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言

毛澤東晚期思想的根本之點在於，他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靜止無矛盾只需要向前發展經濟的平靜社會。這個社會作為一種中性的過渡形態，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級社會形態進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後復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積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可能。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仍存在着極其深刻複雜的差別、矛盾和鬥爭。這種矛盾中既包涵着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內容，也包涵着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對這種矛盾，如果統治階級、執政黨處理不好，則發生動亂、暴動或革命是隨時可能的。因此，歷史絕不會終結！

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

何 新

文革是20世紀中國史中一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1966—1976之十年間政治風雲波詭雲譎。近年來，其真相通過當事者的回憶與記述已逐漸顯露。但為什麼會發生這一複雜曲折之進程，卻至今仍是一個謎。本文是我深入研究了重要當事人、知情人的回憶錄，①毛澤東著作和言論，文革重大政治事件及這個運動的全過程後，所嘗試作出的一個系統性解釋。

①本文所據及引用資料，全部來自已公開發表的報刊及書籍。多數來自第一手或當事人的回憶錄。

（注文一律用藍色字表示）

文革之爆發，上承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革命、1949年中國革命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極其深刻的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全球帝國主義體制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動力原因。但其主導因素則是毛澤東所發動的政治鬥爭。

本文不擬深入涉及其意識形態及社會基礎的更複雜背景，而僅試圖就從文革準備期，以及文革進程中的政治鬥爭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演進（這種政治鬥爭的幕後力量，是社會中不同的利益集團），勾勒出一個粗線條的脈絡。但是，如果抽去了政治鬥爭背後的階級內容，這種政治鬥爭就只能庸俗化地解釋為政治派系之爭或個人權力之爭。這顯然是片面和淺薄的。故更深入的歷史分析，尚有待於來日。

有人曾說，文化革命是20世紀中國政治史中一個難解的斯芬克斯之謎。我相信此文應可以解開這個謎。我寫此文，目的主要是用以澄清我個人頭腦中的疑問和困惑。

上篇 理論準備與政治背景

1

關於導致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個方面：

一、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對於內外政策發生分歧。（如經濟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別是在四清整黨問題上，毛劉之間多次發生重大分歧。）①

①據鄧力群（曾任劉、陳秘書）講：“在一個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再三講，農村已經出現走資派，運動的重點是整他們。少奇同志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表示贊成，一次、兩次、三次，都沒有表示反對或贊成。他講‘農村情況複雜，各種矛盾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體分析。’可以 說是各講各的。”（鄧力群1981年7月30日講話）

二、對國家未來發展方向和模式發生分歧（所謂路線之爭：毛試圖構建最終將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制度，而劉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領導人，則主張搞“新民主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

三、政治鬥爭（國家政治中的主導權、領導權之爭：由毛澤東作最終決策體制與政治局、書記處集體決策體制，亦即所謂“一線二線”之爭。）②

②即所謂“聽毛主席的話”與“不聽毛主席的話。”文革中後者對領導人乃是重要的政治錯誤以至罪行。

四、意識形態之爭：毛堅持造反革命主義與劉少奇的非正統儒家主義加斯大林等級制官僚主義（“修養”及“服從”的倫理體系）。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9月15日毛給劉的一信，毛建議劉讀《文匯報》一文“希臘倫理思想的來源”，然後寫道：“所謂倫理學，或道德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是討論社會各階級各不相同的道德標準的，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其基本對象是論善惡（忠奸、好壞），統治階級以為善者，被統治階級必以為惡，反之亦然。就在我們社會也是如此。”這似乎是隱晦地批評劉當時正醞釀再版的《論修養》一書及彭德懷問題。

1969年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談話時，認為劉思想根源是孔夫子的儒家，並提出批孔問題。這一觀點姚文元將其寫入於當年8月1日發表之兩報一刊社論中。這是文革中“批儒”（20世紀“五四”以後第二次大反孔）的先聲。

五、社會背景（1949年革命勝利後，黨政幹部階層發生官僚主義化，由於社會分工導致政治和階層分化：政治等級制度、黨政官僚特權制度，以及財產私有意識開始萌生，社會下層對官僚主義也存在不滿情緒）。②

②這是導致文革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事實上文革早期的群眾大字報主要指向於官員的這一類問題。

六、歷史原因：歷次黨內政策路線爭論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躍進失敗導致的黨內政治分歧為尖銳，廬山會議遺留下了對“三面紅旗”的懷疑和未結束爭論等。所謂“算帳派”和“觀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

七、自大躍進失敗和廬山會議以後，由於毛澤東退出了國家政治的一線領導地位，其對政治事務包括人事安排的影響力有所縮小。

雖然表面上他仍被擁戴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神聖精神領袖，但是不和諧的聲音（如楊獻珍、陸定一等要求以馬克思、列寧著作而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為意識形態正統和主流），以至要求尋求意識形態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實行“真正”的“百花齊放”）的聲音也開始出現。這種思潮，就是所謂文化上的“修正主義”。①

①毛澤東認為：百花齊放不是目的，而應當從屬於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一目的。“作為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之一的哲學社會科學，在我國，同自然科學一道，是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是為革命的政治鬥爭服務的。不為經濟基礎服務，不為當前的政治鬥爭服務，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八、自建國以後，毛澤東一直試圖尋找一種民主形式，使得下層民眾能夠通過這種形式攻擊政治上與社會中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從而消除社會中統治者（執政黨）與被統治者（人民）之間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沒有考慮為這種民主創製制度，而是考慮使用群眾運動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大民主”形式解決這類問題。

由於這種群眾運動可能導致政治失控及無政府狀態，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階層的限制和抵制。②

②毛澤東1967年2月8日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在毛澤東的歷史觀中，具有一種民粹主義（或曰民本主義）的傾向。他無條件相信“群眾”，無條件相信抽象的群體“人民”是歷史動力。

毛澤東始終崇信群眾，蔑視精英。林彪曾發揮毛的這種觀觀點說：“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整體力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奇蹟似的勝利。這是毛澤東一向崇信人民群眾力量的根源。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不僅是要搞掉某些官員，而且要改造整個制度。但是對於新制度，毛卻並沒有形成明確的藍圖。他寄希望於群眾的自發創造，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巴黎公社式的群眾的首創精神。①但是，1958年大躍進的失敗，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失控，卻也都與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的盲目放縱有直接關係。

①1958年的大躍進中也曾是如此。”人民公社“這種村社組織形式，並不是毛的發明，而是農民自身的發明。1960年河南信陽農民的大批餓死，正是由於認為已實現共產主義的群眾，在大食堂中放開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儲備糧和種子糧。他們以為（也許有鄉官承諾），吃光了國家會管。但在國家遭災後，地、省沒有餘糧可調撥，地方官員為逃避責任，而向上和對外嚴密封鎖和隱瞞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這場大災禍。實際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眾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澤東的這種民粹主義歷史觀，對文化大革命是無法理解的。

2

十年文革，大體可以分為五個時期。②

②關於文革的歷史紀年，有兩種算法。一種自1965年11月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批判吳晗的論文算起；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結束，歷時十一年。另一種自1966年中共中央發布“5·16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算起，歷時約十年。我取第一種。

（1）從1965年的發動動員到1969年“九大”召開，這是第一時期，即動員造反和走向全國奪權的時期。文革開始不久，劉鄧即在8屆11中全會上遭貶黜。

此後，活躍於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江青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組。其對立面則是環繞在周恩來、陶鑄周圍，努力試圖維持現存秩序而遏製造反運動的黨政幹部階層。

（2）從1968年8屆12中全會至1969年中共“九大”確立林彪及林系將領對軍政的強力主導地位開始，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墜機的三年，是第二時期。這個時期活躍於舞台中心的是林彪的軍事集團。�ピ谶@個時期，文革領導集團包括中央文革小組本身發生了深刻的分化和裂變。文革初期應運而生的民粹造反派勢力已受到遏制，被逐出政治舞台。

陳伯達轉到了向林彪軍事集團尋求庇護而結盟的地位。這個新的林陳政治聯盟的根本目標，一方面是為了進一步鞏固林系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則是試圖阻遏最高權力最終落到江青、張春橋一派頭上。①為此林陳與後者由摩擦直到發生直接的政治衝突。9屆2中全會上，毛澤東粉碎了林陳聯盟，但是文革路線也由此開始陷入深刻的危機。

①在“571”紀要中，林立果將江青一派稱作“托派文人”小集團。

（3）1971年“9·13”事變以後，林彪軍事集團被毛澤東徹底粉碎。但是，這個事變的後遺症是極其深刻巨大的。毛的權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毛的身體情況也陷入危機。新的政治真空出現，周恩來趁勢發起“批極左”思潮。中經“批林批孔”的反擊，1974年周恩來扶持鄧小平復出，這是文革的第三時期。

這個時期，是周所代表的試圖重建秩序（“克已復禮”的老幹部派與仍然把握部分權力的江青集團不斷磨擦和進退相膠着的時期。

（4）1975年—1976年間周恩來患重病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經毛澤東同意鄧小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中心。這個時期毛澤東有意疏遠貶抑江青。鄧小平在周恩來支持下，實際也是在毛澤東某種程度的默許下，實施“全面整頓”；試圖扭轉和調整內外政策。這是第四時期。

（5）1976年初毛被動地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久周恩來去世。繼之毛澤東去世，華國鋒逮捕四人幫，文化革命由此走向全面失敗。這是文革的最後階段。

3

為什麼必然會發生文革？作為黨公認的最高領袖的毛澤東，為什麼在文革中要發動社會下層力量起而造反，摧毀黨的組織和社會體制，進行一場“革命”？

實際上，導致文革爆發的中央政治分歧，在發動文革的十年前，1956年中共第8次代表大會上已伏下端倪。

八大報告認為“全面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八大後國內主要任務是從事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政治任務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等。對這些提法，由後來的實踐看，作為黨的最高領袖的毛澤東並不真正贊同。

在八大大會上，從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政治原則。鄧小平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接受了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反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提法，強調加強集體領導。

從政治觀點看，這實際是對1943年中共決定確立毛澤東最高領袖地位的一個逆動，①同時也是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路線的一種積極回應。這種逆動，毛澤東認為正是“修正主義”思潮在中共黨內的表現。但是這種思潮，當時在黨內、政治局內和社會上都具有相當廣泛的思想共鳴和輿論支持。

①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進入中共核心領導，但當時“只解決了軍事路線的問題。”毛並沒有被確立為黨的領袖。毛的最高領袖地位，實際是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政治局同意給予毛澤東在重大政治、軍事問題、人事組織方面的“最終決定權”和否決權，才真正確立的。

因此，八大的第二年，1957年初毛澤東發動鳴放和整風運動，讓民間具有反體制傾向的各種批評聲音，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民主”形式出籠，從而直接衝擊和挑戰黨內官僚主義體制，衝擊革命後產生的“既得利益”集團。

當黨內官僚要求對批評黨和官員的傾向作出反擊和回應時（此即“反右派”鬥爭），毛就首先迫使他們不得不承認“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階級矛盾仍然是國內主要矛盾；從而不得不在事實上修正了“八大”對於國內形勢的政治估計，為最終修正八大路線埋下伏筆。①

①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毛1957年的“鳴放”和“反右”是針對知識分子的，這種看法不符合歷史真實。實際上，毛髮動鳴放和整風，本來是針對着黨內官僚階層的。

1957年4月以後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使毛轉變了立場。

4

黨所發動的反右鬥爭，徹底遏制了知識界及民主人士中的政治自由主義思潮，為決策權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會基礎。

隨之毛澤東在黨內發動反對“反冒進”鬥爭，批評周恩來、陳雲（中共歷史上的“國際”派領袖），同時也間接觸動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劉是毛在延安整風時反對王明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政治盟友）。①

①1964年3月、1965年1月，毛突然批轉一個在黨內從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文件中包括毛澤東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寫的一篇長達五萬字的批判王明路線的文章。毛澤東批示中說：

“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後也就忘記了。”

“其中關於（6屆4中全會成立的臨時）中央不合法的問題，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會議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上不提了，即承認其是合法的了，這樣做於全黨有利。其中又提了總理的名子，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後）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不利於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

反冒進鬥爭的實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問題。1957年10月毛參加莫斯科會議後，從國際形勢中感受到巨大的國際政治壓力，使毛認為有必要加速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毛澤東急切地想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將一個極其落後、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的前現代中國，在15年內不僅完成工業化，而且“超英趕美”，躋身於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工業強國之列。

實際上，從五十年代引發了激烈黨內爭論的社會組織改造，即農業的改組（合作化）和經濟所有權的重組（公私合營），到1958年發動“大躍進”，都是為了這一目標。所謂“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正是反映了這種急切意識。為此，在反對劉、周、陳的“右傾”之後，毛澤東收回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決策權，親自走向第一線，抓鋼鐵產量和建立人民公社，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但是，大躍進使國民經濟遭遇重大挫折。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本欲反左糾偏，調整大躍進的失誤。但彭德懷張聞天（都是歷史上曾與毛鬧彆扭的人）先後上書和發言，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對黨的方針路線（即經濟建設中的“左”傾路線）作根本性的反省。這樣一來，對於大躍進的得失之爭就轉變成爭奪旗幟和最終決策權之爭（彭、張要求擴大黨內民主的實質也就是關於決策權的問題）。

毛澤東決定在政治上作出反擊，免除了彭張的職務，將其追隨者打成“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在所有這些政治鬥爭中，毛一直都是居高臨下，乘風破浪，高屋建瓴的。

5

但是廬山會議後，政治形勢使大躍進中的決策失誤不能得到糾正，因此經濟形勢嚴重惡化。

在此形勢下，毛主動要求退居二線，準備系統研究經濟理論，①實際也是向政治局承擔了大躍進中經濟領導失誤的責任，從而把經濟工作的決策權重新委託給劉、周、陳、鄧。

①廬山會後在軍委擴大會上，毛檢討自己說：“我也是一個甚為不足的人。很有些時候，我自己不歡喜我自己。馬克思主義各部門學問，沒有學好。外國文，沒有學通。經濟工作，剛剛開始學。但我決定學，不死不休。對於這些，我也要改，要進取。那時，見馬克思的時候，我的心情就會舒暢一些了。”（1959.9.15）

同年12月30日毛給女兒的信中說：“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當時毛組織了鄧立群、胡繩等“秀才”，與他一起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61年以後，劉、陳在經濟上採取了現實主義的調整方針，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公共食堂）等“大躍進”的方針全面向後退卻。劉周陳提出以“調整”為核心的八字方針，①其基本思路是緩和黨內和社會內矛盾，恢復秩序，調動生產積極性。為此，劉、鄧在政治上試圖為由於批評大躍進而被定為“右傾”的幹部平反。這些作法，當時毛迫於國民經濟形勢的嚴峻性，雖然不得不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是有極大保留的。

①1960年8月，周恩來主持發生《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全面調整經濟方針和政策。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等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但正是在此次會上，出現了政治上繼續支持毛，與要求進一步追究中央經濟領導失誤責任的兩種不同聲音。林彪、陳伯達從政治上對毛給予支持，提出必須堅持和高舉毛旗幟。而劉、鄧、彭則認為，反思大躍進錯誤根源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以後再度發生類似的錯誤。（在此次會後，彭德懷向中央上呈“萬言書”，要求平反。）

因此，在是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並把矛頭引向“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一提法，把經濟政策分歧引向了政治方向問題，實際上徹底修正了八大政治路線。同時，對外則展開了批判蘇共的鬥爭（組織和發表了“九評”）。然而，對於這些勢必導致黨內外關係和國際關係發生緊張的方針，雖然在全會上得到通過，但在高層並沒有得到多數領導人內心中的真正認同。①

①1962年2月，王稼祥上書中央，要求調整中央對外、對蘇政策。提出“三和一少”。

這就引起毛的憤怒。他覺得大批幹部靠不住了。因為他相信，至少“在農村、工廠、學校、商店、機關，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自己人手裡”。不少黨政幹部已蛻變成姓“資”的當權派。因此，毛澤東提出在全黨展開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解決領導幹部中的方向問題。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抵制。

6

自1962年以後，在若干經濟問題上，政治問題上，國際問題上，黨的集體領導有所加強。許多重大決策常常以多數表決形式決定，因之對毛澤東的最高決策權形成日益強有力的牽制。毛澤東的一些意見難以成為黨的最終決策。

毛澤東說：“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毛1962年8月10日及8月12日對國務院國家機關及中組部的兩件批示：（1）“中央對國內很多情況不清楚，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的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如果再不改，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2）“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致中央同志對組織部同志們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事實上，國家機關及中組部不向上級請示報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但毛退居二線後，他們都只向直接上級即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周、鄧、彭請示報告，而不向毛報告日常工作，因此毛有失控之感。

1970年12月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

1963年以後，毛提出在全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圍繞這一運動的政治方針，毛澤東與政治局發生了嚴重分歧。此對最終導致發動文革，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

毛澤東在會前聽取政治局工作匯報時對劉少奇不無諷刺地影射說：

“（社教）還是請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此前，毛澤東多次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下去抓“四清”，但沒有人下去。劉少奇後來講了話，許多部長就都下去了。因此毛澤東有大權旁落之感。他感到，黨的組織路線發生了問題，許多高級幹部不跟他走。黨中央內存在着以劉少奇為政治核心的另一個“司令部。”

7

這次會議前夕，毛澤東與主持中央工作的劉鄧發生一次正面的交鋒。這次事件，為文化革命的政治鬥爭直接埋下了伏筆。

1964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鄧小平建議毛澤東，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

在工作會議進行期間，中央常委於12月20日開會討論社教運動的對象問題，劉少奇的觀點與毛澤東的觀點尖銳不同。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①

①毛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

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他們，群眾對他們不怎麼樣。主要是這些壞幹部頂在他們頭上。壞得很，受不了。對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有他的人，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問：“怎麼講主要矛盾呢？”

毛澤東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記工分嘛，五大領袖嘛，你五大領袖不是當權派？”

劉少奇：“有3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多種情況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場、經濟、組織上四不清，他們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的地富當了權的，還有已經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壞分子當了權的。”

毛澤東說：“不要管什麼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五大領袖和跟當權派走的。不管你過去是國民黨共產黨，反正你現在是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要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辦，不整黨沒有希望。”

毛澤東說：“搞的結果戴帽子的戶數不能超過7%至8%，人數不能超過10%，否則就太多了。”他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他質問劉：“7億人口劃成20%會有多少人？可能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他主張，“先搞豺糧，後搞狐理，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着手，分不清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在會議上，當毛主張運動必須針對當權派時，劉一直表示反對。他針對毛插話說：“情況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在這裡，毛澤東將鬥爭的對象直接直接指向了幹部隊伍，黨的官僚組織。這與後來發動文化革命的鬥爭目標是一致的。實際上是主張進行針對黨的第二次革命。但對此，劉少奇為代表的政治局多數是持有根本異議的。

劉少奇認為，主張走資主義道路的人，不能稱作為一個“派”。鬥爭矛頭，不能指向黨的幹部組織，指向國家機器。他主張在四清中保護幹部，矛頭主要指向社會下層的“地富反壞右”（即文革中所謂“黑五類”）。他將毛澤東針對黨內上層的階級鬥爭方向作了扭轉。

7

這些分歧，激怒了毛澤東。因此在此次會議進行中，毛澤東戲劇性地帶了一本黨章、一本憲法來到會上。他搖動黨章，說：“作為黨員我有開會權。”搖動憲法，說：“作為公民，我有言論權。”他指着劉鄧說：“這裡有兩個人，一個不叫我參加會，一個不叫我講話。”

這一舉措，實際是在黨的高級領導層前，公開暴露了毛澤東與劉、鄧的分歧和矛盾。不僅如此，在會議的第二階段，毛澤東尖銳地直接抨擊劉少奇。1965年1月3日，三屆人大高票（幾乎全票）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當天，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小會上批劉的夫人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死開會。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搞一個縣（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團），我看是搞了煩瑣哲學。”

1月13日，毛澤東同一些省區的負責人談話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京，經過許多地方都沒聽到反應。”毛澤東還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面對着黨可能發生分裂的危險，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鄧作了不尊重毛的檢討，毛澤東的主要觀點，被中央工作會議所通過，寫入由他委託陳伯達、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後審定的《23條》之中。

但是，政治局多數人仍然不同意“四清”運動的矛頭應主要針對當權派、整幹部。因此，《23條》對幹部情況作了如下估計：“幹部的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看待幹部，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於犯輕微四不清錯誤和交代好的幹部要儘早解放出來。”

但是，在總的指導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這個文件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中央部門中的“部門”二字是周恩來提出加上的，從而對“中央”二字作了限制）。這就為後來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的各級領導核心開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論的準備。在這裡，已經蘊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對象。

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影響深遠的結果，是毛澤東由此時下定撤換劉少奇的決心。①

①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黨委會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雖人，引起我警惕，還是23條那時候。”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回答埃德加·斯諾提問的“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說道：“那就早。1965年1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毛澤東認為，黨的政治局和書記處已經被反對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

8

從社會生活看，1962—1966的幾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官員清廉、國民經濟正在蒸蒸日上的時代。一場規模巨大的工業革命正在中國的大地上有節奏地發生。

大慶油田的開發，解決了當時中國工業發展所亟須解決的能源問題。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計劃以後，中國即進入了大規模工業革命的進程。1958年的大躍進及其失敗，使中國經濟發展遭遇重大挫折。

但經歷六十年代初的調整時期後，自1962年起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高速增長的時期。在經歷了嚴峻的三年困難以後，農業中人民公社的組織已經穩定下來，農民正在適應這一集體化的新組織形式。農業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隨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新的問題。在經濟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趨勢。決策集團面臨着重大的選擇。最重要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1、工業中是以利潤、積累資本作為生產目的（孫冶方為代表的經濟理論），還是以不計較經濟成本，而使經濟發展服從政治目標即以社會使用價值為生產目的？

2、企業主人究竟是工人，還是經營管理者？毛的路線，似乎始終是想試圖探索一條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線。1958年鞍鋼提出的所謂“鞍鋼憲法”提供了這種探索的一種標本。

而劉少奇代表的方針，則更多地重視通過強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壓”）來提高生產效率。這一路線的標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內容模仿蘇聯“馬鋼憲法”即蘇式官僚主義管理體制制訂的《工業管理六十條》，以及1964年前後擬建立的“托拉斯”工業組織。

3、在農業上，自從五十年代以來，決策高層中就一直存在集體經濟與個人經濟在經濟效益上孰優孰劣的爭論。六十年代初部分農村中實行包產到戶，開放集市貿易，對於經濟恢復活力，顯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經濟對於自然經濟狀態下農村社會關係的侵蝕，導致了農民的經濟分化，隨之形成一個手中積累了農產品剩餘的新生富裕農民階層。這種分化與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違背，同時也對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造成了衝擊。

4、隨着經濟生活的復甦，在國家機關、企業、公社中，都出現了早期的國家幹部腐敗現象——貪污、腐化等。之所以稱為“早期”現象，是因為六十年代的這種腐敗現象，在浸潤的程度和規模上，都是極其微弱的。

［國外有歷史學家（費正清）曾指出，五十年代建立的新中國政府，是中國歷史中最清廉的一個平民政權。共產黨的幹部，以其勤勞、樸素、刻苦和對社會事業的熱忱與責任感，贏得了廣泛的人心。但是這一形象在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中，似乎已表明不那麼完美。一些“四不清”的個案被揭發出來，其根源來自商品貨幣關係對政治生活的侵蝕。］

5、研究毛澤東的人會注意到，毛的內心深處深深憎恨一切階級壓迫，厭惡等級制度，有濃厚的平等意識和平民觀念。（因此，1958年，他支持張春橋那篇受到黨內多數官員反對的主張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即反對等級制度的文章。）

毛一向蔑視人世間那些高高在上者，隨時準備向他們挑戰和鬥爭，無論這種高高在上者是稱霸於世界的超級大國還是本國土地上的官僚。同時，他更關心社會中的那些貧窮無靠者的命運。因此他多次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9

研究歷史者會意識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場針對“走資派”、“當權派”，即官僚階層的革命。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注意到他親手設計和締造的國家制度中，正在發生新的階層分化。德熱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階級》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這兩本書都於60年代在中國作為灰皮書出版，在高級幹部中流傳。這兩本書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僚主義現象有深刻分析，當時給許多閱讀過這兩本書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1965年1月，毛澤東對農機部長陳正人社教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講了這麼一段話：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①

①陳正人報告中指出：“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只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毛的上述話是針對此文而發的。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激烈的階級鬥爭的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這段話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毛澤東所提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提出過革命後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這個新概念顯然是上述概念的發展。

毛講的這些話，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領導層無疑是一種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員們強烈的反對和抵制。毛澤東深刻地觀察和注意着六十年代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他顯然認為，無論是從他所信奉的共產主義原則的立場，還是從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這些正在露頭的經濟不公正的社會分化現象，都是一種危險的不諧和音。

自五十年代以來毛澤東不斷從事對共產主義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試驗，他認為，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會犧牲和一切代價，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而對其他領導成員出於經濟政治現實主義考慮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澤東認為是對國內外資產階級的讓步和退卻，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當這些領導人拒絕他的批評告誡而繼續堅持這條現實主義的路線時，毛認為這表明這些領導人已成為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屆10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階級矛盾和鬥爭的問題。這是對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無階級矛盾這一正統理論的正面衝擊。

但是，對毛的這一提法可以從左與右兩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釋。右的解釋是把階級鬥爭引向社會下層，即針對當時已處在被剝奪和無權利的賤民地位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釋是把鬥爭方向引向社會上層，引向掌權的官僚階層本身，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從後來的實踐看，毛提出階級問題的本義顯然是針對於後者。①

①所以毛澤東1967年1月8日談到上海奪權時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10

文革是毛澤東的一次大規模政治改革實驗。

通過文革，毛的確要從他認為是修正主義者的領導人手中收回或奪取權力。但他之所以衰年變法，之所以認為自己需要這種權力，並不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權力的欲望或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團謀利益；而是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重新把握這種權力他才可以把握住國家向共產主義的發展方向，他認為這對於國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雖然資料表明，早在1964—1966年間，毛澤東已經在構思後來屬於文化革命的那些政治主題；但是，這場運動在實際的進行中變得愈來愈難以駕馭，以致最終失控。因此，儘管不斷呼籲人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但是事實上，通觀這場運動的全過程，卻難以認為這是具有完整、周密的通盤部署和戰略計劃的一場政治革命運動。

文化革命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神秘的非現實主義氣氛。一些突發的偶然事件常常成為巨大浪潮的先導。這場革命的起因與高層的政策分歧、政治理念分歧和政治鬥爭有關。然而僅僅從這種鬥爭的角度卻也不能解釋文革的全部過程。

事實上，當這場革命一被發動起來以後，它在很長時間內就似乎是一個遙遙無期的進程。

林彪事件以後，愈來愈多的人們已經懷疑這場運動，盼望這場運動早日結束。但革命的目的似乎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維持這場運動本身。目標已迷失了，運動就是一切。

結果，全民族都被這場無休止的運動拖得疲憊不堪。當它終於被宣布結束的時候，人們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人們迫切地希望由理想的天國重新回到現實的土地上。

於是，人們後來紛紛起而詛咒這場“革命”。大家似乎都忘記了，當這場運動最初起來時，全中國的多數人們（包括作為一個初中學生的筆者本人），當時曾經是以怎樣狂烈的熱情和喜悅的期待，歡呼着投入於這場煉獄之中的。（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