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富濟貧到劫貧濟富的轉型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的時候，定性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但是當時中國工業單薄落後，共產黨所要依靠的還得是廣大的農民。從成立的初期始，為了爭取大眾，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率先在湖南發起了農民運動，成立了貧協，給地主戴上高帽，遊街示眾，把革命搞成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949年解放以後，搞了土改，把農民分成革命的對象地主，富農，和革命的動力貧、下中農。後來，又搞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富人被剝奪權利，掃地出門，窮人翻身解放，當家作主。共產黨實施了一種殺富濟貧的政策。在這種政策下，基本上消滅了剝削與壓迫，實行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產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飯吃，儘管生活水平不高，百姓倒也安居樂業，各得其所，社會相對穩定。大學免費，窮人的孩子進了大學，還有助學金。 不管後來的政治運動如何昏暗，像歷朝歷代初期的讓步政策，這種殺富濟貧的方針還是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始背離了建黨初期的主張，逐漸地走向反面，從殺富濟貧演變成一個劫貧濟富的政黨，這個政黨放棄了廣大的農民大眾，背叛了曾經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成了代表一小部分特權階層的組織。共產黨的轉型應當開始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綱領。如同能量守恆，在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財富也是守恆的。 由於中國經濟落後，人口眾多，讓大家在短時間裡一起富裕起來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不得已的選擇，似乎未可厚非。但是，哪些人先富，怎麼富，靠什麼富，只好摸着石頭過河，走着瞧了。潘多拉魔盒一經打開，那些有權勢和有門路的， 靠着近水樓台，像沉睡已久的火山，頓時爆發出濃烈的貪婪與邪惡，捷足先登，當仁不讓。 賣了一個工廠，圈了一塊土地，批了幾頓鋼材，倒賣幾船軍火，走私幾輛汽車，甚至非法集資、貪污受賄、出賣情報都成了掘金致富的手段。一夜間暴富，轉眼富家翁。由於各種裙帶、利害關係，各地區、各階層的黨的領導都在為這些新貴保駕護航，鳴鑼開道。工廠，土地，和生產資料在人民共和國里本來應當屬於人民，共產黨卻把它們劫持過來，奉送給他們的子孫後代，以及小舅子和小姨子們。 因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一開始就蒙上了劫貧濟富的陰影。

除了對生產資料和土地的無償占有以外，劫貧濟富的政策還體現在拆遷和對農民工的殘忍的盤剝上。拆遷的基本性質不外乎與民爭利。看上一塊土地的價值，不擇手段，官、商、警、匪串通一氣，有恃無恐，出了人命也不退縮。至於為數上億 的農民工們，他們本來是改革開放的主力軍，GDP  的開創者。看看那些高樓大廈，看看那些公路橋梁，看看那些出口的商品，一磚一瓦，一針一線，無不染上農民工的血汗。可是他們卻拿着世上最低的工資，沒有勞保和福利待遇，在一次又一次的礦難中不幸死去。他們在城裡工作，卻沒有城市戶口，他們蓋起了房子，卻沒錢住進去，他們修建了公路，卻買不起汽車。在城裡，這些辛勤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們，像偷渡到美國的墨西哥人，沒有尊嚴，沒有地位，儘管他們也是炎黃的子孫，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辛苦一年，只能晝夜排隊買張無座的車票。他們創造的財富像水一樣流進了中、外商家的賬號，富者益富， 窮者越窮。他們被利用了，他們被搶劫了，但是社會上沒有人去過問他們的死活。總理見了，也只能流下幾滴貌似親民的眼淚，但是無法扭轉劫貧濟富的大局。

共產黨變了，從為窮人當家作主的政黨衰變為為少數富人服務的集團。他們知道，現在再宣揚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無人相信。只好把孔夫子請出來看家護院。一邊是一輩子反孔的毛澤東的軀體，一邊是為封建統治克己復禮的孔二的塑像，非驢非馬，不倫不類，為遵奉老莊的胡主席所鼓吹的和諧社會，添上了一筆極不協調的色彩。孔老二也好，馬克思也罷，就是把蔣公中正搬到金水橋頭，恐怕也無法挽回共產黨昔日的形象，也無法讓政治局的決策者逃避劫貧濟富的罪責。從共產黨誕生前的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到孔丘風風光光地巍然佇立於天安門廣場，共產黨確實已經走到了反面。因為它視自由民主為天敵，也不配稱為資產階級的政黨，那麼，餘下的可能選擇只能是封建主義的附庸了。黨的最高綱領已經蛻化為不擇手段，利用軍隊，維持住一個廣義血統世襲的獨裁。經受了幾千年封建統治的老百姓們對封建統制已經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加之被壓在身上的高房價，貴醫療，以及從幼兒園到大學的驚人的費用，喘不過氣，無暇思考社會的發展方向，中國的自由民主之路並不樂觀。不知道中國和朝鮮這兩個同志加兄弟，誰會笑到最後，獲得世界上最後一個封建王國的金牌和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