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晚年欲效仿俄國，他說"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致蔣中正函”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月九日），此是其改組國民黨之原因。孫中山絕非贊成共產主義，他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說：“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孫中山師法俄國是要學習俄共的組織方式。“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則由於我黨組織之方法不善，前此因無可仿效。法國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國革命血戰八年而始得獨立，因均無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國有之，殊可為我黨師法。”（“黨義戰勝與黨員奮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以俄為師”，實是孫中山因中國歐美民主模式失敗，而轉向依靠政黨集權。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混亂的國家，人們的思想經驗都止於過去，新體制無法建立。因此必須結成強力集體--“黨”，以“主義”為宗旨為凝聚，強行革命推行新法，迫使社會和人民接受，建立新國家。主義---黨----革命----國家，這是孫中山由俄國學到的革命四段式，主義是宗旨，而黨是中心，由而革命，由而國家。“真中華民國由何發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才能希望無窮的發展","我們中華民國算是一棵大樹，我們革命黨就是這樹的根本”。（“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演說”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他認為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因其將黨放在國上”，“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在廣州中國國民黨一全大會演講” 1924． 1、24)所謂“以黨治國”，即黨高於國家，控制政府，集中國家之權力，也就是一黨集權。但“黨”的之目的是實行”主義“，“此次本黨改組，想以後用黨義戰勝，用黨員奮鬥”，“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但“黨”如何才能達至目的，實現“主義”？這就需要“黨”高度統一，集中力量，所有成員對之絕對服從，奉獻生命，實際即是集權組織。他批評國民黨“今日有民國之名，而仍然失敗者，何以故？則由於黨人不為主義奮鬥之故。”（“黨義戰勝與黨員奮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他要求黨員獻身和服從：“要革命黨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 ，“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 1 924．11. 3)“要大家為三民主義去奮鬥，變成革命軍，便是要大家為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三民主義是打不平的主義一在廣州對東路討賊軍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一致為三民主義犧牲”（“黨義戰勝與黨員奮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黨員的奮鬥，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兵士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都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致前進，弄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敵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沒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但是黨員如何才能服從和犧牲呢？那就是黨員需要以“主義”為信仰，有至高之道德：“我們對於國民，我們要表示我們的一種道德，一種革命的精神，使國民大家知道真革命黨是為國犧牲的，是來成仁取義的，是舍性命來救國的“（”告誡同志“），“為三民主義去奮鬥，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義，所謂仁義之師。”（“三民主義是打不平的主義一在廣州對東路討賊軍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這已經是宗教性的殉道精神的要求了。師法俄國，實際是欲師法俄共，以俄共模式重建國民黨。孫中山對國民黨的期望甚不實際，但有一點他比其他國民黨人看得清楚，即非此於中國不能實現其“主義”。

政治制度是社會結成的制度化，其根於社會的經濟形態和文化傳統；三者有機一致。政治制度經長久時間的經驗積蓄和修正，得以穩定，為所有成員默契實行。政治制度只有轉為成員內在文化記憶，其才是真正確立。沒有成員對之默契和經驗呼應，其即不能真正實行。在一個龐大落後的農業專制國家，要其突然改換政治制度，成為現代工業國家，此非暴力革命和極權強制之外，沒有其它可能。而此就是俄國上一世紀的道路。俄共能做到此，其自身需要宗教化，極權化，軍事化，最終以黨強制國家。”主義“經過神化成為“教義”，就成為絕對真理和信仰，也就成為人存在的統一絕對指令，其可凝聚民眾，保證成員的忠誠和犧牲；領袖制是極權政黨的特點，其保證一元權力中心，成員絕對服從，集中強化力量，有效使用；強行的過程必是暴力的過程，其需要暴力革命，取得權力，亦需要暴力推行其制度，因此黨需要武裝部--擁有軍隊。而此過程是鐵血之道路，必伴隨不斷的清洗和大規模殺戮。

孫中山看到了俄國的成功，欲師法俄共，但實際他不可能做到。黃軍校的建立，是國民黨軍事化的轉折，此後蔣介石完成了此使命，這是他之能建立軍事獨裁的原因。但是國民黨不能達至宗教化和極權化。孫中山希望國民黨員對“三民主義”有宗教之信仰，但實則不能。孫中山的思想雖然有空想性，但其關注的也還是現實政治，解決中國的民族、民權和民生現實之危難。三民主義之偉大，即其為中國謀實際之生存，特別是民生主義。這就限定了三民主義的世俗範疇。其不像共產主義更有普世性和精神幻想性。國民黨由中國傳統會黨發展而來，而會黨的組織基礎是私人關係，比如孫中山曾參加洪門會，誓詞有：“余誓以至誠”，“服從大哥命令”，“敬領紅香為證”。孫中山也曾要求中華革命黨成員對其個人效忠，規定入黨的誓約書上，一定要寫明“服從從孫先生"字樣，還要捺上指模。會黨是中國家族血緣關係的社會延伸，此組織系統中，私人關係重於“主義”。這也是“三民主義”不能宗教化的原因。並且國民黨上層是有產者，由軍閥、地主、商人到新資產階級，他們有現實利益，也和中國傳統有深厚之關係，沒法要求他們為“主義”犧牲。因此孫中山解釋三民主義，比喻其是“發財主義”。此不像共產黨，主要成分是絕望中的叛逆的讀書青年和貧窮農民，他們有信仰需求，可以為“主義”捨棄一切。國民黨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合併而成，其為政治利益之聯合，派別林立，“矛盾重重，是非全憑人事”（司馬璐）；而作為一個有民主理想的政黨其宗旨是：“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這些使國民黨無法完成孫中山所期願的極權化。而且實現“黨”的極權化必須佐以對內殘酷的清洗殺戮，消滅異己， 有恐怖之威懾。此更是孫中山和國民黨所不能。而中共的建立來於第三國際，是俄共的一個分枝，按之模式所建立，第三國際對中共具有中心權力的束約，而且其有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因此國民黨遇到的極權化障礙對中共不存在。中共由開始就具有極權性質；而國民黨則不能完成極權化。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轉向中國傳統：依靠軍隊建立個人獨裁，拉攏收買軍閥，以利益建立各統治集團間的鬆散幫派聯合，這是蔣在中國有限的條件下只能的方式。因為國民黨不能師法俄國，因此國民黨總是不斷內訌；國民黨自身無力，其一黨專制即“專”而不“制”，“中華民國”名為國家，實四分五裂，為各軍閥所割據；蔣介石可以統轄他的軍隊，但卻調動不了軍閥的軍隊,國民政府實沒有統一之軍隊。這是國民黨最終失敗於共產黨的根本原因。相反倒是共產黨實現了孫中山以俄為師的理想，因為其完成了“黨”的宗教化、極權化和軍事化。其能對內清洗，消滅異己， 有恐怖之威懾。因此共產黨能維持一元中心，達至力量高度的集中和統一，促其成員忠誠、服從和犧牲。這是共產黨之所以統一、有力、有效，以一當多，能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進而統一中國，實現其“主義”的原因。無此無共產黨勝利和權力。當然國敗共勝，有歷史的偶然原因--日本入侵；但怎麼解釋國共內戰呢？不能不說除歷史的偶然之外，亦有人事的內在原因：共產黨勝於其組織有效，而國民黨敗於內部紛爭。

　　　　　　　　　　　　　　　　　二

如果沒有俄國的介入，中國的共產主義可能永遠都會停留於某些激烈的思想，無休止的派別爭執，至多是零星之暴亂，而不會成為統一的有效政黨，更不要說建立軍隊奪取國家權力。中國文化中缺少以抽象精神和規則組織群體及社會的能力。中國傳統的組織方式以人際關係為本，由國家到民間秘密結社，“忠”“孝”是之集中體現。中國社會的組織紐帶是家族血緣關係，而不是宗教社會的精神信仰。因此按照中國人的方式--比如國民黨，共產黨不可能在中國成功建立。比如”黨指揮槍“--”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此根於歐洲中世紀神權至上的教父制，非中國傳統所及，中國是父制，而不是教父制。因此中國傳統不產生崇尚抽象精神和規則而有嚴整秩序的組織。中共的模式是俄國提供的。俄國人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了中共，中共是第三國際的一個分支。俄共長期控制中共，為之提供經費,培訓幹部,指定領導,派遣顧問,決定路線和任務。這已是不爭之史實。延安後毛執政，中共才有了相對獨立，但由21到36年中共組織模式已經奠立鞏固，而且中共對俄共的追隨和複製一直延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代，包括其國家、軍隊、經濟、教育、意識形態之體制。 劉少奇曾多少提到：我們完全是布爾什維克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俄國是中共體制的直接來源。

五十年代後，中共轉向民族主義，極力淡化俄國在中共歷史上的作用。這就模糊了中共極權體制的來源，八十年代，人們簡單地把毛統治簡單地歸為中國封建專制傳統，這不對。我們可以說袁世凱、軍閥、國民黨是中國專制傳統；但共產黨卻不是，共產黨的極權主要來於俄共和俄國革命，後者是前者的追隨對象和複製模式。當然不能說毛統治和中國專制傳統沒有關係，其中包括中國民眾的愚昧殘酷、對權力的依靠和毛個人的性格欠缺等等。但中共組織和國家的基本體制則來於俄國，是俄國模式，此為中國歷史和傳統所未有。

1913年列寧提出東方路線，“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格答”。20年3月第三國際派維丁斯基到北京見李大釗，後去上海見陳獨秀“，同年8月“中共臨時中央”建立。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俄共派馬林和李克諾斯基出席。21年11月，張太雷奉少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組（青年團），半年內團員發展到5千多人。“（司馬璐：《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第二部 P 185）。22年，中共二大“正式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並作為第三國際之一個支部。”（同上 P 228）。29年陳獨秀被清洗後，在“告全黨同志書”中說：“我從1920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司馬璐：《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第八部 P 240）。27年後中共開始建立自己的軍隊，並在占據地建立政府，其軍隊、政府的體制，黨與軍隊的關係，乃至“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稱都來於俄國。31年“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給中國共產黨的提出三位一體”的任務：1、建立蘇區根據地和創立鞏固紅軍；2、建立中央蘇維埃政府，鞏固蘇維埃制度；3、發展白區群眾鬥爭。（參見“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給中國共產黨的信”，《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第十部 P 178）。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於瑞金成立，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要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與他們的祖國蘇聯，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第十部 P 207）此不多例舉，可以由專著論述。由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中共數屆領導的命運可以看到中共和俄國的從屬關係。

我們看第三國際對中共的組織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附：加入條件》,其中第9條:..這些共產黨支部應該完全服從整個黨的領導。第11條: 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黨，必須重新審查其議會黨團的人員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議會黨團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服從黨中央委員會，並要求每個共產黨員議會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從於真正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利益。第13條: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 第14條:在共產黨員可以公開進行工作的國家裡，共產黨應該定期清洗黨組織的成員（舉行黨員登記），以便不斷清除那些難免混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第17條．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 第18條：鑑於上述種種，一切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當更改自己的名稱。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的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名稱問題不只是一個形式問題，而且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問題（www.people.com.cn）。

如劉少奇所說中國共產黨是嚴格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的。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二次大會決議》”有關中國共產黨體制之決議“：”任何一個革命黨，如果缺乏中央集權以及受過良好訓練時，他僅能夢想着革命，而無力為實現革命運動而奮鬥。嚴密的、集中的、受過訓練的組織...1、要避免專橫的情形；從中央以至各小組皆應具備一嚴正的目標；要避免無政府主義傾向，而具有中央集權的及鐵般的法律。2、黨應訓練每一同志，使其行動趨於軍事紀律化。3、每一同志不僅在其言談中要表達他們的共產主義觀念，同時在行動中也要表示出他是個共產主義者。4、每一同志須犧牲他自己的意見，感想及升職，以保黨的統一。5、每一同志須銘記，任何一日如果他未為共產黨而努力，那一天就是他破壞共產主義的一日。6、不論何時何地，同志的言談須與黨的決議一致，他們的行動亦須符合黨的命令。除了黨以外他不能具有任何個人的興趣。離開黨的控制的任何活動，完全是其個人的活動，這些活動變成了無政府狀態的共產主義了。7、每一同志須了解，當黨執行其領導和訓練時，並不是依照資產階級的法律及體系而進行的，而是執行黨的意願以準備革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中國共產黨...,要成為一個有足夠力量去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黨。我們的黨須實行嚴厲的中央集權及訓練。”（《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第二部 P 239-240）。

這些條款觸目驚心，如果我們當初能真正對之明了，對共產黨就不會抱有幻想。中共及其之後政權的性質在這裡已經體現得很清楚了。我們歸納一下這些條款：1、黨是絕對權力，其有一最高中心，所有下屬和成員無條件對之服從；2、黨組織嚴密、集中，具有鐵的紀律；3、不斷清洗；4、成員要有對“主義”的堅定信仰，犧牲個人一切，執行黨的命令；5、訓練與行動。6、最終，黨的目的是“革命”，實現“主義”。由今天來看，此近乎是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其包括宗教性、極權性和軍事性。此是俄共的原型，也是中共的模式。蘇聯、中共的國家模式都是由此發展而來。由此我們也就不會奇怪蘇聯和中國國家的極權性。

由世俗人性而言，人不能做到對組織的絕對忠誠、服從和犧牲。要做到此，需要兩種力量：信仰和恐懼。因此宗教化對共產黨是必要的。神化”領袖“、”主義“、”組織“是實現宗教化的方式。此不僅體現於共產黨，納粹也同樣有這個特點。一旦”領袖“、”主義“、”組織“成為信仰，人們就會為之捨生忘死地追隨、奮鬥。此正是“黨”所需要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但經過俄國革命，而得到宗教化。人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宗教化的接受，有社會與民生危機之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之能在落後國家和地區取得勝利的原因。對於中國除社會與民生之外，還有民族與文化的危機。人在生存危機或絕望中有宗教的需求。沒有人生存和精神的危機，宣傳不會有效用。共產黨在政治上適應，而且也利用了這點，因為這是聚集民眾，鼓動其狂熱、暴力的最有效方式。當然這不是宗教，而是具有宗教性質。宗教化的手段包括：神話“領袖”、“英雄”、“主義”，創造制幻符號、儀式，提供集體依靠、情感滿足，也需要流血和犧牲的祭祀。在這些方面，納粹和共產黨都有天才的創造。研究這些語言、儀式和符號與其政治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對上一世紀歷史的理解，警惕政黨政治對人的操縱。由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列寧、斯大林；到聖地延安、“東方紅”；到新中國、人民公社；到文革紅海洋、毛紀念堂，其體現了政治借用宗教的形式對民眾的操縱，也記錄了共產黨政治的演變。比如中共早期崇拜中心是莫斯科，36年之後轉至延安，其標誌中共對俄國的相對分離、獨立。研究共產黨政治中的宗教性是一重要課題，否則我們不能理解，無數的人何以如此狂熱、盲目、不計生死，產生巨大的集體暴力。此不是一個理性範疇，顯示了人性某些方面的本質。政治可以在適當時機，藉助某些宗教方式調動民眾的黑暗盲目的力量。人類需要記取這些教訓。

極權化共產黨的歷史始終伴有不斷的內部清洗和殺戮，例如俄、中、東歐，及越南、柬甫和現在的北韓。事情似乎不可理解，因為這些清洗和殺戮絕大部分為無辜。但是清洗和殺戮正是共產黨保持極權化的必要手段。維持極權必須保持一個中心，使成員同心同德絕對服從，因此其需要不斷清洗異己，消滅組織的離心和分散因素。同時清洗和殺戮產生恐懼，恐懼之威懾可保證成員的忠誠和服從。僅僅依靠信仰，不能保證中心權力的有效，因為信仰可以在世俗中消解，而且人可以對信仰有多元之解釋。所以，極權權力最終要由暴力，由殺戮的恐懼威懾來維持。不在“黨”清洗誰，但是其需要殺戮之恐懼，恐懼是維持極權的必需條件。在宗教中恐懼有重要的作用，人類許多宗教儀式中都有殺生獻祭，早期宗教甚至以人為祭，其意義是創造恐懼。至今基督教中十字架依然有此功能。而中世紀歐洲對異教徒的迫害，也在維護教會的一元中心。俄共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歐洲中世紀的黑暗傳統，俄國是歐洲遺留的黑暗地帶。正是由於恐懼之威懾，共產黨組織高度集中、嚴密，而有效率。俄國沒有30年代的清洗--“判刑的總人數為130-150萬”，“處決的人數為681692人”（賈仕武“全球化與共產黨”www.edu.cn），就沒有斯大林神話，其就不能集中全蘇聯的權力，“凝聚”人民，戰勝德國，以二十餘年的時間即完成其工業化，使落後的農業俄國成為現代軍事帝國。同樣中共清洗托洛斯基分子、機會主義分子，處罰叛徒，肅反是其布爾什維克化之必須。沒有整風就不會有延安知識分子對黨的馴服，以及“七大”全黨空前的團結統一和毛澤東的神話。三年內戰，蔣介石失敗於內部分裂，其不能有效調動軍隊；而共產黨則取勝於全黨一致和“黨”對軍隊的統一有效地使用。五十年代初，全民歸順共產黨，“路不拾遺”，因為天下久亂而終安，民心思定；也是因為朝鮮戰爭，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美帝國主義”，洗百年之辱；但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鎮反”殺了近百萬人：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摘要），無此恐懼新政權不足以建立權威。以後毛不斷發動運動都在以恐懼建立他的“神權”帝國。文革對毛膜拜頂峰時期，也正是社會暴力最殘酷時期。毛澤東權力的結束是由於他的死亡，而其政治模式的瓦解是鄧取消了“階級鬥爭”，國家轉向經濟。只要轉向世俗,宗教性消失，沒有了“鬥爭”,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即瓦解。90年代中共的腐敗表示其已變質。

　　　　　　　　　　　　　　　　　　三

1840年後，中國即陷於不斷的受侵、戰爭、暴亂中，此歷史異常殘酷。殘酷的處境是產生共產黨極權和殘酷殺戮的根源。“湖南平江前後暴動三次，殺地主燒房屋之後，‘豬牛雞鴨衣服棉絮"等均洗劫一空，甚至搶劫後燒掉集鎮商店，以至"油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無處可買’。農運大王彭湃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干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張獻忠發布‘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地主士紳報復起來，絕對不比一般農民文明。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裝，在國民黨軍隊的協助下，以燒殺搶掠的方式，向紅區挺進。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殺掉後，再‘殺其全家，燒毀村莊，或縱橫燒毀幾里’。1931年皖西被白軍占領，地主還鄉後組織‘清共’，抓到的"共匪"，凌遲處死，暴屍荒野者，舉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斬斷四肢，開胸破肚，摳取心肝者。男性格殺勿論，婦女被輪姦後，或殺死，或賣到遠方妓院。”馬日事變，土豪劣紳瘋狂報復，嚴刑拷打，凌遲處死，僅長沙一帶殺一萬餘人。“1927年年底鄂東北的黃安暴動，農民進行"燒殺地主比賽"，”湘南特委根據上級指示，在暴動時高呼‘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陳沅森《佛懷煽仇錄》第十一章）

此殘酷殺戮包含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和官方鎮壓；也包含來自俄國的共產主義暴力革命。共產黨作為秘密革命組織，殘酷的環境和鬥爭是其極權化和嚴酷清洗的被迫原因。其需要嚴酷清洗保證成員的忠誠。而環境和鬥爭的殘酷產生恐懼，恐懼產生懷疑和仇恨的妄想，因此共產黨的清洗必嚴酷而擴大化。30年中共蘇區整肅AB團，殺一萬三千多人（《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第十部 P 56）。“AB團是當時國民黨潛伏在紅色區域的反革命特務組織”本為子虛烏有，其實際是27年國民黨屠殺共產黨產生的恐懼效應。屠殺恐懼使共產黨內人們彼此懷疑和殺戮。33年蘇區的查田運動和後來的延安整風中發生的殺戮和迫害，並非都是中央的"政治陰謀"，其也來於“黨”的恐懼妄想。

極權實為殘酷，但有效。其拋棄人文價值，犧牲個人，將生存將至底線，以最殘酷的手段對內對外，以集體求生存的意外可能。此是生存陷於絕境的集體命運賭博。這裡我特別要說明，極權不同於傳統專制，後者是依靠沿襲的制度和傳統，是常態社會，生存有可靠的經驗性；而前者是制度和傳統瓦解，人喪失安全，而集中集體生命託付一個強力中心，冒險進行決戰，這是社會的危機形態。極權的勝利具有偶然性，但是在生存危亡間，就有限條件其具有效用。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體現了這點。共產黨之不能在西方成功，即因為其不能完成極權化，不能凝聚足夠的力量，暴力奪取國家。而俄國近乎歐洲中世紀，落後專制，民生悲慘，社會危機深重，民性愚昧,理性和人文基礎薄弱,加上嚴寒和空曠,民間蘊有深厚的宗教熱情和集體主義,這些為俄共的極權化提供了充分條件。共產黨之能中國落腳發展，取得權力，也是由於中國民族、社會、文化、民生的危亡狀態。毛澤東30年在”給林彪的一封信“中說“如果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燒成烈火”。共產黨內戰得勝；51年在能朝鮮抵抗住美國；能以不到30年的時間完成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建設；發展衛星和核武器，此都是極權的效用。要提及中國近二十多年經濟的迅速發展，得益於毛時期基礎工業的完成；而且毛後中國的後極權權力也依然具有效用，比如“徵用土地”，國家可以不顧及農民，一次性強行完成。極權在一定的情況下具有非常之效用，但是極權也異常之殘酷，其以犧牲人文文明為代價，以非人性的嚴酷暴力為手段。極權是人群體應付危機的非常的措施，但其反人性反文明，而不可能成為人常態的生存社會。這也就是俄國最終崩潰、中國被迫改革的原因。

產生極權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失常，人民陷入普遍恐慌，生存喪失安全和保障。此狀態下，人民需要集體和強權。非極權之根本所在，是保證國家正常的人文秩序，大多數人有生存的安全和保障--包括經濟。孟子言：“人有恆產而有恆心”。人民的生活有安全和保障，就不會犧牲個人和家庭，投靠嚴整的集體和強權，極權也就沒有建立的基礎和土壤。國家、民族經臨侵略受欺辱或極度擴張，也會產生極權主義。五十年代，中國人對共產黨的擁護，民族主義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上世紀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另一種極權。因此國家、民族有力量保衛自己，同時亦不強力擴張，這可避免極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此二者是通向極權的道路。當然一國家、民族能否保衛自己，其自身常常不能決定。以強凌弱是人類的普遍原則。20世紀人類產生種種極權主義，帝國主義的擴張侵略是根源之一，比如：19世紀以來，列強侵略是中國社會和文化破產的直接原因，“五四”之由“啟蒙”轉向“救國”是由於“巴黎和約”；俄共對中國的政策有其帝國擴張傳統；日本對中國的入侵略，是共產黨取得權力重要原因。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到那一邊，對之不可誇張，但也不可忽視。極權必要藉助“思想”、“主義”方能形成，其通過對“思想”、“主義”的神聖化（宗教化）而鼓動控制民眾，因此社會需要警惕思想煽動，堅持理性，保證不同思想和批評的自由權力。現代政治中,極權一般是通過政黨和"領袖"而完成，限制政黨的範疇和權力是避免極權的關鍵，政黨不可控制媒體、經濟，尤其不能具有武裝，防止神化個人，保證對政治的監督和批評，由此言論、新聞自由和多黨制是制約政黨的主要手段。極權需要有民眾支持，極權既強權者控制民眾，消滅異己，並以個人取代規則。盲目的多數是極權的基礎之一，社會需要提高民眾教育，維護個人權力，也需要民眾也接受制約--遵從法律和規則，文明要有對權力的制約，也要有對多數的制約。最後一點，極權的本質在暴力，其依靠暴力脅迫民眾，也依靠暴力消滅異己，強制國家和社會，沒有暴力極權即不能實行；而極權的最大危害是對暴力無限制使用。因此人們需要有普遍的反暴力（不同於非暴力）的觀念，拒絕暴力是抵制極權最簡單也最清晰的方式。但願極權給予中國的不只是災難，也有永久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