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選正如火如荼，和中國大陸十八大前靜水深流的複雜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一邊廂是民眾積極參與大選，政客竭力發表演說，使盡渾身解數爭取選民;一邊廂是民眾為局外人，少數精英政客們台下交易，努力平衡各方利益，民眾意見完全被忽略。

　　大陸民眾對此並非一點感覺也沒有。同為中國人，為什麼差別這麼大?不少人甚至非常嚮往台灣的民主，有人發自內心地說：“風景那邊獨好!”

　　台灣民主化之路並不平坦，從初期的議員動粗、黑金政治，省籍情節、族群分裂，發展到今天，的確很不容易。民主政治從無序到有序，從非理性到理性，顯示台灣民眾的民主素質正在提高，台灣民主正在走向成熟。有人指出，民主政治要經過兩輪穩定的政權更迭才能趨於成熟，台灣正是這種情況。

　　最近和一個朋友談起中國的民主化問題。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宗教信仰起了很大作用。中國沒有宗教傳統，是不是沒有民主化根基?這樣的民主會不會造成混亂?

　　這也曾是我所擔心的。但是，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指出過，中國人並非無神論者，中國人也有相當濃厚的宗教傳統。所謂的唯物主義只是近幾十年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強加給人民的東西，並未被民眾充分接受。近些年基督教等宗教在國內迅速發展就是證明。

　　因此，只能說，中國人的素質並不差;或者說，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和革命學說入侵中國之前，中國幾千年的官方意識形態一直是儒家學說，強調和諧，對維護中國社會的穩定起到了很大作用。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在《中庸》解說中曾試圖證明儒學人文主義的“宗教性”。但是，儒家思想是不是中國的宗教呢?對此存在很多爭論。有人認為，雖然兩千年來儒家思想一致是官方意識形態，但是中國人真正信奉的是道家思想。也有人說，中國人在公開場合是儒家，在個人生活中是道家。

　　那麼，在儒家思想基礎上能否實現民主化?答案是不可能。因為儒家傳統基本上是不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儒家思想為整個社會劃分了嚴格的等級結構，制定了一系列道德規範。按照儒家思想，社會是由一系列二元關係構成的，即君臣、 父子、 夫妻、 兄弟、朋友等。每個人都要明白自己在這種關係網絡中的角色地位，地位高的人要為地位低的人樹立道德榜樣，而地位低的人則要尊重地位高的人，效法他們的榜樣。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等級分明，不得逾越。因此，儒家文化是通過榜樣的示範作用來治理社會的，而不是通過法治來治理社會的。在儒家社會中，個人從屬於集體，沒有個人權利概念。這種社會秩序顯然是不利於民主的。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西方接觸以後，中國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直到如今，群體意識和等級觀念仍很強大。1949 年以來的共產黨統治並未降低中國人的群體意識。恰恰相反，共產黨的統治實際上加強了集體主義意識。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個人應該從小集體中解放出來，融入更大的集體之中。比如，個人不應該只顧小家庭的利益，而應該為了集體利益犧牲小家庭和個體的利益，集體包括公社、單位、人民、群眾、 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直至民族國家。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這種集體主義意識仍很強烈。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等革命家也主張造反有理，破壞社會秩序，似乎賦予了主張民主的人們以各種手段實現民主的權利。但是，造反的對象往往是現存政治秩序，誘因往往是具體的社會問題，如腐敗和社會不公。即使造反成功，其結果很可能不是民主的實現，而是一個專制政體被另一個專制政體所取代。

　　但是，台灣和韓國的民主實踐似乎做出了不同的回答。雖然儒家文化不利於民主化，但是可以改造。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文化的轉變，同時也會促使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的產生，這些都將為民主化的順利進行起到一定作用。

　　台灣的民族構成相對比較簡單。除了少量的原住民，島上幾乎所有人都是漢族人的後裔。漢人中又有本土台灣人和大陸人之分。本土台灣人又可進一步分為兩個群體： 閩南人和客家人。閩南人約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三，其祖先來自福建。客家人的祖先主要來自廣東，人口比例只是閩南人的六分之一。大陸人則是1949 年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人及其後裔。

　　儒家文化曾在台灣影響很大，儒家思想長期以來一直是學校教學的一部分。孩子們從小被教導要尊重並服從長者，公民被教導要信任政府。當某項政策出問題時，往往由基層官員承擔責任，公眾很少提出質疑。社會組織，包括家庭內部，都是等級分明。然而，就是在這一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台灣在過去的十幾年裡，迅速走向了民主化。究其原因，有人認為，文化的變化可能是台灣實現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因素。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很快，也很平穩，而台灣經濟一直嚴重依賴與美國和日本等國家的貿易。西方民主思想因此不斷滲透，潛移默化改變着人們的思想。此外，很多台灣人出國求學或者旅行，學會了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價值觀在台灣逐漸生根、發芽。

　　事實上，即使在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統治下，由於台灣一直宣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原則，因此，台灣人普遍認同某些民主價值觀。台灣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便開始在基層實行民主選舉，儘管還不能算是很自由和公平，但是畢竟培養了民眾的民主意識，使他們逐漸熟悉了民主的運作方式。

　　促進民主轉型的關鍵是要培育一個具有足夠競爭實力的反對派。民主文化、多元化的社會、甚至外部勢力的干預，都可能起作用。外部勢力介入在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對中國大陸可能起不到什麼作用，甚至會起到反作用。可能有鑑於此，美國已經放棄了民主化中國的努力。

　　這樣，中國民主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領導層自身的改變。也就是說，如果領導層內部有足夠數目的自由主義者，甚至只是幾個戈爾巴喬夫型的領袖人物，中國的民主化就有一線希望。但是，鑑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這種局面可能不會很快出現。當然，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隨着意識形態的淡化，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派系很有可能會在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這種情況已經在日本、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實踐中得到了印證。

　　中國的改革開放曾造成了國際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一方面促成了蘇聯的崩潰、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同時也給台灣當局帶來了巨大壓力，間接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時至今日，環顧四周，只有中國還在死抱過時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藉口中國的“國情”特殊，頑固拒絕民主化，歷史的發展實在是有趣啊!

　　願台灣作為亞洲民主的燈塔照亮中國大陸，願兩岸早日在民主架構下實現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