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價值判斷

吾丁

我們辯論的很多問題，表面上看起來很大很堂皇，仔細想一想，那些問題都是些基本的價值判斷。或者說，很大的問題是基於不同的價值觀產生了不同的論點，引起爭論。價值判斷，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這句話的前提是，雙方基本上都是“仁者”或者“智者”，起碼應該是心平氣和討論問題的人。而不是動輒用對方的父母長輩來做論據，甚至用別人的某些女性親屬來描述某些生理動作的人。這種人已經超出了我想辯論的範圍，不去跟他辯論也罷。價值判斷的另一層意思，也可以說成“蘿蔔青菜，各有所愛”，這時候辯論的層次比較湥�箔h烈恍Ω噸��?SPAN style="LINE-HEIGHT: 5px">

　　在我看來，價值判斷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比如，在一隻兔子眼裏，最好的東西是胡蘿蔔；而對於一個小孩子，可能她最喜歡糖果而不要胡蘿蔔。這樣的比方或許不夠恰當，我只是想說，價值判斷的基準有時是很單純的。當然，思考的對象不同，思考所依據的事實和知識結構就不盡相同，這也是一個事實。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單純的價值觀，有時候比起豐富的知識結構更讓我們得到一個接近正確的結論。說的更簡單一些就是，有時候憑著感覺或直覺去判斷一個事物，反而比經過嚴密的科學論證得到的結論更正確。

　　這樣說的根據很簡單。比如，測量東西的重量需要一桿秤。我們信任這桿秤的前提是，它的測定必須是準確的。否則測量的結果毫無意義；如果它是不准確的，任憑它的製作工藝多麽豪華，我們也會認爲它沒有價值；相反，這桿秤只要準確，哪怕它很簡陋也是值得信任的。再比如，兩個人打官司上法庭，我們對於法官的信任來自於他所秉持的司法的公正。如果他是公正的，我們就要接受他的判決；否則他的判決結果便是不值得信賴的。如果他的是非觀不符合公正的標準，任憑他多麽嚴密瀟灑地論證，我們也不能信賴他的判決結果。

　　現在我要說到一些具體的例子。比如我們討論人的作爲這樣的話題。我就覺得，作爲一個人，他的作爲的基礎應該是有人類共同的良知，至於國籍民族之類，是次要的價值。用老百姓的話説，如果沒有做人的良心，甚至傷天害理，那麽，就算他的學問大的不行，就算他看起來多麽偉大，我也不尊敬他而要批判他。在這樣的問題上，一個沒有什麽學問的人很可能比一個學富五車但是心術不正的學者更值得信賴。我想拿康生來比方。大家都知道，康生是一個在金石考古古詩詞篆刻繪畫書法等方面造詣非常好的人，但是因爲他一生中作了許多傷天害理甚至喪盡天良的事情，我就說，對於他應該批判而不應該尊敬。他學問好是一回事，傷天害理是另一回事，如同面對一個殺人兇手，我們審判的是他殺人的罪行，而不應考慮他是個出色的外科醫生，曾經挽救過許多人的性命，從而減輕對他的量刑。殺人犯就是殺人犯，我們應該按照殺人犯去審判他。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就令人不寒而慄。他論證的是20世紀50年代末期，中國發生了鋪天蓋地的自然災害，是這些自然災害而不是人爲的錯誤導致了罕見的大規模飢荒。他的論證用到了很多高深的理論方法，包括逆歸納法什麽的，還有很精確的統計數字，還有一大堆的表格，總之看起來學問大極了。我卻要說，學問大是一回事，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呢？無非就是想否認一場人類罕見的災難罷了。我很為這位學者悲哀，因爲很顯然，他有學問而沒有良知。我想，如果我是這位先生的博士指導老師，在選題階段我就要提醒他，你想成爲一個學者，很好；但是我要忠告你的是，成爲學者之前最好先作一個有良知的人。如果你沒有良知，也最好不要成爲學者，因爲有學問而沒有良知，乃是一種最糟糕的結局。

　　有些人崇拜拉登。我也覺得不妥。我的直覺告訴我，一個整天鬼鬼祟祟在山洞裡像耗子一樣苟且偷生的人，有什麽值得尊敬的呢？而美國總統，是民主選舉的堂堂正正的大國領袖，相比之下，我當然更尊敬後者。因爲我喜歡在溫暖的陽光下，穿著乾淨的衣裳生活，在不受打擾的環境裡跟女人做愛，而不要像耗子一樣鑽山洞。這就是我的價值觀。拋開具體的殺人被殺的事實不提，如果拉登跟我說：我的理念是正確的偉大的，我能帶領人類進入一個更優秀的狀態。我就會嘲笑他：您那種理想我不要，現在我生活的就挺好。你要讓我跟隨你，你老兄總得先從山洞裡爬出來吧，我可不想跟一個耗子一樣的人幹“偉大”的“事業”。這個例子除了説明單純的價值判斷以外，還能説明我的價值觀的另一方面，其實也很單純：像個正常人一樣地生活，起碼堂堂正正地活著，如果可能再活得紳士一些。所以在拉登和美國總統之間，我選擇尊敬並支持後者。如果拉登說，現在我鑽山洞，有一天我會住到高樓大廈里去的。這樣我也不跟從他，因爲我的認知告訴我，在山旮旯里長時間“鬧革命”的人，都會患上嚴重的心態失衡症，他們的“革命”一旦成功，就是多數人倒霉的開始。他們會無休止地折騰自己也折磨別人。這樣的例子我們身邊就有。如果有人說我在影射，我必須承認你說得不錯。

　　我剛才提到了人的良知。這個價值判斷實在是個很重要的判斷。這一點在我看起來很簡單，我們都是人，都應該像人一樣互相對待。至於國籍或者民族，都是其次的。因此，對於任何把人不當人的人，我都持批判態度。比如對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波爾布特，金日成父子等等。這裡又涉及到我的另一個價值觀，那就是：民主不是最理想的，但是民主至少好於獨裁。只要是獨裁就是壞的，獨裁沒有被寬容的理由。因此我批判所有的獨裁者。在我看起來，斯大林的肅反殺了那麽多人應該批判，毛澤東也一樣。我經常聽到這樣的判斷：毛主席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也是偉人的錯誤。我不同意這樣的説法，因爲我認爲這樣的説法等於把中國人算到“人”的概念外邊去了。中國人也是人，不是低等動物，勤勞勇敢，沒招誰沒惹誰，憑什麽要忍受那麽多無端的人為的苦難？我不尊敬毛澤東，就是因爲他幹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還要別人歌頌他。一個賊幹了壞事，往往承認自己的罪過，而毛澤東幹了壞事還要別人讚美他。在我看起來這真是最不要臉的勾當。而有些中國人，到現在還在直著脖子說：我崇拜毛澤東。對這樣的人，我只能說：奴隸有奴隸的歡樂和奴隸的自豪，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我不能剝奪奴隸的權利。

　　基於人的良知，我想引申為人的相互尊重。比如台灣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國家，我就想到，他們一定有他們的道理。他們不是豬也不是狗，事實上台灣人比中國大陸人在建設國家方面做得好得多。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來詛咒他們獨立的訴求，也想不出來為什麼做得不好的人一定有理由來強迫做得好的人來接受他們的理念。這樣的話，世界豈不是倒退着走嗎？於是我就坦率地承認他們的獨立是有道理的。台灣獨立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歷史的因素有很多，現在我只想說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