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43年4月，我和区党委几位同志在江高宝地区参加一地委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讨论发动群众实行新乡制等问题。就在这时候，作为苏中根据地改造基层旧政权的试点工作，也在台北县的万盈乡开始了。苏中行署民政处长宋日昌同志抓试点，摸索经验，以便提供给各地参照推广。同时，苏中行署及时公布了《苏中区乡镇政府暂行选举法》、《苏中区乡镇政府组织法》等几个法令，使根据地群众有法可依。

　　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环境相对稳定，各种群众抗敌组织大都经过了斗争的锻炼，群众生活有了改善，也有管理政权的民主要求，所以，用民主的方式开展乡选，进展比较顺利。实践也证明，民主乡选是基层政权改造的有效形式。

　　苏中乡选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使民主政治的意义和具体内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如何运用其政治权利，以及乡政府组织法和选举法等，力求家喻户晓。

　　第二阶段是组织工作，首先成立区的选举委员会，作为乡选领导机关，随即成立乡选委员会及选举事务所，负责具体工作。这工作很繁杂，包括登记选民，发表选民榜和公民证、划选区编公民组、组织公民选举、组织乡政扩大会、群众大会、选委会、预选会、决选会等等。其中发表选民榜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用红、黄、白三种颜色的纸公布，享有公民权的人名字写在大红纸上，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写在黄色纸上，少数没有公民权的人名才出现在白纸上。当地群众都把看榜当作十分庄重的事，许多村镇都兴高采烈地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有的年轻人，因为岁数不足而名列黄榜，显得十分懊丧。许多妇女因有了公民权，姓名被列入红榜而觉得无比荣耀。千百年来妇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如今男女平权，她们也成了根据地的主人，怎能不欢欣雀跃呢!

　　第三阶段是竞选、预选与决选。竞选是决选的序幕，是乡选中竞争最激烈、活动最紧张的阶段，是民主运动的高潮。我们主张无论哪个爱国的阶级、阶层或党派，只要不是特务、汉奸，都欢迎参加，允许人民公开自由地发表政见，投入竞选活动。

　　预选大会就是选区公民大会。会上，候选人发表演讲；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或对乡政大计作出各类提案。决选，则是乡选的正式选举，选出乡政府委员并从中产生乡长。

　　选举方法，在苏中根据地各处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一般根据群众的文化程度而定。少数文化较普及的地区有采用票选法的，而大部分地区则采取举手表决、捻筹子(用竹片做成筹子，写上候选人姓名，放在候选人后面，供选民去捻)、烫香洞(选民用点燃的香，在候选人名单上烫一个洞表示投一票)，或在各候选人身后放一只空碗，让选民向候选人碗中投豆粒的方法进行。烫香洞和投信任豆，是根据地选民的创造。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都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

　　台北县万盈乡的乡选试点工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多少祖祖辈辈的泥腿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今天翻身做了主人，行使民主权利，投了神圣的一票。

　　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但泥腿子居然由自己作主来挑选自己的乡长，这可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大事呀。

　　江都县纪北区黄思乡在选民中，把一个童养媳出身的乡妇抗会长虞兰英选为乡长，这是江都县第一个女乡长。这位能够联系群众、吃苦耐劳、工作大胆泼辣的女同志，深得当地群众的信赖和拥戴。她在黄思乡当权后，果然不负众望，做出了很好的政绩。兴化县屯军乡的民选乡长也是一位妇女，叫殷巧珍。她也干得十分出色。他(她)们都是根据政府公布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规定，被群众推上领导岗位的。对于被选的妇女来说，她们出任乡长更意味着打破了封建专制，改变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当地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广大农民群众莫不欢欣鼓舞。

　　民选工作从一个乡试点开始，发展到1944年以后一千多个乡全面开展。这过程充分展示出苏中根据地近一千万人口汇集成的民众参政运动壮丽的画卷，加速了基层旧政权的彻底改造和民主化进程。

　　1944年的初夏时节，我们又在二分区的东台(东台、泰东两县于1942年底合并)县和唐洋区分别进行了县、区政权民选试点工作。东台县经过上一年的民主建设，全县八十个乡镇中已有三十八个实行了新乡制；唐洋区所辖的十一个乡，也有七个经过了民主改造。唐洋区参加民主区选的一百多名各界代表开了六天会，选出了苏中根据地第一个民选区长何患同志。

　　不久，选举苏中第一个民选县长的东台县临时参议会召开了。

　　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各抗日团体为单位选出农抗会、工抗会、渔抗会、灶抗会代表四十一人，青抗会、妇抗会、医抗会、僧抗会、自由职业代表三十七人，士绅及公司代表三十六人，以及其他代表共计一百四十五人。

　　前县长董希白同志率县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向苏中二专署提出辞职书，获准后，由全县三十九名候选人先后发表竞选新县长的演说。结果，作为县参议员的董希白同志仍参加竞选，以一百三十四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东台县五十五万人民的民选县长，同时选出县政府委员十四人。整个选举过程，充分发扬民主，气氛异常热烈。我从当时的《苏中报》上读到连续报道，十分感动。

　　苏中根据地采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和组成各级抗日阶级、阶层联合的新型民主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抗战力量，这也可说是新中国民主政府的雏型，为行将诞生的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打下了一块小小的基石。

　　董希白同志作为苏中第一位民选县长，是深孚众望的。

　　抗战前，他原是上海某学院的院长兼教授，年轻时曾留学法国攻读法律，不仅有丰富的文史知识，而且对法律亦颇有研究，算得上是位大知识分子。1939年初，他瞒过家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我和他由此相识。随后他来苏中工作，一直表现很好。这位非党知识分子，经过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磨练，在1941年5月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我特别提到他，联想起当时我党在抗战期间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招贤纳能，亲切关怀，发挥所长，委以重任，以致吸引了大批有文化的爱国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知识分子投奔我解放区。记得毛泽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为中共中央写过一个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号召全党做好这桩事情，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时至今日，纵观我国数千年文明史，横鉴世界各国的政情，凡是对知识分子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和做法的国家或个别领导人，无不最终自食恶果、苦果，那是因为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掌握着人类的文化、科学知识，继承和发扬着人类的文明传统，谁要是压制、否定他们，那就意味着障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在这方面，我党也不是没有惨痛教训的。建国前不去说它，建国以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尤其是灭绝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最值得反思的吗?

　　当年，董希白同志赢得了东台县数十万人民的信赖，说明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紧密联系和依靠群众，忘我地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人民是不会不拥戴他们的。

　　董希白同志解放后在国务院外交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一伙迫害含冤病故，实在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