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哈里斯（James T. Harris, ２００１年度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奖专家，现任美国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我是做鹤类保护研究的，第一次到中国是在１９８６年。到现在，已经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往来了３０多次。一开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这段经历所给予我的是那样多，那样沉重。

鹤主要栖息在江河湖泊近岸的湿地中。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是公认的鹤类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全世界现存１５种鹤，而在中国就栖息着８种。所以，中国一直受到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的重点关注。

鹤是一种美丽的动物，它是水中的美神、湿地的灵魂。它的美唤起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爱。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生态问题。这十几年间，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湿地保护区。随着途程的延伸，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有了全新的思考和领悟。

有一件事我始终难以忘却。那是１９８７年在鄱阳湖考察时，我们在一个村子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向农民宣传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及鹤是如何美丽可爱，谁知我们前脚刚走，他们随即又开始偷偷捕食水鸟。在这里，环境似乎是在以另外一种模式塑造人。在如何对待自然、对待鹤的问题上，似乎很难从爱和审美的层次和他们建立共识。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来讲，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切感受到庞大人口的生存问题对环境构成的巨大压力。考察途中，有时我们的汽车已经驶离城市相当的距离，路上还满是稠密的人流和往来奔突的牲畜，随行的翻译告诉我这就是农村。这委实让我惊讶不已：这里完全没有我概念中自然的广袤和静谧。事实让我渐渐明白，对于如此广大的贫困人群来说，极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只能使他们维持温饱，而不是欣赏自然美。

中国贫困农村对湿地的依赖程度之广之深，让人感到沉重和忧虑：这种过度依赖，不仅剥夺了鹤类的生存空间，而且有朝一日会耗尽全部自然资源，最终危及到人类自身。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生态学界的某些学者在研究和实践中没有把自然保护和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他们往往只是孤立地谈环境保护，完全排斥对人的关注。我认为，在湿地周边人类的生存活动对这一生态系统平衡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为了更科学、更有效地保护环境，我们应该探讨人类的社会因素、生产活动、资源开发对自然的影响。环境学家不应只注重对自然界的研究，更要关注人本身。

这些想法的最终形成，还得益于我在扎龙自然保护区读到的一篇论文。上世纪８０年代，扎龙保护区一度面临着严峻的局面：那时，在湿地中捕鱼、收割芦苇都成了当地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加上开垦农田造成河流改道，流入湿地的水量锐减，引起土壤盐碱化，结果，鹤类的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这篇论文谈到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保护区和周边社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维护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就必须着手解决社区的贫困问题。由这篇文章，我认识了它的作者——扎龙保护区的科研人员苏立英。苏立英对扎龙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看问题的角度也和我不一样。当然，这和她就在中国土生土长有关，不过总让我肃然起敬。扎龙我已很久不去了，我至今仍然怀恋着那片平坦无垠的土地。在那里，鹤最终成了爱的天使，是鹤让我和苏立英走到了一起。在我们之间，爱是第一位的，其他像文化差异等等都不会成为障碍。

和扎龙比起来，贵州的草海对我来说似乎更加重要。草海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每年从青藏高原迁飞到那里越冬的黑颈鹤大约有４００多只。１９９１年，我到中国南方考察，试图寻找一个开展“保护区－社区发展”项目的示范点。草海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在那里，我结识了保护区管理处的新任处长陈祯德。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在农民中极富感召力。草海周边有１４个行政村，人口多达２．３万。草海所在的乌蒙山地区在贵州乃至中国都是最为贫困的，农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要远甚于扎龙。草海周围土地的过度开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还有许多农民以打鱼为生，每到休渔期往往和保护区发生激烈冲突，保护区和社区之间的矛盾十分典型。因此，陈祯德上任伊始就感到，做通农民的工作是他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草海“自然保护区－社区发展”项目的核心目的就是改变贫困农民的生存状态，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最终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主要分两部分：“渐进项目”和“村寨发展基金”。简单地讲，就是向草海周边地区最贫困的农户提供赠款和技术信息咨询，让他们从事类似家畜饲养、食品加工、做小买卖、拉板车等等经营活动，而不再靠单纯地围湖造田、开垦山地和捕捞鱼虾维持生计；从事经营活动赚来的钱，一部分再投入到村寨基金中，用于发展公共事业。这一工作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由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联合国际渐进组织（Trickle Up Program）和中国贵州省政府共同筹资，在贵州省环保局、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参与下进行的。到现在，美、中双方已各投入了将近２０万美元。许多农民家庭参加了这个项目后增加了收入，摆脱了贫困状况；同时，保护区和当地村镇社区长期紧张对峙的关系也大大缓和，农民们还主动参与到保护鹤类的工作中来。

草海是中国云贵高原的一颗明珠。8年过去了，你现在去会看到人与鸟和谐共处的奇妙景观，你会为此陶醉。有一次我在草海湖里拍黑颈鹤的照片，照完后一看镜头刻度大为惊喜：我与鹤群的距离仅有９米——这么近的距离在中国其他保护区是难得见到的。

煮洋芋的滋味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乌蒙山麓，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高原的阳光清澈而明丽。汽车在近３０度的陡坡上艰难攀行。极目所见，山如云一般腾起，云似山一样连绵。脚下的这条１０２省道据说是最近修成的，柏油路面还算平整，但险峻程度还是让人捏了把汗。一路上，不断有“前方危险路段”的巨大黄色警示牌急速闪过，但见急转弯一处紧接一处，有的地段宽度竟不到１０米。一侧，山岩的利刃劈面而来，另一侧，两步开外便是百尺悬崖。

沿途的山坡几乎全被开垦成农田。正像哈里斯说的那样，原生的生态景观已不复存在。只有大片成熟玉米在阳光的抚照下泛起迷人的金黄色。乌蒙山地区的极度贫困可能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一带海拔多在２０００米以上，气候寒冷，农业以种植玉米、马铃薯（当地称洋芋）、红豆等耐寒作物为主，产量低得可怜。贵州山区食盐奇缺，《徐霞客游记》中就有以盐换米的记载。

——采访附记

陈祯德（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原处长，现任调研员）：我和哈里斯几乎是同时到草海的。我１９９１年调任草海管理处处长，那天听说要接待哈里斯，没等下文件我就赶来报到，第二天他就来了。

我就生在离草海不远的农村，了解农民的酸甜苦辣，我说话他们容易接受。在草海保护的问题上，我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办法。“软”就是给农民做说服教育工作，“硬”就是我得真干。

１９７０年把草海水放干了，开成“海子地”分给农民种，结果破坏了环境，一年四季闹灾。我就从放水前后环境变化这方面，对比着和农民讲道理。我说，你们眼睛就盯着种庄稼，水也放干了，树也砍光了，结果地越种越薄，日子就越过越穷。１９８０年，草海重新蓄水。哈里斯刚来时，水面还不足１０平方公里，一眼望去几乎全是耕地。我后来趁夏天雨季时关上水坝蓄水，一家伙给它恢复到２５个平方（公里）。我对农民说这是老天爷要淹，谁也没办法。我还和他们讲，把草海保护好了你们能得些什么利，开会、做报告、放幻灯、开宣传车……什么主意都打过，什么话都说过。

哈里斯和我结识后，几乎每年最少来草海一次。1993年，我陪他一起去阳关山考察生态状况。那时保护区没车，走了8公里路，中午在一家农民家吃饭。什么饭？没有饭啊！就是几个洋芋，连盐巴都没得，煮了以后剥皮就吃（本来中午饭也想给你煮几个尝尝，后来想算了，你是稀客。北京麦当劳里也有，但你顿顿白水煮着吃是个啥滋味？）。那家的地就在草海里，被水淹了，穷得买不起盐巴。我还边吃边做环保宣传，实际心里有一个想法：让哈里斯真实地感到，农民的地为保护草海给淹了，现在没饭吃，得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他当时是鹤类基金会副主席，在钱的问题上说话是算数的。吃了这顿洋芋，哈里斯问我，草海边的农民是不是都没得饭吃；还说，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真苦，以后保护区要担当起扶持农民的责任，要从解决社区问题入手搞好草海保护。哈里斯是通过实践看出来的，环境保护过程很长，如果群众都吃不上饭，那这么能参与保护？所以每一步都要让农民得到实惠。

哈里斯是个办事很随和、很诚恳的人，事情只要说深说透，他能理解。遇到问题他总是先听你的意见，然后拿出好几个方案让你选择。这个外国人还挺能吃苦。有一回他早上７点多就起床跑到村里给农民放黑颈鹤的幻灯片。冬天农活少，农民一般要到１０点以后才起床，这样也可以省一顿饭。村长见哈里斯这么早就来了，还很过意不去。

1993年下半年，哈里斯派了一个代表来搞项目试点，从草海边的12个村先选了12户最穷的农户重点扶持，一个村一户，每户给１００美元。只要他一不做违法的事，二不破坏我草海的生态环境，再把赢利的２０％拿出来扩大再生产，就算成功了。试点的结果是户户都赚了钱。第二步是扶持４００户，每户给１００美元，每成功一户村里还能得１００美元作为集体发展基金。这回他们一家伙就投入了８万美元。这在草海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

　　黄明杰（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贵州参与性农村发展工作网协调人）：实际上，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内部刚开始对草海项目存在着很大争议。鹤类基金会以前是做纯鹤类研究和保护的。美国农村人口密度很低，他们的自然保护区基本不涉及社区关系问题。基金会原来的主席就主张只做纯自然保护，而哈里斯认为这种方法在草海行不通。他是冒着风险提出把环保和社区发展相结合这个设想的。基金会的董事一般在年会上根据项目上一年的成果决定下一年的投资。这对哈里斯是个很大的挑战，如果项目效果不明显，很可能只做一期就夭折了。我那次去美国访问基金会总部，原主席还对草海项目忧心忡忡。直到１９９７年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以后，基金会董事终于一致同意继续给予资助。

对象与主人

管毓和（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业务科原副科长，现任贵州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讲师）：你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环保的？一句话：充满了硝烟。冲突最激烈的是每年的禁渔期，按照国家法律是４月到７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只有靠捕鱼过日子。我们的任务就下去收缴渔网，然后浇上汽油烧掉，每次都把村里搞得狼烟滚滚。一次我们去阳关山镇收缴渔网，一个村民跳下水死死拽住网不让我们拿走，眼神里流露出的那份绝望和乞求，真让我一辈子难忘。１９８７年的那次，我们半夜起身，趁天黑去阳关山收网，到了江家湾时天亮起来，被村民发现了！他们几十条船从四面一起包抄上来，每条船上都站着几个青壮年——那阵势，简直像到了水泊梁山！那次，我们被围在中间整整一天没吃没喝，天黑才“突围”出来。后来县公安局拘留了７个带头闹事的农民。放出来时，村民们在拘留所门口放着鞭炮迎接他们。那件事我印象很深：他们明明违法了，在农民眼里反到成了英雄。他们有自己的道理：你们就晓得保护 “黑雀雀”（黑颈鹤），谁来保护我们。

黄明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无法回答。农民承受着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必然会与环保执法形成强烈对抗。他们是有权利在草海边生存的。这就涉及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一个世界性问题：自然资源和文明成果不能只由一部分人享有，而把环境保护的责任完全推给另外一部分人。

管毓和：草海项目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开展的过程：在扶贫的同时开展环保工作。在开展项目时，哈里斯指导我们将环保教育的内容加了进去。每启动一批“渐进户”和“村寨基金”，都事先进行培训，讲保护草海和鹤类的重要性，以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让他们懂得，是为了保护草海才开展这些项目的。农民脱贫后同保护区的关系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见了我们都很亲。通过环保教育，村民的环境意识提高了不少。有一次，一个农民见到一只受伤的灰鹤，专门抱到保护区来医治。碰巧让哈里斯看见，可把他高兴坏了，还专门拍了张照片。

一般自然保护区都分核心区和缓冲区，核心区绝对禁止进入。但草海周围是开放的，从理论上划定的核心区一直形同虚设。簸箕湾搞村级规划时，打算设一个封闭的水禽繁殖区。我们只给村里提供了很少的资金，让农民自己将湖中一块不到半平方公里的沼泽地封闭起来。他们围地的时候我去了。那还是春天，水很凉，村里几乎５０岁以下的男劳力都下水打桩、围铁丝网，完全是义务的。想想我当初因为收网好几次被他们推下草海，再看看现在的场面，真是感慨万千啊！

黄明杰：保护区农民温饱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好的生态环境。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后，肯定会理解和支持环保工作。这是草海项目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

陈祯德：这个项目后来被定为“草海模式”在全国推广，其实解决了一个环境保护的老问题：农民不应该是保护区的管理对象，而是管理的主人；让群众参与是保护区管理的组成部分。

能不能这样假设：如果没有哈里斯，就不会诞生“草海模式”；而哈里斯如果不到草海，他的思想也就不会发生那样深刻的转变？

“草海模式”不仅改变了保护区周边农民的命运，也给环保工作带来了转折。现在，管毓和、黄明杰等人已开始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到农村发展方面。总之，哈里斯和草海之间、和他周围人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很值得玩味。

　　　　　　　　　　　　　　　　　　　　　　　　　　　——采访附记

他看到了儿子脸上浮现出的笑

黄明杰：哈里斯为草海项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他可能不会轻易向别人说起。

他１９９３年和苏立英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叫斯蒂夫。因为是当地新年第一个出生的中美混血儿，美国报纸还报到过。有次他特地把儿子刚满月的照片拿给我看，那孩子长得真漂亮，可爱极了！谁知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伤痛。

１９９６年10月，哈里斯在草海，突然接到苏立英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说斯蒂夫昏迷不醒。那天他正在阳关山和农民开会，听了这个消息显得有些着急。我们催促他赶紧想办法回国。当时他的情绪还算平稳，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直到开完会才离开阳关山。回保护区的路上他还在问，你说我是该回去还是该留下。我们劝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草海的工作还是先放一放吧。

就这样，当天傍晚我和云南农村发展调研中心的王万英陪他坐车返回贵阳。３００公里山路，汽车从海拔２１００米的高原俯冲下来，整整颠簸了１０个小时，深夜２点才赶到贵阳机场。一路上，我和他并排坐着，我想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谈，以便分散他的注意力。但这会儿哈里斯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已经５０多了，斯蒂夫是他和苏立英惟一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苏立英曾产后大出血，生下来非常不易。不过临上飞机前，哈里斯还是努力恢复了镇静，详细交代了工作，还嘱咐我们，笼养的几只黑颈鹤最后还是要放回自然，但现在还不行，体力跟不上，怕追不上鹤群……

那个可怕的夜晚，哈里斯后来很长时间都不敢回忆。

后来确诊，斯蒂夫患的是脑瘫，大脑功能几乎全部丧失。事情是这样，他们夫妻都是搞环保的，哈里斯负责全球的鹤类研究，苏立英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博士，孩子就交给一个美国保姆照看，那时还不到3岁。据医生推断，问题可能就出在保姆身上，她动作比较粗鲁，孩子一哭就拼命摇晃，结果伤及脑髓。但打官司时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法庭最终对保姆也无可奈何。事后我们私下听哈里斯说，为了儿子，苏立英不得不中断学业，在俄罗斯、中国等地四处奔走求医，但希望渺茫，孩子至今不能行走、说话，大脑的一部分功能等可能永远无法恢复了。现在，他们把斯蒂夫送到一所残疾人学校学习。闲暇时，夫妻俩会推着他到公园里散散步，当有风吹过树梢时，他们会看到儿子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从草海回来后，又收到陈祯德的来信，不妨引用一段：

“……斯蒂夫是哈里斯和中国人爱的结晶，‘草海模式’是他与我们草海人合作的成果。哈里斯事业的成功、他的爱、他的不幸，这其中种种的痛苦与欢乐，都和草海交织在一起。这段经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十分独特的，……”

因此，哈里斯会为小儿子的笑容感到欣慰——那是大自然在一颗童贞的心里投下的涟漪，值得一切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人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