的方針，最後轉而選擇擁護鄧小平的武力鎮壓決策。

楊易辰（1914-1997）Yang Yichen
遼寧省法庫縣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

姚錫華（1929-2009）Yao Xihua
江蘇省南京市人。曾任廣東省高教委員會黨委書記、國防科委政治部秘書長。1987-1989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十三大代表。

姚依林（1917-1994）Yao Yilin
安徽貴池人。文革前長期做貿易工作，是陳雲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後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張並促成了武力鎮壓學生。

葉季壯（1893-1967）Ye Jizhuang
廣東新興人。1949年起長期擔任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葉選寧（1931-）Ye Xuanning
出生於香港。中共元老葉劍英次子。時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雍文濤（1912-1999）Yong Wentao
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省委書記，林業部長。

于光遠（1915-）Yu Guangyuan
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

余秋里（1914-1999）Yu Qiuli
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袁木（1928-）Yuan Mu
江蘇興化人。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鎮壓的喉舌。

曾希聖（1904-1968）Zeng Xisheng
湖 南興寧（今資興）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躍進導致大饑荒後，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勞動力分包 耕地，按實產量記工分”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以緩解農民的口糧危機。1962年被指責為“單幹”!受到批判和撤職。

張光年（1913-2002）Zhang Guangnian
湖北老河口人。筆名光未然，著名詩人，《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文學評論家。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張勁夫（1914-）Zhang Jinfu
安徽肥東人。1982-1988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中顧委常委。

張榮發（1927-）Chang Yung-fa
台灣澎湖人。長榮集團總裁。

張曙光（1922-2002）Zhang Shuguang
河北饒陽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1986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兼內蒙古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87年離職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張維（1913-2001）Zhang Wei
北京市人。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1980-1987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張顯揚（1936-）Zhang Xianyang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列寧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

張岳琦（1938-）Zhang Yueqi
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87-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趙健民（1912-）Zhao Jianmin
曾任山東省省長、中共山東省委監委書記；雲南省政協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鄭必堅（1932-）Zheng Bijian
四川富順人、時任胡耀邦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周恩來（1989-1976）Zhou Enlai
江 蘇淮安人。是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文革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文革後盡 力緊跟毛澤東，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朱厚澤（1931-）Zhu Houze
貴州織金人。1983年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附錄



附錄一
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錄音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的錄音內容。內容與正文有部分重複，但某些闡迷更為細緻。在此收錄，供讀者參考。


我 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以後，在國外，包括日本、東南亞、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至美國的政界、經濟界引起了廣泛強烈的反映。多數認為這個理論的提出是 中國進一步要改革開放的信號，而且認為這樣一個戰略必將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一一首先是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都給予比較肯定的評價。國內也有很多人表示贊 成，特別是沿海地區歡欣鼓舞。我曾專門搞了沿海戰略的系統材料送給鄧小平，他看了以後非常讚許，給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批語上寫了這麼一些話：“實施沿海發 展戰略，要放膽地干，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他還向別人一一我當時聽薄一波講一一特別是向薄一波推薦這個報告。他認為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問 題，一個方針。但是在國內也有人表示疑慮，表示不同的意見。

這 些懷疑或不贊成的意見，主要來自內地省份的同志和一向主張全國經濟要平衡發展的人。他們認為，治海發展戰略好像只照顧沿海，而不照顧全國；沿海得益，內地 不得益，甚至還受害。他們不懂得現在只有沿海才有條件利用這個機遇，內地不具備那樣的條件。怎麼辦呢？要麼全國都實行這個戰略？又不可能。要麼全國都不實 行這個戰略？沿海的這個機遇不就再次錯過、浪費了嗎？這樣做對沿海當然沒好處，但對全國又有什麼好處呢？這種看法還是多年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一盤 棋均衡發展形成的觀念。還有人說沿海已經快於內地了，現在再給沿海機會和優惠政策，沿海發展更快，那是錦上添花；東西部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進一步擴大。 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有人在。我認為這種看法不適合中國的現狀，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本來經濟有它自然的規律，能快則快，不能快不要勉強。有些地方有條件就 搞得更快一點；有些地方沒這個條件就暫時慢一些。那些發展快的地方，最終會給慢的地方提供一些發展條件。我認為，還堅持平均主義、吃大鍋飯、機會均等這些觀點是不行的。

88年以來有一種輿論，說“中央實行的政策不是產業傾斜，而是地區傾斜”。意思是說不是對什麼產業優惠或限制，而是對某些地區給予支持、扶植和優惠。對把一些優惠政策給沿海地區思想不通。其實所以這樣做，目的是為了讓沿海地區不要失去這個機遇。

例 如放寬開放條件、下放批准權限、吸引外資，還有給外商投資的待遇等等，都是為了讓沿海把握住這個機遇。而那些不能大量利用這個機遇的地方，當然就暫時沒有 必要給予這些優惠。有一個時期，那些反對地區優惠、反對地區傾斜，主張全國拉平的聲音很強烈。持這些主張的同志，沒有深深感到全國拉平是我們解放幾十年來 在經濟建設上一個很大的失誤。因為沒有很好地利用沿海的條件，幾十年搞的結果既延誤了沿海，又延誤了整個國家，沿海的延誤必然不利於內地的發展。如果使沿 海利用這個機遇迅速充分發展起來，最終將會有利於內地。在這個過程中問，差距擴大是不可避免的。不敢拉大這個差距，就不可能使全國經濟最終能夠有大幅度的 增長。這只是在發展中間差距的拉大，而不是兩極分化；不是兩個不同的方向，而是同一個方向。一個跑得更快，一個跑得稍慢。這種距離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一 定要敢於承認它。這是一個很大的思想障礙，有些人雖然不講，但心裡不贊成，不以為然。

再 一種思想障礙，就是認為我們這麼一個大國，應該立足於國內市場，不應該主要發展外向型經濟，不能走四小龍的道路。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以我們整個國家來 講，不能這樣搞。我們是一個大國，勢必以國內市場為主。但絕不是說所有地區都要以國內市場為主；不是說沿海地區也不應該發展外向型經濟。因為它有這個條 件，不能籠而統之。沿海和內地有很大不同，明明發展外向型經濟對沿海有利，對整個國家有利，那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搞呢？所以這些思想障礙只是從一般出發，不 做具體分析，不按具體不同的情況來考慮問題。一句話概括，就是不懂得沿海的特點、沿海的優勢。

還 有人認為大量的人都去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國際上根本容納不了，沒銷路。所以沿海地區這個戰略行不通。這種看法是不了解國際市場的情況和趨勢。實際上世界 市場的結構在不斷變化，我們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和競爭，是一種互補性的。我們不是只搞產品出口而不進口東西。即進口我們缺少的，出口我能夠出口的。這就是 一種互補性。在國際經濟結構變動時，不同類型國家都以自己的優勢來彌補自己的劣勢，本身就是互相補充、互相依存，有極大的容量。互補性，不是單方的，而是 雙向的。而且中國沿海發展外向型經濟，首先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這個是動態的。本身會在發展中問不斷地調整結構。另外，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有一個過 程，不是今天講了，明天就有兩億人口都從事出口商品生產，這其中有發展的過程和發展的層次。而在發展過程中問，勞動和知識密集的程度也在變化。國外產品結 構的調整在不斷變化，我們也在不斷發展和變化，都是處在不斷變動的過程中，不能用凝固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所以擔心市場容量的想法也不符合實際。

還 有一種看法。一些人，包括沿海國營大中型企業的許多同志都不理解實行沿海發展戰略為什麼主要依靠鄉鎮企，而不主要依靠國營大中型企業？首先我們的出發點是 發展整個沿海地區的經濟；是要解決沿海地區勞動力的就業和出路。沿海地區缺乏資源，這麼多勞動力無用武之地，究竟他們應當到哪裡去呢？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 就是要通過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作為載體來勞務出口，把勞動力融化到產品上，然後出口到國際市場。如果不大量地解決鄉鎮企業出路問題，農村就那麼一點兒土 地，農民沒有出路。另外沿海大量地發展鄉鎮企業，還會產生一個在國內爭原料、爭能源的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一頭甩到國外去，逐漸地依靠國際市場來交換，那不 是既讓沿海勞動力有了出路，又減少了同國內爭原料的矛盾嗎？何況鄉鎮企業還有很多優點，它規模小，是在競爭機制中問生長出來的”它從誕生那一天就在市場裡 面，適應這個市場，比較靈活，容易掉頭，容易適應國際市場瞬息萬變的情況。那裡的鄉鎮企業勞動力素質也是好的。我在那次調查研究中問了解到，很多外貿企業 和外商都很願意和鄉鎮企業打交道，說他們架子小，好伺候，交貨及時，遵守合同。我們的國營企業，特別是大中型國營企業，現在仍然受計劃經濟的束縛，不能一 下子完全改變。這不是說不要在國營企業里發展外向型經濟，當然應當發展。但是我們僅僅解決了國營企業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問題，並不能解決農村廣大勞動力的出 路，也不能解決整個沿海地區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問題。所以要從實際情況出發來研究這個問題。

還 有一種意見，認為“為什麼只講勞動密集呢？我們這個大國，有這麼大的科技力量，為什麼不去搞新技術產業呀？”我們說所謂機遇，是什麼機遇呢？就是世界經濟 改組——逐漸地把那些勞動力成本占比例比較大的產品轉到工資比較低的地區去。我們是從利用這個機遇提出問題的。我們如果有條件，當然應當發展高尖端技術產 業和產品出口。但是現在國際市場結構改組並沒給我們這樣一個機遇，我們現在也沒有條件大量地出口資本密集或者是技術密集產品。因為我們缺的是資金，缺的是 設備。僅僅解決部分國營企業、少數先進技術企業的出口問題，不能解決沿海整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這絲毫不是說我們不要發 展國營大中型企業產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說他們還是起骨幹作用，應該起骨幹帶頭作用。也不是說不要發展高精尖技術產品的出口，我們應當積極地搞。但是大量地 搞，我們現在還不具備這個條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應首先利用這個機遇，大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等我們有了資金，就可以引進設備，技術等級就 會逐漸提高，產品質量也會逐漸提高，而這樣恰恰能夠使我們在國際市場上以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品進行交換的時機來得更快。不從現在這一步開始，只是好高騖遠 地一廂情願，那麼將來這個機會可能就根本來不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嘛。為什麼日本現在就要把勞動密集型向外轉，為什麼四小龍就要往外轉，一開始他們不也是 利用了機遇，先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的嗎？

當時還有別的顧慮。比如說我的意見提出以後，剛才我講了，鄧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稱讚的。但是陳雲同志就沒有個明確的態度。我直接向他談過這個問題，他當時只講了一句話：“噢，兩頭在外啊？兩頭在外不容易啊。”至於李先念嘛，就 是反對的了。李先念說：“你大進大出，恐怕只能大進而不可能大出啊。”總而言之，各種各樣的顧慮還是很多。比如地方利益的問題一一內地省份認為只講沿海省 份不講他們了；講鄉鎮企業不講大中型企業；講勞動密集不講先進技術。所以主要還是一個觀念陳舊的問題，這是長期執行計劃經濟、長期片面強調自力更生形成閉 關自守所造成的。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八五年出現經濟過熱以後，我們採取軟着陸的辦法，調整基本建設的結構，當時講幾年內基本建設不增加，總規模不增 加，使結構更合理一些。這是一個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部署。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實行沿海發展戰略，有人擔心，現在提出沿海發展戰略，那就是沿海建設的規模要 擴大了，還可能需要國內一部分配套資金，必然會同全國穩定經濟發生矛盾，必然會衝擊穩定全國經濟的部署。又要欠債啊！當時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這些顧慮我 認為是不必要的。因為提出這個口號就是利用沿海這個機遇，兩頭在外，利用外資，沿海經濟的發展本身不會衝擊國內經濟的穩定。（錄音不清）……老企業的改造 上，採取嫁接的辦法，在老企業的基礎上，嫁接國外的資金，嫁接國外的技術，嫁接國外的管理，以及銷售網。這樣我們國內就不用多少配套資金，另外把各地方留 成外匯作為周轉外匯進口原料然後加工出口，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從更根本上來講，沿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不僅不會衝擊穩定經濟，相反還會促進全國經濟的穩 定。

但 是到了後來，特別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李鵬、姚依林他們就趁機用行政的辦法全面壓縮、全面收緊，根本不管沿海了。把沿海很多原來實行這個戰略所 確定的政策，所確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絕大部分變掉了。對外一些已經確定引進外資的項目也不搞了。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我當時就有很大的一個顧慮，專門講了網 開一面。我說我們現在的經濟調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現在是開放的條件，能夠通過同國際市場的交換，通過和國際市場的聯繫，來緩解我 們國內的矛盾，來減少我們在調整期間的困難。這本來是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只要我們能很好地利用這個條件，不僅不會增加，而且還會減少困難和矛盾。所以現在 對沿海網開一面，實施沿海發展戰略，有利於全國經濟的穩定，有利於全國的治理整頓。無論如何不要把全面壓縮、收緊這一套東西搞到沿海去。當然沿海也有一些 東西需要整頓治理，那可以有重點地搞。沿海可以趁這個機會搞結構調整，比如說搞外向型經濟的企業可以大量進一步發展；主要消耗國內原材料的，可以適當壓 縮，有條件的要轉向外向型經濟。當時如果能夠這樣很好實施的話，我看我們治理整頓的情況會更好一些。當然也要說，雖然當時國務院對沿海不加照顧、全面壓 縮，大大影響了沿海發展戰略的實施，貽誤了沿海經濟幾年的發展。但是由於有這個沿海發展戰略，由於沿海有了幾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所以治理整頓中問，終究沿 海的情況還是好於內地。

順 便談一個問題，就是經濟發展中問沿海和內地關係的問題。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很需要正確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上一 直沒有處理好。解放初，一頭倒向蘇聯，準備和台灣打仗，所以一直把內地作為建設的重點。本來沿海經濟基礎比內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內地。以後又要和 蘇聯打仗，進一步搞“大三線”，沿海的條件沒有很好地利用。雖然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感覺到這個問題，提出要正確處理沿海和內地的關係，提出要發揮沿海的積 極因素，但是根本沒有落實，沿海那些很好的經濟條件一直沒有充分地利用。現在的客觀情況就是這樣：沿海經濟有條件發展得快，內地經濟不可能搞得太快。但 是，全國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上，長期沒有明確沿海和內地實行不同的方針，常常是一刀切。強調快速發展是一刀切，內地和沿海都加快發展；強調收縮也是一刀 切，內地和沿海一起收縮。其實我們改革開放以後，沿海經濟發展一直比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並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八八年治理整頓時，沿海剛剛順利發展 幾年，本來勢頭很好，完全可以繼續順利地發展下去，結果呢？收縮。使沿海又大大減緩了速度。去年鄧南巡講話以後，全國又是強調發展，不僅是沿海，內地也非 常熱。依我看，現在沿海除了房地產、股票出了一點問題以外（這可以有重點地解決），整個沿海來講，發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況是很好的。現在［編者 註：指1993年］又提出整頓，又要所謂宏觀調控，這次宏觀調控還是用了很多行政的辦法，這次是不是又來個一刀切，內地沿海同時收縮？沿海剛剛利用這個機 遇要順利發展的時候，又來一個收縮下馬，就看這一次怎麼樣了。這是個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正確解決的問題。在這裡面還有一樣很不好的東西，就是長官意志，地方 長官意志。這個地方長官意志對經濟發展影響太大！他們往往按主觀願望而不是經濟規律辦事。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麼我也得搞什麼。本來經濟問題應 該按經濟規律辦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況辦，內地就按內地的情況辦。治海主要實行外向型經濟，內地基本上實行資源開發型經濟——立足於國內市場的消費品生 產。如果市場真正起作用，經濟實體能夠按自己的意志辦事，完全根據市場的作用來調配資源，該用在哪裡就用在哪裡，那情況就會好得多。真正由經濟實體，也就 是市場的主體——各個企業、各個經濟單位，根據效益和市場原則，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由他們自主決定。內地用內地的辦法，沿海用沿海的辦法。而現在是長 官意志決定。這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經濟的那些人。他們腦子一直是全國一盤棋、全國集中統一，稱為“全國幾統一”，他們把很多權力集中到中央。主張均 衡發展，即地區之間差別不能太大。這些是傳統計劃經濟思想。二是，由於政企沒分開，地方長官的意志對經濟建設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們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一廂 情願，而不顧客觀經濟規律。所以要根本解決問題，恐怕還是得靠真正的經濟體制轉型，真正使市場起決定作用。當然，經濟體制的轉型是逐步的，一下解決是不可 能的。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遇到的這些問題，比如說過熱啊，宏觀調控啊，根本是因為市場規模不夠，地方經濟實體自主權不夠，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長官意志的 影響。要徹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一定要把握總的方向。同時，就是要在轉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進行調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區的 區別。一定要對沿海地區網開一面。這樣情況就會好一些。

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到中國在長期經濟發展當中的一個問題——沿海和內地的關係問題。我認為現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夠真正發揮它的優勢，充分利用它的條件，使沿海不要失去這個機遇。




附錄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會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代表時的講話

1989年5月4日
趙紫陽


各 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份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 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 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 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 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 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對 學生的合理要求，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分析一下具體情況就清楚了：現在學生最不 滿意的是貪污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麼大？兩個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 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中生有。其實，我們絕大 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是低工資，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收入，更沒有什麼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但並不 像人們傳聞的那麼多，那麼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必須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去年以來，我 們在幾個城鄉地區公開政府的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鼓勵群眾監督，並建立群眾舉報中心,作了一些試驗。這樣，就把懲治腐敗同民主、法制初步結合起來了。 現在正在繼續總結經驗，準備在較大的範圍和較高的層次上一步一步推開。

對 待學生遊行這一事件本身，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 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現 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 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

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了解。




附錄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1989年5月19日
趙紫陽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

我這次來也不是請你們原諒我們的，不是這樣。我想說的是，同學們的身體現在已經是非常虛弱了，你們絕食現在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傷，甚至有生命危險的。這個大家都知道了。現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儘快結束這次絕食。

我也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滿意答覆你們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覺得，要得到滿意的答覆，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還是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終究可以解決，終究我們可以取 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什麼事情況都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六天、七天的情況下，現在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 才停止絕食。但是到那個時候就晚了。你們還年輕，同學們呀，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 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

我 今天不是來與你們對話的，而是勸同學們理智地想想，現在是什麼樣的嚴重情況。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着急，整個社會可以說憂心如焚，整個北京都在議論你 們這個事情。另外你們也知道，北京的情況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這個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嚴重的情況一天天在增加。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 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不能夠控制，造成對交通、運輸、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 來，絕不會！

你 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就說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另外說一說我的心情，希望同學 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還有組織絕食的同學們，你們也冷靜地想一想。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 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臥過軌，我也知道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現在已經六天、七天了。難道真正 還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嗎？有很多事情終究是可以解決的。你們就是為了等到這一天，等到回答你們滿意的那一天，你們也應早些結束絕食。

謝謝同學們。


 

附錄四

《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3日
趙紫陽

這次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將對我的問題做出組織處理，我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這些年來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錯誤、失誤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負了黨、人民和同志們的期望。現在我想僅就我所犯錯誤的一些事實做些說明和進行自我批評。

（一）一些事實及我當時的思想

我先說學潮和動亂以來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4 月中旬以來，學生遊行發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態儘快平息下來。我講過，對於學生不按法律規定申請，就上街示威，我們歷來是不贊成的，對罷課絕食更 不贊成。我一再呼籲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還講過，即使按法律可以批準的遊行，學校領導人和黨組織還是應當積進行說服和勸阻工作，儘可能引導 學生通過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達意見。我的這個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

但 是，我也看見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拒 絕。二是參加遊行的人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着眼於多 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時還要接受群眾的合理意見，採取積極的整改措施。這樣 使多數人的情緒緩和下來，使多數群眾理解、支持黨和政府的做法，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好解決。

與 當時這個想法聯繫，我還覺得4月26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 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混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用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4月26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 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松一鬆口。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 我當時考慮，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問題，在黨的會議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我的這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常委會上提出來的，提一提是不 應該有什麼問題的。當然後來大家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講話的口氣、提法實際上也逐步在變，也都講了一些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的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把這 些話寫在4月26日的社論里，而不是做一個整體的敵我矛盾的定性，多數人們可能不會那麼激怒，再加上我們的其它工作，事態可能不致鬧得那麼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總 之，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混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 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着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 儘快平息事態。我的不同意見的主要之點就是在這個地方。另外說明一下，我沒有反對過用“動亂”這個詞。我認為動亂只是指學潮規模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程度而 言，並不說明性質，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敵對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會已講過這點。

（二）做的對和不對的地方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對，那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 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至少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成千上萬的學生聚在天安門廣場，大家的心情確相當緊張和焦慮，我當時分析， 恐怕有三部分人：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對我們工作不滿，想借題發揮，少數人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我說，黨中 央在治喪，學生們也要悼念，我們不好不允許他們悼念。因此，我主張，除對打、砸、搶、燒、沖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應當採取緩和手段。我記得當時沒 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追悼會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鵬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學生在沖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說喬石同志在第一線，準備了各 種預案，他會臨機處置的。隨後我打電話告訴了喬石同志。我記憶中就是這麼一次。其它沒有聽到常委中間有什麼不同意見。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
（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活動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
（2）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
（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

李鵬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後聽說，李鵬同志將這三條意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離京訪問朝鮮，李鵬同志在車站送行時間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

三、 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鮮看到小平同志談話和常委會議紀要電傳的（4月26日《人民日 報》社論並未電傳過去）。我當即覆電錶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我理解，小平同志決策的總精神是要穩定，不要動亂。這一 點，對我們國家太重要了！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應當竭盡全力來做到這一點。

四、 我在5月3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閱。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 處改動。在我記憶中只有兩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對精神污染的意見。我當時考慮，稿子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有了較充分的闡 述，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因為意思是一樣的，不加也可以。另外，從技術上考慮，整個稿子是正面講紀念“五四”的，兩位同志 的意見插到那裡都覺得文字上不太順，因此就沒有吸收。我們歷來討論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個人的每個意見完全吸收進去。

五、 我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 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當時沒有覺得這有什麼矛盾。因 為在我訪朝尚未回國之前，李鵬同志批准發的《人民日報》的第二篇社論（4月29日），調子已經緩和了。後來在國務院授權舉行的對話會上，發言人也明確表示 第一篇社論（4月26日）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反覆肯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學生是好的。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決的。我5月4日的講話，特別注 意到了這些情況，與上面的調子大體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話（如反對動亂的問題）我在5月3日的講話中已經講了不少，覺得可以不重複了。我這次講話的新內容 只有兩點：一是我分析了群眾對黨和政府又滿意又不滿意的狀況。我仍然認為這種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 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想今後遇到這些問題，仍然應該爭取在這軌道上去解決。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 我的講話未經過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准 備。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鵬同志會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也沒有經過常委討論，其調子也和我講的差不多。

儘管有以上這些情況，但我的這篇講話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測，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慮到這些情況，當時可以不講這篇話。

六、關於5月8日的常委會和5月10日的政治局會，4月27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4月26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難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真正在做出努 力，事件也許會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後，也許比較容易取得統一意見。因此，我在這兩次會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報告清理公司的情況，公布高級幹部 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歲（或75歲）以下領導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萬里同志考慮得比我周 到，他建議由人大成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訂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等。我的這些建議，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 還準備再討論，並沒有正式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 等密切結合起來。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 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 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 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更明確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 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4月25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引起很 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

在 戈爾巴喬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很好。他們說，我們過去 不了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喬石、胡啟立、閻明復等同志均在場）。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 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還匯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 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會有幫助。我當時向戈爾巴喬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 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 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 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 關於5月16日夜問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4月26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方式解 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5月4日我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個社論的一些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 同志商量，我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當時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同戈爾巴喬夫會晤的事，我們不便打擾，就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小 平同志處工作的同志，也以個別交換意見的方式分別在幾位常委同志中談過，想把這個彎子慢慢地轉過來。但是到了5月13日，幾百名學生宣布絕食，其中一個主 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 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 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認為，社論主要是根據4月24日常委會精神寫的，小平同志的話是 聽了李鵬同志主持的常委會的匯報後說的。小平同志的一貫態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體做出的決定，他歷來都是支持的。所以，責任應該由我們承 擔起來。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表示，我已從朝鮮打回電報贊成小平同志的決策，所以我對4月26日社論也應該負責。當時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請常委考 慮，不要求作出決定，同時時間已晚，沒有談下去。

九、 5月17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5月4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 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4月26社論的定性，並作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的嚴重後果。由我來組織 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的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 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能夠繼續共事的。我反 復考慮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覺得他的話是正確的。在當前的局勢下，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5月 18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講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 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時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 關於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三天后，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學 生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黨內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鵬同志去廣場勸說絕食學生的呼籲像雪片一樣的傳來，人民群眾也對我們遲遲不 出來做工作強烈不滿。有些同志說，周總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眾中去了，我覺得我們如果不再出來，將無論如何無法向人民交代。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 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 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9時，宣布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看完學生回來後，我已覺得自己的病情 加劇。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5月19日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的請假信是到開會通知之前發出的。請假信在先，接到開會通知在後。我開始時是眩暈、頭痛、站立不穩，入夜後心臟病發作。實情就是這樣，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不知道了。
從 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已在同多數人的矛盾 尚未緩解的情況下，采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現 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廂情願”，不那麼現實。即使當時對“4·26”社論的定性作了鬆動，也不一定就能緩解矛盾，可能又節外生枝，提出新的 難題，最後矛盾激化，仍然無法避免。

最 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來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 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 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三）經濟工作中的問題

對於經濟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其責任問題，小平同志講過，李鵬同志也講過。

我 的態度是，從我到國務院工作後，直到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前，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應該主要由我來負責。一九八九年李鵬同志的向人代會的報告，在政治局會議討論 之前，曾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由於報告初稿中講到失誤原因時，連續用了幾個“多年來”，我建議對過去幾年來的問題、要採取分析的態度。如預算內的基建規 模，85年已經得到了控制，沒有控制住的是計劃外部分。籠統地說改革急於求成，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李鵬同志聽後說，那就集中講88年的問題，作為本屆政府 的年度工作報告，可以不講過去幾年的問題。我聽後未表異議。有的同志批評我不讓李鵬同志在報告中講過去幾年的失誤，把過去幾年的失誤推到李鵬同志的頭上， 我要說明，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國的經濟狀況總的是好的，是充滿活力的。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幾年來，經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的缺點和失誤，作為在第一線工作 的主要負責人，我對這些失誤應當負責。基本建設規模壓縮，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對計劃外基建和過快增長的消費基金，一直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控制辦法。農業問 題，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過，但是直到去年農業會議之前，我們長時間沒有採取比較得力的措施。這些失誤，責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國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也積累了一些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因素。去年發生明顯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對前年情況估計過於樂觀，在物價已經 開始不穩定的情況下，又準備加快物價改革步伐，並公開宣傳物價改革，宣傳開放物價，引起人們的恐慌，造成了群眾對物價上漲的強烈心理預期。這個問題，凡是 搞商品經濟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而我們當時不大懂得。人們對漲價的心理預期過高，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存款利息，解決儲蓄保值問題，因而就發生了搶購，尤其嚴 重的是造成了儲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銀行的錢少了，被迫多發票子。着重講清1988年發生的這些事情，是為了正確分析出現問題的原因，並沒有任何推卸責任 的意思。因為1988年的這個失誤，也應當由我來負主要責任。這裡順便說一下，李鵬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報告中，批評我不加分析，不講條件地鼓吹黨政機關和 事業單位自己“創收”。這與事實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同志，要上海糾正黨政機關建立公司搞“創收”的問題。報告中還批評我“一再宣揚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腐敗現象“不可避免”。我不記得在哪裡講過這樣的話。自從我去年初在廣東提出“黨政機關的廉潔”以來，我開始認識到制止腐敗，解決 廉潔問題的重要。從那時以後，我對防止腐敗和廉政問題講過不少次話。我講過，從許多國家的經驗看，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初期，容易發生腐敗現象。但我們是社會 主義國家，應當而且可以把腐敗現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當然，如何防止腐敗，保持廉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書記處會議 專門研究過，還開過一些座談會，也總結過一些地區的經驗，但至今還沒有能夠找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敗現象的辦法，如果要講責任，也要由我來 負。

（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同志們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對我提出很多批評和意見。我想就此對大家講一講我的思想狀況。

開 放以來，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企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識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師、青年學生中問確實有所滋長。這次學潮問題鬧得這麼 大，同這個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抓得不夠有力，收效不大，放鬆了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責 任。

我 經常在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很不簡單，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對這種思潮，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加強關於四項基本 原則的教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我過去也是經常強調的，特別是今年以來，我在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形勢教育，加強理論 研究等方面，都講過一些話。我還根據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精神，提出要堅持兩手抓，即一手抓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手抓加強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工 作，當然，總的來說，還抓得很不夠，特別是很不落實，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一手硬，一手軟。對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 這期間，我感到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聽到一些反映，只用原來的辦法進行教育，效果往往不顯著，甚至引起逆 反心理，我在這方面想得較多，但是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我還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夠的，要在人們思想上解決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的 問題，歸根結底，還得靠人們從自己的實踐中切實感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就必須把我們的改革搞好，把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很快地發展起來。1987 年4月以後，小平同志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長期鬥爭，也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不能搞運動，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顯示出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實踐去說服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我非常贊成小平同志的這些觀點。

改 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需顯示出自己 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 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 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 定。去年12月，我在軍隊的會議上說過，許多國家的情況都說明，經濟的發展常常不能自動地帶來人們的滿足、滿意和社會的安定。我覺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 問題，一是必需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思想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必需跟上。

在 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國際上確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們也往往 打着民主、人權的旗號，應當注意到這中間複雜情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在我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不 搞西方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 督等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 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 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準的遊行，等等。總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享受到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社 會主義制度才能增強對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優越性才能更加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就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制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 適應民主，意見紛紜，表面上是“亂”。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範圍內的正常的小“麻煩”，就可以避免大亂。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中間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 題，就是要把正當的民主要求，行使正當的民主權力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區分開來。我們不允許打着民主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的時候也不妨礙發展民主。這就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劃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終這也要在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把兩者很好地統一起來。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 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制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 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因為我看到，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 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難控制。我想，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的去搞民主建設。這樣就可以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 發展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當然既使這樣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盪，但這絕不是 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危機，在我們黨經過一番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更加適應新時代要求以後，將會以嶄新面貌，朝氣蓬勃地率領全國人民前進，我主觀上認為，這是 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 ”近年來，我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個想法，影 響着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裡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

（五）對“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項指責的保留意見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徹銷我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責，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再 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 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 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 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領 導人之間，在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如李鵬同志報告中指責我在 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責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 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辭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 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因病請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另外，把一些單 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這些單位有人上街遊行演說，似乎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存在什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我在國務院工 作時，有時就一些經濟理論問題找人座談。參加座談的人常常來自許多單位，有時也有這些單位的人。此外我和這些單位沒有其它什麼聯繫。這些單位更不直接由我 來管，他們有自己的隸屬關係。把他們統統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背上包袱。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 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鑑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 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着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