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說蔣介石腐敗都是GCD讓說的，其實這根本不是，因為現在主流媒體正在美化蔣介石！看黨校學習時報、南方周末、中青報、中央電視台都在美化。為啥美化呢？因為現在要搞資本專制，蔣介石時代也是，他們都最怕革命，現在資本的很多財富都是掠奪的全民資產，為了這些能合法，就要污衊革命，這樣才能合法搶劫革命帶來的成果！大家看美化國民黨的書基本是現在共產黨、台灣國民黨搞得，而說他們很爛的有革命的共產黨、美國、日本、台灣黨外人士。對比一下誰可信？
  一個妓女要賣淫合法化，而他的爺爺反對賣淫，現在為了賣淫合法化，所以要反對自己的爺爺，而美化爺爺時代的妓女！

•看美國人眼裡的國民黨統治，看宋美齡形象。獻給 群里的右糞他們過節
雖然蔣女士在美     國的公眾輿論裡有一種明星般的形象，富藍克林 ‧羅斯福總統和其它領袖們，對她和她丈夫專制和腐敗的作為感到幻滅。Eleanor羅斯福女士在一場白宮晚餐中，當問到蔣女士中國政府要如何處理煤礦工人罷工問題的時感到驚恐：蔣女士不發一語，用尖銳的指甲在她的脖子前比了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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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Madame Chiang developed a stellar image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other leaders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her and her husband's despotic and corrupt practices. Eleanor Roosevelt was shocked at her answer when asked at a dinner at the White Hous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handle a strike by coal miners. Madame Chiang silently drew a sharp fingernail across her neck.
•       「她可以把民主談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裡。」羅斯福女士事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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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 Mrs. Roosevelt said later. ''But she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
•       ……許多國民政府的軍隊因沒有薪水而被迫乞討，但是，美國外交官員們發現，從美國送去中國的軍事補給，有時在一抵達中國就出現在黑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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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Nationalist soldiers were reduced to begging for food because they went unpaid, yet American diplomats discovered that military supplies s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sometimes appeared on the black market soon after arrival.
•       ……在上海時，那天蔣女士如常地坐著她的大型加長Limousine上街購物。
•       ……蔣女士很快的在華府引起風潮，她在國會強有力和熱情的演說，引起了如雷的掌聲，她然後橫越整個國家，出現在麥迪遜花園廣場和好萊塢B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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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e Chiang made a splash in Washington after the war. She spoke forcefully and passionately to Congress, winning a roaring ovation. She then traveled across the country, appearing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and at the Hollywood Bowl.
•       但是她同時卻引起了美國軍人對她的厭惡，尤其是她回到戰時的首都重慶，帶著許多箱的皮箱，其中一個撐開來，露出了裡面奢華的化妝品，私人衣物和時髦昂貴的日用品。……
•       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伲瑐€個都他媽的是伲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
紐約時報上的宋美齡
美國援助是中國抗日用的，但是都到了少數人手裡
在國民黨區域，從福建、廣東到四川、甘肅，幾乎每一省都 有農民暴動，常常是為了反抗徵兵和苛捐雜稅。更如 1943年春，大約有5 萬人的一支農民造反武裝，奪取了甘肅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權。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對政府，那裡一位美國官員報告說，“民心鼎沸”。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411頁


1945年5月第六次黨代表大會——自1938年早期以來國民黨的第一次  代表大會——變成日積月累的怨恨發泄的講台。黨內有廣泛基礎的成員，痛 斥無所不在的貪污腐化、機會主義、無效能、不顧公眾福利，以及黨、政府和軍隊內的道德沉淪。 連共產黨的宣傳家也發不出比這更辛辣的譴責。
《橋中華民國史》下冊411頁
但是，隨着官員的復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變成了通用的同形異義
詞，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於計劃，要末實施失當，也沒
有什麼制度上的保證以禁止濫用職權。其結果是，隨着到來的官員競相對敵產提出
所有權要求，各地的接收過程發展成了不成體統的你爭我奪。任何東西都成了攫取的對象：工業機械、公共建築、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辦公設備——任何能最早對這些東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強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們征來使用或獲利。這些來自重慶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員，成了這一時期的象徵。根據流行的說法，這種人所關心的是五子，即條子（指黃金）、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是，收復區的經濟很快惡化，以致拆、賣工廠機器比讓它們運轉常常更為有利可圖，許多人都這樣干。日本投降後一年多，經濟部承認，從日偽手中接收的2411個工業企業，估計只有852 個實際上恢復了生產。到1946年末，還有許多其他原因導致工業蕭條。但是，它是從分裂開始的，這種分裂是由政府官員對日本人留下的財產展開接收競賽的不同尋常的行為造成的。
  接收，當時日本人占領區很多以前被日本搶去的百姓資產，都被國民黨叫做敵偽資產，都變成國民黨官員個人的財富。這些都是日本占領區百姓有生命換來的財富
  抗日戰爭以後國民黨對全國人民進行了一次金融掠奪，就是用極不合理的比價，用抗日時候國統區的法幣兌換日本占領區的貨幣，這樣兌換等於對日本占領區老百姓掠奪。
  不是國民黨腐敗，現在台獨勢力不會做大
台灣人與來自大陸的接收人員間發展起來的相互敵意，在血腥鎮壓1947年2 月的反叛中達到了頂點。在東北，都在傳說，除非所有想叛亂的人都乾脆投到共產黨一邊，否則那裡日後也要爆發一場叛亂。
  國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責是，它不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是鼓勵官僚資本主義，也就是利用公職為個人的企業和利益服務。政府官員和他們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結以獲取外匯，進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處。有一個實例是1946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貸款的丟臉事件，這些米商顯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許，利用貸款去從事投機活動，從而導致米價進一步上漲。另一方面，當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賣出公債時，資本家並不願意買進。同樣，據說一些商人持有大筆金錢，他們拒不把這些錢投入他們自己的企業，因為與投機所得相比，投資所得的利潤更不可靠。投機的機會包括買進、賣出和囤積商品；在股票市場上進行投機；投資於黃金和外幣；以黑市利率貸款。其結果是生產進一步削減，企業倒閉，失業增加。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
在農村里，我看到過萬人冢里一層層埋着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裡，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着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裡，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裡有的是糧食穀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飢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
“災情最嚴重的時候，在這個黑暗的國家裡出現一群貪婪者。他們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幾個銅板的方式、從飢餓的農民手裡收購了成千上萬畝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時再租給佃戶。”
“1939年的水災 ”
個舊礦共有近50000名礦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隸。40%的礦工幹活三、四年以後便中砷毒而死。幹上幾個月，他們的皮膚差不多變成青色，因為砷毒迅速的進入了體內。他們的平均工資每年約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撫恤金給予他的父母，數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
“我向自己問道，‘他們為什麼不反抗？’‘他們為什麼不組成一直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那些只知道向他們徵收苛捐雜稅而不讓他們吃飽、只知道奪取他們的土地而不會修復灌溉水渠的惡棍們發起進攻呢？他們為什麼不衝進大城市去搶那些買了他們妻兒、那些當正直的人忍飢挨餓而他們卻繼續狼吞虎咽地飽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對他們的消極態度迷惑不解。有一個時期，我以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鬥爭。 ”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這個“國民政府”中任何一個說着流利英語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國民完全脫節的。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無所知，要想找他們了解一點中國的真實情況簡直就是緣木求魚”。 --白修德
         恩尼喜歡評點歷史，他看過一些國共鬥爭的書，對美國老一代的中國通如數家珍，還推薦了一些書給我看，如二戰時“時代”雜誌駐重慶的記者懷特（Theodore White, 62年獲普利策獎）和傑可比（Annalee WhitmoreJacoby）合寫的“中國的雷聲”，就把我帶回了瀝瀝寒雨的陪都重慶，那時四川人民正用巨大的犧牲支持着中華民族不敗的奮鬥。
         白修德(TheodoreWhite)是著名的美國記者，以分析報道美國總統大選而聞名，著有四本，並獲普利策獎。然而白修德的記者生涯卻是從中國的山城重慶開始的。抗日戰爭期間白修德作為美國時代周刊和生活雜誌的記者在重慶生活了若干年。他曾深入過山西遊擊區，報道過河南大饑荒，跟蔣介石談過話，和周恩來喝過酒。抗戰結束後他返回美國，出版了《中國的雷聲》，在書中揭露了蔣介石政府內部的腐敗。許多年後目睹了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後，再回憶四十年代初的重慶，他深感“美國方式”給亞洲帶來了悲劇。在《中國的雷聲》一書中他寫下了下面的話：
        “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政府象重慶的國民政府那樣徹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滲透。也沒有哪一個政府(也許後來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徹底地被美國的理念、援助和指導所毀滅。就整體而言，並不能說這個政府中的男男女女們是被美國人所招募的，更確切地說他們是一群美國理念和方式的追隨者。半個世紀之前，傳教士們開始動搖古老的中國傳統觀念，教會學校和學院使美國的影響進一步加深，發憤圖強之心和對現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們追求美國人的知識，技術和文化，仿佛美國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諦。
       “這種滲透是從政府的最高層，從總統開始的。魏斯理學院畢業的蔣夫人說服蔣介石信了天主教。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有奧柏林和耶魯的雙重學位，外交部長是耶魯1904年畢業生，教育部長畢業於匹茲堡大學，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具有哥倫比亞和加利弗尼亞兩所大學的學位。新聞部長畢業於密蘇里新聞學院，中國銀行行長，後來的行政院長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畢業生。這份長長的美國畢業的中國政府高官的名單還可以一直數下去，從國家衛生官員到鹽務官員，到外貿官員。外交部的駐外使節更是清一色的長春藤名校畢業生。駐華盛頓的是康奈爾和哥倫比亞的畢業生，駐倫敦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駐巴黎的顧維鈞不僅在哥倫比亞大學拿了三個學位，而且還編輯過那裡的校報，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驕傲，他的兒子進入了哈佛大學的克里門生體育俱樂部。我本人的哈佛學歷在中國比在波士頓還更吃香。我後來組織了一個中國的哈佛俱樂部，其中有一大批蔣介石重慶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華盛頓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這麼多哈佛畢業生。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都是一場悲劇。我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弄明白，這個“國民政府”中任何一個說着流利英語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國民完全脫節的。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無所知，要想找他們了解一點中國的真實情況簡直就是緣木求魚。這批人生活在英語之中，彼此說的，想的，夢的都是英語，只有蔣介石不懂英語。”
        在白修德看來，蔣介石政府中這些有着耀眼學歷的高官們就象是一台現代電子儀器的面板。每當你按動一個按鈕，面板上都會有一盞彩燈發出美麗的光芒。然而那彩燈背後的線路究竟是怎麼連接的，天曉得。只有當你反覆地按過許多次按鈕，發現除了彩燈閃耀之外再不會有別的反應後，你才明白過來，原來那面板後面的操作系統根本就不工作。
       在重慶時白修德曾多次採訪過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話題是關於幾年間上漲了一百多倍的物價，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什麼通貨膨脹”！孔博士這次沒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說。“你們美國記者就喜歡說通貨膨脹，中國根本沒有通貨膨脹！有人願意花兩萬塊錢去買一支鋼筆，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通貨膨脹！他們發神經，就是這麼回事，他們根本就不該去買嘛”。 一個王朝的喪鐘那時候就已經敲響了。

  在許多省份中，賦稅往往已預徵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農民因無力繳付地租和高利貸的利息，好幾千英畝的土地都任其荒蕪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來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說明許多別的省份也有同樣的情形。
西行漫記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評出版的《民主》

幾百年來，中國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駕於人民之上，儕身於高高在上統治人民大眾的一小批官僚階級之列——所憑藉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僅有的一些知識據為已有，以此來作為控制鄉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來啟蒙。
西行漫記

1948年11月，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戴維·伯將軍向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報告中提到:“自從我來到這裡後，從來就沒有一個戰役的失利說是因為武器彈藥的缺乏。依我看來，國民黨軍隊的敗北是因為糟糕透頂的指揮和其道德敗壞的因素，把軍隊弄得毫無戰鬥意志。……在整個軍界，到處是平平庸庸的高級軍官，到處是貪污和欺詐。”
　　　　
　　1949年8月，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同樣指出了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其腐敗無能。他說:“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家曾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看到的腐敗現象，已覺察出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國民黨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是無能為力的。國民黨的部隊已喪失了鬥志，國民黨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李宗仁事後回憶道:“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吳國楨回憶說，當時上海接收敵偽財產時的場景相當混亂。被接受的不僅僅是敵產，中國人的私人財產也被接收大員趁機占為己有。“海軍查封了上海的一個倉庫，並宣布其中的所有貨物均屬敵產，儘管那裡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屬於中國人私有的。在這些人得以申請發還他們的財產前，海軍已經將其啟封，並在黑市上拋售取利了，根本不管這些財產是敵產還是私產。”上海人民對這種情況非常氣憤，他們給國民黨接收大員取了綽號--“重慶人”。“這是仿照人類學術語‘北京人’給他們的貶稱。他們說‘重慶人’只對‘五子’感興趣，即條子(金條)、房子、女子、車子(汽車)和館子(高級飯館)。” 從這種描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對派來接收敵產的行政人員的行為是多麼不滿。總之，正是由於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很快失去威望。這種情況不僅在上海有，各地幾乎都有。

吳國楨這樣回憶道:“我(吳國楨)經常到上海碼頭去。那時我們的部隊都集中在東北，我看到一箱箱運往東北給部隊發餉的中央銀行鈔票。但一兩周后，當我再到碼頭時，同樣的箱子又從東北運回來了，顯然指揮官們並未給部隊發餉，而是將其運回以購買商品進行囤積，此後將其在黑市拋出，獲得巨利，只用所賺的一部分給部隊發餉。我將這一情況報告給蔣介石，但他未作任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