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43年4月，我和區黨委幾位同志在江高寶地區參加一地委召開的第二次擴大會，討論發動群眾實行新鄉制等問題。就在這時候，作為蘇中根據地改造基層舊政權的試點工作，也在台北縣的萬盈鄉開始了。蘇中行署民政處長宋日昌同志抓試點，摸索經驗，以便提供給各地參照推廣。同時，蘇中行署及時公布了《蘇中區鄉鎮政府暫行選舉法》、《蘇中區鄉鎮政府組織法》等幾個法令，使根據地群眾有法可依。

　　在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因環境相對穩定，各種群眾抗敵組織大都經過了鬥爭的鍛煉，群眾生活有了改善，也有管理政權的民主要求，所以，用民主的方式開展鄉選，進展比較順利。實踐也證明，民主鄉選是基層政權改造的有效形式。

　　蘇中鄉選工作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是宣傳教育，使民主政治的意義和具體內容、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法、如何運用其政治權利，以及鄉政府組織法和選舉法等，力求家喻戶曉。

　　第二階段是組織工作，首先成立區的選舉委員會，作為鄉選領導機關，隨即成立鄉選委員會及選舉事務所，負責具體工作。這工作很繁雜，包括登記選民，發表選民榜和公民證、劃選區編公民組、組織公民選舉、組織鄉政擴大會、群眾大會、選委會、預選會、決選會等等。其中發表選民榜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用紅、黃、白三種顏色的紙公布，享有公民權的人名字寫在大紅紙上，年齡在十八歲以下的寫在黃色紙上，少數沒有公民權的人名才出現在白紙上。當地群眾都把看榜當作十分莊重的事，許多村鎮都興高采烈地迎接這一天的到來。有的年輕人，因為歲數不足而名列黃榜，顯得十分懊喪。許多婦女因有了公民權，姓名被列入紅榜而覺得無比榮耀。千百年來婦女被壓在社會最底層，如今男女平權，她們也成了根據地的主人，怎能不歡欣雀躍呢!

　　第三階段是競選、預選與決選。競選是決選的序幕，是鄉選中競爭最激烈、活動最緊張的階段，是民主運動的高潮。我們主張無論哪個愛國的階級、階層或黨派，只要不是特務、漢奸，都歡迎參加，允許人民公開自由地發表政見，投入競選活動。

　　預選大會就是選區公民大會。會上，候選人發表演講；公民可以自由發表意見，或對鄉政大計作出各類提案。決選，則是鄉選的正式選舉，選出鄉政府委員並從中產生鄉長。

　　選舉方法，在蘇中根據地各處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一般根據群眾的文化程度而定。少數文化較普及的地區有採用票選法的，而大部分地區則採取舉手表決、捻籌子(用竹片做成籌子，寫上候選人姓名，放在候選人後面，供選民去捻)、燙香洞(選民用點燃的香，在候選人名單上燙一個洞表示投一票)，或在各候選人身後放一隻空碗，讓選民向候選人碗中投豆粒的方法進行。燙香洞和投信任豆，是根據地選民的創造。他們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都表現出高漲的政治熱情。

　　台北縣萬盈鄉的鄉選試點工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多少祖祖輩輩的泥腿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今天翻身做了主人，行使民主權利，投了神聖的一票。

　　這件事，似乎沒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處，但泥腿子居然由自己作主來挑選自己的鄉長，這可是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沒有出現過的大事呀。

　　江都縣紀北區黃思鄉在選民中，把一個童養媳出身的鄉婦抗會長虞蘭英選為鄉長，這是江都縣第一個女鄉長。這位能夠聯繫群眾、吃苦耐勞、工作大膽潑辣的女同志，深得當地群眾的信賴和擁戴。她在黃思鄉當權後，果然不負眾望，做出了很好的政績。興化縣屯軍鄉的民選鄉長也是一位婦女，叫殷巧珍。她也幹得十分出色。他(她)們都是根據政府公布的選舉法和組織法規定，被群眾推上領導崗位的。對於被選的婦女來說，她們出任鄉長更意味着打破了封建專制，改變了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當地社會風氣為之大變，廣大農民群眾莫不歡欣鼓舞。

　　民選工作從一個鄉試點開始，發展到1944年以後一千多個鄉全面開展。這過程充分展示出蘇中根據地近一千萬人口匯集成的民眾參政運動壯麗的畫卷，加速了基層舊政權的徹底改造和民主化進程。

　　1944年的初夏時節，我們又在二分區的東台(東台、泰東兩縣於1942年底合併)縣和唐洋區分別進行了縣、區政權民選試點工作。東台縣經過上一年的民主建設，全縣八十個鄉鎮中已有三十八個實行了新鄉制；唐洋區所轄的十一個鄉，也有七個經過了民主改造。唐洋區參加民主區選的一百多名各界代表開了六天會，選出了蘇中根據地第一個民選區長何患同志。

　　不久，選舉蘇中第一個民選縣長的東台縣臨時參議會召開了。

　　按照“三三制”原則，以各抗日團體為單位選出農抗會、工抗會、漁抗會、灶抗會代表四十一人，青抗會、婦抗會、醫抗會、僧抗會、自由職業代表三十七人，士紳及公司代表三十六人，以及其他代表共計一百四十五人。

　　前縣長董希白同志率縣政府全體工作人員向蘇中二專署提出辭職書，獲准後，由全縣三十九名候選人先後發表競選新縣長的演說。結果，作為縣參議員的董希白同志仍參加競選，以一百三十四票的壓倒多數，當選為東台縣五十五萬人民的民選縣長，同時選出縣政府委員十四人。整個選舉過程，充分發揚民主，氣氛異常熱烈。我從當時的《蘇中報》上讀到連續報道，十分感動。

　　蘇中根據地採用民主選舉的辦法，產生和組成各級抗日階級、階層聯合的新型民主政權，進一步加強了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繫，增強了抗戰力量，這也可說是新中國民主政府的雛型，為行將誕生的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打下了一塊小小的基石。

　　董希白同志作為蘇中第一位民選縣長，是深孚眾望的。

　　抗戰前，他原是上海某學院的院長兼教授，年輕時曾留學法國攻讀法律，不僅有豐富的文史知識，而且對法律亦頗有研究，算得上是位大知識分子。1939年初，他瞞過家人到皖南參加新四軍，我和他由此相識。隨後他來蘇中工作，一直表現很好。這位非黨知識分子，經過抗日戰爭艱苦環境的磨練，在1941年5月光榮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這裡，我特別提到他，聯想起當時我黨在抗戰期間對知識分子採取了正確的方針，招賢納能，親切關懷，發揮所長，委以重任，以致吸引了大批有文化的愛國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知識分子投奔我解放區。記得毛澤東同志於1939年12月為中共中央寫過一個決定：《大量吸收知識分子》，號召全黨做好這樁事情，產生過相當深遠的影響。

　　時至今日，縱觀我國數千年文明史，橫鑒世界各國的政情，凡是對知識分子採取不正確的態度和做法的國家或個別領導人，無不最終自食惡果、苦果，那是因為從整體上說，知識分子掌握着人類的文化、科學知識，繼承和發揚着人類的文明傳統，誰要是壓制、否定他們，那就意味着障礙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在這方面，我黨也不是沒有慘痛教訓的。建國前不去說它，建國以後，反右鬥爭的擴大化，尤其是滅絕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最值得反思的嗎?

　　當年，董希白同志贏得了東台縣數十萬人民的信賴，說明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只要虛心向群眾學習、緊密聯繫和依靠群眾，忘我地從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人民是不會不擁戴他們的。

　　董希白同志解放後在國務院外交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一夥迫害含冤病故，實在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