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和大眼李承鹏都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特立独行能文善言，言辞犀利敢为人先，足以使很多文艺圈中的老油条们汗颜。然就他们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不难看出，在思想深度上，韩寒要略胜大眼一筹。依据在于，大眼为文的着重点尚在于民主，而韩寒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民主对于社会改良的根本意义。

    如大眼在《民主就是不攀亲》一文中，“从数学角度”对韩寒的“共产党的缺点也是人民的缺点”的观点提出批驳，试图提醒对方——除了三亿八千万党员及其亲属以外，还有约10亿人在期待着民主（或革命），言下之意是说，你怎么能用三亿八千万来代表十三亿八千万的利益呢？看完以后，我掩卷长叹，大眼呀，你没有看懂韩寒！

    毋庸讳言，无论如何拔高民主制度对于社会民众的重要性，都不得不承认，民主作为一种“最不坏的”利益分配机制，其终极指向都是为了增加人类的幸福感而服务。而人类增加幸福感的基本前提，就是拥有自由。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中，即便再民主，也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斯巴达城邦，人们又有何幸福感可言？民主之所以重要，不过是因为它是保障人们可以更多地获得自由的手段。在自由与民主的天平上，韩寒认识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的终极追求，所以他才会说，在一个缺乏自由追求，缺乏自律精神的社会里，民主未必就是人民获得幸福的唯一手段。

    虽然韩寒在那篇篇幅极短的问答式的《谈民主》中，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但他的意思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低，所以不需要民主”，而是说，如果人们没有自由追求，没有自律意识，即便民主了，也未必就是国民的福祉。因为他很清楚地提出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如果说革命是民主的必要前提的话，革命的对象是谁？是共产党吗？那么，对钱财的贪婪，不仅是共产党人，开远光灯的也不全是共产党人。既然如此，谁又能保证十亿人的统治会比三亿人更公平，人民更自由？

    大眼显然没有读懂这更深一层的提问，所以在他的《攀亲》文中，就迷失在韩寒诸如“远光灯”之类的“素质论”中，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追问。

    社会学问题当然不能用数学的方式来加减乘除。任何人都不能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借口，来无视少数人的利益，否则，这就不能算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尤其在于——当此三亿人的精神追求与彼十亿人的精神追求趋同的时候，我们更不能说，谁的人数多，谁的要求更高尚，更值得支持。如果非要在彼此人群之中作出一个比较和区分的话，衡量标准也不能是以双方人数的多寡，而只能是谁更能增进人民的福祉，谁更追求公平与自由。

    民主不是一个攀不攀亲的问题，而是能否使人更自由的问题。韩寒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大眼尚在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