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大事的是非判断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往往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者”。我还要加一句，“义者见义，利者见利”。

国共之争从根本上说，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之争。想当年，马克思主义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为了他们所相信的真理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没有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政府的腐败，共产主义岂能凭空而起？在统治者的国民党一方，则相信政府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而克服腐败，从而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六四悲剧，共产党换到了统治者的位置。倘若双方都是真诚地为了国家和民族，而闹到相互残杀，你不觉地哪里出了问题？就象某些宗教战争，相互残杀据说都是为了荣耀那唯一的上帝。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倘若双方都是真诚地为了国家和民族，绝不至于闹到相互残杀的地步。正如两兄弟为了家庭的共同利益，尽管有意见的不同，绝不至于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一样。

不防将卷入国共之争的人们做一个如下的分类：

Ａ：真诚相信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而为之献身的人。
Ｂ：利用“共产主义救中国”而达到私利的人。
Ｃ：真相诚信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而为之献身的人。
Ｄ：利用“三民主义救中国”而达到私利的人。

往往是Ｂ类人和Ｄ类人里的“精英败类”导演着Ａ类人和Ｂ类人的相互残杀。而且Ａ类人有可能堕落成Ｂ类人，Ｃ类人有可能堕落成Ｄ类人。

类似地，也不妨将卷入“六四”的人做如下的分类：
Ａ：真正相信只有西方民主可以救中国而为之献身的人。
Ｂ：利用“西方民主救中国”而达到私利的人。
Ｃ：真正相信只有共产党政府的稳定才可以救中国而为之献身的人。
Ｄ：利用“以镇压求稳定”而达到私利的人。

从现实的情况看，
Ａ类人是那些认真学习和思考西方民主的人，是那些踏踏实实的人。他们中有的选择了科学救国，有的选择了宗教救国，有的选择了实业救国。
Ｂ类人是某些臭名昭著的“民运人士”。
Ｃ类人是那些兢兢业业改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行制度的人。
Ｄ类人是那些叫嚷“六四杀得好”的人。

在“六四”悲剧中献身的军人、学生和市民都是中华民族的烈士。我不相信他们的血会白流。这血会使得改革、改良或者革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更快地发生，无论这些改变是来自共产党的遗老遗少，受“国外反动势力”还是不受“国外反动势力”的民主促进人士。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安康是最后的试金石。

倘若“六四”中的Ａ类和Ｃ类的人们卷入斗争与残杀，导致类似的国共之战，则是“精英败类”的得成，是中国的不幸，人类的悲哀。我希望Ａ类和Ｃ类的精英们为国家、民族大义而携手合作，求同存异，识破并战胜Ｂ类和Ｄ类里的“精英败类”。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