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2月13日《大参考》署名安替的文章，使笔者想到几件何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社科院内部人士讲的，绝对可靠，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反映了何新在社科院科研人员心目中的形象。笔者与何新无冤无仇，故只将这些故事合盘托出，不作任何评论。

　　故事一，用中文翻译中文。何新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印刷品，据说是《培根论说文集》。一位研究员这样说：那个时候，何新连26个字母也背不全呀！他又怎么能翻译这册难度极大的小册子呢？他是把人家水天同老先生的译本拿来，按照现在流行的白话给顺了一遍呀！结果把许多人都蒙骗了，连许多很有学问的人都说他译得比水先生好。能不好吗？他是翻译的中文呀！

　　故事二，自称代表黎澍。那个时候黎澍先生还健在，何新还没有露头脚。一次，去外地开史学理论方面的会。何新因为没有发言的资格，又想有所表现，便称自己是受黎澍委托来的，发言代表黎澍先生。大家都尊重黎澍先生，当然让他发言，但他讲的话完全不是黎澍先生平时的看法。会后，有学者在北京见到黎澍，便问他：黎先生，您是怎么搞的吗？您那个青年代表讲的话不是您平时的风格和意见嘛！黎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搞清原委，当然非常生气，声明他从来没有委派过什么代表，何的讲话与他毫无关系。

　　故事三，一向割书。凡是何新呆过的单位，据说最恨他的，就是那些图书馆的管理员，因为何新有个毛病，凡他借过的书，发现自己需要的内容，就必定把那一页或若干页用刀子割下来。开始时人家当然不会发现，可等这些书被别人借走后，发现净短张缺页，就向图书馆汇报。图书馆很恼火，便留意此事。一来二去，发现凡是被割的书，都是在何新借后，就开始提防他。后来，发现果然都是他干的。再后来，人们发现这类残缺的书，一句口头语就是：这肯定是何新干的。

　　故事四，喜欢把研究室的公物往家里拿。例如，某研究室公费买了一套《辞源》，供大家平时查阅，结果被何新拿走了。大家当然气愤，知道此事除了他，不会有第二个人干得出，便问他拿没拿，何新矢口否认。可是，社科院里倔脾气不信邪的人很多，于是，就有个与何新年纪差不多的人问他：既然你没拿，那敢不敢上你宿舍去搜搜？何新也很气壮，坦然让人家去搜。恰好何新就住在该研究所后面的宿舍里，两人便去了。一打开门，不用看第二眼，结果那书就摆在桌子上。人家问：这不就是吗？可是，何新依旧脸不变色心不跳，也不作声。过后，大家也觉得奇怪，你说何新聪明吧，他就敢让人去搜，提前也不把书藏起来，你说他傻吧，可人家就扛得住事，接着回研究室，好像啥都没有发生过。

　　故事五，给人寄手纸。这事许多人说起过，所以又有不同的版本，我只说我所知道的版本。何新《诸神的起源》出版后，社会上反响挺大，而学术圈子里的人却很鄙夷，觉得这哪里是搞学问，简直就是胡闹吗！不久，《历史研究》等刊物就出现了批判文章。其中一个历史研究所的博士毕业生，先给何新写了封长信，指出书中的硬伤，希望与何新商榷。不久，何新的回新来了，那人打开一看，却是一张手纸，上面写着：你是臭大粪。

　　故事六，“可千万别惹何新”。这些都是八九年六四风波前的事了，何新那时颇为风光，很得知识界新派的赏识。可与他同龄的人有许多不服气，便要写文章向他挑战，结果，都一一被老先生们制止了。一位老先生说：可千万别惹何新，不然的话，他叫黑道上的人打你一顿，打得了腿断头破，你找谁去？

　　故事七，要玩共产党的八代祖宗。那是八九年六四学潮刚被镇压下去，共产党组织知识分子出来表态支持“平暴”。结果有一天，《新闻联播》里居然出现了何新的镜头，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有些人甚至原本以为，何新保不住还是天安门绝食活动的“幕后黑手”之一呢，结果南辕北辙，原来他是民主的敌人，真是给许多自主派的知识分子书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事后，大概何新也颇为得意。他到某研究所去玩，见到一个小哥们，便在人家的办公室砍开了。人家问他：你现在可够风光呀？他便吹牛：不就是玩共产党吗！共产党懂个屁，你看李鹏，他你妈的也算政治圈儿里的人，这不你妈的成笑话了吗？我不光玩共产党，我连共产党的八辈子祖宗都玩；那帮子臭知识分子，就你妈更歇菜了！何新这个小哥们实际也是势利眼，过后便给大家学舌，他说：我大概平均算了一下，如果他在三句话之内，不带个“????”“你妈的”或别的什么赃字，那我就不是人；要说咱社科院出了这么个人物，你也得说是空前绝后了。

　　故事八，裤子的拉链从来不拉上。这也是何新的小哥们说的，时间限于1992年之前。原话是这样的：人家在别处怎么样我不知道呵，可我得说跟他来往不一天两天了吧？我从来没见过他把裤子的拉链拉上过。人家就这么敞着，绝对没事儿，绝对坦然。要叫咱，行吗？人家这才叫真流氓！

　　故事九，王任重曾经想利用他。八九之后，王任重的儿子也在社科院，但人挺正派，大家的口碑不错，而且，该人与何新也没有来往。但是，王任重却想利用何新，想把他当作新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以便给八九过后的共产党填补一部分真空（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有影响力读书人与共产党合作）。可王任重的运气实在不好，就在政协会议前，他死了。他死后，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对王任重歌功颂德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说：王任重同志一向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在他病重期间，还关心某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政协委员的住房问题。大家想，这位政协委员是谁呢？原来是何新，于是大家全都恶心得要呕吐。

　　故事十，胡绳亲自出来平息不满。借着六四，何新果然捞了许多实惠。政协委员，当上了；房子，分到了：研究员，“评”上了。据何新的邻居说，他还有两个老婆，一明一暗。(按：两个老婆的事，早就听说，不过当时好像都没结婚。其中一个是《雍正王朝》的导演胡枚。听说现在结婚了。)鉴于何新的人品实在成问题，所以，不管左的还是“右”的知识分子，都讨厌他。大家议论纷纷，质问何新何功何能，何以回得到这么多实惠。开始，社科院上层扛着不出声，后来，实在扛不住了，胡绳院长便亲自出马，在某会上公开讲：这位青年学者的待遇都是名至实归，研究员是真正评上的，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照顾云云。大家听了胡绳的讲话，都骂。

　　故事十一，八九年六四风波后，何新出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他与许多著名学者的通信集子，其中包括朱光潜、李泽厚等等，但这些书又不是公开出版，而标为内部出版。通信的许多学者，原来不知道何新的真面目，经过六四，知道何新是“阶级敌人”（一位老先生语），见了此书都后悔不迭。其中一些人更声称：原来与何新的通信全部作废，今后永远视何新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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