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哈里斯（James T. Harris, ２００１年度中國國家“友誼獎”獲獎專家，現任美國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主席）：我是做鶴類保護研究的，第一次到中國是在１９８６年。到現在，已經在這片古老的國土上往來了３０多次。一開始我無論如何也不會預料到，這段經歷所給予我的是那樣多，那樣沉重。

鶴主要棲息在江河湖泊近岸的濕地中。亞洲大陸，特別是中國，是公認的鶴類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區域。全世界現存１５種鶴，而在中國就棲息着８種。所以，中國一直受到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的重點關注。

鶴是一種美麗的動物，它是水中的美神、濕地的靈魂。它的美喚起了人類對大自然的愛。

多年來，我一直在關注着生態問題。這十幾年間，我幾乎走遍了中國所有的濕地保護區。隨着途程的延伸，我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也有了全新的思考和領悟。

有一件事我始終難以忘卻。那是１９８７年在鄱陽湖考察時，我們在一個村子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向農民宣傳環境保護的意義以及鶴是如何美麗可愛，誰知我們前腳剛走，他們隨即又開始偷偷捕食水鳥。在這裡，環境似乎是在以另外一種模式塑造人。在如何對待自然、對待鶴的問題上，似乎很難從愛和審美的層次和他們建立共識。

對於我們這些來自發達國家的人來講，也許只有身臨其境才能真切感受到龐大人口的生存問題對環境構成的巨大壓力。考察途中，有時我們的汽車已經駛離城市相當的距離，路上還滿是稠密的人流和往來奔突的牲畜，隨行的翻譯告訴我這就是農村。這委實讓我驚訝不已：這裡完全沒有我概念中自然的廣袤和靜謐。事實讓我漸漸明白，對於如此廣大的貧困人群來說，極為有限的自然資源只能使他們維持溫飽，而不是欣賞自然美。

中國貧困農村對濕地的依賴程度之廣之深，讓人感到沉重和憂慮：這種過度依賴，不僅剝奪了鶴類的生存空間，而且有朝一日會耗盡全部自然資源，最終危及到人類自身。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前，生態學界的某些學者在研究和實踐中沒有把自然保護和人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他們往往只是孤立地談環境保護，完全排斥對人的關注。我認為，在濕地周邊人類的生存活動對這一生態系統平衡的影響不可忽視。因此，為了更科學、更有效地保護環境，我們應該探討人類的社會因素、生產活動、資源開發對自然的影響。環境學家不應只注重對自然界的研究，更要關注人本身。

這些想法的最終形成，還得益於我在扎龍自然保護區讀到的一篇論文。上世紀８０年代，扎龍保護區一度面臨着嚴峻的局面：那時，在濕地中捕魚、收割蘆葦都成了當地農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加上開墾農田造成河流改道，流入濕地的水量銳減，引起土壤鹽鹼化，結果，鶴類的生存環境被嚴重破壞。這篇論文談到人類活動對濕地的影響，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保護區和周邊社區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要維護保護區的生態平衡，就必須着手解決社區的貧困問題。由這篇文章，我認識了它的作者——扎龍保護區的科研人員蘇立英。蘇立英對扎龍農村的情況十分了解，看問題的角度也和我不一樣。當然，這和她就在中國土生土長有關，不過總讓我肅然起敬。扎龍我已很久不去了，我至今仍然懷戀着那片平坦無垠的土地。在那裡，鶴最終成了愛的天使，是鶴讓我和蘇立英走到了一起。在我們之間，愛是第一位的，其他像文化差異等等都不會成為障礙。

和扎龍比起來，貴州的草海對我來說似乎更加重要。草海是中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頸鶴的重要棲息地，每年從青藏高原遷飛到那裡越冬的黑頸鶴大約有４００多隻。１９９１年，我到中國南方考察，試圖尋找一個開展“保護區－社區發展”項目的示範點。草海是此行的最後一站。在那裡，我結識了保護區管理處的新任處長陳禎德。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在農民中極富感召力。草海周邊有１４個行政村，人口多達２．３萬。草海所在的烏蒙山地區在貴州乃至中國都是最為貧困的，農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要遠甚於扎龍。草海周圍土地的過度開墾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還有許多農民以打魚為生，每到休漁期往往和保護區發生激烈衝突，保護區和社區之間的矛盾十分典型。因此，陳禎德上任伊始就感到，做通農民的工作是他面臨的最迫切問題。這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草海“自然保護區－社區發展”項目的核心目的就是改變貧困農民的生存狀態，幫助他們尋找新的生活出路，最終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中解脫出來。主要分兩部分：“漸進項目”和“村寨發展基金”。簡單地講，就是向草海周邊地區最貧困的農戶提供贈款和技術信息諮詢，讓他們從事類似家畜飼養、食品加工、做小買賣、拉板車等等經營活動，而不再靠單純地圍湖造田、開墾山地和捕撈魚蝦維持生計；從事經營活動賺來的錢，一部分再投入到村寨基金中，用於發展公共事業。這一工作從１９９４年開始，由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聯合國際漸進組織（Trickle Up Program）和中國貴州省政府共同籌資，在貴州省環保局、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參與下進行的。到現在，美、中雙方已各投入了將近２０萬美元。許多農民家庭參加了這個項目後增加了收入，擺脫了貧困狀況；同時，保護區和當地村鎮社區長期緊張對峙的關係也大大緩和，農民們還主動參與到保護鶴類的工作中來。

草海是中國雲貴高原的一顆明珠。8年過去了，你現在去會看到人與鳥和諧共處的奇妙景觀，你會為此陶醉。有一次我在草海湖裡拍黑頸鶴的照片，照完後一看鏡頭刻度大為驚喜：我與鶴群的距離僅有９米——這麼近的距離在中國其他保護區是難得見到的。

煮洋芋的滋味

“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

烏蒙山麓，一個晴朗的秋日午後，高原的陽光清澈而明麗。汽車在近３０度的陡坡上艱難攀行。極目所見，山如雲一般騰起，雲似山一樣連綿。腳下的這條１０２省道據說是最近修成的，柏油路面還算平整，但險峻程度還是讓人捏了把汗。一路上，不斷有“前方危險路段”的巨大黃色警示牌急速閃過，但見急轉彎一處緊接一處，有的地段寬度竟不到１０米。一側，山岩的利刃劈面而來，另一側，兩步開外便是百尺懸崖。

沿途的山坡幾乎全被開墾成農田。正像哈里斯說的那樣，原生的生態景觀已不復存在。只有大片成熟玉米在陽光的撫照下泛起迷人的金黃色。烏蒙山地區的極度貧困可能和地理環境有着密切關係。這一帶海拔多在２０００米以上，氣候寒冷，農業以種植玉米、馬鈴薯（當地稱洋芋）、紅豆等耐寒作物為主，產量低得可憐。貴州山區食鹽奇缺，《徐霞客遊記》中就有以鹽換米的記載。

——採訪附記

陳禎德（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原處長，現任調研員）：我和哈里斯幾乎是同時到草海的。我１９９１年調任草海管理處處長，那天聽說要接待哈里斯，沒等下文件我就趕來報到，第二天他就來了。

我就生在離草海不遠的農村，了解農民的酸甜苦辣，我說話他們容易接受。在草海保護的問題上，我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辦法。“軟”就是給農民做說服教育工作，“硬”就是我得真干。

１９７０年把草海水放幹了，開成“海子地”分給農民種，結果破壞了環境，一年四季鬧災。我就從放水前後環境變化這方面，對比着和農民講道理。我說，你們眼睛就盯着種莊稼，水也放幹了，樹也砍光了，結果地越種越薄，日子就越過越窮。１９８０年，草海重新蓄水。哈里斯剛來時，水面還不足１０平方公里，一眼望去幾乎全是耕地。我後來趁夏天雨季時關上水壩蓄水，一傢伙給它恢復到２５個平方（公里）。我對農民說這是老天爺要淹，誰也沒辦法。我還和他們講，把草海保護好了你們能得些什麼利，開會、做報告、放幻燈、開宣傳車……什麼主意都打過，什麼話都說過。

哈里斯和我結識後，幾乎每年最少來草海一次。1993年，我陪他一起去陽關山考察生態狀況。那時保護區沒車，走了8公里路，中午在一家農民家吃飯。什麼飯？沒有飯啊！就是幾個洋芋，連鹽巴都沒得，煮了以後剝皮就吃（本來中午飯也想給你煮幾個嘗嘗，後來想算了，你是稀客。北京麥當勞里也有，但你頓頓白水煮着吃是個啥滋味？）。那家的地就在草海里，被水淹了，窮得買不起鹽巴。我還邊吃邊做環保宣傳，實際心裡有一個想法：讓哈里斯真實地感到，農民的地為保護草海給淹了，現在沒飯吃，得趕緊解決這個問題。他當時是鶴類基金會副主席，在錢的問題上說話是算數的。吃了這頓洋芋，哈里斯問我，草海邊的農民是不是都沒得飯吃；還說，看來他們的日子過得真苦，以後保護區要擔當起扶持農民的責任，要從解決社區問題入手搞好草海保護。哈里斯是通過實踐看出來的，環境保護過程很長，如果群眾都吃不上飯，那這麼能參與保護？所以每一步都要讓農民得到實惠。

哈里斯是個辦事很隨和、很誠懇的人，事情只要說深說透，他能理解。遇到問題他總是先聽你的意見，然後拿出好幾個方案讓你選擇。這個外國人還挺能吃苦。有一回他早上７點多就起床跑到村里給農民放黑頸鶴的幻燈片。冬天農活少，農民一般要到１０點以後才起床，這樣也可以省一頓飯。村長見哈里斯這麼早就來了，還很過意不去。

1993年下半年，哈里斯派了一個代表來搞項目試點，從草海邊的12個村先選了12戶最窮的農戶重點扶持，一個村一戶，每戶給１００美元。只要他一不做違法的事，二不破壞我草海的生態環境，再把贏利的２０％拿出來擴大再生產，就算成功了。試點的結果是戶戶都賺了錢。第二步是扶持４００戶，每戶給１００美元，每成功一戶村里還能得１００美元作為集體發展基金。這回他們一傢伙就投入了８萬美元。這在草海歷史上是沒有過的事。

　　黃明傑（貴州省環境保護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貴州參與性農村發展工作網協調人）：實際上，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內部剛開始對草海項目存在着很大爭議。鶴類基金會以前是做純鶴類研究和保護的。美國農村人口密度很低，他們的自然保護區基本不涉及社區關係問題。基金會原來的主席就主張只做純自然保護，而哈里斯認為這種方法在草海行不通。他是冒着風險提出把環保和社區發展相結合這個設想的。基金會的董事一般在年會上根據項目上一年的成果決定下一年的投資。這對哈里斯是個很大的挑戰，如果項目效果不明顯，很可能只做一期就夭折了。我那次去美國訪問基金會總部，原主席還對草海項目憂心忡忡。直到１９９７年效果逐漸顯現出來以後，基金會董事終於一致同意繼續給予資助。

對象與主人

管毓和（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業務科原副科長，現任貴州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講師）：你知道我們以前是怎麼做環保的？一句話：充滿了硝煙。衝突最激烈的是每年的禁漁期，按照國家法律是４月到７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只有靠捕魚過日子。我們的任務就下去收繳漁網，然後澆上汽油燒掉，每次都把村里搞得狼煙滾滾。一次我們去陽關山鎮收繳漁網，一個村民跳下水死死拽住網不讓我們拿走，眼神里流露出的那份絕望和乞求，真讓我一輩子難忘。１９８７年的那次，我們半夜起身，趁天黑去陽關山收網，到了江家灣時天亮起來，被村民發現了！他們幾十條船從四面一起包抄上來，每條船上都站着幾個青壯年——那陣勢，簡直像到了水泊梁山！那次，我們被圍在中間整整一天沒吃沒喝，天黑才“突圍”出來。後來縣公安局拘留了７個帶頭鬧事的農民。放出來時，村民們在拘留所門口放着鞭炮迎接他們。那件事我印象很深：他們明明違法了，在農民眼裡反到成了英雄。他們有自己的道理：你們就曉得保護 “黑雀雀”（黑頸鶴），誰來保護我們。

黃明傑：這個問題我們當時無法回答。農民承受着那麼大的生存壓力，必然會與環保執法形成強烈對抗。他們是有權利在草海邊生存的。這就涉及到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一個世界性問題：自然資源和文明成果不能只由一部分人享有，而把環境保護的責任完全推給另外一部分人。

管毓和：草海項目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開展的過程：在扶貧的同時開展環保工作。在開展項目時，哈里斯指導我們將環保教育的內容加了進去。每啟動一批“漸進戶”和“村寨基金”，都事先進行培訓，講保護草海和鶴類的重要性，以增強農民的環保意識，讓他們懂得，是為了保護草海才開展這些項目的。農民脫貧後同保護區的關係和以前大不一樣了，見了我們都很親。通過環保教育，村民的環境意識提高了不少。有一次，一個農民見到一隻受傷的灰鶴，專門抱到保護區來醫治。碰巧讓哈里斯看見，可把他高興壞了，還專門拍了張照片。

一般自然保護區都分核心區和緩衝區，核心區絕對禁止進入。但草海周圍是開放的，從理論上劃定的核心區一直形同虛設。簸箕灣搞村級規劃時，打算設一個封閉的水禽繁殖區。我們只給村里提供了很少的資金，讓農民自己將湖中一塊不到半平方公里的沼澤地封閉起來。他們圍地的時候我去了。那還是春天，水很涼，村里幾乎５０歲以下的男勞力都下水打樁、圍鐵絲網，完全是義務的。想想我當初因為收網好幾次被他們推下草海，再看看現在的場面，真是感慨萬千啊！

黃明傑：保護區農民溫飽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有好的生態環境。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后，肯定會理解和支持環保工作。這是草海項目得出的一條重要經驗。

陳禎德：這個項目後來被定為“草海模式”在全國推廣，其實解決了一個環境保護的老問題：農民不應該是保護區的管理對象，而是管理的主人；讓群眾參與是保護區管理的組成部分。

能不能這樣假設：如果沒有哈里斯，就不會誕生“草海模式”；而哈里斯如果不到草海，他的思想也就不會發生那樣深刻的轉變？

“草海模式”不僅改變了保護區周邊農民的命運，也給環保工作帶來了轉折。現在，管毓和、黃明傑等人已開始把相當的精力投入到農村發展方面。總之，哈里斯和草海之間、和他周圍人們之間的這種互動關係很值得玩味。

　　　　　　　　　　　　　　　　　　　　　　　　　　　——採訪附記

他看到了兒子臉上浮現出的笑

黃明傑：哈里斯為草海項目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個他可能不會輕易向別人說起。

他１９９３年和蘇立英結婚後生了一個兒子，叫斯蒂夫。因為是當地新年第一個出生的中美混血兒，美國報紙還報到過。有次他特地把兒子剛滿月的照片拿給我看，那孩子長得真漂亮，可愛極了！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後來成為他心中永遠的傷痛。

１９９６年10月，哈里斯在草海，突然接到蘇立英從美國打來的電話，說斯蒂夫昏迷不醒。那天他正在陽關山和農民開會，聽了這個消息顯得有些着急。我們催促他趕緊想辦法回國。當時他的情緒還算平穩，說既然已經這樣了，急也沒用，直到開完會才離開陽關山。回保護區的路上他還在問，你說我是該回去還是該留下。我們勸他，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草海的工作還是先放一放吧。

就這樣，當天傍晚我和雲南農村發展調研中心的王萬英陪他坐車返回貴陽。３００公里山路，汽車從海拔２１００米的高原俯衝下來，整整顛簸了１０個小時，深夜２點才趕到貴陽機場。一路上，我和他並排坐着，我想儘量找些輕鬆的話題談，以便分散他的注意力。但這會兒哈里斯怎麼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他緊緊抓住我的手，說着說着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下來！他已經５０多了，斯蒂夫是他和蘇立英惟一的孩子。為了這個孩子，蘇立英曾產後大出血，生下來非常不易。不過臨上飛機前，哈里斯還是努力恢復了鎮靜，詳細交代了工作，還囑咐我們，籠養的幾隻黑頸鶴最後還是要放回自然，但現在還不行，體力跟不上，怕追不上鶴群……

那個可怕的夜晚，哈里斯後來很長時間都不敢回憶。

後來確診，斯蒂夫患的是腦癱，大腦功能幾乎全部喪失。事情是這樣，他們夫妻都是搞環保的，哈里斯負責全球的鶴類研究，蘇立英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博士，孩子就交給一個美國保姆照看，那時還不到3歲。據醫生推斷，問題可能就出在保姆身上，她動作比較粗魯，孩子一哭就拼命搖晃，結果傷及腦髓。但打官司時由於缺乏確鑿證據，法庭最終對保姆也無可奈何。事後我們私下聽哈里斯說，為了兒子，蘇立英不得不中斷學業，在俄羅斯、中國等地四處奔走求醫，但希望渺茫，孩子至今不能行走、說話，大腦的一部分功能等可能永遠無法恢復了。現在，他們把斯蒂夫送到一所殘疾人學校學習。閒暇時，夫妻倆會推着他到公園裡散散步，當有風吹過樹梢時，他們會看到兒子臉上浮現出一絲笑容。

從草海回來後，又收到陳禎德的來信，不妨引用一段：

“……斯蒂夫是哈里斯和中國人愛的結晶，‘草海模式’是他與我們草海人合作的成果。哈里斯事業的成功、他的愛、他的不幸，這其中種種的痛苦與歡樂，都和草海交織在一起。這段經歷對一個外國人來說，是十分獨特的，……”

因此，哈里斯會為小兒子的笑容感到欣慰——那是大自然在一顆童貞的心裡投下的漣漪，值得一切熱愛自然、熱愛生命的人永遠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