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六通先生的回应。的确，“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这不应该是满足的理由，也不应该由此放弃试图超越“最不坏”的努力。六通先生所说迄今没人能找出比西方民主制发生的“错误”更少的方法，我认为不是找不到，而是没有足够动力。民主制在西方社会虽然存在问题，但并不致命，反而任何变动都会带来大的动荡和不测，足以让人却步。

ZT王力雄 ：设想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

感谢六通先生的回应。的确，“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这不应该是满足的理由，也不应该由此放弃试图超越“最不坏”的努力。六通先生所说迄今没人能找出比西方民主制发生的“错误”更少的方法，我认为不是找不到，而是没有足够动力。民主制在西方社会虽然存在问题，但并不致命，反而任何变动都会带来大的动荡和不测，足以让人却步。

但对中国却有不同。不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社会按照西方民主制进行社会转型，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比起西方社会二百年的民主演变进程，中国的民主转型将会来的非常突然。目前看不到中共高层有自觉转型的迹象，而转型如果不是出自“可控”的自觉引导，就只能是一种“失控”的结果。超稳定系统的失控往往是“兵败如山倒”，很可能在谁都没有做好准备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不期而至；换一种考虑，即使中共高层决心从现在就开始推动社会转型，采用西方民主制，可供“渐进”的时间也极为有限。相比西方二百年的民主进程，印度至今半个多世纪的民主磨合，台湾民主化之前三十多年的县市长选举，今日中国无论如何已没有那样从容的时间。当年西方从“三十五岁以上、年收入五万英镑的白人男子”逐步扩大选举权，而未来中国实行大选，必须是囊括“十八岁以上无智障者”的全民范围，开放党禁、报禁、示威、罢工等也都会一步到位。因此大规模直选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结果，可能远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不妨模拟一下那时谁能通过选举获得国家权力。参加竞选的政党和竞选人都会明白，中国为数9 亿的农民是最大票源，中国选举的根本获胜在于农民。对于抢夺选票而言，什么是有利于社会、国家及长远目标的并不重要，最要紧的是如何能让农民在投票一刻感到高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想而知给予农民的许诺将包括取消计划生育和实行土地私有化。我完全相信提出这种许诺的候选人和政党一定被农民拥护。不管采用西方民主制的哪种形式，总统制也好，议会制也好，提出这种许诺的候选人和政党都会赢，而在他 们上台之后，就必须履行选举时许下的诺言。

那会是什么结果呢？取消人口控制对中国意味什么，不必多说也众所周知。而实行土地私有化是利是弊，可能会有分歧的看法，但我个人相信，在严重两极分化的中国社会，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土地兼并就一定开始，也必然进一步激化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矛盾。在我看来，凡是对长期结果无法预料的事情，都不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决策，然而未来中国实行全民选举，恰恰可能导致大量只要选票不要长远的许诺，并且随着选举的胜利使许诺变成决策。

我举这样的例子，并非想重复中国农民不能搞民主那套陈词滥调。即使是选民教育水平和环境意识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德国，只要绿党提出为保护环境而提高燃油价格，得票率就会立刻大幅下降。思考国家和全球层面的问题，本来就不该是普通选民的责任，也不能要求他们有那种能力。然而大规模选举的问题之一，正是要求每个普通选民都具有把 握天下事的水平。

环境问题在中国的严重性，也决定西方民主制不适合中国。建立在大规模选举和公决之上的西方民主制，本质上是放任和纵容个人欲望的。当面对一个待开发的富饶自然，私欲与这种制度的结合可以转化为强大动力，实现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财富最大增殖。但是在一个如中国一样人口饱和、资源匮乏、生态处于危机的社会，这种西方民主制带来的则会是雪上加霜。为了赢得多数选票，当权者必须始终迎合大众的物质主义要求，不停顿地追求经济发展。谁不那样做，就会被给大众提供更多许诺的竞争者取代。西方民主制注定无法带领社会摆脱物质主义道路，虽然对西方国家，这种摆脱短期内还不会是迫在眉睫的需要，但是对人口、欲望、资源和生态严重失衡的中国，物质主义通向的深渊已经近在眼前，实行西方民主制的结果可能让中国加速坠入深渊。

如果说生态危机还不至于伴随社会转型立刻爆发，民族冲突却几乎不可避免。苏东那些“骤然”转型社会，民主化和民族冲突几乎形影相随。中国有世界瞩目的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我们可以换个位置进行设想，随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少数民族也会成立政党和进行竞选，他们的目标在于掌握民族地区的权力。那么以什么样的话题竞选，能够在少数民族中赢得最多选票呢？骤然开放的民主空间会使原本被压制的民族情绪激烈释放，在那种氛围中，获得选票的最**宝莫过于给大众情绪火上浇油，表达激进的民族主义要求，以及把所有理性和妥协攻击为软弱叛卖……这种竞选会导致出一场趋于极端的赛跑，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极端派脱颖而出，鼓动并促使民族分离和独立变成少数民族社会的运动。类似过程目前在台湾已经显现。而台湾所具有的强势大陆籍族群、工商社会的理性，以及面对专制中国的武力威胁，随中国进入转型期的西藏、新疆两地都不具备。西藏很多地方基本没有汉人，新疆汉人则主要聚居于城市和“生产建设兵团”；少数民族本有“豁出去”的血性，不太会受工具理性的约束；而中国那时在骤然降临的民主转型中动荡不安，百废待兴，也会丧失专制政权的控制能力。

再回到汉人的立场想象，面对冤冤相报的民族冲突和国土分裂的主权危机，汉人中有可能崛起一股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打起“祖国在危机中”的旗帜，指控西方肢解中国，誓言保卫国家统一，并称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来领导人民同分裂势力及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相信这样的政治力量在中国不会找不到市场，我也同样相信其赢得选举之时，就是法西斯在中国上台之日。希特勒也是通过民主选举掌握德国政权的，那时的中国将走向何方，不能不让人心存恐惧。

我谈大规模选举可能在中国造成的问题，并不是表明我否定民主与选举的理念。我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在中国实现民主。西方民主制和大规模直选对于西方来说是“最不坏”，并不等于对中国也是一样。我同意六通的判断：“起码在乡镇一级直选当中，如果组织得当，则可以把一些老百姓直接关心的问题‘话题化’，使之通过群体关注，成为约束政权的‘软动力’。”基层直选即使存在弊端，总体上也是利大于弊，这一点我完全承认。因为乡镇范围的选举虽然有“谁知道谁”和“搞名堂”的问题，但毕竟离人们的所能眼观耳闻的距离不太远，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然而一个国家的命运，主要却不是在乡镇一级决定，而是在人们完全摸不着、中间又变幻着层层迷障的高层决定。我所担心的，正是对高层的直选，结果到底会怎样。

出于这个原因，即使乡镇政权的直选利大于弊，我也不赞成在乡级政权推行直选。因为乡镇政权一旦进行直选，就会进入一个无法逆转的进程，从此只能将直选不断向高层延伸，而无法再退回到基层直选，建立在基层直选基础上进行逐层递选的体制。若想建立这样一个体制，关键一点就是要抢在实行乡级政权开始直选之前。由此我才说，中国迟迟不开展乡级政权直选，某种意义上是很好的事。 除了大规模直选对中国可行还是不可行的讨论，我还希望能把讨论扩展到逐层递选可行还是不可行之上。我不赞成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不是仅仅因为看到西方民主制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看到逐层递选制相比大规模直选的制度，更适合中国的未来。

2002-8-18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