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進大陸的自由民主，眼下最關鍵的一步棋便是建立一塊獨立的言論陣地。

建立獨立的言論陣地

毛澤東說過，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怎麼行呢?「領導一切]，莫非連人民對它的批評監督也要置於其領導之內嗎?「你們可以批評我，但必須根據我的指示來批評；你們可以撤換我，但必須經過我的批准]。這難道是說得通的嗎?鄧力群批評我鼓吹輿論獨立，他不懂得，輿論，按定義就是獨立的。只要我們還承認對權力需要批評監督，那麼這種批評和監督就勢必是獨立於權力之外的。

創辦獨立刊物的注意事項

如何開創這樣一種獨立的言論陣地呢?首先，可以由一些享有崇高聲望的知識分子出面，用哪怕是打印和複印的方式出版一種，哪怕名之為通訊一類的出版物，分發給感興趣的讀者。

編輯這樣一種出版物，原則上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最好由著名人士牽頭，並儘可能使眾多的知名人士介入其中。假如有好幾十位全國最有聲望的理論家、文學家和科學家參與了這一出版物（或作為編委、或作讀書會成員、或作為什麼沙龍的會員，或者只是作為作者等等），那麼這個出版物就必然會引起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

二、在一個不太短的時期內，它不要發表那些過於尖銳的意見。多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少一些單純的指責；多一些理論的分析啟發，少一些直截了當的抨擊時弊。在質量上而不是在數量上下工夫，在論據上而不是在論點上下工夫。其實這也就是說，希望每一個作者都是把自己最好的文章,把自己原來打算交給正式刊物發表的精心之作,首先交給這個出版物。

三、它不必把自己局限於政論的範圍，而寧肯包容儘可能豐富的方面和風格。

四、它宜於定期出版，周期越短越好。每一期的份量可以輕一些，但期與期的密度應該高一些。

五、歡迎別人複製，但一般來說要禁止或限制正式刊物轉載。

形式勝過內容

辦這樣一種出版物，目的在於創立一塊真正獨立的言論陣地。在這裡，形式勝過內容。換句話，發表什麼樣的文章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堅持自身的獨立性。

辦這樣一種出版物，最大的困難在於抵制官方刊物的誘惑。除非有相當一批才智之上，甘心把自己那些明明可以在官方刊物上發表，從而為自己一下子帶來名譽和利益的精心之作獻給這種印刷簡陋、份數稀少的獨立刊物，否則它就不能有效地吸引住廣大讀者的注意力，結果要麼是在無人問津的困境中自生自滅，要麼是在失去輿論普遍關注的孤立情況下被權力輕而易舉地扼殺。

一般非官方刊物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在言論上趨於激烈。許多人不懂得搞獨立刊物的目的在於逐漸地獲得言論上的獨立，他們只是想藉助於獨立刊物去發表那些官方刊物不會發表的東西，一般讀者也傾向於從非官方刊物中尋求有刺激性的文字，這就導致以往許多獨立刊物不注意循序漸進而每每走上自殺道路。當然，取得言論上的獨立性，是為了最終突破官方對言論內容的種種不合理限制，但突破禁區，主要應在於獲得穩固的獨立之後而不宜在此之前。這一點必須牢牢記住。誠如魯迅所言：「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勇也。]

切忌力量分散

辦這種出版物，切忌力量分散，你辦一份，我辦一份。最好是集中力量辦好一份。須知，這種出版物所享有的安全程度之大小，是與它所受到的公眾（海內外）的關注程度之大小成正比的。讓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點也就是一份出版物上，就能給這份出版物帶來相當大的保護作用。

為什麼要限制官方刊物轉載?因為一轉載，它們就不太關心獨立出版物自身了。問題不在於要儘可能多讓讀者能讀到好文章（這是每一個作者最自然不過的願望），問題在於首先要讓儘可能多的讀者關心那份獨立出版物（這要求我們的作者們必須暫時地克制一下自己以顧全長遠的大局）。

周期短的好處是讓讀者儘快地建立起一種期待心理，使人們儘快地習慣於一份獨立出版物的存在。這樣，一旦它的生存受到封阻，人們便會及時地（由於周期短之故）感覺到出了問題(習慣的力量)。

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這個出版物的主要任務是為自己的獨立存在作論證。這就是說，它應當力圖闡明一個獨立於任何領導機關意志之外的言論陣地的重要意義。它必須努力使自己「合法化]，所謂「合法化]，並不是要試圖使自己變成官方刊物，根本不是。它的目的是要幫助人們建立起這樣一種觀念：獨立出版物的存在是有益的、是必要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此基礎上，促成真正的出版法---迄今為止我國關於出版的種種規章制度實際上都是反對或曰禁止自由出版的規章制度。

蘇聯《公開》雜誌的經驗

據法國《世界報》，十幾名蘇聯人（幾乎全是今春獲釋的政治釋放犯）照搬了戈巴契夫的原話（這位總書記提出了「公開]（glasnost）這一口號），在未獲任何批準的情況下決定出版一份名叫穴公開》的新聞雜誌（一月三次）。這是一份厚達四十九頁、用釘書機釘成的雜誌，第一期發行了五十份。《公開》聲稱它不僅談人權，所有使蘇聯人感興趣的東西它都刊登。重點題材是創作自由和生態學等等。第一期上載有一篇已經發表在西班牙報紙上的薩哈諾夫論述美蘇裁軍協定必要性的文章，還有一篇描寫了關押大量持不同政見者的奇斯托波爾監獄。計劃中的第二期的主題是克格勃運用的「國家恐怖]，並有一篇文章批評旨在鎮壓一切獨立的政治活動的刑法。「公開]的編輯們都公開露面，所以它並不是什麼地下刊物。他們曾向蘇共中央送了第一期，並希望雜誌能獲得合法地位。據悉，克格勃對這個雜誌進行了調查，不過沒有進行干涉。

中國當年民間刊物失敗的原因

《公開》雜誌的編委會和文章都具有較為明顯的不同政見的色彩，我以為未必有利。在我看來，獨立出版物的存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是否能使自己在除了堅持刊物獨立性之外儘可能地具有更多樣的色彩，是否能吸引除了明顯的持不同政見者之外的其它有成就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參加。有人批評說，一九七八--八O年間中國民間刊物運動的失敗，原因之一是因為參加者們都是無名之輩。這是對一個深刻原因作出的膚淺表述。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當時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不去參加民間刊物?這表明我們眾多的知識分子其實還十分缺乏堅定的獨立意識。如果我們每個人只有在自己的言論受到壓制時才想起言論自由，而當別人的言論受到壓制時則袖手旁觀，那麼我們決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言論自由。同樣地，如果我們每個人只有在自己的文章無法在官方刊物上發表時才想起辦獨立刊物，而只要自己的東西還能夠藉助於官方刊物發表就對獨立刊物漠不關心，那麼我們就永遠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獨立刊物。

在今天的中國，機會依然是存在的。在聲稱繼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時，我們的領導人保證，說那些散布過自由化思想因而被開除出黨的知識分子仍然可以以公民的身分從事活動,趙紫陽總書記甚至對外國記者明確地說,在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也有自由，只不過不能是絕對的自由。這些年來大陸政治形勢的忽松忽緊和反反覆覆，相信也使越來越多的人們懂得了開闢一塊真正獨立的言論陣地的重要意義。而且我們也有了一大批具有堅定的自由民主意識同時又深孚眾望的人物。這就是說，不論是從主觀條件還是從客觀條件來看，一份獨立的出版物的產生、存在和鞏固都是完全可能的。這是一個突破口，它將從根本上改變權力對言論的壟斷局面（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從而為自由民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個最起碼的可靠基地。

尋找自由民主共識

促進自由民主的實現，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那就是在廣大公民中間尋求建立起對自由民主的最基本原則的堅強共識（consensus）。首先就是要讓人們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獲得一致的領悟。不論是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還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不論是所謂改革派還是所謂保守派，大家都必須承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面臨着權力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侵犯，大家都必須毫不遲疑地公開表示反對。我們必須懂得，政府決不應該有控制言論的權力，這是一個政府所擁有的統治權的極限。有人說，政府的所作所為，對的就擁護，錯的就反對。這種說法並不妥當，至少是並不準確。如果我們要實現民主和法治，我們就不但要關心「實質公正]，更要關心，乃至於首先要關心「形式公正]。不論是擁護還是反對，都必須遵循正當的形式。反對並不一概等於不服從。政府的有些決定、政策，某些公民以為是錯的，在以正當的途徑表達了他們的反對意見的同時，在行為上還是要遵從的。另外在政府方面，有一類錯誤是根本不允許犯的。一旦違反便失去了做政府的全部資格。壟斷言論、因言治罪便屬此類。我們許多朋友不明此理，有的當權者昨天剛剛乾下了明日張膽侵犯言論權利的事情，這些朋友們也都或公開或暗地地表示了批評意見，但一見到當權者今天又提出了一項他們喜歡的主張，他們於是又一齊舉手表示贊成了。大家都知道，在體育比賽中，犯規是要受罰的。你犯了規，投進的球就不再計分，跳過的高度就不再作數。有些規則是如此重要，運動員萬萬違反不得，否則會被逐出賽場、取消比賽資格。倘若不是這樣的話，那就只有傻瓜才不去犯規了。

不要寄望當權者克己自律

任何權力都有一種越界犯規的自然傾向。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寄希望於當權者的克己自律。屋裡漏了雨，與其責怪老天爺，不如自己動手把屋頂修嚴實點。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許多人在反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時，仍然是糾纏於當年毛澤東到底是搞陽謀還是搞陰謀。當然，毛澤東出爾反爾是他的一大罪過。但問題的另一面是，我們的許多右派朋友們，當年確實也失之輕信。不錯，輕信是最可原諒的缺點，因為通常只有好人才容易輕信（以君子之心度小入之腹），但可惜的是，它並不因此便是一個危害較輕的缺點。我一再強調，對權力鑲有戒心是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標誌。當毛澤東號召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並信誓旦旦地許諾言者無罪時，人們首先應該考慮的倒並不是去猜測毛澤東本人究竟是否真誠，而是要考慮，假定他是不真誠的，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有力量予以抵擋。假如你發現，由於我們的社會還不具有對言論自由的堅強意識，那麼你自然就該懂得，眼下最重要的工作還不是放言批評，而是不失時機，因勢利導，深入淺出、耐心細緻地去建立這種共識，從而使得當權者沒有力量翻雲覆雨。說到啟蒙，說到向公眾闡明自由民主的道理，那也必須考慮到步驟。在連言論出版自由都還沒有被普遍接受而成為公眾的政治常識之前就去談什麼多黨制、輪流做莊，那也是忘了循序漸進的道理。政治好比下棋，其全部奧秘就在於步驟，在於先說什麼，後說什麼，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我們需要鬥士，我們更需要政治家。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推進自由化民主化是一件極其艱巨的工作。在這裡,策略問題具有頭等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在此之前，人們對策略問題給予的注意實在是太少了。當初我寫作《論言論自由》時，我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對這個前人已經作過論證的問題再作重複的論證（儘管那也是十分必要的），我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出一種切實可行的爭取自由的策略或途徑，以後我寫的許多文章和從事的活動（包括民間刊物、競選和政治改革討論）也都是圍繞着這一基本問題。不少人抱怨說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找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爭得自由民主的正確方法。然而我的體會卻是，找到這種正確的方法還不算太難，更困難的是如何讓人們接受它。

粉碎文網，還是「從網眼裡鑽出去」

在《古拉格群島》中，索忍尼辛寫道:「魚群從來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鬥爭,它們只是盤算着怎樣從網眼裡鑽出去。L中國人老早就把權力對言論的箝制比喻為文網，儘管在中國的歷史上，思想罪、文字獄的傳統特別悠久，但真正為言論自由本身(而不僅僅是為了說出自己以為正確的話或真話)而鬥爭的又有幾人?到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文網太密，網成了布，小魚小蝦都在劫難逃。這倒從反面激起了人們爭取真正的言論、出版自由的決心。然而，隨着大陸政治氣候的回升與穩定，尤其是在所謂「反自由化而不擴大化]的情況下，是不是會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滿足於「從網眼裡鑽過去]而不肯去齊心協力粉碎那張文網，這的確是不可高枕無憂的。眾所周知，這些年來，大陸的官方出版尺度比以前三十幾年大有拓展，但今年年初反自由化浪潮中三、四十家刊物被無聲無息封閉以及一大批好文章、好書稿死腹中的經驗再次提醒人們，我們還沒有一份真正獨立的、也就是只服從法律而不必遵循長官意志的出版物。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則我們所能公開發表的思想的深度廣度就只能是領導者開明程度的標尺，而不能是我們思想界思想成熟發展的標尺。問題在於，隨着民眾民主意識的日趨強烈和改革的縱橫發展，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依然還滿足於「從網眼裡鑽出去]而不是謹慎地但無比堅決地開創一條真正獨立的道路，他怎麼還能以「思想開放]之名而欺人欺世，怎麼還能對得起我們的前驅先賢和對得起我們的要求在一個自由的空氣中成長的後世子孫?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哈佛

作者後記

這篇文章寫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在去年十二月十日《中報》上。據說反應還不錯，香港的有些人對此文也表示重視。《申報》不久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從肯定的角度作了些發揮。

應當說明的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意圖，是為大陸搞民主提出一個可行的辦法。文中所提到的辦獨立刊物的戰略意義和注意事項，均是對於大陸時下的背景而言。至於在已經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海外，情況則另當別論。

這篇文章帶到了大陸。一位朋友來信對我的設想深表欣賞，但又感慨說,在大陸,[有膽識的人無名氣，有名氣的人無膽識]，所以也不好辦。

本來我打算給這篇文章安一個副題--致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的一封公開信。但又考慮到：一、不知道這三位人中有沒有人願意聽取我的建議；二、我同時還希望有別的一些有名氣的知識分子能出頭掛帥，只提這三位的名字反倒是掛一漏萬。

這次，借《中國之春》重刊之際，我想進一步闡明我的意圖和構想。

時機已經成熟

我相信，目前，在中國（大陸)，創辦一份民間的獨立的出版物的時機已經成熟。因為：

1.我們許多人都已經認識到，現今大陸還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2.在相當多人的意識中，關於言論出版自由的意義及作用已經達成了明確的共識。

3.我們都懂得，民主是要靠我們自己爭取的。一步突破性的行動勝過一百次一廂情願的呼籲。與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敦請當局制定出版法，不如我們先動手辦起一個獨立的刊物，從而迫使一個自由的出版法早日問世。

4.我們已經有了一大批具有獨立精神和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其中有一些人已經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

5.今非昔比，這次反自由化，雖然來勢洶洶，但由於其不得人心，因此無法深入。

6.在高層領導中，有些人（當然不是全體)，儘管可能尚不具有主動推行民主化的願望，不過似乎也並缺乏一意孤行,不顧國際輿論和國內人心向背、硬要拚命搞專制的頑固意志。

7.在海外，不論是政界還是學界，都對中國大陸的民主與人權問題表現出比以往更強烈有力的關注；海外華人，不分左中右，在希望大陸出現獨立的輿論這一點上都有着基本一致的立場；台灣民主化的良性刺激；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海外大陸人士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8.過去一年多來，不僅在思想模式上，而且在行為模式上，我們都已經作出了若干有歷史意義的突破。例如，被批判者不但沒有低頭認罪，甚至不肯保持沉默，通過許多方式，包括訴諸海外自由輿論，表現出與強權抗爭的姿態。

如此等等。

假如，在北京，出現了這樣一份出版物：

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在北京，出現了這樣一份出版物。

在編者和作者的名字中，有着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有着王若水、李洪林、郭羅基；有着蘇紹智、吳祖光、張顯揚；有箸於浩成、于光遠、白樺；以及其它許多或許在海外不夠知名，但國內頗有影響的人物和許多雖然沒有外在的頭銜，但卻有着更多的勇氣和智慧的年輕人。

在發表的文章中，有這些人近年來對海外記者的公開談話、在海外報刊登載過的文章，有被批判者據理力爭的申辯書，有留學生的公開信，有那些被封殺的文稿，還有一些高質量的各種體裁和題材的作品。

不用多，哪怕只印製一百份。一周之內，它就會成為千千萬萬人共同談論的熱門話題。藉助於複印機之便，它很快會變成一千份、一萬份。

在海外，從香港到美國（當然包括台灣），左中右各派中文報刊都會以顯要地位對此事加以報導和給予積極的評價。像《紐約時報》一類西文報刊也會出現同情的介紹。

假如出現了這樣的出版物，官方會作出何種反應呢?

它會宣布這是「反動刊物]而予以取締嗎?

難，很難，幾乎做不到。

問題在於，在這份出版物上的許多文章，原本是可以刊載在官方刊物上的，總不能說因為它們發表在這份非正式刊物上就變成了「毒草」。另外有些文章，或許是目前官方刊物不敢發表的，但它們不過是素有「自由化]之稱的著名知識分子原來立場的再次重申，並且在此之前它們早已在海外報刊上發表過，你還能給它們安上什麼新的罪名呢?挨批判好比出麻子，經歷過了，也就是那麼回事，反倒使人們省去後顧之憂。說到底，這不過是一群公民在實行他們的出版自由或通信自由（假如這份出版物以通信的形式出現的話），誰奈我何?

實際上，當方勵之對西德《明鏡》周刊發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講話時，當王若望、王若水把他們的文章和申辯書交給香港的報刊發表時，當劉賓雁、吳祖光、白樺等接受海外記者的採訪時，他們是真正地在冒風險。在經歷過這種冒險之後搞這麼一種非正式的出版物，不過是「小兒科]而已。更何況，由於這份出版物能夠在國內流傳，讓更廣大的人民群眾了解真相和獲得同情支持，我們只會比原先更安全。弱者的武器是什麼?是輿論，是人心，是正大光明、有理有利有節的訴諸輿論。

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不以為在今日大陸，「有名氣的人無膽識。]假如說在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間，我們還沒有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獨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假如說許多知識分子在此次反自由化運動之前還缺乏明確的獨立意識，因而只知道等「氣候]好轉再在官方刊物上發表文章而在「氣候]不好時只知道以沉默或封筆來表示抵制的話，那麼到了今天，情況已經有了重大的改變。

中國正在變化，人民在迅速成熟。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正在開闢道路。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