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政治智慧面临严峻考验

——兼谈所谓“国家利益”

芦笛

3月30日，《联合晚报》发布消息，谓3月29日西藏僧侣藉政府组织西方外交人员访问西藏之机，再度在拉萨市小昭寺和大昭寺前举行抗议示威，数千名藏人立即参加，云云。

这消息令我十分忧虑。最近骚乱似乎已经平息，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我说的那个问题，同意国际新闻界前往拉萨访问，免得被国际社会指责把持舆论，制造谎言，掩盖事情真相。但如此一来，势必又演成了89年的态势——当年学领们就是抓住戈尔巴乔夫访华，全世界记者团云集北京的良机举行大规模示威，占据天安门广场，弄得政府连接待国宾都只能改到首都机场去，大大地扫了最爱面子的中共的面子，促使他们动了杀机。

如今藏人又来这手，令北京进退维谷：不请记者去作独立调查，便再说下大天来国际上也不会有人相信；若请记者团前去，则我党就不可能一手遮天，垄断新闻发布了，若藏民趁机起来和平抗议示威，请问我党该怎么办？不镇压，难道听任西方媒体在国际上展示西藏人心向背？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公民和平抗议”这条，他们理解的“和谐” 就是全民俯首称臣，山呼万岁。镇压则只会更糟，势必引来国际舆论强烈反弹，这奥运会也就别想开了。无论我党怎么处置，都动辄得咎，连我都替他们想不出办法来，盖他们以为可以撇开达赖治藏，这就没有救药了。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你的名字叫愚蠢。自从半世纪前您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以来，举凡重大内政外交举措，除了改革开放这条外，似乎就没有一件不备受国际舆论谴责。请别赖在西方妖魔头上，说他们蓄意抹黑伟大的中国。

当年越共搞的也是西方痛恨的共产主义，而且实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然而人家就有本事把全世界的同情争取过去。连好莱坞影星简•方达都跑到越南去，向全世界记者谴责美国政府实行种族灭绝。美国国内更发起全民反战运动，逼得民选政府只好撤兵。最后当河内撕毁巴黎协议，北越坦克越过17度线大举入侵南越时，福特总统发布的紧急援助南越的命令竟被两院以压倒多数一致否决，致使西贡陷落，美国大使馆人员和难民一道仓皇辞庙，乘直升飞机从屋顶上逃跑，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出足了丑。

中共据说是????子兵法的祖宗，为何从来不见使出如此漂亮的国际统一战线神功来涅？咱们有的只是李大牙的“我在大饥荒中挨过饿，所以知道不能在中国讲人权”、熊光楷的“除非你不要洛杉矶”，以及朱成虎流芳千古的“西安以东”。

我党的根本问题，是他们势利入骨，只懂实力一门语言，实力有所不逮之时，才想得起谈判来。用党电影的话来说便是：“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换言之，党字典里只有“巧取豪夺”一语，也就是革命的软硬两手。“谈判”即是“巧取”，“武装斗争”则是“豪夺”。已经恃强夺过去的掌中物，当然就不容谈判了。统战只对尚未到手的台湾才存在。

这就是他们何以顽固拒绝与“达赖集团”谈判，因为他们自觉西藏早在铁腕掌握之中，达赖不过是丧家之犬而已，不必理会。可人家是藏民的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如同当年的越共一样，争得了全世界的同情，使得我党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永远是那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大灰狼。我党如欲化解这漫画形象，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那副为所欲为的恶霸模样收起来，向全世界展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恢复与达赖喇嘛的谈判。

当然我党可以作出对国际舆论不屑一顾的大无畏状，可惜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方今之世，再没哪个国家的虚荣心如中国强烈，再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那样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当玉皇圣旨了。卢梭说：人类结成社会后的一个弊病是“自己的幸福取决于他人的意见。”中国人的幸福则完全取决于国际认证。没有洋人首肯，咱们就连活都活不下去。

咱们多的也不用说，只需看看这“Olympic fuss”就够了，自奥运会有史以来，似乎从没哪个国家如中国那样把它当成全民生死系之的big deal。人南韩才半个国家，不也早在1988年就主办过奥运会么？人家是否也如中国那样，如穷人家的孩子盼过年一般搞“倒计数”？金日成为何又不去一头撞死？中国那么多人，怎么就没多少人看出来，咱们烧到这荒唐地步，只会让外人看轻了。随便哪个西方文盲都能一眼看破，咱们的自卑情结已经深重到了何等走火入魔的地步。

所以，不管咱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所谓“国际威望”，已经构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大内容。而这“国际威望”并不能以巧取豪夺得之。六四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了中国国际威望的两个死穴。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无论中国如何强大，国际社会都只会把咱们看成是暴发的野蛮人。目前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在国际外交人员或记者团在藏时重演六四悲剧，免得让中国国际形象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已经构成了对胡温政权的最大的智力挑战，切望二位好自为之。

下面应张朴先生之请，说一下我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这问题其实我过去与党朋们激辩时谈过，并雄辩地证明了，我党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向几乎所有邻国主动大量出让国家利益的卖国贼，至今未见到他们的理性批驳。

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种文盲废话，说了等于不说。所谓政治，在我看来就是对群体争利活动的组织管理。因此，利益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与鹄的，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统统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一部分人使用暴力强抢利益制度化，后者则通过程序化的协商来和平分赃。这我已经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阐述过了。

至于所谓国家利益，则是在国家范围内的群体利益。它与个人利益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在表面上，国家看来似乎是个人的放大，国界如同自家物业的疆界。国家的资源财产则类似自家物业内的财产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的并不错，国家乃是私有制的产物。他只错在误认为私有制是可以废除的。

但国家毕竟不是私人的放大，这儿有三个重大区别：

第一，个人利益由个体自己判定，但什么才是国家利益则不是个人说了算的，须由全民决定。因此，“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其实是同义语，中共谅来也不敢否认这点。但一旦承认这点，就得承认他们盗用全民名义擅自判定解释国家利益，并制定相应国策是犯法的。

第二，个人争利如发生冲突，有更高的权威裁判，而国家之间发生利害冲突则没有这一说。

第三，“个人”的外延是固定的，不可能分解。而“国家”圈定的群体范围可以变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大势乃是国家的范围越来越小，新生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大英帝国和苏东帝国的崩解，使得世界上多出了许多新生国家。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世界上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帝国。

最后这个问题，使得“国家利益”的概念变得富于争议性。例如你说西藏独立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那人家可以说，我西藏根本就不是你中国的一部分，你凭什么把我圈在你的国家利益范围内？这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否则前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也无权独立了。而正是这种说法驱使着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致成了世界大势。

这世界大势是怎么发生的？在我看来，它既是殖民地人民斗争所致，更是帝国主义国家让步的结果。如同当年设计出民主制度来解决国内社会危机一般，西方政治家终于把民主制度的设计原则应用到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

民主制度设计基本原则是，“一般争利问题由多数人说了算，个体的基本权利则由法律保障，不在表决范围内”。违背了第一个原则就是独裁国家，违背了第二个原则就是暴民专制。大多数国人似乎只能理解第一条，不能理解第二条。他们不知道，民主不是以众暴寡。如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可以被多数人任意剥夺，那这种社会就是谁都毫无安全可言的恐怖世界。即使撇开言人人殊的道义问题，光从利益博弈来看，保障个体权利也是合理的。

这就是“住民自决”原则的由来。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居民只占全民少数，其独立势必伤害全民利益，但人家并没有以众暴寡，倚多为胜，而是放手让魁北克人民自己投票决定是否独立。这虽是道义使然，但从功利上来看也是合理的。

我反复指出过，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曾被武力镇压消灭。如果咱们要坚持无视少数人的意愿，用以众暴寡的方式“捍卫国家利益”，势必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中，最后是谁都没好处，谁都占不了便宜。这已经被世界历史特别是帝国主义史反复证明了。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者们口口声声“国家利益”，到最后才发现放弃了殖民地后，本土反而繁荣兴旺起来了，英国的经济繁荣恰是在二战后出现的，伴随的是日不落帝国的失去，对此张朴先生应该熟知吧。

现在来看张朴先生与丁林等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丁林先生强调国家利益必须经程序判定，否则是非法的。这在民主国家当然如此，但若拿去硬套专制国家，则必然导致“国家利益不可知论”。如所周知，中国现在并没有个民主程序来判定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那咱们岂不是连指责中共出卖国家利益的权利都丧失了么？其荒谬不待智者而后知之。

但张先生所说我也不敢苟同。他似乎认为，中国的江河都发源于西藏，西藏独立后即可以此挟制中国，因此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看不能容忍。此说似乎比牟其中炸开喜马拉雅山引入印度暖气流的设想还雄奇，但若能成立，则亚洲第一大河（？）湄公河的上游流经中国，咱们也就可以以此挟制东南亚国家了。可请问咱们把那河流截断了，堆积下来的水到底放哪儿去？若像加人网友建议的那样令其改道，则这种伟大工程只能请夸娥氏二子再度下凡，联合好莱坞的超人一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我已经反复说过：西藏对于中国只有国防价值与感情价值。所谓国防价值王力雄早就指出了：若所谓“大西藏”独立出去，则河西走廊、四川等地立刻成了边疆，不能不给国人带来一种威胁感。感情价值倒决不是说汉人对藏民有什么感情，甚至也不是说汉人喜欢那块地方，而是说中国人因为过去被帝国主义侵略，对丧失领土非常敏感，难以接受（奇怪的是爱国者们却从不谴责中共主动跪送出去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说穿了还是西藏留在中国版图内满足了汉族“地大物博”的虚荣心。

除此之外，西藏对中国什么用处都没有，不是说它没有资源，而是说它严酷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汉人无法在那儿存活。一般人不知道，藏人之所以能在那地方生存，乃是因为人家的遗传基因决定了红血球里的血红蛋白对氧气的亲和力远高于其他种族，由此决定了他们在高原稀薄的空气中能摄取足够氧气来维持机体活动。而这本事并不能靠后天锻炼获得。我有位亲戚曾去西藏支边。据他说，汉人在那儿生孩子一般活不下来，连和藏人通婚生下来的孩子都未必能活。他酷爱运动，身体原来很好，但去西藏工作了几年，心脏便扩大到了要衰竭的地步，最后总算蒙政府恩准返乡，才捡了条命回来。回到内地后，心脏病便不药而愈，可见那地方之可怕。

因此，哪怕那个地方遍地是黄金，对汉人来说也没什么意思。要开发就必须投入大批汉人，而这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藏人其实不必担忧汉人抢夺他们的资源，咱们的“血氧曲线”不允许。

达赖喇嘛对此也该心中有数，前两天看网上新闻，见他解释他说的“文化灭绝”是指汉人大量移民，至今已达50万，但他也同时承认那并不是政府有意搞的。其实进藏汉人多半是短期经济移民，并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在那儿长期生存。在此，“神圣的达赖喇嘛”又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时不惜危言耸听、但仍然不失诚实的精明政治家。

因此，这事情明摆着：中国不可能通过大量移民使得西藏变成内蒙那样以汉族为主的地区，地理条件决定了藏人将永远是那儿的多数民族，因此永远无法把它变成内地省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离心倾向。相反，越是试图去控制它，粗暴干预人家的传统生活方式，强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越发引起藏人反感，提升人家的排斥力。既然如此，唯一的明智选择就是退回到当年的十七条协议上去，迎回达赖喇嘛，汉人从当地撤出，关闭当地的党政机关，由西藏流亡政府接管，只留下国防军，并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交。

这在我看来乃是汉藏双赢之途。汉人既然无法“消化”西藏，又不愿吐出来，不如回到清朝的“土”政策上去，只需西藏作为事实上的附庸国就行了。以后内地对西藏的财政援助，须由西藏地方政府向人大公开提出，再由中央明令拨款，化“暗贴”为“明帮”，也可避免现在这种“花钱买仇人”的蠢事，有助于培育汉藏亲善。如此既保障了中国的国防利益，又照顾了汉人的大一统情怀，还化解了汉藏仇怨，省得朝廷日日为“分裂”噩梦操心，到底有哪一条违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西藏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合理解决方式。苏联经验提示，在许多情况下，独立只对本国政客有利，对普通百姓其实没有什么意思。中国现在经济急剧发展，堪称蒸蒸日上，又何必在此锦上添花之际，跳下 “祖国大家庭”这辆车去？只要藏民获得了自由决定生活方式的权利，那又还有什么必要非和强邻闹成乌眼鸡不可？

这就是我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已经反复发表过。我认为它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功利上都是合理的，既符合住民自决生活方式的原则，又符合藏民与汉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