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應對法國負債纍纍負責？
鄭若麟先生是我在法國最好的文友之一。作為一個專業記者，他在文字方面的成就我不能望其項背。而且鄭先生的法文水平達到可以代表中國上法國電視台舌戰群儒的地步。按說，我並無條件與鄭先生商榷。不過我斗膽覺得，相比鄭先生，我還是可以有一些長處，就是對歷史和政治學的可能更多一些的了解。現在我想就鄭先生發表於本月6日的《“福利社會”是法國巨額債務的真正原因嗎？》一文提出商榷。請大家觀察我們之間的君子之爭，可不可以作為範例。
鄭先生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大體是：法國官方認為“福利社會”是法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的說法不確。以往積欠下的國債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軍費開支、公共行政開支、還有（比如醫療）資本的貪婪，都比國民的健保、退休、失業開支對公共債務的形成負有更大責任。
我的答案與鄭先生是略有不同的。我認為應對這個巨額債務直接負責的當然是歷屆的政府。但歷屆政府則受制於歷屆的議會，歷屆的議會則受制於歷屆選舉這些議會的選民。說到底，在民主制度下，選民的意志和選民由之表達意志的制度，是造成現在這個難以擺脫的債務危機的最終責任者。
鄭先生說的那些就算都是事實，也都只是一些可以直接看到的症狀。而病根則要通過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出。我們必須把病根挖出來，才有可能治癒病患，消除那些症狀。或者，這些病已經進入膏肓，非藥石可治了。
下面開始具體分析。
首先，選民的意志，能不能控制議會，議會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政府？或者極言之，總統需不需要向民意低頭？
我不得不承認，在法國這樣已經成熟的民主國家，大體還是這樣的。
再遠的我們就不說了，就從第五共和的創始者，當代最偉大的法國人戴高樂說起吧。
戴高樂創立第五共和國的背景是第四共和國無法對付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叛亂。不是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的叛亂，而是法國在當地的駐軍的叛亂。前政府要放棄該殖民地，而駐軍不肯。政府管不住駐軍，只好請出“最偉大的法國人”，戴高樂將軍。戴高樂的要價可是不低，終結二戰後才成立，不過十多年的第四共和，另立法統，自己任大權在握的總統。但是在1968年的學潮之後，戴高樂發現他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就辭職了。他一共在任11年。自此以後，第五共和國就再沒有出一個像戴高樂那樣有聲望的領袖。
在死於5年任上的蓬皮杜之後，德斯坦當政7年。就我所知，他做過一件當時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不妥，但今天才知道後患無窮，無法改正的大錯，就是大量引進非洲阿拉伯裔和非洲裔的移民，以承擔已經被1945-1975“光榮的30年”養得嬌貴起來的法國人不願意做的環衛、建築、守夜、安保等一系列低級勞動。精英們都沒有這個遠見，你如何能指望民眾未卜先知。
然後就是法國左派社會黨領袖的密特朗的14年。密特朗是第五共和至今50年中唯一的左派總統。他的任期是1981年到1995年。我82年到法國。就是說，除了上任那會兒的民眾狂歡我沒有看見，我親歷了他幾乎的全部任期。其實剛到法國，我就已經聽見法國政府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法國不再富裕。”但我不得不承認，那依然是我看見的法國最富足的時代。不過盛極而衰的跡象已經到處可見。我的法國老師帶我到鄉下去玩。指着那些流浪漢說：“這是新窮人。”意思是說：前些年，這樣的流浪漢是看不見的。到今天，唉，在那太多的紅綠燈前乞討的壯年男子已經成了法國的特色景致了。在那已經不見好的經濟大環境中，密特朗為法國人做出的最大貢獻是一下子就把退休年齡從65歲改到60歲，成為歐洲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齡。
經濟太差時，民眾選出右派占多數的議會，這個議會的領袖希拉克成為共治的總理。這又是法國的特色政治。總統和總理可以分屬對立的黨派。這時的法國政治通常都運轉艱難。這種情況，在後來的希拉克總統任內（1995-2007）又出現過。左派的若斯潘也曾任過共治的總理。並在那僅有的不過兩年的經濟好景中，爭分奪秒，為法國人謀下了一項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福利，就是把以前的39小時周工作制不許減一分工錢地改到35小時。
我看得很清楚，左派為法國人做出這兩項“偉大”貢獻時，法國百姓一片歡聲，除了老闆和少量清醒的知識分子，沒有幾個法國人去想到，這會對法國的國際競爭力造成巨大傷害。這些傷害在以後的年代慢慢地顯現出來。可是要想改回去，真是比登天還難。比如薩科齊費勁九牛二虎之力，把退休年齡推遲了兩年。左派已經揚言，一旦上台，立馬廢除。但所需之錢從何而來？我只知道，多印鈔票都不可能，因為這個的權力已經歸屬在法蘭克福的歐洲央行。
5年以前，法國人用罕見的54%的選票把有好些明顯缺點的薩科齊送進愛麗舍宮，指望他能拯法國於危難。可惜他僅上任一年美國就爆發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以後法國就和全世界一樣在運行危機對策。長遠的降低債務的任務讓位於為了拯救眼下經濟的赤字財政。債台繼續往高里築。終於在去年年中，首先在希臘，整個西方已經運用了三十多年的用債務延緩危機的政策終於撞到了鐵板而無法再使。
以上陳述的基本轉折無疑都是在法國多數民眾的支持，至少是默許下發生的。所有的向左轉即更多的福利推行起來，就如同像幼兒園的小朋友坐滑梯那樣容易。而相反的一切舉措則像迫使人把已經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一般地艱難。這就是我化了好幾年的功夫才總結出來的那個根深蒂固的毛病叫做“公眾貪慾”。西方現行的普選制度顯然至今無法抵禦這個貪慾。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政客們為了贏得選票，不得不竭盡全力，向只顧眼前的公眾允諾更多的福利。今後西方的公眾會不會在危機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們等着一起看事實。
鄭先生所說的其它一些毛病，比如官員們的貪慾，一如在中國，也無法治。因為行政開支數量，議員們的工資福利，都是由議員們說了算。事實證明，民選體制，也無法約束官員們的自肥自利。至於世界第三大的軍事開支，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至少是擁有主權的法國公眾對此並未表示反對。比如這次打利比亞，不是連左派都支持嗎？還有對資本的監管不力，不也是這個（關進籠子的）制度過於軟弱的責任嗎？至於那個歷史上積欠下來的巨額債務利息，那不該由法國的下一代付又該由誰付呢？鄭先生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國家行政機構大大花超了錢。國家欠債，卻要百姓買單，顯然是不公平的。” 我真的不明白。政府是法國人選出來的政府。政府欠的錢，法國百姓不還，還可以由誰還？政府自己還？政府的每一分收入都來自稅收，政府還與百姓還，有什麼區別？有人建議政府可以變賣國有資產，把國營企業私有化。還有盧浮宮裡的藏品也可以租賃抵押乃至變賣。但到了那一天，法國真的就離破產很近了。
歐元或者歐盟會不會崩潰？法國會不會破產？直到今天，我當然還是傾向於認為不至於。但是我們還得看：看希臘會不會被逐出歐元區。看意大利西班牙的債務危機能不能止損。看法國如果真的丟失了3A評級，國債利息會上升到多少。還要看整個歐元區的經濟在最近幾年究竟能否錄得稍微像樣的，最狂妄的幻想也不過是1-2-3%而已的增長率。看過去真是關隘重重。依我看，可以拋棄的只有希臘。再多一個，歐元區就會垮，法國就必會被拖下水。而法國一旦落水，搞了50年的歐盟就會土崩瓦解了。我真是實在不願意看到那麼陰暗的前景。但我又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前景離我們是那麼的近，風險是那麼的大。
如果萬般不幸，歐盟真的崩潰了又會怎樣？我明顯看到的是，福利制度會崩潰，醫療失業養老等各項待遇都會大大縮水，歐元或者重新回來的法郎會大幅貶值，最低法定工資，法定工時，無限期僱傭制度，都可能瓦解。那個時候，從中國來的商品就會顯得太過昂貴。也許，法國人就可以重新開動機器自行生產從撮箕掃把開始的一切商品了。這樣是不是歐洲、法國就可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了呢？這個過程肯定會痛苦，但會歷時很長嗎？我的一個朋友說，二戰以後，德國、日本都是一片廢墟。不過20年，他們不是就重新起來了嗎？那麼整個西方也可能這樣重新來過嗎？我還要好好想想。
在這個鳳凰涅槃的過程中，我覺得西方的制度就可能變動。為了避免重蹈“公眾貪慾”的覆轍，回到間接選舉，把權力更多地集中到政府手中，可能就會成為必須的政治選項。在法國就可能是第六共和。
這時，西方的普選制度既然崩潰，在全世界的普選制度都會崩潰，重新回到比較溫和的間接選舉之類的制度。這個在國際共運之後，人類第二個大錯誤的圈子也就繞回來了。
再總結一下，我的意思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而是民主的極端過分的形式，普選制度，和普選制度所無法遏制的公眾貪慾，是當下西方制度陷入不可持續的根本原因。解決的辦法是退回間接選舉，政府適當集中權力，重建類似羅馬共和國那樣的溫和民主-共和。
這樣的故事在西方的歷史上已經兩度發生。那就是古希臘城邦民主制和羅馬共和國的崩潰。這種可能的發展前景還沒有引起西方人的足夠警覺。我也不敢斷言我的預言就會成真。但願他們不用跌那麼深就能熬出來。那樣全世界都幸甚。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會怎樣？金磚五國會怎樣？其餘發展中國家會怎樣？我不敢設想太多。請大家發表意見。
附：鄭若麟先生原文
臨近年終，法國各種壞消息不斷：法國明年AAA評級有可能被降級、法國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率為-0.2%，明年第一季度被調低至-0.1%，證明法國經濟正式進入衰退期、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亞美尼亞種族屠殺”法案而導致土耳其召回大使，法土關係急劇惡化、法國再爆醫藥醜聞，貝麗公司使用致癌硅膠隆胸引發大恐慌、蓋洛普對51個國家所做民意調查證實法國人是世界上對未來幾年發展前景最悲觀的民族……法國雖然仍然是當今世界的第五大經濟強國，從統計數字來看，法國很多指標依然名列世界前矛。然而統計數字是一回事，現實卻往往是另外一事。正如《紅樓夢》裡所描述的，“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法國正在步入危機是法國朝野的共識。
但法國為何會爆發危機，則眾說紛紜。最“官方”的說辭，就是法國“福利社會”的拖累：法國民眾長年享受社會“福利”，造成國家入不敷出，危機爆發。從這一說法出發，法國政府便要求國民勒緊褲帶，以增稅、削減福利的形式向民眾“開刀”。然而這種說辭是否成立卻令人懷疑。法國電視一台兩周前有一則報道：失業女工尚塔爾16歲開始工作，55歲失業。三年來一直找不到工作，每月僅剩470歐元的救濟金。她每個月要計算着每個生丁的支出。很少吃肉，魚幾乎不吃。因為太貴。付不起房租，最後在巴黎郊區找到一種廉租房“勞動者之家”，花60歐元月租租了一間14平米的房間。每個月月底都要到“善心食堂”去用救濟餐……類似情況，法國共有約280萬。這是一個“福利國家”應有的現象嗎？國家花在尚塔爾一類人身上究竟有多少錢，能夠造成法國今天高達16461億歐元天文數字的公共債務？要知道，法國僅是一個6502萬人口的“小國”，居然人均欠債達25314歐元！
從法國政府預算看，所謂“福利”社會其實真正用在百姓身上的錢並不占大頭。法國2012年預算中，支付公共債務的利息就高達490億歐元，遠遠超過各項福利開支。而這一債務的由來，卻與法國民眾沒有太大關係。法國自1976年以來，除了極少數的一、兩年外，年年預算都是赤字連連。要知道，法國民眾按規定納稅，執政的政府有責任按收入來安排支出。然而法國就是在“黃金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期間，也是大手大腳、入不敷出，以至於今天僅支付債務利息，就要拿出巨款，這是誰的責任呢？
造成巨額債務的開支是否都支付了民眾的福利呢？也不見得。2012年預算除了債務利息外，軍費又占了一大筆。法國是世界上軍費開支第三位的國家（根據斯德歌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僅次於美國和中國，達382億歐元。法國既沒有類似台灣這樣的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問題，也沒有敵對國家，有必要維持這麼高的軍費嗎？當然，法國今年在利比亞花費了大筆額外軍費開支，但這應該由法國普通老百姓來承擔嗎？
法國的公共開支其實也相當驚人。3億人口的美國參眾兩院僅535名議員。法國人口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參眾兩院議員竟多達925名。國家為每位議員支付的薪金（平均至少月收入2萬歐元）就近3億歐元。法國各級地方政府機構也特別多，以至於各類民選官員多達近六萬。這又是一筆巨額開支。而國家支付的行政開支也是驚人的。據報道，密特朗在擔任總統 時，幾乎每晚宴請、每宴必酒。法國大餐，酒是最大的開支。還有一些開支是莫名其妙的：如前國務秘書布朗被解職前被曝一年花在雪茄上的開支就高達12000歐元，等於失業工人尚塔爾整整兩年的收入。
尚塔爾有一項福利是實實在在享受的，那就是醫療保險。法國一些專家因此認為，這是造成國家公共債務的福利負擔之一。法國到2011年為止，醫療保險赤字高達186億歐元。但問題是，法國民眾支付了醫療保險，因此當然應該享有這項權利。真正造成赤字的根源，確實有公民大肆浪費醫療費用等因素，但更重要的卻是法國製藥公司往往買通政府官員，使國家花費比成本高得多的費用來報銷醫療費用，受益的大頭是製藥公司。法國著名醫生、議員貝爾納·德布雷在接受BFM電視台採訪時透露，製藥公司將療效與1歐元的普通藥品一模一樣的所謂“新藥”上市，價格卻要貴上14倍（如當一個人心臟不舒服的時候，服用1歐元的阿斯匹林即可緩解；而所謂新藥plavixe卻要14歐元，兩者療效完全一樣），並讓國家醫療保險報銷而賺取暴利，結果卻導致國家醫療保險費用出現巨額赤字。上周法國《費加羅報》爆料，長期擔任國家藥管局批准投放市場委員會主席等關鍵職務的一名官員，竟於2001至2009年間接受施維亞製藥公司的酬勞高達120萬歐元。這才是醫療保險赤字的癥結所在。
法國政府近年來決意要改革的，是各種退休金制度，認為法國人均壽命大大延長，以至於過去的退休制度已無法支付退休人員的福利，結果造成國家公共債務的劇增。這也是認為民眾“過度享受”了福利社會的一個主要領域之一。然而事實上到2010年法國退休金赤字僅為320億歐元，而法國社會創造的總財富超過20000億歐元，退休金赤字僅占其0.19%，很難想象要為此而大動干戈，似乎不改革退休金制度國家就無法生存。實際上法國每個職工收入的23%都用在支付失業、醫療保險和退休金，這筆錢即使不夠開支，也遠遠不足以造成國家16461億歐元的巨額公共債務。
可見，並非民眾過度享受“福利”而使國家大欠其債。法國近三十年來連續預算赤字根本就是另有原因。至少不能否認，國家行政機構大大花超了錢。國家欠債，卻要百姓買單，顯然是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