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教派具有一切邪教仇世的通性

李大师那本杂言书和随意使用的经言中从头到尾都浸透着反人类传统的祸水。他撇开人类悠久历史的灿烂成就，而把其中大大小小的负面因素都集中起来给以妖魔化的批判，再据此诱骗对生活不尽理解或对社会不尽满意者跟着他背弃家庭、亲友、社会、国家和人类，去堆砌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在这点上他与大多数邪教主并没有根本区别。李大师在形式上的特点只是给其七拼八凑的反传统教义涂上佛教的色彩和给自己佛袍加身。

李大师的要害是仇世，他的受害者是无辜的受骗信徒即平民百姓，所以他只能在尘埃尚未落定时呼号一阵，而他与社会的冲突却是根本和长期性的。只有少数死心塌地的受骗者才会为他毁命一生。

仇恨人世的任何邪教主一出山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发生冲突。李大师的绝招是：稍有机遇就以攻为守，而不是坐等人们对他的深究和防范。他发难于借故指使信徒包围天津师范大学进而包围中南海就是如此。

在李大师仇世教义的驱使下，受骗徒因中邪而自伤自残和加害于人直至其亲生骨肉的事件是永无止境的，也在导致李大师身败名裂。所以他必须挖空心思去掩饰、抵赖和嫁祸于人。但那只会适得其反。 [2] 李教派的特性是借苦肉计给其仇世的教义披上反共的外衣

李大师所以如此有持无恐，是因为他看准了国际上极右势力对由共产党当政的日益强大的中国忧心忡忡，处处加以戒备和堵截，所以非常需要有一个潜行于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不打反华而打反共的旗号作内应。李大师及其信徒直接面对的是平民百姓而非共产党。然而，不论是什么政党当政，都应当为百姓治邪。李大师谎称只受共产党迫害，是将其仇世的教义披上反共的外衣投国际上右翼政客所好，充当反华极右政客的走卒。

当年的纳粹本身不论是否邪教，就看准了投机反共可突破战败国的屈从地位搞恶性扩张。李大师之前靠投机反共坐大的邪教早有先例。所以他靠反共起家已非独创，理应更善于变幻手法。

李大师谋求受共产党迫害的名声的独到手法是，唆使信徒故意触犯国法被判刑或受教养，接着就反诬受害。这就是他对小说中“苦肉计”的当代妙用。

国际上极右势力对李大师的需要就象当年中情局对塔里班不计后果的的需要一样。李大师为继续得宠就必须把反共震天假响地喊个不停。将来李大师象塔里班那样被抛弃的可能性必大于百分之五十，因为反共并非其自身的最高需要，他也没有叶利钦瓦解共产主义制度的那一手。所以国际上极右势力对他的垂青只是实用主义的。一旦他受控到接近被包办代替就会漏洞百出，他也将在吵闹声中成为洋大人餐桌上的“鸡筋”被凉起来。

纳粹的第一需要并非反共而是扩张，所以它虽声称反共但首先打击的并非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是垂手可得的捷克、波兰和西欧。它在纽伦堡战犯法庭上被判的罪名也不是反共反苏而是反人类。在这点上，李大师决不会借鉴纳粹的覆灭史而革面洗心。

要是有人问李大师“你反的共产主义倒底是啥？”李大师不说则已，一说就说到自己头上来了，因为诸如观念统一、组织统一和财权统一等等，李大师要抓到手的比任何政党和帮派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决无改革可言。唯一差的是李大师还没来得及把他的“神”权摆到任何政权之上。和大多数邪教主一样，李大师企图把任何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都咒倒之后要在自己周围形成的不是真空，恰恰是超共产主义的长老制乌托邦大小公社。

既然李大师要学纳粹投机反共，就也要顺势把任何挡道者一概归入共产党名下，并视之为仇敌或魔鬼。李大师指使受骗徒叫骂任何异见者为共特共奴共狗共痞是为了激发受骗徒的仇世狂和与人们的结怨，以图把受骗徒变成他不可逆转的殉葬者。他这样做是不假思索的，但也给自己造就了数不尽的掘墓人。

一九一七年前的人类历史中，世代交替的邪教没有反共的外衣可披，自然要露出更多本来面目，那就是反人类传统，普遍或定向地把当代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说得一团漆黑，否则就无从起步。李大师只就中国的天灾人祸妖言惑众而对欧美的天灾人祸噤若寒蝉，是因为他要投靠后者。正因为反人类传统是一切邪教的通性，所以不论它们变换任何手法喧嚣一时，最后都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