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會轉型嗎？
—我在中國的5座監獄

第七章 雪崩與孤島

同中國的遲緩的改革形成對比，1985年春天蘇聯的改革突然出現了亮色。

注重效率和紀律、但是並不想進行實質性改革的安德羅波夫先生，由於患嚴重的腎病，僅僅擔任了14個月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就在1984年2月去世了。可悲的是，接替69歲的安德羅波夫的，竟然是一位超過70歲的保守的黨務工作者—契爾年科。他是已故的勃列日涅夫的親密朋友和堅定的支持者，他的上台再次說明，封閉的共產黨統治集團存在着頑固抗拒改革的政治傾向。人們擔心契爾年科總書記將重新開始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代。值得慶幸的是，契爾年科的身體狀況並不比安德羅波夫強，他執政的時間甚至比安德羅波夫還要短—只有13個月。這時，54歲的戈爾巴喬夫走到了主席台的中心。

從1982年12月到1985年3月的短短27個月，蘇聯有3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這標誌着共產主義政治制度無可奈何地老化並且僵化。這是人類政治史上的喜劇：一個共產黨大國是否能夠產生政治上的變化，往往需要等待某種生物學上的變化，即首先取決於某個統治者活着還是死去。這種喜劇在蘇聯只是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才結束，但是在當時的中國，這種喜劇依然繼續。

戈爾巴喬夫掌權後，立即展示了改革的意向，並迅速更新了蘇聯的最高領導層。西方對此及時給予了肯定，但是中共領導層對此卻保持低調。

毛澤東堅決反對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聯發動的第一次改革。將近30年之後，中共領導層仍然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可能具有的歐洲色彩或西方化傾向存有隱憂。因為中國的改革既是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改革主流之外進行，又是在世界文明主流之外進行。這是中國改革的最大的局限性。“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狹隘原則，註定了中國的改革不可能達到較高的國際水平和歷史水平。

1985年春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上海的領導層進行了更換。這一更換無意中為4年後中國的政治大倒退提供了一粒種子。

原來上海的主要負責人—市委第一書記和第二書記，都是中共實際的第2號領導人、保守的政治局常務委員陳雲的支持者。他們在拖延而不是促進上海的改革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趙紫陽總理成功地將他所信任的一位改革派官員—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部長芮杏文確定為新的上海市委書記。但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別注重政治派系的權力平衡。保守派並不想讓趙紫陽的改革人物全面執掌上海的領導權，因為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業中心和貿易中心，也是中國人口最多的都市。於是保守派決定由一位八面玲瓏的機會主義者擔任上海市市長，這個人就是此前的電子工業部部長江澤民。

在共產主義的地方政治制度中，黨的書記是第一號人物，市長只是第二號人物，是黨的副書記。因此，芮杏文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可以說是改革派的一個勝利。

1985年5月在芮杏文即將赴上海就任前夕，我同他會面。

在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的部長辦公室里，我向芮杏文表述了這樣的看法：中國的改革需要爭取在類似上海這樣的主要都市取得突破，從而提高全國的改革的總體水平；不應該將改革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農村或相對次要的城市，這不是中國現代化的方向。芮杏文接近於一個實幹家，沒有讀過正規的大學，對全局性的改革問題並不明了。他告訴我：幾年前他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全國的重點工程和投資。這次去上海工作，他想在改善上海的基礎設施和發展上海的主導產業方面多下些功夫。80年代中共的改革人物，大體就是芮杏文這樣的水平。兩年之後，這個水平不高的改革者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江澤民接替了他的上海市委書記職務。這一偶然的接替成為江澤民躋身最高領導層的重要墊腳石。由此可見傳統的共產黨政治的荒唐。

在另一個天地，戈爾巴喬夫的更有深度和遠見的改革卻快速前進。他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將中心放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提出了兩個基本口號：公開性（glasnost）和民主化。公開性促進了新聞自由和信息流動自由，民主化促進了民主選舉和多黨競爭。這兩個基本口號最終導致了蘇聯的制度轉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因為共產主義國家的特點是極權的政治制度決定其它一切制度。所以，實質性的改革必須從政治改革開始。通過政治改革帶動經濟改革和其它方面的改革。

相形之下，中國的改革長期停留在狹小的經濟改革領域。雖然經濟改革持續了1/4世紀，但是中國的極權的政治制度基本未變。由於缺乏有力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實際上也缺乏深度：中共至今仍然反對私有化，仍然不願意全面建立自由市場經濟。不僅如此，因為沒有政治改革提供的民主的權力制衡和廣泛的公眾監督，中國有限的經濟改革伴生出無限的貪污腐敗和道德敗壞。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迴避、拒絕、反對政治改革是完全錯誤的，也是後患無窮的。

到了1986年，中國改革的3位主要領導人，鄧小平已經82歲，胡耀邦已經71歲，最年輕的趙紫陽也已經67歲。就文化背景而言，他們3個人都僅僅受過不完整的中等教育。很明顯，一群年邁的領導人很難創造出一個年青的改革的中國，一群缺少文化的領導人也很難創造出一個文明的改革的中國。

胡耀邦是一個私心較少的政治家，他力主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儘快年輕化。在他的積極推薦下，中共領導層1986年夏天達成了一項初步共識：現年56歲的胡啟立將在明年（1987）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會上擔任總書記。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前，胡啟立是北京大學的一名低年級的學生。他積極地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極左的學生運動。1949年後，這種有文化的、年輕的共產主義大學生得到了重用。胡啟立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最欣賞的下屬。1978年以後胡耀邦成為黨的領導人，他更有力地提攜胡啟立。但是，一個從大學時代起就崇尚共產主義革命的人，一個大半生從事空洞的共青團工作的人，一個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指定的“接班人”，能夠堅定、有效地推動中國的改革嗎？

大約從1986年11月起，北京和中國其它城市的大學生，再次掀起了抗議遊行的浪潮。這次學生運動的主要訴求有兩類：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要求改善大學的管理。一段時間以來，一小部分共產黨內的開明知識分子，也發表了一些讚揚自由和民主的言論或文章。但是，無論是學生的抗議遊行，還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自由化觀點，都是溫和而克制的，並沒有對共產黨的政治制度構成真正的強烈的衝擊。然而，共產黨的領導層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展開權力鬥爭。

胡耀邦擔任黨的總書記是鄧小平堅持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大多數中共元老並不贊成胡耀邦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一部分黨內的重要改革者，如趙紫陽總理，對胡耀邦的工作風格也有保留。胡耀邦不贊成對學生運動採用警察手段，也不贊成對知識分子進行政治壓制。但是，胡耀邦仍然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他絕不是支持學生抗議或支持知識分子的自由化。這個1930年就離開了中學，投身毛澤東領導的紅軍的15歲的狂熱少年，並不是一個民主分子。儘管如此，中共領導層內的各個保守派別，依然藉口胡耀邦“未能有效地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企圖動搖他的領導地位。

但是，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動力，卻來自當初提拔他的鄧小平。鄧小平是一個徹底的實用主義者。到1986年，胡耀邦對鄧小平來說沒有多少政治價值了：鄧小平所主張的改革局面已經打開，鄧小平在中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已經穩固。胡耀邦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是一個“多餘的人”。而且這個“多餘的人”的某些急躁的改革主張和急切的更新中共領導層的願望，對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老一代領導人似乎構成了潛在的麻煩。於是，鄧小平冷酷地決心利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更換黨的總書記。

按照中共的黨章，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會產生，只有中央委員會全會才有權撤換總書記。但是，擔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在1982年和1985年先後兩次大規模地更新了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期待在中央委員會中占大多數的同情胡耀邦的成員去撤換胡耀邦將是困難的。於是鄧小平和其它反對胡耀邦的政治派別，公開違反自己的黨章，在1987年1月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逼迫胡耀邦辭職。

迫使胡耀邦下台的上層壓力的後面，還隱藏着軍方的陰影。這一點長期以來不為外界注意。鄧小平不僅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擅長運用軍方壓力的政治家。他深知軍隊在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中的政治作用。在逼迫胡耀邦辭職的前夕，鄧小平指派他身邊的人分頭找了10位左右的軍方領導人，向他們預告了鄧小平準備撤換黨的總書記的意圖，希望這些軍隊領導人同他“保持一致”。這些軍方領導人都表示支持這位軍委主席。於是鄧小平放心大膽地拉下了胡耀邦政治生涯的帷幕。

那個被胡耀邦推薦為自己的繼任者的胡啟立，竟然在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領導層的會議上做了檢查。共產黨的高級官員通常是缺乏政治原則和政治氣節的，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不惜代價。然而，儘管胡啟立做了檢查，他的總書記候選人的資格還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胡耀邦的下台並不意味着鄧小平準備全面停止中國的改革，他主要是想讓中國的改革更符合他的意願和他的政治利益。所以，鄧小平提名的新的總書記仍然是一位改革者。

趙紫陽成為黨的總書記後，在1987年秋季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會上，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幾條膚淺措施。其實，“政治體制改革”最早的倡議者，還是鄧小平。鄧小平在1986年春天，匪夷所思地提出中國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他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民主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在他的“政治體制改革”菜單中，沒有自由選舉和新聞開放，更沒有多黨競爭和三權分立。他只是要在保留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就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健全行政管理機構做一些調整。更重要的是，鄧小平提出一個狹小的“政治體制改革”設想，是為了給中國的政治改革預先劃定一個框框，用他的話說，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有利於共產黨的領導，絕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換言之，鄧小平提出他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為了防止中國出現真正的、有可能對共產黨的政治壟斷提出挑戰的政治改革。

當我最初聽到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說法時，很不以為然。我認為這個說法仍然在迴避民主化這個主題。

1986年的春天，趙紫陽兼任主任的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繫，希望請一位研究人員參加一份內部報告的起草。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排我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參加那份內部報告的起草。這個報告準備提交給1986年夏天中共領導層的北戴河會議做參考檔，內容是對當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並提出可能的對策。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認為，由於不久前鄧小平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所以這份內部報告除了討論經濟改革問題，還要涉及政府的機構改革問題。但是我一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重心絕不是政府機構改革。在啟動民主進程之前，中國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不會明顯提高，政府機構也不可能充分適應現代化的需要。

我更感興趣的是，未來中國有沒有可能形成推動民主改革的現實力量？

這時我的兩位朋友正在成為年輕的上升中的改革明星。

一位朋友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他在上海組織了一些意識形態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活動。那段時間他經常到北京，我們進行過多次交談，我鼓勵他在上海的改革嘗試。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辭職後不久，中共領導層內的保守派免去了他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職務。

另一位朋友當時擔任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主任。經濟技術開發區是1984年以後中國政府的一種新設置，它是在若干指定的城市劃出特別的區域，集中安排外商投資企業，並在這種特別的區域實行優惠的經濟政策。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是這種特別區域中最大的一個，這位朋友在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上做了有趣的探索。1986年12月我專程去了他領導的開發區。但是兩年半之後，他由於不滿意中共對“6•4”事件的處理，辭去了天津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的職務。

這兩位年輕的朋友在政治上的迅速夭折，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內存在着強大的排斥新生力量和民主傾向的守舊勢力。

儘管鄧小平在1986年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狹窄說法，趙紫陽在1987年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粗淺措施，但是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實際政治狀況卻在退化。

在1987年秋季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為自己繼續保留了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象徵性地安排黨的總書記趙紫陽擔任中央軍委的第一副主席。在1988年春季的中國第7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84歲的鄧小平又安排81歲的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擔任國家主席。這就組成了一個奇特的權力結構：黨的最高領導人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都只是中央軍委的副主席。看來中央軍委主席既要領導執政黨，又要領導國家。與此同時，保守、無能的技術官僚李鵬也在1988年春季正式成為中國的總理。這樣一幅政治圖畫是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諷刺。

毫無疑問，中共的膚淺的、限制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滿足中國人民的民主願望。當時沒有多少人對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真正感興趣。從1988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再次獨立地談論民主和自由的話題，越來越多的公眾對日益嚴重的腐敗和收入不公平感到不滿。

1988年10月我參加一個經濟改革討論會，趙紫陽在中南海會見了與會人員。當時他穿了一件深米色的漂亮的西裝上衣和一雙棕色的時髦的軟底皮鞋，略帶捲曲的頭髮染成褐色。他一向樂於向外界展示自己的這種“現代風采”，包括有意熱衷高爾夫（golf）。可惜，這種展示缺少改革者的真正的深度。

1988年我在中國的一份刊物《政治學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公開讚揚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提出中國應該借鑑蘇聯的政治改革經驗。

但是，中共領導層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持有越來越大的異議，因為這個改革正在迅猛地超越中國改革的政治局限和意識形態教條。

1989年初，我聽到一個消息：鄧小平表示，應該批判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底發表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我感到鄧小平的這個念頭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將阻止中國發生深刻的、接近人類共同文明的改革。

我的這個擔憂不幸實現了。

1989年4月15日，兩年前失去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突然病故。實際上，胡耀邦失去職務後就沒有了任何政治活動，也沒有公開發表過任何政治意見。但是他的死可以為其它支持改革的人提供一個表達政治意願的契機。

北京大學的學生們迅速行動起來。他們要求中共領導層更隆重地紀念胡耀邦，並撤銷兩年前對胡耀邦的錯誤評價。當局傲慢地不理睬學生的要求。於是學生們開始上街遊行並舉行罷課。北京和外地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對北大學生表示支持。一場全國範圍的學生運動正在形成。

這時鄧小平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硬立場。1989年4月24日，他專橫地將學生運動定義為“動亂”，並兇狠地說必要的時候可以用一些人的鮮血去換取中國的穩定。第二天，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的強硬態度，發表了一篇嚴厲指責學生運動的社論。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對鄧小平的強硬和《人民日報》社論的荒謬感到驚訝：學生的問題有這麼嚴重嗎？

大學生被進一步激怒了。他們同樣作出了強硬的反應。幾天之後，北京大學的二百多名學生集體絕食，抗議政府對學生運動的指責，要求同政府對話。

雖然開始時大多數公眾對北大學生的絕食行動是否必要存有疑義，但是他們還是對學生運動表現出同情。然而政府繼續拒絕同學生進行實質性的對話。從這時起，中國的政治形勢陷入了真正的僵局：學生達不到自己的政治要求就不會停止絕食；政府不會為了中止學生的絕食而答應學生的政治要求。

但是，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絕食的時間越長，就面臨着越大的生命危險。於是許許多多的外地大學生來到北京聲援絕食的大學生，北京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工人和市民，甚至一些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也紛紛舉行遊行聲援大學生。這樣，一場學生運動演變成公眾抗議。

當這場學生運動剛剛爆發時，恰好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排我參加起草給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分析報告。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當時的組長是總書記趙紫陽，其成員包括了領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主要官員，它是制定重大經濟政策的主要機構。報告的起草由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主持，參加者除了我以外，都是職業經濟學家。這份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分析當時的經濟形勢和經濟改革。但是，參加起草的支持改革的經濟學家們，受到了當時的政治形勢的啟發，認為應該在報告中討論一些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所以他們邀請我參與。當我們坐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面對北京的主要街道—長安街的會議室里討論報告的起草工作時，窗外不止一次地傳來學生遊行的口號聲。我們深感必須加快中國改革的步伐。

但是頑固的中共政權仍舊拒絕讓步，政治形勢的僵局越陷越深。一位朋友同中共的最高領導層有密切關係，這時他找到我，商議怎樣給最高領導層遞交一份解決當前的政治危機的建議。他請我起草一份建議。第二天，我將建議的草稿交給他。這份草稿主要提出三點：1. 政府方面應當同大學生進行正式對話；2. 政府方面應該允許大學生保留獨立的學生組織；3. 全面展開政治改革。但是這位朋友表示，我的這些建議同中共領導層對當前的政治危機的主導意見距離太大，他不能將這樣的建議遞交主要領導人。

大約從1989年5月18日開始，吉林大學在長春舉辦一個反腐敗問題的國際研討會。這類研討會在中國可能是第一次。這也是一個巧合。因為當時無論是學生運動還是公眾抗議，一個重要靶子就是反腐敗。既反對經濟腐敗，也反對政治腐敗。經濟腐敗的突出表現，就是一部分高級官員的子女利用父輩的政治權力，不公平地謀取經濟利益；政治腐敗的突出表現，就是另一部分高級官員的子女利用父輩的政治影響，不公平地獲得重要的官職。政治學研究所安排我去參加這個研討會。我知道很多城市的大學生都在遊行或罷課。我想多了解一些外地的學生運動的真實情況，所以沒有直接前往長春，而是先來到了東北的主要城市—瀋陽。無論是在瀋陽還是在長春，我都明顯地感受到，大多數人對政治的僵化是反感的，對腐敗的蔓延是反感的，對鄧小平的專橫同樣是反感的。這說明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還有更寬闊的社會基礎。

1989年5月19日，當我還在吉林大學參加反腐敗的國際研討會時，中國政府宣布：對北京的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這在世界戒嚴史上也許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當時的北京並沒有發生暴力性的騷亂。戒嚴的實際必要等於零。

然而，戒嚴對鄧小平來說具有個人的緊迫的政治必要。因為學生運動和公眾抗議的主要政治矛頭，都是指向他的老人政治和獨裁政治。如果他不能壓服抗議的浪潮，他就必須向相對年輕和相對開明的領導人交出他的最高權力。鄧小平像一切共產主義的獨裁者那樣，是最高權力的迷戀狂。為了捍衛個人的最高權力，他不惜採用任何手段。

鄧小平是戒嚴的倡議者。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中，只有趙紫陽始終反對採取戒嚴措施。宣布戒嚴以後，趙紫陽就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力，並且強迫他從公共生活中消失。

但是，從1989年5月19日宣布戒嚴到1989年6月3日的16天時間裡，仍然存在着其它的政治可能。這段時間從全國調集的軍隊，大多數仍舊停留在北京郊區和北京附近，並沒有大規模地進駐北京市區，也沒有對抗議者採取強制措施。戒嚴在這段時間更多地還是一種威懾手段，中共的最高領導層還在觀察抗議者的反應。

這時抗議者有機會、也應該作出更符合民主政治規範的、理性的新選擇。因為宣布戒嚴已經使中共政權的國內威信和國際形象掃地無餘，而學生絕食已經超過3個星期，它的政治鼓動作用充分發揮了，全國性的公眾抗議局面已經形成。此時抗議者完全有政治力量提出同政府對話的新條件：在政府承諾不對和平的抗議者進行政治迫害和司法迫害的前提下，學生可以停止絕食，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者可以撤離廣場，然後抗議者的代表同政府進行政治對話。

在政治對話中，中共政權不會輕易接受抗議者的改革要求。但是，只要出現了政治對話的形式，抗議者的各種組織就可以爭取長期存在，抗議者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就可以爭取公開地繼續生存。在反覆進行政治對話的過程中，中國將有可能形成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政治局面：一方面是執政的共產黨，另一方面是要求民主改革的獨立組織和公眾力量。這種多元化的政治局面，才是中國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起點。

令人遺憾的是，抗議的活躍分子們並沒有作出新的選擇，而是延續着舊的活動方式。這種舊的方式既沒有向公眾說明抗議活動要實現什麼樣的改革目標，也沒有向公眾展示抗議活動正在取得哪些積極成效。所以，雖然絕大多數公眾不贊成政府的戒嚴，但是他們對抗議活動的前景越來越感到迷茫。事實上，從1989年5月的最後幾天起，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人群就逐漸減少，公眾對抗議活動的關注也逐漸減弱。抗議活動明顯地走向低潮。

為什麼抗議的活躍分子在長達半個月的關鍵的時間裡不願意作出新的更恰當的選擇？

少數學生積極分子認為，如果停止絕食或撤離天安門廣場，將損害他們的政治形象。這是一種幼稚的自私的政治心理。民主政治的對話和談判並不是投降。應該學會創造對話或談判的條件。民主活動需要出以公心。

個別活躍分子提出，需要用抗議者的鮮血去喚醒更多的民眾。這是一種過激主義態度。民主政治需要儘可能避免人民的流血、犧牲，這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分子必須保持的最低限度的人道主義規範。民主分子不是瘋狂的列寧或陰險的毛澤東，需要利用人民的鮮血去實現個人或小集團的政治目標。如果迫不得已必須流血，那麼民主分子應該勇於自我奉獻，而不是僅僅讓人民去奉獻鮮血和生命。在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中，一旦獨裁者打開殺戒，不會出現更多的民眾奮起改變共產主義制度。

一部分人猜測，中共政權在國內人民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批評下，很可能不敢向抗議者開槍。所以他們堅持舊的抗議方式。這是一種機會主義做法。中國共產黨是依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在中國進行民主改革之前，中共政權始終都有可能對人民的民主要求採用暴力鎮壓。任何人都不應該對中共政權的暴力傾向抱有過分善良的猜想。舊的抗議方式拖延的時間越長，中共政權藉機施加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

還有一部分人則把主要政治注意力放在恢復趙紫陽的政治權力、迫使鄧小平、楊尚昆、李鵬下台。這是一種過分注重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忽視民主改革目標的傳統立場。趙紫陽雖然不贊成壓制學生運動，雖然反對戒嚴，但他並不是一個民主人物。抗議運動的主要政治目標，應該是爭取保存民間的獨立的組織和獨立的政治力量，而不應該是千方百計地保衛一個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這部分活躍分子從抗議浪潮的一開始就有一個不符合政治實際的判斷：認為只要堅持抗議，趙紫陽就會在政治上獲勝。事實上，趙紫陽在中共領導層內一直是少數派；實行戒嚴後，他在中共領導層內成為孤立者，不再可能發揮政治作用。當然，這部分活躍分子不僅僅是鍾愛趙紫陽。他們強烈地認為，如果保住了趙紫陽的政治權力，將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個人政治利益。

當我和朋友們從不同渠道了解到上述4種情況，我判斷這次的抗議運動將會失敗。這將不是一次普通的失敗。這次失敗將改變中國的政治格局，使中國進入一個漫長的政治保守時代。

隨後，歷史的悲劇開場了。在1989年6月3日晚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實施戒嚴的中國軍隊在明確的命令下向和平的人民開槍，至少造成了幾百人死亡。這不僅震驚了北京，而且震驚了中國，震驚了世界。

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是：1989年6月4日之前，抗議運動已經走向低潮，北京的公共生活正常進行，抗議者既沒有醞釀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也沒有提出更有號召力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說，抗議活動並不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性的威脅，那麼這個政權的最高領導人為什麼下令開槍？

開槍的指令是荒誕的，也是毫無意義的。歷史上的獨裁者往往在關鍵的問題上作出荒誕的毫無意義的決定，因為他們掌握了太大的不受約束的權力，可以出於個人的好惡或者為了保護個人的利益而為所欲為。共產主義極權為那個85歲的、疾病纏身的獨裁者提供了開槍的制度基礎。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政權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想象的西方的“和平演變”。大部分改革停頓了，“政治體制改革”儘管極其淺薄，也被警惕地完全擱置了。

與此同時，共產主義的雪崩卻在其它地方迅猛出現。

1989年中國的“6•4”之後差不多20天，波蘭的反對派—團結工會就在自由的議會大選中獲得多數選票，從而合法地組織了共產黨國家的第一個非共產黨內閣。那時的波蘭最高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雖然是一位職業的共產黨軍人，但是他並沒有為了阻止反對派組閣而去發動坦克。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保加利亞都發生了真正的民主變革。這種民主變革通常都有兩條並行線：一條是執政的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認同民主化，另一條則是民間的反對派掀起民主浪潮。這種民主變革的劇情十分相似：新聞開放、多黨競爭、自由選舉。這種民主變革的結局往往是“兩步舞”：先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短時間地執掌一個過渡性的政權，然後是反對派在民主選舉中取勝從而建立民主政權。東歐大多數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向世界展示了共產主義國家改革的主流方向。

當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同志”在1989年的聖誕節被處決的消息傳遍全世界後，中共中央向它的全體黨員發出了一個“緊急通知”，膽戰心驚地對整個東歐的民主變革進行了聲討。

1990年初，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實行多黨制並廢除蘇聯憲法有關共產黨政治壟斷地位的條款，中共中央又迫不及待地向它的全體黨員發出了一個“緊急通知”，氣急敗壞地對戈爾巴喬夫的這個有根本性意義的改革進行了譴責。

我當時閱讀過這兩份中共中央的“緊急通知”。透過那些極左的、虛張聲勢的言辭，我體會到了中共領導層極度的政治恐慌。他們顯然害怕被共產主義世界的雪崩掩埋，十分擔心中國人民學習共產主義“兄弟國家”，也掀起民主變革的浪潮。同時，我在這些檔里也體會到了中共領導層露骨的威脅。他們不加掩飾地重申，將用一切手段阻止中國發生類似東歐或蘇聯的政治變化。這兩份“緊急通知”再次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同共產主義國家改革的主流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保持着不同的方向。

在個別中國人中存在一種奇怪的說法：認為1989年中國的“6•4運動”直接鼓舞並促進了東歐和蘇聯的民主變革，甚至是共產主義國家民主潮流的“先聲”。這是夜郎自大、井底之蛙。

中國的“6•4運動”同東歐、蘇聯的民主變革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1989年6月之後東歐和蘇聯成功的民主變革，它的直接淵源來自1985年戈爾巴喬夫發動了新一輪改革，它的更遠的淵源來自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聯發動的第一輪改革、1956年的匈牙利民主革命、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代和1980年代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

1985年以後蘇聯、東歐的改革比中國的改革深刻得多，也深遠得多。中國在“6•4”時期，共產黨內沒有產生強大的改革力量，共產黨外也沒有形成強大的反對派。無論是黨內的改革者還是黨外的抗議者，都沒有提出過政治綱領。抗議者們更沒有在現代政治的一系列基本環節上，譬如推進新聞自由、建立穩固的獨立政治組織、要求自由選舉、尋求政治參與等等，進行富於成效的努力，而是把主要精力長時間地放在次要問題的爭執和維持抗議的舊的方式上。東歐和蘇聯的比較成熟的民主變革不大可能、也不大需要從中國的十分不成熟的抗議活動中汲取乳汁。

相反，如果1989年5月19日戒嚴之後中國的抗議者們能夠作出新的選擇，以停止學生絕食和撤離天安門廣場為條件同政府進行實質性的政治對話，中國的抗議者們就將很快等來東歐和蘇聯迅猛的民主變革。這個民主變革將給中國的抗議運動提供重要的國際背景，使得國際社會在支持東歐和蘇聯的民主變革的同時，加大對中國的民主運動的聲援。這種寶貴的國際聲援將使中共政權更難對民主運動採用血腥手段。同時，中國的民主運動也可以更好地借鑑東歐和蘇聯的民主變革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民主運動將有可能上升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中國的民主運動將有可能擺脫孤立狀態，加入共產主義國家改革的主流。這將大大增加中國民主化成功的希望。

當然，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僅應該借鑑東歐－蘇聯的民主變革經驗，還應該借鑑西方的民主政治經驗。可惜“6•4”時期的抗議者們很少有人注意西方的民主模式。

歷史正在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註定會失敗，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搞“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運動”也不會成功。

在某些人中還有另外一種天方夜談：據說在“6•4運動”的背後有幾隻持不同政見者的“黑手”。

“6•4運動”的主體成員是年輕的大學生，他們是自發地、獨立地舉行抗議，他們之間只有鬆散的、非正式的聯繫，沒有任何持不同政見者對抗議的大學生們發生過重要的政治影響。

聲援大學生的知識分子、工人、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和市民，其鬆散的程度甚至超過大學生，他們是自發地、獨立地參加抗議，同樣沒有任何持不同政見者對他們的行動發生過重要的政治影響。

事實上，在“6•4”時期，中國根本沒有具備重要政治作用的持不同政見者。當天安門的流血事件成為全世界一致的批評對象後，幾個中國人突然自稱“黑手”，目的是想將“6•4運動”的花環從成千上萬的抗議者的身上轉移到自己身上，在國內和國外撈取並不存在的政治資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鎮壓了“6•4運動”的中共政權並不承認這場運動的背後有持不同政見者的“黑手”，儘管有人十分願意冒充“黑手”。

毫無疑問，整個“6•4運動”既沒有公開的政治領袖，也不存在秘密的“黑手領袖”，它是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和公眾抗議。

1990年的6月4日是“天安門事件”一周年，這一天的晚上我特地返回母校—北京大學，想親眼看看“6•4運動”的發源地，今天晚上是什麼樣的氣氛。

那天正好是周末。校園裡十分寧靜。一個學生餐廳作為臨時舞廳，正在播放施特勞斯的華爾茲，熱情洋溢的男女學生們隨意地起舞。似乎沒有公開的政治跡象。但是，當我走出學校的大門時，另一幅畫面映入眼帘：一輛草綠色的大型敞蓬軍用吉普車沿着北大校牆外的不寬的柏油路緩緩地巡邏，車上坐着兩排頭戴鋼盔、手持衝鋒鎗的表情嚴肅的士兵，而吉普車的駕駛室頂上竟然架設着一挺重型機槍。這樣的畫面通常是在發生兵變的某個非洲國家的街頭可以見到。我在這幅畫面中並沒有看到中共政權的強大，而是看到了它的虛弱。這個膽怯的政權可能需要用機槍遠距離地防範正在翩然起舞的男女學生。

這時大多數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水平已經超過了蘇聯。從1990年7月蘇聯共產黨最後一次代表大會起，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局限性明顯地表現出來。戈爾巴喬夫本質上是一個改革的共產黨人向社會民主黨人轉變，但他不是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的目標是想讓蘇聯逐步成為類似於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歐洲國家。於是他的那些主張更徹底的改革的同事陸續離開了他，而蘇聯民間的大多數民主分子則主張蘇聯的變革應該超越蘇聯共產黨的改革模式。當時我希望蘇聯也能實現東歐式的民主轉型，成為一個非共產黨國家，這將對世界產生歷史性的影響。

這段時間我和一些支持改革的朋友反覆討論，如何為促進中共的體制內的改革作出最後的努力，以便為未來的中國的民主轉型提供某種條件。

1991年6月，我再次來到上海，同汪道涵做了交談。

汪道涵是1989年“6•4”事件之後被鄧小平指定為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的最親密的政治朋友。在差不多30年的漫長的時間裡，他是江澤民的上級，為使江澤民從一個低層官員成為高級官員發揮過重要作用。他是江澤民1985年擔任上海市市長的前任。當我同他見面的時候，他仍然是上海市政府顧問。他不但繼續參與上海市的某些重要決策，而且向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江澤民提供諮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也許具有普遍意義。這一點對共產黨人來說可能並不完全例外。當我同汪道涵在電話中確認見面的時間、地點時，他半開玩笑地告訴我：我住的這家賓館在1949年之前是上海的一所著名的高級妓院。他並且準確地說出了這家妓院的頗為浪漫的名字。放下電話後，我特地走到這座賓館的大廳，仔細地環顧了賓館的房屋結構，確信汪道涵的記憶沒有差錯。

當然，當我同他在上海市委的寬敞的辦公場所會面的時候，並沒有深入討論那家賓館玫瑰色的過去。我向這位聰明的老共產黨員說：1989年“6•4”事件以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停止了。但是中國不進行政治改革，民主問題、法治問題、反腐敗問題都無法有效地解決。現在很多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和知識分子，希望中國能夠恢復政治體制改革。

汪道涵認真地傾聽着我的話，然後問道：如果中國現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會引起政治波動和社會不穩定？

我回答他：大多數中國領導人可能擔心政治改革會造成不穩定，這是沒有必要的。政治改革可以爭取採用穩健的、平和的方式。相反，如果長期擱置政治改革，積累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這些矛盾一旦爆發，很可能造成真正的、劇烈的政治不穩定。

汪道涵聽出了我這番話的含意，坐在沙發上沉思。

我又說：希望他向中共新的最高領導人建議，儘快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我同汪道涵談話之後不久，他就被江澤民任命為中國海峽兩岸交流協會的會長，成為江澤民處理台灣問題的首席顧問。直到今天，他仍然擔任着這個職務。但是，直到今天，中國的政治改革也仍然沒有開始。

到1991年夏天，中共政權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的逆流已經沉到谷底，難以為繼了。這時我決定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做實際的改革工作。當時我是政治學所一個研究室的負責人。一些同事挽留我，但是我婉謝了。

那時的福州市委書記是一位開明的年輕人，他領導那個地區的改革和開放不無成效。他現在是中共中央委員、一個重要省份的省委書記，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共領導層的新一代的改革人物。1991年在他的幫助下，我從北京來到福州，擔任市政府機關一個部門的負責人。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會，福建在台灣的對面。這裡是1978年以後中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之一，市場經濟比較活躍，外商投資企業比較多，意識形態教條比較少。

我動身去福州之前，內心深處有一個明確的準備：如果中共在今後3年內繼續拒絕啟動實質性的政治改革，那將表明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這個制度不會走向民主轉型，那麼我將堅定不移地離開這個制度，重新成為政治反對派。事實上，當我1994年12月主動辭去福州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公職時，正好在福州工作了3年。看來，我信守了自己的諾言。

1991年11月28日我抵達福州後，不到一個月，一個劃時代的事件發生了。

1991年12月25日晚上7點，我習慣性地打開電視收看新聞。這時戈爾巴喬夫的面孔出現在屏幕上，他平靜地向全世界宣布：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蘇聯，從現在起不復存在。隨後，那面飄揚了74年的蘇聯國旗無力地從克里姆林宮高高的桅杆上落下。絕大多數蘇聯人並沒有為此而哭泣，因為他們慶幸身邊的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消失。世界人民更沒有為此而傷感，因為他們慶幸最大的共產主義帝國的崩潰。

7年之前，即使是想象力最豐富的預言家，也不可能預言7年之後一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將從世界地圖上抹去。這個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了對共產主義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巨大作用和進步意義。如果蘇聯採取中國的極其遲緩、極其不徹底的改革模式，再有幾個7年，共產主義蘇聯仍舊會雄踞歐亞大陸。

我注視着電視屏幕上蘇聯國旗的下墜，知道共產主義的主體部分坍塌了，冷戰結束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開始了。

從這一天起，中國實際上成為了世界民主海洋中的共產主義孤島。當然，還有幾個共產主義小夥伴，比如北朝鮮、越南、老撾和古巴。但是這幾個小夥伴份量太輕，充其量只是世界民主海洋中的幾塊暗淡無光的共產主義礁石。

我在思索：作為共產主義孤島的中國，面對這個新時代，它更可能堅持專制，而不是更可能走向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