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接班人制度有合法性嗎？

最近紛紛揚揚的就是習近平要接班了，那麼我們現在要問的是，習近平接班是正常的嗎？或是有合法性的嗎？大一點的話題就是，共產黨現在慢慢建立起來的這個接班的制度是否有合法性的問題。

中國政府從毛時代起，就面臨一個接班人的問題，也就是政府更替的問題，但毛那一代人都沒有搞好，毛的幾個接班人都有問題，劉少奇，林彪，華國鋒，都沒有站住腳。唯一一個毛又恨又愛的人物，就是鄧小平最後上了台，其實鄧也是毛預定的一個接班人，只是鄧有的時候不太聽話，另搞一套。而鄧小平上台後，鄧的幾個接班人也沒有搞好，一個是胡耀邦，一個是趙紫陽，也都沒有站住。後來是江澤民上台，然後是鄧隔代指定的胡錦濤上台，從江到胡的過度還算平穩，這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平穩過度，非常難得。現在到了胡習交接的時候了，可能也會比較平穩。政權交接的平穩，就是中國老百姓的一大幸事。

因此，在我們為中國可能又一次的政權交接的平穩高興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共產黨的這種接班人制度有合法性嗎？也就是這種共產黨內部選定的接班人，是否是有民意基礎，是否是正常的和我們可以接受的權利交接？

是否有合法性和民意基礎的前提是，我們判斷的標準是什麼呢？這個判定的標誌，筆者想可能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標準，一個是中國古典的標準。我們運用兩個不同體系的標準來衡量一下，才比較的公平。我們不能只有一個西方的標準。

按西方的標準，就是政權的交接和新一屆政權的產生，要有民意基礎，而這個民意基礎又有兩種表現方式，一個是議會民主制，一個是總統民主制。中國現在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屬於議會民主制的傳統，是接近法國，德國的傳統，根子也是英國的傳統，但與他們也有不同，而不是美國的傳統。也就是說，國家元首和內閣總理，都是從議會中產生的，而不是直接選舉產生，是由議會中占主要地位的黨的黨魁擔任政府首腦，然後提名政府總理，之後經過人大會的認定。如果我們單單從法律和程序的角度看，那麼中國政府的首腦和政府總理，也都是從全國人大產生的，也是從議會中產生的，是議會投票通過的，所以，單單從法律程序的角度講，中國政府的產生是合法的，沒有問題。

那麼問題就沒有了嗎？當然不是，問題出在全國人大。共產黨在人大中是一黨獨大，沒有別的黨競爭，因此，共產黨的黨魁，當然就自然是政府的首腦和元首。其實，這個也沒有問題，因為很多的民主國家，也是長時期一黨獨大，其若干的黨魁，一直擔任國家元首，比如以前的日本，自民黨獨大的時候，自民黨長期掌權，形同獨裁；還有印度，國大黨一黨獨大的時候，也形同獨裁。所以，在議會中，一黨獨大也沒有問題。那麼問題在哪裡呢？問題當然是在沒有反對黨。所以在中國才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黨的大會，高於全國人大，因為黨的黨魁一旦出來，就自然成為國家政府的元首。因為議會裡面共產黨獨大，自然是多數席位，選舉投票沒有任何懸念，所以人大就是橡皮圖章，是事後認定。所以，問題的核心是人大中為什麼是共產黨一黨獨大，這是核心。而且，人大的委員也沒有經過選舉，是推舉出來的。

所以，單從法律程序的角度講，好像沒有問題，但由於人大的委員的產生有問題，所以就有了問題。因此，中國新政府的產生，是否有民意基礎，有些不明。也就是推舉出來的人大委員是否可以代表民意的問題。問題不是出在上面，而是出在下面。而共產黨和共產黨的代表是否能代表全體人民，這也非常的不明朗，無法驗證。這是西方的標準和評判。

那麼我們再來看中國古典傳統的標準。

中國古典傳統的標準是古代的皇權統治。古代的皇權統治的一個特點是開國皇帝一般有民意基礎，但後代的世襲的皇帝是否有民意基礎，就有疑問。只是，後代帝王的皇權受到一定的限制，原因是有一個官僚體系的產生，而這個官僚體系的產生，是跟一個中國獨創的科舉制度有關。而科舉制度是由全國公平的考試產生的，沒有黨派問題，是一律平等的，也無論貴賤，無論出身，因此是非常平等和公平的，官員來自各個地方，小人物出身也可能成為官僚的宰相和首輔或軍機大臣領班。各級官僚都是由科舉產生，然後分配下去，擔任各種職位。所以，中國的官僚機構是有民意基礎的，因為這個科舉考試是百姓基本認可的東西，百姓也認為靠科舉考試上來的官員可以管理他們，因此，古代的官僚體制是有民意基礎的。皇帝和官僚分權共同管理國家。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古典傳統的制度，一方面保持了元首的世襲制，政權的過度一般也比較順利，因為世襲是靠血緣，沒有皇族血緣你別想吃天鵝肉，也別存什麼妄想，所以總的來說，古代的每一屆新政權的產生，大多比較順利，天下不會大亂，頂多就是皇族裡面有些的爭鬥而已，而太子一旦立定，爭鬥也就平息了。

這樣，中國古典傳統的特點有兩個，一個是能順利實現政權的交接，不會大亂，另外一個就是靠科舉制度來保證整個的官僚體系和政權運作的民意基礎與合法性。

因此如果我們從中國古典傳統為標準來判斷的話，中國現在政府的權利更替又如何呢？從國家元首的精英化來說，元首的能力一般肯定會高於中國古典的皇帝，即後代的皇帝，因為共產黨雖然是一黨，但這是個很龐大的黨，據說有6000萬黨員，因此從這麼龐大的人群中產生出來的黨魁，也不是一般的人，其能力的平均值肯定會高於那些後代的皇帝，如明代的那些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喜歡木工的皇帝，喜歡積攢錢財的皇帝等等。所以，從國家元首的素質來說，是比古典皇權要好。而且，還有一個是，現在共產黨元首，不是終身制了，一般的任期是十年，而古代的皇帝是終身制。而從政府總理的角度講，或內閣，或宰相或首輔，軍機大臣領班的角度，和龐大的官僚集團講，那麼共產黨的總理和各部衙門，與皇權時代的相比，應該差不多。但各級官員和官僚的民意基礎，要比皇權時代要差，原因是各級官僚都是上面指派的，而不是科舉上來的。當然，共產黨各級官員也應該是精英，指派或徵召上來的。

因此，共產黨現在的政權體制，與中國古典制度相比，其總體能力上，元首要強於皇帝的平均值，官僚差不多，政權的民意要差一些，也即是，合法性要差一些。政權交接的平穩性，現在差不多，以前，即毛和鄧時代，還不如古典皇權。而在元首的權利上，現在的政府元首的權利要遠大於古典皇帝的權利。

前面從西方的標準和中國古典的標準兩個層次判斷了一下現在共產黨政權交接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那麼，如果從精英治國的角度比較呢？那又會很有趣。

西方國家，其民主體制，其實也不是完全民主的，而是選舉和推舉徵召的並舉，其核心也是精英政治。原因有幾個，一個是其候選人的產生，並不是民選出來的，而是推舉出來的，是各個黨派推舉出來的，人們只能在兩個或幾個候選人中選一個出來，因此這個人本身，已經是推舉和民選的結合，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民選，是相對的。另外，當這個選舉出來的元首組閣的時候，並不是靠民選，那些閣員，都是推舉和徵召出來的，其各部官員，也大多是推舉和徵召出來的。當然，最後要經過議會的認定。因此，我們看，實際上，西方的精英政治，是民主選舉與推舉徵召的結合，並不是絕對民主和民選出來的。我們不要將西方的民主體制絕對化。

那麼中國現在的精英政治呢？共產黨這些官員的產生，一般也是推舉和徵召出來的，也就是說，是從6000萬黨員中，推舉出來的，由上面認定和任命的。這些人，一般也是社會的精英，而且，能爬上去的，也不是一般人，也是經過了殘酷的競爭，其過程，與西方競選的競爭有過之無不及。

當然，以筆者的觀點，現在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其官員一般都是二流人才，一流人才都在經濟界商界，美國如此，中國現在也如此，中國的一流人才也不在政府。西方與中國都是一樣的。從現在中國外交部經常做出的那些比較愚蠢的決定，就可以看出，政府的人才還是二流。

我們的結論是，共產黨政權的交接的民意基礎和合法性，比西方和中國古典的制度，都要差一些。但從精英治國的角度，也就是實際的能力角度看，沒有太大的差別。而且，一黨交接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比較平穩。如果要增加中國各級官僚和政權的民意基礎，筆者建議可以優先恢復中國古典的制度傳統。因為這個古典制度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和傳統。只是，恢復中國古典傳統，對共產黨的挑戰也是非常大的，並不容易。因為最後的結果，是共產黨的消失。參見筆者的《一種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新設想》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