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回国观感（一）

马悲鸣

 

最近我回了趟国，呆了四周，算是出国以来回去时间最长的一次，有些看到和听到的事，得赶快记下来，否则就忘了。

 

在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下了飞机一进关，立刻就感觉到局面大变。倒也不是为了奥运会而新建的航站楼有多豪华，而是进关处的排队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记得97年回国时，拿中国护照进关的排大长队，拿外国护照的队很短，一下就过去了。我那时拿的是中国护照，就凭排大长队这一点，也得入外国籍。这次进关时发现，拿外国护照的要排大长队，拿中国护照的排队却很短，一下就过去了；而我拿的是外国护照，排了老半天队才入关。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入外国籍了。总之，我拿哪边的护照，哪边排的队伍就长。

 

请吃饭局很少有AA制

 

回国和各路朋友、同学聚了好多次，总的感觉是，改变还是挺大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中国人手里多少都有点儿钱了。出手大方，在请吃的记不清次数的饭局中，只有两次是按在美国习惯了的AA制，各自掏按人头的平均数。以後再回国请饭，一定要先问清了是否AA制，否则真要敬谢不敏了。

 

关于前总书记江泽民

 

一国内就听见传说江泽民病重告危，但又缓过来了。这些小道消息真假莫辨。但江泽民前期干得还算不错，只是後来有点自我膨胀。在中国历史年代表上，有十三年应该以江泽民的名字命名，和雍正在位的时间差不多。江任总书记的理论建设是“三个代表”。邓力群说这是抄自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的。江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是“资本家可以入党”。这句话说反了，应该是“党员可以当资本家。”

 

八九年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要报导严家其等人在胡耀邦去世座谈会上的扇动性言论，极易引起混乱，被上海市委审稿时下令制止；但该报还是发行了A版和B版。一份开了天窗的上交欺骗上海市委，一份没开天窗的偷偷上市发行。此举是拿当年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对付共产党。地下党出身的江泽民一看就明白，当即下令关了《世界经济导报》。我当时听说了也挺气愤的。直到他们的重要编辑人员张伟国释放出国，以共产党夸耀如何用A,B版对付国民党的口气夸耀自己如何用A,B版对付上海市委的，我才知道关了他们并非没有道理！《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未必知情，全是让这帮手下人害的，全是些妨主疙蛋。

 

原上海老干部，被开除了党籍的王若望在美国被发现肺癌末期，并且没有医疗保险时，国内立刻让他儿子出国探视，并带话说∶还是回国治病吧，别再跟着那帮海外民运瞎胡闹了，也别再写反共文章了；江泽民同志还是很关心老同志的嘛。

 

结果此话被海外民运故意歪曲成∶江泽民对王若望申请回国治病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脱离海外民运，二是停止写反共文章，否则不许回国。

 

王若望从发现肺癌到去世只有两周，直到生命的最後他才明白自己已被海外民运绑架。他临终总算说了两句明白话。其一是，他相信共产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整他了。也就是说他相信江泽民关心他这位老同志是真心的。其二是，他声明根本就不曾，也没时间申请回国。否认了海外民运对国内老同志带话的恶意歪曲。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问题

 

这是好几处不同的朋友圈子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中国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国国债，而不是把这些钱发给老百姓改善生活。

 

据我所知，中国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始自朱镕基总理任内。由于改革开放和放纵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莫名其妙地忽然有了许多钱。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理，这些钱应该发给每一个国民来改善生活。但朱总理知道，如果下发，则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老百姓手里而都被各级政府截留，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

 

如果存着美元外汇，则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已经从一比八降为一比六了，凭空减低了四人之一。若是中国存了一万亿美元外汇，就意味着这些年凭空丢了两千五百亿的购买力。

 

朱总理想了半天，观察西方和日本各国的干法，发现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国债最有保值的信誉。因为日本当时就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德国次之。而日本的经济总体那时是世界第二，德国第三。持有美国国债的多寡和该国总体经济成正比。于是中国效法德、日法西斯，开始在国际证券市场大事收购美国国债。随着年头的增长，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越来越多；终于在去年超过日本，成了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同时也超过日本，成了举世第二大经济实体。

 

说到底，这是中国官场的贪官污吏密度太大，防不胜防，堵不胜堵，杀不胜杀，才把中国逼出了用买头号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国债来保值的办法。共产党官场上的人事信誉和市场上的金融信誉全无，全要靠它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政府债券来保值。

 

国内人被告知持有美国国债就等于是向美国放贷，是中国把钱借给了美国人过日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现在持有的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不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谈判，向中国政府贷的款。贷款要按期归还，还要按期交纳利息。有中国人认为既然中国手里有美国国债，就可以逼美国还债了。美国国债是美国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在证券市场上自由交易。中国购买的美国债券绝大部分是其他国家抛售的，其中抛售最多的是日本。因为过去一直是它持有得最多。中国只可能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抛售以减持美国国债。美国政府无责任偿还。

 

因为美国国债是政府发行的，故只要美国政府不破产，一般不会大规模贬值，因此风险很小，但也因之利息不高。如果中国想利用手中的巨额美国债券玩坏，大规模抛售，那一定会使美国国债大幅度贬值，但因中国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故必定是中国受到的损失最大。那才真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故中国如欲手中的美国债券不贬值，不但不能抛售，甚至在其他国家抛售时为了“托”住它的价格而不得不继续买进。

 

加印四万亿票子未经过全国人大投票表决

 

美国用适度货币宽松政策大规模印票子，使美元贬值以增加自己的出口。过去中国政府为了面子，硬性规定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一比一。而实际人民币既无硬通货保证，也无充足的货物供应。一旦改革开放，人民币一落八丈，贬值到和美元的汇率八比一。没想到货币贬值虽然大丢了中国和共产党的面子，却一下子刺激起了国际资本家转移资金向中国投资盖厂，让中国的经济出乎意料地几乎一夜之间就繁荣了起来。

 

尝到了货币贬值的甜头之後，中国是再也不想让人民币升值了。可是你不升，人家美国大印票子让美元贬值迫使你升。中国为了对付美国的适度宽松政策，便也学着干，你印票子，我也印，一下子就加印了四万亿投放。由于中国的货币贬值加政府刻意吸引外资，使全世界的制造业资本家都到中国设厂。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主要来源就是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象黑洞一样以几乎无限的可能吸食着国际资本和就业机会。正在大发横财的中国根本没有美国被迫不得不多印票子的必要；纯粹是为了抵消美国印票子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便也投了四万亿。

 

美国搞货币宽松政策是经过国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学美国印票子，却不学美国重大经济政策必须经国会讨论和投票表决。四万亿不是小钱，这么重大的货币政策就是装样子，也得让人大投一下票嘛。而且人大本来就是橡皮图章，万无通不过的道理。

 

可中国就有本事这么干，由总理一人下令，四万亿票子就印出来了。我也相信这么重大的货币政策肯定是政治局里讨论，并一致通过，而非总理个人拍脑门。但中国和美国就是不一样。中国这个本来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决策对外却以总理一人的命令发布。美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肯定是几个人，甚至只是联储局局长一个人的主意，但人家一个人的主意是拿到国会讨论，投票表决的。美国给人的印象是个法治的民主国家，你看连印票子这么点小事都要经过国会讨论投票表决。中国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独裁的专制国家，你看连印票子这么重大的事，都只是总理一个人一句话的事。

 

房价问题

 

国内总的货币持有量是多少我不知道，但四万亿在其中肯定占的比例不小，在投放下去的过程中，除了高铁和神五神六的後续投资外，其余不是全部，也不是绝大多数，反正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各级政府截留，中饱了贪官污吏的私囊。

 

这样大量的货币投放，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凭空拿到大量货币的人在中国最好的保值手段就是投资房地产。中国房市价格因之猛涨，立刻引起了欲购自住房的升斗小民普遍不满，跟着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的发生，共产党生怕在中国起示范作用，便在严密封锁互联网消息的同时，严厉打压房市。

 

中国自称是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才得以进入WTO。可制定政策打压房市却是完全政府行为。无房者不会感政府的恩，已经有房者本来等着房价上涨好赚钱呢！这一下不但没盼到涨价，反而惨遭政府打压而掉价，安能不恨政府！？

 

我这次回国去房产过户办事处看到等候叫号的长条椅子都没坐满。据说过去排队办理购房过户的大队一直排出门外好几站地。永定门外一个大窗帘市场大楼里几乎没什么顾客。问老板，如此冷清，何必开业？

 

老板说，过去生意可好了，整天接应不暇。现在因为政府打压房市，没什么人买房，自然也就没什么人买窗帘。

 

美国著名的建材连锁店Home Depot,中国叫「家得宝」，在北京开了两家门市。等我到了跟前一打听，全都关张了。没人买房，自然就没人装修。

 

我一个同学前些时候把自己的住房卖了一两百万，然後租房子住。中国目前存款利息百分之三。一两百万每年就有三万到六万的利息，付出租房的租金绰绰有余。他要等到房市下跌百分之六、七十时，再买房。卖一套房子的钱足可以买两套。别人笑他胡来，房市怎么可能下跌？！但房市怎么可能永远上长？！再加上政府出面打压，这位同学的超前意识真不是闹着玩的。

 

四万亿投放下去，再一打压房市，这笔钱就象一股岔了的气在体内四处游走。房市不行，就往猪肉上长，政府再打压猪肉；于是又往教育和医疗上长，政府再打压教育医疗…。总之良性循环是不用想了。老百姓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对国家的信任，深知谁听党的话，谁吃亏倒霉。政府隔三差五地毙几个贪官，其实根本毙不完。其他贪官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踏着同僚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

 

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基本失败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是走市场化，结果是价格猛长的同时，质量大跌。大学里原来规定，考试题从题库至少五十份试卷中随机抽取一份。因老师和学生事前无法知道考题，便能考出真水平。但这样一来，一般非重点院校的学生成绩肯定下降，而老师的工作效绩考核与学校排名又都来自学生成绩。随机抽题考试虽然保证了教学质量，却弄得学生、老师和校方都不愉快。最後学校干脆放老师自出考题。老师便在考前重点辅导自己要出的题，自然考得皆大欢喜。

 

非重点学校这么一来，学生考试成绩上去了，就把重点学校比下去了，结果逼得重点学校也这么干。全国大学招生人数从我们那届的二十万猛增到现在的六、七百万。但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大概还不如我们那时候的中专。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人大通过立法，大学考试只能从题库里随机抽题而严禁老师自行出题就行。但中国的人大代表都是共产党内部指定的。这样的代表自然没心思往这上面动脑筋而提交题库随机抽题的提案。没人提交提案，自然不会有立法。

 

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是原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免费医疗全部报废，大家都得自己掏钱看病。医学院毕业生水平又低，为了赚钱，医生便胡乱开药。药价也跟着猛长。尤其中医，过去讲究“医者意也”。中医要很用心思地去“意会”病人的病患。现在的中医都把心思用在想办法赚钱上了，哪还有心思“意会”病人的病患？等残存的几个老中医一死完，中医不用反中医的方舟子取缔，自己就会消亡。

 

中国的医疗经费据说多一半都消耗在了特权者如大官，著名学者和大量医院和医生的後门上了。季羡林在301医院住了十几年养老。在北京，副部长以上随时可以住院，而且没有时间限制。正局长，只差半级，就得死在平民急救室里。可在外地大城市，特权就到副局级了，正处不行；到了中小城市，特权到副处，正科不行；and so on…

 

医疗体系不可信任，老百姓手里又多少有了些钱，便在家里放上几万现金，以备家人有病上医院的急需。

 

中国已经是二重社会

 

二重社会（Dual Society）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分为上层和下层两部分，各自有自己的一套心照不宣的不成文游戏规则。两层之间没有交集。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中国现在也成了二重社会。

 

过去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给底层精英留了一条跻身上层的通道。废了科举之後这条个人努力的通道就没了。北洋时期曾有过一个马弁，几年工夫升任内阁，但没有科举考试成绩那样的客观标准。有枪就是草头王嘛。这之後到“解放前”，中国就是一个二重社会，所以日本人来了後会有那么多人领取良民证。共产党进城先摧毁了过去二重社会的上层，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革再度摧毁新形成的二重社会上层的走资派，就算把中国的二重社会彻底摧毁了。高官和老百姓一样凭粮票、布票和购货本买东西。美国社会通过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使社会上层和底层能有沟通，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以便制定更合理的法律。象克林顿、奥巴马这样并非上层出身的人还有机会当总统。

 

中国没有定期选举，没有新闻自由，上层和底层之间无法沟通，互相不了解对方的想法。比如高层就不明白，为什么底层老百姓就是不关心国家兴亡和天下大事呢？底层也不明白，高层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关心国家兴亡和天下大事，却不肯把底层的生活提高到和上层一样呢？这次回国听路边晒太阳的几个老头对天下大事的关心∶“小日本还不就是舔美国的腚沟子。”

 

上层社会成员，只要能倒卖一纸批文，就能立地挣到大钱。而底层因为贷不到款，工厂无法开工，于是地下钱庄应运而生。借贷双方共同遵守按期还款和还利息的信用。但只要这类钱庄一暴露，立刻会引来政府动用司法机关的打压。地下钱庄当然不合法。可对底层来说，合法的贷款渠道又没有。

 

如果不是顶层社会的成员或者亲属，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从施展。社会的不满在积蓄。政府只盼着不满者们尽快老死病榻。老不满者的积郁虽然被压制住了而无从传给新的不满者。但新的不满者有新的不满可以积郁。那就再等着新的不满者老死病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可长治久安了。

 

那还是不行！新的不满者死完之後，还有更新的不满者积郁不满。

 

中国人不懂什么是机会平等

 

中国不管高层还是底层，都不懂什么叫机会平等，而只认最後的分配平等。同学送了我一套黄永胜儿子写他父亲的《军人永胜》。该书讲到黄永胜老家派人来找司令员帮忙解决一下老家的贫困问题。正好黄司令员听说部队刚报废了一批汽车，便将这些汽车批给了老家。类似的现象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也演到过，可见相当普遍。这里的机会不平等显而易见。军费是国家的钱，可如果不是黄司令员的乡亲，就没有获得报废汽车的机会了。这在机会平等的美国很容易办，在提前足够的时间做足了广告以後，公开拍卖部队的报废汽车。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黄总长的儿子写到此事的时候仍是赞扬父亲的爱护乡里，却绝没意识到这里存在着机会不平等。大概全国也没几个人往机会平等上想。

 

美国当年和清政府签署《望厦条约》时提出的理由正是“机会均等”。清政府能给臭揍了中国一顿的其他列强的好处，美国也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一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算是白死了。中国挨的百年好揍全都白挨了。到现在都没弄懂，真正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非终端分配的平等。

 

中国现在是用加重机会不平等来巩固特权以压制底层的不满。所以越搞，机会越不平等。家宝总理的老婆当珠宝协会会长，儿子当大公司经理，他本人却不停地为灾区的受难者落泪。国内现在多以小胡、小温称之，既轻视又亲切。

 

民运已经臭了市

 

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民运领袖当年的所作所为和逃出海外的胡来，大多都不以为然，庆幸多亏没让他们上台掌权。但说起政府开枪杀人来，仍是愤愤不平，声称早晚要平反。但我问，如果当年不开枪，怎么阻止那些民运败类上台？

 

听者唯唯，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反正民运领袖都不是好东西，但政府开枪也不对。

 

我说胡平在海外号召你们起义，否则就是犬儒。

 

什么叫犬儒？

 

犬是狗。犬儒就都是狗一样的儒生呗。

 

他胡平说我们不起义就是犬儒，他自己怎么不来干？！我们是狗一样的儒生，他是什么样的儒生？！

 

既然你们在国内这么不满政府，为什么不一块儿起义把它推翻？

 

推翻了还不是换上胡平一类的饿狼，都还没吃饱呢，贪腐起来更利害。美国穷到现在这份儿上，能给海外民运几个钱？就这样还闹贪污呢！要是回来掌权，只可能比共产党更贪。我才不为把我骂做狗的人当总统去奋斗牺牲呢！

 

要是大家都这么擎着，哪一天中国的政治才能清明？

 

就这么熬着吧。反正现在经济还算搞得不错。有好日子干嘛不过？非要去惹杀身之祸。

 

无声电驴子的恐惧

 

我小时候在西郊上幼儿园，当地老乡管摩托车叫电驴子。长大後才知道摩托车是烧油的，不是电动的。後来随着电池蓄电量的增大，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电驴子，——电动自行车。这种电驴子刚一出现，立刻遭政府强行取缔。理由记不得了，反正是很荒唐，就跟取缔电脑网络电话似的。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警察当街拦阻并没收电动自行车，将其装上卡车拉走。

 

这次回国，满街跑的都是电驴子；据说充足了电可以从西单到东单跑四个来回。新技术出现，必然会引起新技术产品上市。但从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屡屡取缔和没收电动自行车看，共产党专政是一个反技术进步的力量。由于没有一套鼓励发明创造和监视安全的制度，中国政府只敢发展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开发证明有用和安全的技术，比如卫星和火箭。刚出现的，尚未被国外证明安全有效的技术，比如电动自行车和电脑网络电话，中国政府就一律取缔。所以中国的技术发展只能跟在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屁股後面，捡人家的洋落。

 

我所在的美国城市中心，已经有专门为电动汽车充电的停车位了。非电动车禁止停靠。

 

中国的电驴子虽然允许上市了，但有一个安全问题是噪音太小。烧油的发动机，包括摩托车，都因为噪音大而能提前知会路人小心。自行车因为无动力，冲撞行人的力度很有限。如今电动自行车因为没有噪音，忽然就到了行人跟前，经常会吓人一跳。这使在步行比过去更增加了更多的心理负担。

 

中国仍是没有禁止红灯右转的路标

 

国外市区十字路口上都有红灯禁止右转（No turn on red）的牌子，以保证人行道上过马路的行人安全。即使没有这样的牌子，红灯右转的车也是等过马路的行人走完了才转。但中国不是这样，不但没有红灯禁止右转的牌子，而且司机不让行人，在人行道上右转慢速逼挤过马路的行人，多次使我感到马上就要被撞死的恐惧。有好几次我不知该往前冲过去，还是该往後退回来以让汽车。最後没办法，只好直指着司机，大喊着让他把汽车完全停下，我才敢过马路。当时如果路上能捡到砖头，我真恨不得砸向不停车司机脸上，反正他面前有挡风玻璃，伤不着。

 

这种过马路的不快从我第一次回国就感觉到，并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了，都不见政府立法改正。因为人大代表都是各级共产党组织指定的。他们都是有车族，是在人行道上不停车的逼挤步行者的人，怎么会制定妨碍自己的法律呢？

 

禁止酒後驾驶和满街的酒类广告

 

中国被酒後驾车撞死的，每年总有上十万人吧。政府一再严禁严惩酒後驾车。但这次回国一下飞机，就看到公共汽车上贴着大幅张铁霖做的红星二锅头广告满街跑。王刚做的更大的牛栏山二锅头广告在机场车站随处可见。

 

你政府这边严禁酒後驾车。他那边酒商大做烧酒广告，而且就在汽车上做。你政府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嘛？

 

我和朋友说起这边劝人喝酒，那边又禁喝的矛盾。朋友说，烧酒广告是为了拉动内需，搞活经济。

 

那为什么又禁止酒後架车呢？

 

当然，酒後不能驾车，但不驾车还是应该多喝以协助国家搞活经济。问题是，谁没事呆在家里一个人喝闷酒？还不都是到外面和朋友聚会边喝边聊。而一旦出门，有几个下馆子不开车的？又有几个雇佣专职司机不陪酒的？只要喝，多半就得驾。故只要信了烧酒广告，就难免不酒後驾车。这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难懂。

 

酒入愁肠，靠肝脏里的乙醛脱氢酶解毒，很伤肝。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靠穿肠毒药拉动内需，还不如贩毒呢。多喝酒容易患癌症，尤其肝癌。周总理，陈毅外长和乔冠华都很能喝酒，而且因在外事场合，喝好酒的机会非常多，最後全死于癌症。而吸毒不会致癌，这是已经被科学家证实了的。

 

美国十九世纪酿酒业发达，男人们酗酒成风，逼得妇女们群起而攻，组织了各类禁酒协会，并最终迫使国家立法禁酒。这期间酒类走私和酿私酒成了司法部门的一大头疼问题。至今仍能在美加边界的湖底找到当年遗落的走私瓶装老酒。直到1932年12月4日，美国国会才通过表决解除了禁酒令。而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正是在禁酒期间大发展的。

 

等禁酒令撤销时，那些老酒鬼们差不多都死完了。新一代因为新技术的压力，已经无心再狂饮无度了。

 

中国过去也禁过私自酿酒，那是在困难时期不许浪费粮食。农村私自酿酒都只敢在半夜蒸馏，而且都拿被子把窗户捂严。一旦酒香飘出去，村干部立刻就来把酿私酒者拉出去批斗。

 

过去严禁私自酿酒不是通过立法，自然也无须再立法解禁。现在竟然满街都是烧酒广告。

 

西方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大的酒患，没有中国人这么爱喝、能喝。但他们知道抽烟的坏处，便几经国会讨论，最终立法禁止烟类广告。想抽的自己去买，但不许用广告诱惑人抽。

 

中国跟着学，也禁了香烟广告。这当然是善举。但中国的酒患，不管是有害健康还是车祸死人，都远比外国严重得多。西方的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不过40度。你看咱们八路军的红星二锅头65，衡水老白干67。药房里卖的药用酒精不过70度。中国人简直就是喝酒精。和中国学着美帝、苏修造火箭、卫星却取缔电动自行车和互联网电话似的，中国只会仿效外国禁止香烟广告，却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仿效禁烟广告的办法，禁止酒类广告。愿意喝的自己去买，但不能用广告诱惑人喝。

 

当然了，由各级党组织钦点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欢聚一堂，共商国事时，是一定要举杯庆祝的。他们怎么肯提出和通过禁止酒类广告的提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