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談中國的社會變革(1)

　　今天看了一篇博客，題目是《只有10%的堅信，就能改變社會?》，作者名字叫方弦。他提出了質疑社會變革的一種數學公式。這使我聯想到了很多。

　　中國的社會制度自秦代以來的大一統專制一直沒有演化，是什麼原因，一直是個學術上的熱點。六四之後好像被壓制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李約瑟也曾經根據中國自夏商周到秦代的制度演變，推算出中國現今的社會制度變革，需要大約500~600年的時間。他的這個推算，不禁讓人着急、懷疑、驚訝又很惋惜。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源自文化衝突而崛起的變法改革思潮，也才僅僅170多年，難道我們真的還需要另外300年到400年的等待嗎?

　　社會生物學的普及讀物《槍炮、細菌和鋼鐵》一書其實也給了我們一個答案，中國兩千年來的專制制度是由於中國這樣一個地理環境造就的。這是生物學與地理的原因造就。當黃仁宇先生談到 900年前的“王安石變法”一段的時候，也不得不承認和惋惜中國人民的這種宿命。而社會生物學的原理和理論中，也談到遺傳學的原理，強調一個好的基因在社會中的擴散過程，基本上是以10個世代為期限的。如果拿人的平均壽命50~60年來推算，促進中國國民性的基因改變需要10個時代，那也是500~600 年的時間。

　　匪夷所思啊?

　　玄學社會的中國，很難承認西方學術的這些“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科學理論。但中國的很多俗語及民間智慧，都被社會生物學的推算和理論證實。但玄學的表述和論證遠沒有科學的論證來的那麼精細、完整和周延。從對事務的定義、界定到論證到表述都缺乏得很遠很遠。稍舉幾個例子。

　　中國人愛講“中庸之道”。如果你是一個懂得物理學的哲學家，你馬上聯想到的是“動態平衡”。這個術語來表述中國的中庸之道，顯然更加完美得多。這是一個可以用數學公式表達的哲學理念。其中也界定了動態平衡適用、使用的界限，尋找平衡的方法和平衡可維持的時間。

　　中國人愛講“多子多福”。社會生物學裡界定了在什麼樣的社會裡才可以多子多福。多子多福的策略與實際實踐的伯仲之爭問題。多子多福又能衍生出什麼樣的策略。機會主義與親代關愛等等論述非常科學嚴密。

　　中國人愛講“忠”、“奸”，“小人與君子”。社會生物學的表述無疑更具體科學，“和平鴿與好鬥鷹理論”。把小人比作好鬥的鷹，君子比作愛好和平的鴿，我的猜測，如果中國的整個哲學與思想界、直至法律界能接受這種世界觀，那就是中國民主法制時代的來臨。

　　說了這幾個社會生物學的中國術語表達，其實的目的是要回頭來說說這個李約瑟的推論問題。看中國古人的智慧，是怎麼表達的。

　　在孟子說出：“五百年必有一王者興”的時候，這話其實在他之前，已經在中國流行了好一陣子了。不要忘記中國的那個時候是思想最燦爛的時代。以那時候的觀點，歷數中國在思想領域裡的突破，從周文王到孔子也差不多隔了這麼個年份。以後再論中國的大學者從孔子到董仲舒，再到理學甚至心學，大致也都在這樣一個 500~600年的範圍。而近代西方傳入中國的文化和思潮，也必須經歷500~600年的時間才能徹底改變中國嗎?

　　台灣、日本為什麼就不需要這樣長一個時間等待?日本明治維新到麥克阿瑟的新政時代真正邁入民主，實際算來也是100年左右，僅只一個半或者兩個世代而已。在日本“脫亞入歐”的基因改造工程里，實際效果也體現了日本“下犯上”這樣一個吃不准“民主”到底為何物的問題。只在麥克阿瑟的高壓政策下，日本才真正了解什麼是民主這樣一個大道理。

　　中國人自豪唐代中國的偉大，但不要忘記唐代是個基因大融合的時代，胡服騎射、崇洋媚外，可謂“全盤胡化”。也就是這種基因融合，導致了中國在藝術上的長足發展(詩歌、音樂、繪畫)。

方弦先生的博客鏈接是：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guokr/archives/382589.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