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一體化被認為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創造和奇蹟。這塊誕生民主的大陸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相互血腥的仇殺之後，在經濟整合的基礎之上，逐漸邁向統一：取消了象徵主權的邊界、建立了統一貨幣、擁有共同的議會。甚至筆者到台灣，許多民進黨的人都“建議”以歐盟模式處理兩岸關係。然而，就在這個深化統合的背景之下，一個頗有歷史的西歐國家、歐洲聯盟的創始會員國之一、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大型國際組織的總部所在地比利時以打破人類記錄的方式，給歐盟投下了陰影：從2010年4月22日由於荷蘭語族黨派與法語族黨派無法就首都布魯塞爾大區行政區劃問題達成一致，萊特姆首相率內閣集體辭職以來，就沒有政府，至今已經突破250天的大關，打破了另一個新興民主國家阿富汗此前不久剛剛創造的、也是由於選舉引發的249天無政府的世界紀錄。在全球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重新大行其道、政府的角色日益突出的今天，實在是匪夷所思。
    這場政府危機的導火索危表面看來是荷語族與法語族兩大族群在首都行政區劃問題上的對立，但真正的原因則是族群分裂以及族群分裂背景下在福利制度、稅收、就業和醫療保險體制等方面的爭端、語言文化上的認同差異。
由於歷史的原因，比利時王國分成兩個在語言上、文化上和政治觀念上都不同的族群區域：北方的弗拉芒荷語區、南方及首都大區內的法語區（實是三個，還有一個德語區，但由於比重太小，往往處在各種衝突的邊緣化）。 此次中央大區行政地位之爭，和地處弗拉芒地區的首都布魯塞爾的特殊性有關----它被荷語族群視為他們的“故都”，但布魯塞爾大區90%居民是法語居民，而且大區擁有自治地位。所以弗拉芒地區的荷語黨派對法語族群“占領”他們的都城大為不滿，於是要求擁有更多參與管理布魯塞爾的行政權。而首都大區的法語族群則希望，把首都布魯塞爾的版圖擴大到郊區 一些法語族群居多的鄉鎮，以便維護他們的族群利益。這當然是荷語族群強烈反對的。

隨後這種爭端就擴大到經濟和文化層面。北方的荷語區居民對相對窮一些的南部法語區居民分享同樣社會福利感到不滿，認為是他們出更多納稅人的錢養了懶惰的南方人。為此，占全國人口60%北方荷語區提出，他們人口多，理應擁有比南部的瓦隆以及首都布魯塞爾大區更多的自治權，以便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法語區的居民則不願意這樣做，只同意有限地移交一些次要的行政權，擔心北方獲高度自治後，南方會變得更加窮。生活在布魯塞爾郊區弗拉芒鄉鎮的法語族群，要求在當地的學校、公共機構以及法庭充分享有他們自己語言文化的權利，也就是講法語和使用法語的權利；荷語族群則認為這種要求過分之極，於是甚至要求分家，將當地單一的選區和語言司法區一分為二，甚至交通路牌也各標各的語言，形同各自獨立。
    這種族群對立必然反映在政治上。居住在布魯塞爾大區荷語鄉鎮的法語居民在各種選舉中通常都投法語社會黨的票，結果是弗拉芒荷語黨派在這些地方屢戰屢敗。比利時2010年6月13日提前舉行國會選舉，主張荷語區獨立的黨派“新弗拉芒聯盟”勝出，但沒有一個黨派取得國會多數。隨後國王阿爾貝二世授命法語社會黨領袖迪呂波籌組新內閣。不到兩個月，迪呂波宣布組閣談判失敗。接下來，國王雖數度任命調解人，想化解這場政治危機，始終未能奏效。直到今年2月2日，國王又責成看守內閣財政大臣雷恩代爾出面斡旋，爭取各黨派恢復對話。目前對話正在展開之中。雷恩代爾至遲應在3月1日將談判結果稟報國王，看能否催生難產多時的新政府，結束國家政治危機。如果一直達不成妥協，比利時最有可能的命運是解體。

    雖然不少自由派人士辯護說：儘管如此長的時間沒有政府，但比利時一直穩定有序運轉。只是比利時人民並不接受這些自由派人士的美言：許多生活在南部法語區的居民深感恐慌，他們千方百計尋求取得盧森堡國籍，以防王國破裂時，他們能有個避難之處。

    1989年 “蘇東波”之後，許多多民族國家解體：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和伐洛伐克。自由派對之的解釋是：長期的專制和極權積累了太多的民族仇恨，導致民主化時代國家的解體。但事實上卻是南斯拉夫民主化之前，各民族自由通婚、平等和睦相處。南斯拉夫的國民在西方享受免簽證的待遇。反倒是民主化之後，為贏得選票，各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政黨紛紛產生，南斯拉夫成立之前不知幾代的民族衝突都被拿來進行政治操弄，於是一場場民族仇殺再度上演，最終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被肢解，獨立後的各部分仍然彼此充滿敵意。其實自由派如果能尊重事實的話，今天的加拿大、比利時、西班牙、英國等頗有歷史的民主國家都解決不了民族的融合問題。最近英國首相卡梅隆更公開聲稱英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當然比利時是成熟的民主國家，和南斯拉夫相比，執政者一直是在竭力消除不同種族間的隔閡。比如，比利時王國的國家箴言就是“團結就是力量”，這句座右銘鐫刻在國王紋章圖案上，以便讓國民牢記不忘。該國國歌里也唱道：“我們所有人發出誓言，你堅不可摧的統一，有永世不變的銘言為據。”。比利時大詩人艾彌爾·維爾哈倫雖然出生在講弗拉芒語的弗蘭德勒地區，被譽為“弗蘭德勒之子”，卻用法語寫作，達到極高的造詣，世界文壇尊其為“詩豪”。維爾哈倫是共產黨人，但1916年他過世時，比利時國王還為他舉行了“國 葬”。可見，比利時的寬容和包容。然而，儘管如此，卻仍然無法維持一個民族的共同向心力和凝聚力。如果說民主即使不是導致一個多民族國家分裂的元兇，至少在維護國家統一方面是無能為力的。這就是中國，同樣是多民族國家的第一個啟發。（汶川地震發生在少數民族區域，全國對口救援和重建。但在比利時，北方居然對南方分享同樣福利不滿，認為是他們養了懶惰的南方民眾。兩種制度何優何劣，還有什麼爭議嗎？）
    種族和主權這兩個概念是西方發明的，並隨着西方的崛起而被全球各文明所接受。但這種文化的排異現象極為嚴重，使得接受這種概念的國家付出極大的代價。以中國為例。中國傳統是一個文明，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所謂“華夷之辨”的標準就是是否接受中華文明。接受了就是“華”，所以中國才可能多次出現異族統治而中華文明繼續綿綿延續。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少數民族不會追求西方式的獨立，相反它想的卻是入主中原，終成一統。這也是為什麼，猶太人在全球都不可能被同化，唯獨進入中國的一支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所以，不管是誰統治中國，各族群之間往往是和睦相處。就是接受了西方主權理念的孫中山革命期間提出“驅除韃虜” 的口號，但革命一成功，立即就提出“五族共和”將之取代。現在引起西方屢屢關注的西藏，在引入主權概念之前，和中央政府極少發生衝突。後來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也從不知獨立為何物。不僅如此，在引進主權概念之前，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保持了東亞的長期和平，此時並無什麼領土糾紛。但當主權成為全球認可的標準之後，中國和東亞就再無寧日，直到今天，日本和中國、韓國、俄羅斯為了並無多大實際利益的小島而長期交惡，其根源還是在於主權概念的引入（只是現在已經無法改變）。所以，2010年本人應邀赴台灣觀摩五都選舉，在和陸委會座談時，我提出一個解決兩岸爭議的思路：如果僅僅從主權這個角度來思考，是完全無解的。根本問題的解決，還是在於兩岸的去主權化。顯然，文明如同生理器官，是有排異作用的。其後果和器官移植一樣，有時可以直接導致一種文明的滅亡。就是存活下來的，也往往元氣大傷。所以，對異質文明的引進，不得不慎。這就是比利時危機對中國的第二個啟示。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走向民主之路。可以這樣說：民主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包括“蒙古、阿爾巴尼亞、毛里塔尼來”這些被認為最不可能的國家。但令人遺憾的是，成功者廖如星辰。要麼是陷入混亂，要麼是陷入停滯。能夠算的上成功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民族構成單一或者已經建立起很強烈的民族認同。亞洲的韓國和台灣之所以比印尼、菲律賓要穩定的多，這是相當重要的原因。印尼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才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兩億多人由490多個民族構成----使用250多種語言。菲律賓與之相似，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國家屢屢發生內戰，各種類型的游擊隊相當活躍。更為可怕的是，在各省竟然還存在着五百多支私人部隊。所以雖然有了民主制度，這兩個國家卻是世界上最腐敗、最混亂、最貧窮、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這其中的教訓就是，當一個國家還沒有產生民族認同的時候，實行民主化，則必然導致國族建設成為第一位的挑戰，民主制度建設退居第二位。在一國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當大量的資源耗費在國族建設的情況下，鞏固民主就往往力不從心。還需要指出的是，國族建設經常與民主原則相衝突。法國吞併布列塔尼後，推行殘酷的民族同化政策，禁止說布列塔尼語。

    所以著名學者王紹光曾提出這樣一個結論：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經驗上，一個新興國家在能夠解決國族認同問題之前，幾乎不可能建立起鞏固的民主制度。這個結論也同樣適合中國。

    中國由於一直是一個巨大的文明體，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所以直到上世紀初才第一次由梁啓超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到現在仍然沒有形成強烈的共識。這也是為什麼藏獨、疆獨、台獨一直存在的原因。如果實行民主化，它們必然依民族自決原則（這也被認為是民主的要義）尋求獨立。它們將成為中國民主化的第一大挑戰和威脅。以漢族大一統的歷史慣性，這或者是無法接受的，或者代價是極其高昂的（就是積弱不振的中華民國都曾派兵試圖重新收回外蒙古）。任何敢於接受國家分裂的政黨都將失去合法性。這也是為什麼，不管什麼立場的華人，每當藏獨、疆獨和台獨製造衝突時----儘管得到西方實質或道義上的支持，總會站到中國政府一邊。

    對中國而言，實行民主的終極障礙或許並不是有沒有中產階級，有沒有公民社會，人均GDP是否達到所謂的民主門檻（五千美元）、教育程度的高低----畢竟這些只要努力、不折騰，以目前的發展速度，都會逐步實現。但民族認同在一個主權和民族為基礎的時代，恐怕卻極難產生。看看今天的台灣，比利時，西班牙，英國，加拿大，就一目了然了。當然，除非中國對民主的追求超過了國家統一，寧可國家分裂也要民主，就如同捷克和斯洛伐克一樣，哪就另當別論----但這是不可能的假設。

    比利時對中國的最後一個啟發是，由於這是一個小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缺如。而且做為歐盟的一個組成部分，全球大國對比利時的政治危機或者沒有興趣插手，或者不願意插手，因而還有可能和平解決的可能（妥協或者解體）。但對於中國來說，這是永遠不可能擁有的外部國際環境。以中華民國為例。日本支持東北的張作霖，蘇聯支持南方的孫中山。英美支持長江流域的吳作孚。最為經典的是日本。袁世凱執政時，日本竟然支持所有的政治力量：袁世凱、孫中山、宗社黨（清朝遺老）。當日本威逼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就是拿支持孫中山做為籌碼。在今天的國際格局下，要麼有石油，要麼和中國、俄羅斯有地緣政治因素或重大利益，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就往往成為西方“關注”的重心。如緬甸、蘇丹（已被肢解）、朝鮮、越南、伊朗、格魯吉亞、烏克蘭、中亞、中東各國。至於什麼都沒有的國家如索馬里，早成為西方的棄兒。所以，如果出現比利時式的政治危機，中國立即會成為全球列強的競相介入之地。不用說二百五十天沒有政府，就是二十五天恐怕就已經天下大亂，（西方支持下的）群雄並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