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新理論》始終堅持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科學而高明的“壓縮文化”，而中國社會的問題，恰恰是沒有正確、甚至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所導致的結果』所以『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具體方針、策略，也加以壓縮並使之“廣告化和標題口號化”，而不是在理解的基礎上，認真付諸實踐』就是其中最有典型代表性問題的例子。以至於很多本來判斷正確，出發點或動機也很好的措施，最後都像廣告宣傳一樣地變質或走了樣。舉例來說吧：

“為人民服務”中的“人民”，除了應該是指“要為全體社會人服務”外，也有要求“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要為“代表基層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被統治集團”服務的意思。可惜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此進行科學而全面的闡釋，最後就被誤以為“要大眾為精英集團及其領袖制定的、未必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服務”的所謂“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那麼誰來“專政”呢？當然是由領袖和精英集團了。從而滋生出大量高高在上、尾大不掉的官僚行政機構。反而徹底忘掉那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人類社會“集體分工合作”的真諦。

在“五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中。前面的“五講”很正確也很重要，但是沒有向社會說明原因或理由之所在，並與時俱進地、對內容加以界定，讓受眾能從理性上認識，並自覺隨時隨地的實行。卻在在自私、貪婪和性慾望等天性的影響下、久而久之下來，就“偷梁換柱”般，變成由“講金錢、講享受、講特權、講關係、講女人”來取代了。而“四美”本來就有時代的文化修養、教育素質和社會環境影響的差異需要考慮。否則就會發生“以點代面”的偏差。在“搶着扶老頭老太太過馬路”的同時，又出現不少見死不救的“小悅悅事件”。為媒體佞臣或各種有野心的兩面派政客，提供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條件，就像一句廣告詞“味道好極了”，既可以用於雞精、也可以用於咖啡的宣傳一樣。

至於那個“三熱愛”，就問題更大、更值得商榷了。因為古代的中國讀書人精英，就從來沒有對“國家（或祖國）”這個理論上的確不夠周延的概念，加以明確闡述過，卻一味拿“愛國主義”來忽悠他人甚至自己，混淆了國家和政府之間的區別，讓國民在動亂的年代（從秦始皇時代到宋金之亂的“文天祥事件”、到明末的“闖王進京”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滅明朝”，再到晚清的國民革命和五四運動更，直到國共內戰和新中國成立。讓中國人一直陷於被迫選擇“愛國還是不愛國”的兩難糾結之中，並進一步形成擅於“窩裡鬥”的劣習。而要求“熱愛社會主義”的提法，更是一種強人所難的“拉郎配”（聲明：這是就事論事的討論，筆者已經有專門文字對此進行探討，並願負理論錯誤的責任，但跟現實政治無關）。因為根據科學《新理論》的觀點，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更被別有用心的政治家篡改過的所謂社會主義，理論上就已經有讓自己“吃足苦頭”的方向和原則性錯誤，且已經有足夠的實踐，證明它是行不通的。那我們又為什麼要去“熱愛”一個因行不通、而迫使鄧小平非要去“摸石頭過河（只能說明他手裡沒有理論）”的什麼主義呢？

而讓中國共產黨大可不必“擔心”的是，只要真心實意地為“通情達理”的中國人民着想，做出點可以以理服人的事來，到時就怕想不要他們“熱愛”都不行，這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中的事實就是有力證明。因為老百姓根據自己的親身感受，相信他們當時打出的“廣告（比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是“如假包換”的。

不過真正“坑”了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的，就是那句“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的典型廣告式口號了。就像某種一旦通過嚴格檢驗、獲得榮譽稱號的名牌產品，以為從此就可以“不作為”地、坐在上面“吃一輩子”的想法一樣。讓黨內許多腐敗的貪官污吏之類的鼠輩，個個都以代表“偉光正”自居，得以躲在這句曾經的確“貨真價實”的廣告詞的保護傘下，進行各種見不得人的骯髒交易。一旦有人反對或舉報，馬上就有一頂“反黨”的大帽子扣到頭上來。結果讓“幾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反而砸了自己的牌子。

這才是中國社會真正危險之所在。因為一旦我們期待用口號化了的廣告方式，來處理諸如“反腐倡廉”“依法行政”，直到“保證社會和諧”“維護中美友誼”“堅持中日友好”或“堅決維持世界和平”“理性保衛釣魚島領土主權”的眾望所歸訴求時。根據我們一直以來，從廣告宣傳中獲得的實際經驗教訓，我們還會有信心嗎？

到了由中國共產黨來帶領全黨、全民“一起作檢討”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