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文“缺誠少信也是一種民主的體現”中，筆者提到台灣前法務部長、現“總統”馬英九，有感於社會貪腐成風且日益泛濫猖獗的趨勢。為了順應“大眾皇帝”的心意，信誓旦旦地、要效法香港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制度，想在台灣也建立所謂的“廉政署”，被筆者嘲諷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餿主意』。並答應以後要給一個“說法”。鑑於這個問題乃是兩岸中國人（甚至包括因文化加工的落後，而只能“後知後覺”的全世界）的“通病”，而且很早以前，大陸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動議。所以決定索性拿出來公開討論一番，省得『有先進社會文化卻沒科學（社會）理論』的中國人，總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只知道一味“翻蔥油餅”或“炒冷飯”，卻始終走不出歷史輪迴的怪圈，只能扼腕嘆息、徒乎無奈了！

應該承認，香港實行的廉政署制度，的確有效地抑制了當地警政系統一直存在的、一點也不比內地或台灣社會遜色的“貪腐風”，反而一躍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清廉之都”。以至於讓被這個問題困惑不已，卻又苦無對策良方的台海兩地的政府或人民，覺得“不費吹灰之力”地，獲得了一個包治牛皮癬般“貪病”頑疾的偏方，紛紛希望“依樣畫葫蘆”般地、從香港引進。以為只要“如法炮製”，一個廉潔的政府或社會就指日可待了。真是如此嗎？結論只有一個“異想天開”。

其實這種想法過於天真，根本沒有經過科學的可行性論證，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當然而已。看在《新理論》眼裡，乃是典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東施效顰”。付諸實踐的結果，還是只有一個“事與願違”！

這絕對不是《新理論》毫無根據的信口開河或惡意詛咒，而是對中國歷史的客觀認識、解釋，和以事實為依據的科學推理。而被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聰明中國人，如果不是“當局者迷”的話，只要稍微動用一點自己的聯想功能，就應該看出，其實這種做法，本質上只不過是古代帝王，在地方社會官員已經由於貪瀆現象嚴重，開始出現民怨，有不穩定的動亂可能時，已經用慣了的一種“統治術”的翻版罷了。

那時的王朝，當出現這這種情況的時侯，皇帝會指派一位信得過的親信或工作能力強、官譽尚好、級別較高的大臣，作為自己的代表（即所謂的欽差），前去“全權處理”。這時皇帝會授予欽差大臣一柄象徵性的“尚方寶劍”，意味着該“欽差”可以臨時擁有跟皇帝一樣至高無上、包括對處置官員的生殺在內的特權，可以隨時“便宜行事”。試想一下，就算把今天那些引起最大民憤或民怨的事件中，隨便抽一個出來，交給擁有這樣特權的官員來處理，動真格地撤幾個、判幾個、甚至殺幾個。最後還怕民眾不對着欽差高呼“青天”、向着皇上齊喊“萬歲”嗎？

而現在香港的那個“廉政署”，就本質而言，其作用和地位，就是相當於（或者還要低一等）“欽差大臣”。最初是受英國女王的代表（香港總督）的授權，現在是受大眾皇帝的代表（香港特首）授權，理論上已經是一種“二級授權”了。現在之所以似乎還很管用，完全是因為當初的香港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跟英國本土社會還不存在千絲萬縷的利益鏈影響或聯繫。而回歸以後又擁有一個“特區”的被隔離地位，同樣避免或削弱了跟大陸社會千絲萬縷的利益鏈影響或聯繫。才得以讓“廉政署”這個“欽差”，靠着那柄大眾皇帝的代表（人大）所御賜的“上方寶劍”，來繼續從事香港社會的“肅貪”工作。

但是請注意，這種派“欽差”之法的使用，是有其很大局限性或原則禁忌的。首先是不能動皇上直系的皇親國戚，直接危及皇族利益（比如馬英九的老上級，當年欽差大臣般拿着“上方寶劍”，在上海“打老虎”的蔣經國所遭遇的徹底失敗。最後只能跑到江西去略展拳腳的史實）；其次是不能動朝廷重臣的利益，以免“動搖國本”。所以歷史上的“欽差大臣”，總是被派到各省或地方上去處理涉及重大民怨的棘手問題、而不是在“皇城根下”，其原因就是在於此。不信的話，不妨在這裡借問一下：有看到香港的廉政署，成功處理過一起有關中央的高官或高乾子女，甚至本地黑社會大佬們的貪瀆案件的報道嗎？儘管這些案件的實施、甚至“犯罪現場”，都跟香港脫不了干係（請注意：筆者的所有文字，都是根據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新理論》作出的科學判斷或推理。如有巧合，純屬沒有真憑實據的“歪打正着”。請大陸紀檢部門或香港廉政署，不要對筆者“雙規”、或請筆者去“喝咖啡”，白白浪費了納稅人的錢）。

不幸的是，現在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的問題，恰恰都發生在天子腳下或“皇城根”里，都不是靠廉政署這麼個“欽差大臣”、捧着一把“上方寶劍”，就可以“替朕（大眾皇帝）分憂”的。因為即使回到那個時代，也已經超出“欽差大臣”力所能及的範圍了。這就是把馬英九或其他任何想“成立廉政署”的建議，稱之為“餿主意”的理由。

嘻嘻，掃大眾皇帝的興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