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 “重慶模式” 與納粹“紅歌”


以聯繫群眾、唱紅打黑為實質和核心，動員群眾、全市上下一心來解放思想、擴大開放、建設內陸開放高地，來統籌城鄉發展，來鞭策公有經濟、民營經濟、三資經濟三駕馬車並駕齊驅而以國有經濟“駕轅”，來建設“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等等，這就是“重慶模式”。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慶特色的科學發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續的片面發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兩手抓，兩手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而不是經濟上坡、道德滑坡的發展模式，就是越發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越穩固、人民群眾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越高而不是越發展黨和國家“為人作嫁”的危險性越高、人民群眾的痛苦指數和卑賤指數越高的發展模式。

根據媒體報道，重慶市委宣傳部近日通知強調，將選出的36首初評入圍的歌頌中國共產黨的歌曲，作為紅歌傳唱曲目，要求全市的所有媒體高密度宣傳推廣、還要通過多種方式，組織老百姓學唱；通知還要求，重慶各地、各部門、各單位要發揮重慶群眾紅歌傳唱活動優勢和“唱讀講傳”活動特色功能，把36首初選入圍新歌作為全市社區紅歌賽、 “天天紅歌會”及重要節目演出等活動，以進一步掀起重慶市紅歌傳唱熱潮。

據悉，36首初選歌曲的組織者為中宣部，通過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藝術研究院等共同舉辦了“唱響中國 --- 群眾最喜愛的新創作歌曲”徵集評選活動，目的是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客觀地說，這36首歌並沒有包括文革期間“毛澤東時代”的歌，那種個人崇拜甚至是暴力的歌曲。而是被稱為時代主旋律的歌唱黨、歌唱祖國的歌曲，但還是帶有“毛文化”時代的傳統，沒有給公眾在音樂、文化方面的自由選擇。36首歌還是有共產黨倡導的意識形態，以此來控制公眾或青少年，不讓他們有更多的選擇。這種限制只有在極權社會才有。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力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無所不管，從報紙到雜誌，從廣播到電影，刊登什麼播放什麼，什麼時間段等，都由宣傳部決定。

納粹政權指定“政治學習”的“紅歌”作品：《不要相信狐狸，不要相信猶太人》（Trau keinem Fuchs auf grüner Heid und keinem Jud bei seinem Eid – Ein Bilderbuch für Groß und Klein ，1936, Elvira Bauer）和《毒蘑菇》（Der Giftpilz ，1938, Ernst Hiemer und „Fips“)

宣傳的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手裡。納粹上台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台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里。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着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