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網站看到這麼一篇文章，寫得蠻好的，把北大給“思想偏激”學生“會商”比作農村養豬給豬閹割，看似不雅，實則有些道理的。推薦給網友一閱。

然而，我對北大這樣做卻不感意外。其實在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之前，北大就是這個樣子的，這所創於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原本就是一所極端保守的官僚子弟的學堂。因為自國子監和科舉制度被取消後，很多人都以北大（京師大學堂）為科舉的替代品，以此為仕途捷徑，那個時候根本談不上什麼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所以在蔡元培之前，北大校長像走馬燈似的換過好幾任，校內山頭林立，派系紛繁，校風非常的不亂。

直到當時的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把蔡元培請來，校風才開始好轉，從原來的以做官為目的，改成以做學問為目的，實行教授治校。所謂“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也是蔡元培引進的。

所以現在的學生會商，校風，學風的改變，只不過是恢復到蔡元培之前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時代。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從這樣的回覆，我們可以看出，現在的當局還不如當年北洋政府的黎元洪總統那麼開明。黎總統能夠容忍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現在的當局卻不能容忍所謂的“思想偏激”的學生，包括對因為食堂菜漲價兩毛錢的批評。

給北大去勢一定要乾淨利落？ （轉帖）

鄉下養豬什麼的，到了半大的時候，一定要及時去勢。也就是要進行閹割，經過訓練的獸醫或者江湖郞中，用利刃在豬仔的慘叫聲中，把他們的性別閹割。一般來說，豬仔會很快痊癒，變得性情溫和，安心吃食養膘，等待着屠宰的一天到來。

北大據說百年之前，有蔡元培、魯迅、辜鴻銘等等一批中國文化精英，引領了中國的文化和精神，把中國帶入了一個新境界。特別是北大發起的學生運動，直接引發了中國進入現代史的大事發生，更讓人覺得北大高山仰止，陡生敬意。豈止是現代人？當年北洋軍向遊行學生開槍之後，有“三造共和”之功的段琪瑞，因自己沒掌控好局面，更因為學生作為民族希望的殞命，愧疚得長跪於地，從此到死吃齋念佛，為學生超度，為自已贖罪。

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還是別的？北大越來越像一個傳說，“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似乎離北大越來越遠，聚焦於“北大將對思想偏激學生進行會商”這件事上。北大學工部副部長査晶表示，主要因為有一些學生經常誇大學校工作的一些細微漏洞，“比如動不動因為食堂飯菜漲兩毛錢就批評學校。”作為一個專業術語，“會商”透露的“調整、統一、控制”意味不言自明，更像戰爭年代或者階級鬥爭時期的“思想幫助”。還讓人聯想起朝鮮足球隊輸球後，全體球員被數百名小學生開批判會的場景。面對北大如此會商學生，網上迅速掀起質疑北大的輿論風潮。(據3月24日北京晚報)

學者劉軍寧曾說，“沒有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爭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捍衛自由。”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從來就不是一條直線向上發展，肯定有曲折反覆。但是，如果北大變得容不下“思想偏激學生”，容不得對2毛錢的批評，可見北大變得是多麼的嬌弱，同時又是多麼的不自信？

當年陳寅恪可以直接與國家領導人提條件，而且得到贊同，在當時一點也沒讓人吃驚。因為，從做學問的角度，顯然陳寅恪作為學問家，要比毛澤東作為革命家的專業學養深厚得多。現在看來，這是多麼巨大的勇氣。因為北大早已經容不下“兩毛錢的不同意見”，更容不下與更大領導的不同意見了。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在於人的數目有多麼巨大，而在於這個民族有沒有對人類有益處的思想和創新，特別是把普世價值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百年前萬馬齊喑，是北大舉起了“思想自由”的火炬，照亮了如中世紀般黑暗的中國。而多少年後，撒切爾夫人曾經說，中國人即使一百年後也不會產生對人類有益的思想。當思想自由的火炬一旦熄滅，思想創新就是一句空話。

社會進步是文明與野蠻的博弈，是光明與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連“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說，連“思想激進”都要修理掉，野蠻的一方一定會把創新的激情徹底閹割。如果北大還要當中國人心目中神聖的大學，那就“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如果北大把培養學生當養豬一樣進行，那就給北大去勢一定要乾淨利落，這樣養的豬，質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