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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 英國騷亂的中國衝擊
送交者: 蘆笛 2011年08月12日09:04:3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英國騷亂的中國衝擊

蘆笛

上周末,倫敦爆發了幾十年未見的大規模騷亂,暴徒們搶劫放火,此後又蔓延到英格蘭的幾個城市,令全世界目瞪口呆。前天晚上我觀看《鳳凰衛視》,聽到裡面的專家評論,這才意識到,該事件必然給中國政府的決策帶來某種影響。

愛黨人士或左派們的反應是不用說的——這事證明了最老牌的民主國家與第三世界的野蠻國家一樣,照樣有維穩問題,並非中國特色。因此,比起專制制度來,“舉國體制”更有優越性——要論政府的“維穩”權力,世上還有哪家政府敢跟極權政府比?

本區鐵木網友走的更遠,他甚至將英國等同於利比亞,認為聯合國既然可以派出軍隊攻擊卡扎菲,當然就應該派出軍隊攻擊卡梅倫,否則就是無恥地實行雙重標準(說明,原話請見原帖,若轉述失真,敬請鐵木網友指正)。

鐵木網友特別強調尊重事實,可不幸的是,他眼中的事實,與其他人見到的不大一樣,大概是戴着有色眼鏡看見的。誰都知道,倫敦的騷亂完全是刑事犯罪,暴徒們毫無任何政治或經濟訴求,煽動暴亂的推特信息基本是“你想發財麼?快到某某地!”一類。暴徒們都是摩登羅賓漢(Robin Hood),統統戴着hood(頭套吧,反正是遮住臉不讓面孔被CCTV[並非中央台,而是英文閉路電視的縮寫]拍下來的布套),根本不喊什麼口號,全忙着砸玻璃窗洗刷商店並放火。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來說,“他們是行者而不是言者,‘言者無罪’這條用不上”。蘆某無知,還真不知道這類大規模群體刑事犯罪,與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或是中國因維權發生的騷亂有什麼可比性(當然不包括那些國家同樣可能發生的群體犯罪在內),就連跟90年代倫敦發生的人頭稅騷亂相比,性質也完全不同——那次畢竟有着明確具體的訴求,開頭是和平示威,後來才演成暴亂。

然而這不是說,這事件不是社會病態的反映。既然有那麼多人能在旦夕間突然墮落成匪徒,那社會肯定是出了重大問題。據警方初步調查,參與暴亂的並不都是失業的少數民族(當然這類人似乎是主體),也有職業人士甚至研究生。據警方解釋,那些人乃是“機會賊”,也就是順手牽羊的大量機會突然出現在面前,而參與搶劫的暴徒又那麼多,事後受到懲罰的概率肯定要低得多。在這種巨大的誘惑面前,意志薄弱者就情不自禁地參與犯罪。但即使採用此說,英國仍然面對着一個難堪的問題: “機會造成賊”只對道德修養欠缺的人成立,為什麼社會上會有這麼多缺乏道德自律的人?

“制度決定論”者通常忽略的一個問題,是民主制度照樣需要各派勢力尤其是政客們的道德自律。已經反覆講過了,民主運作的前提,是各派政客都認定“規則至上”,願賭服輸。而這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民國實驗就不用說了,就連海外“精英”們也那德性。當年海納百川俱樂部成員全都是親民主人士,可許多人偏偏就是做不到這點,這才會同意停止選舉俱樂部主席,先界定產權。可等到產權界定了,人家又覺得吃虧了,不幹了,認定“嘴巴大不如力氣大”(這是老蟲[易往崇]的名言,與“槍桿子裡出政權”一樣歷萬世而不朽),反正技術全控制在咱們手裡,乾脆發揮這硬實力優勢,搶走網站全部財產,再拉閘斷電,鑿沉海船,讓狼協去第五空間裡當那董事長。連多年深受西方文明薰陶的精英們,辦個無利可圖的網站,都還要使出流氓手段來解決分歧,若將民主制度放大到國家規模,又還能有什麼成功指望?

當然,這次騷亂與政客不守規矩無關。但是,西方社會的維穩,主要還是靠公民自律。民主社會的維穩機制,無非是不同利益集團按嚴格的程序和平瓜分社會財富。普羅大眾覺得吃虧大時,若是贏得了大部份公民的同情,分肥比例就向他們偏移。待到劫富濟貧搞得經濟蕭條了,引起大眾不滿,分肥比例又向資本家偏移。除了這粗調節外,還有工會與雇主的談判,雇員對雇主的訴訟等等細調節。這一系列設計,在理論上保證了“蛋糕輪流啃一嘴”的動態平衡,去除了暴力抗爭的必要性。

東西方社會制度的最大區別就在這一點上,這就是西方有、東方無的維穩軟件,也就是為何西方國家不必如中國那樣一般,投入大量的金錢去維持龐大的暴力機構與宣傳機構的運作,以致“維穩”預算連年超過國防預算。

然而這一套要能工作,前提是社會成員都堅信“在現行制度下,可以用合法手段實現社會公平,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願賭服輸,服從多數民意決定的不利於自己的裁決,希望在日後說服更多的人後翻本”。換言之,公民們必須嚴格實行“按規則為自己謀福利”的自律,抵制“不按規則發跡”的強大誘惑。在一個大多數公民實行了普遍自律的社會,執法機構是以權威而不是以暴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的,暴力機構可以縮減到極小的程度。反過來,若是許多社會成員都認定靠現有制度無法伸張正義或發家致富,只能靠“超限戰”發跡或報仇雪恨,則該社會的法律與道德權威便掃地以盡,維穩就只能靠暴力鎮壓實現,而這正是今日中國所處的困境。那情景有點像堤壩與洪水比賽漲速。

在過去,西方社會靠這一套確能如意運轉(或者說是磕磕絆絆地運轉也成,取決於各人所戴的眼鏡)。然而倫敦騷亂卻提示,至少對那成千上萬(已逮捕的嫌犯就有上千名)的英國匪徒來說,他們既喪失了對現行制度的信心,更失去了文明社會公民所必需的道德自律。這當然只能說,那社會出了相當嚴重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專家們討論的已經很多了。有的認為是卡梅倫削減政府預算、大砍公務員預算導致警力不足,有的認為是經濟蕭條使得青少年看不到希望,有的則歸咎於卡梅倫削減教育經費,等等。這其中,鳳凰台的一位專家的評論最令我注意,他說,那是高福利國家削減社會福利必然引出來的社會問題。

專家們的意見似乎都有道理。從表面來看,經濟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自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西方經濟一直陷在泥坑裡,至今難以自拔,英國的情況雖不如冰島、希臘的嚴重,卻比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更糟糕,高通脹、高失業一直存在,而經濟復甦至今未能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卡梅倫的聯合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削減政府開支,壓縮教育經費、福利預算,等等。英國過去是高福利國家,兒童可以免費受教育到18歲(法定16歲,但其實延伸到18歲),除吃穿外,由國家承包一切開支,連教科書作業本都負責。上大學也有獎學金、撥款、低息貸款等等,家長只需要負責生活費,高等教育實際上是免費的。如今這一套難乎為繼,不但加重了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而且畢業後就業希望渺茫。這結果當然是製造出許多失業失學青年來(所謂失學,不是指沒有完成法定的強迫教育,而是指16歲以後就不再上學,如當年的首相梅傑一般)。不管在哪種類型的社會裡,這類人從來是“不和諧因素”。

類似地,福利預算的縮減,必然導致少數民族的嚴重不滿。這對勤勞而不勇敢的中華民族來說倒不是問題:國人的優良傳統,一是苦吃苦做,二是勤儉節約,積穀防饑,三是重視子女教育,望子成龍,盼女成鳳,因此這次騷亂還真沒聽說有華人參加。然而有的少數民族卻沒有這些優良傳統,天生不喜歡工作,卻要生大量的孩子,生一個孩子出來,國家就會發錢,一直發到起碼16歲(若是去上高中,可以延伸到18歲),此外本人還有失業救濟,easygoing一輩子,既無遠慮,亦無近憂,當然要在政府大幅度削減福利預算時深感不滿。

大幅度削減公務人員包括警務人員也確實引出了問題。英國的警方的問題,與鐵木網友試圖告訴大家的完全相反,非但不是什麼法西斯恐怖統治,而是太多宋襄之仁,太講究人權了,因而不可能保持高效率。我曾看過電視對某警察局的採訪,記者詢問他們是怎麼審訊犯人,又是怎麼定案的,那女警官說,他們一般不靠口供。所謂審訊犯人,根本不是過去那種interrogation,其實就是一個interview,既不誘供,更不逼供。如果嫌疑人願意主動坦白,那當然好,如果不願,他們也不勉強。記者問,那你們如何定案?答曰,除非有過硬證據,那嫌疑人被caught red-handed,他們就不提起公訴。因此,英國警方的破案方式,靠的基本是CCTV。效率如此之低,還要削減警力,當然要影響到社會治安。

從表面上來看,這一切問題當然是經濟蕭條引出來的。如果英國也如中國那樣,經濟蒸蒸日上,政府有的是錢,那又何必削減種種預算,引出上述一系列問題?又豈會有失業問題,造出大批“不和諧分子”?

但經濟問題又是怎麼出現的?是不是社會病態的表現?我的感覺是,噎死。那大概是西方普遍害上的“富貴病”吧,歐美概莫能外。

上次誠靈網友轉貼的某經濟大拿的講話視頻,我覺得就說出了癥結——美國夢如今已經嚴重變味。過去大家都充滿了艱苦創業精神,跟中國人一般苦吃苦做,如今則像八億中國人都是批判家一樣,歐美人人都是銀行家或經濟學家,都指望靠炒錢發快財大財。白人普遍都變懶惰了,這才會想出個什麼全球化來,把實體經濟全下放到中國印度去,靠進口廉價消費品維持民生。西歐國家還大量接納第三世界的移民,實行類似中國城鄉二元化的經濟結構,指望靠那些“洋民工”來干髒活累活,卻不知道第一,經濟是不可知、更無從把握的怪獸,一旦全球性炒錢失誤,所有的西方國家都要陷在泥塘中。第二,西方不是中國,不可能實行變相的“城鄉二元化”。洋民工一旦獲得永久居留,就享受與土著同等的福利(過去的福利更蝎虎,外國人只要在英國居留一個月以上,即可享受免費醫療)。當政府再沒錢維持全民的高福利時,那些人當然要不滿,而他們沒有受過西方法治傳統的薰陶,自律性當然不如土著。反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使得這個問題根本無望解決——若哪個政客敢提出,必須為新移民開設特殊的公民課,只怕他立即就要身敗名裂,從此斷送政治生命。

所以,那位鳳凰專家說的也不錯,英國出現的問題,確實是高福利國家削減福利造成的,雖然他未能看到病根何在,但能看到這點,也算不錯了。

然而正是這點讓我不寒而慄。鳳凰台乃是海外CCTV(這次是中國中央電視台了),專家們應該都是國策顧問。如所周知,國內官媒經常嚷嚷的就是,要吸取西方高福利國家的教訓,一定要堅持恃強凌弱,絕不搞高福利,政府的責任就是把蛋糕無限做大做強,切蛋糕不是政府的事,而薄熙來同志則針鋒相對地提出,要由官家充當人民救星,動用權力把蛋糕切下來,送到千家萬戶貧民手中。兩派孰是孰非,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但英國出現的騷亂,必然會為堅持“恃強凌弱是宇宙運行規律”的政客們大大地“給力”,使得中國分配不公的嚴重問題更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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