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東方的時代（七）

無法支撐的核心（二）

　　在某種意義上，西方核心則具有相反的問題：領導力太過薄弱。龐大的阿拉伯帝國沒有君主。穆罕默德是先知，而非國王，人們追隨他是因為他們深信穆罕默德知悉真主的意圖。當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之後，並不存在顯而易見的理由去追隨任何別的人，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聯盟近乎解散。為了防止這種情形發生，他的幾個朋友徹夜討論，把他們其中的一個成員選為哈里發，這個便利、含糊的字眼意為（主的）“代理人”和（穆罕默德的）“繼任者”。然而，這個哈里發對於領導權的唯一主張來自於他和新近去世的先知的親密關係。

　　考慮到阿拉伯首領的難以駕馭（有一些想洗劫波斯和拜占庭帝國；有一些試圖瓜分這些帝國，並作為土地擁有者定居下來；另一些則希望將新的先知神聖化），早先的幾位哈里發做得相當出色。他們勸說大多數阿拉伯人儘可能少地破壞拜占庭和波斯帝國，將被征服的農民留在他們的土地上，把地主留在他們的莊園裡，把官僚留在賬房裡。他們做的最大的改變是將帝國的稅收轉到自己手中，實際上支付阿拉伯人成為真主的職業武士，且居住在僅阿拉伯人的要塞城市，這些要塞是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戰略據點。

　　然而，這些哈里發們無法解決哈里發究竟着什麼這一模稜兩可的問題。他們是集中、發布命令的國王，還是僅僅為新征服的省份里獨立的酋長提供建議的宗教領袖？他們是否應該代表伊斯蘭出現之前的部落精英？或者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隨者們的穆斯林被選舉人？還是領導一個人人平等的信徒團體？沒有任何一個哈里發能夠始終讓所有的穆斯林都滿意，當656年第三任哈里發被謀殺時，這種困境上升到了危機的程度。穆罕默德當初的朋友中只有很少仍在世，因此選舉就移交給了穆罕默德年輕得多的堂弟（也是女婿）阿里。

　　阿里打算恢復他所認為的伊斯蘭最初的精神，但是他捍衛窮人的利益、將稅收交給士兵、更加平等地分配戰利品的策略激怒了先前的特權團體。內戰在鬱積，但是穆斯林（在這個階段）仍然不願意自相殘殺。661年，他們從危機邊緣退了回來：阿里失望的支持者們謀殺了他，而不是使整個阿拉伯世界陷入戰爭。現在哈里發的職位歸擁有最多阿拉伯武士的首領所有。此人在大馬士革建都，並且努力建立一個擁有集中稅收和官僚制度的傳統國家，但並不成功。

　　在中國，唐玄宗的愛情引發了政治災難；在西方，兄弟般的情誼——或者說兄弟情誼的缺乏——帶來了災難。750年，一個新的哈里發王朝遷都巴格達，並且更有成效地實行集權化。但在809年，即使按照阿拉伯標準，兄弟之間的繼承權爭議削弱了哈里發馬蒙（Caliph al-Ma’mun）的權力。他大膽地決定深入問題的核心：真主。和基督徒或佛教徒不同，穆斯林人沒有制度化的教會等級制度，哈里發雖然擁有相當大的世俗權力，但是他們並不主張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知悉真主的意圖。馬蒙決定通過再次撕裂伊斯蘭教的舊創，從而改變這種狀況。

　　回到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被謀殺不到二十年之後，阿里的親生兒子侯賽因（Husayn）舉起起義大旗，反對哈里發們。當侯賽因被打敗且被殺時，幾乎所有穆斯林人都袖手旁觀。但是在隨後的一百年間，一個小派別（什葉派，shi‘a）意識到現任的哈里發們是由於阿里被殺而獲得職位的，因而他們是非法的。這個派別——什葉派教徒——爭論說，侯賽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血統的確提供了真主的特殊知識，因此只有伊瑪目（imam）——這個家系的後裔——能夠領導伊斯蘭。大多數穆斯林（稱為遜尼派，因為他們遵循習俗，遜奈）（sunna，即“聖行”——譯註）認為這種說法很荒謬，但是什葉派教徒繼續完善他們的信仰。到了九世紀，一些什葉派教徒相信伊瑪目的家系正在產生一個馬赫迪（Mahdi），也就是一個在世上建立天國的救世主。

　　馬蒙的好主意是，決定挑選當前的伊瑪目（侯賽因的玄孫之子）作為自己的繼承人，這樣即可將什葉派變成他個人的派別。這是個聰明、雖然工於心計的策略。但是伊瑪目於當年去世，他的兒子對馬蒙的花招很冷淡，因而計劃落空。馬蒙並未氣餒，出台了替補方案。他在巴格達雇用的一些宗教理論家受到希臘哲學影響，願意說明古蘭經是一個人創作的一本書，而不是（象多數穆斯林認為的）真主本質的一部分。就這樣，古蘭經——以及闡釋它的所有神職人員——被置於真主的世俗代理人哈里發的權威之下。馬蒙建立了一個伊拉克宗教法庭，脅迫其他學者認同他的做法，但是少數鬥志最堅定的神職人員無視其威脅，堅決主張古蘭經——真主自己的思想——勝過一切事物，包括馬蒙。鬥爭一直拖到了848年，此時哈里發們承認失敗。

　　馬蒙的第一個計劃和替補方案中的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發的權威，而他的第三個計劃則粉碎了這種權威。因為仍然沒有得到宗教權威，馬蒙決定不再隱晦，而是直接購買軍事武力——即購買突厥騎手作為奴隸部隊。然而，和之前的統治者一樣，馬蒙和他的繼承人也認識到游牧民族從根本上來講是難以駕馭的。到了860年，哈里發實際上成了自己的奴隸軍隊的人質。由於沒有軍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們無法課稅，最終只能把各省變賣給埃米爾們（emir）：軍事長官一次付清總額，之後即保留能夠榨取的任何稅收。945年，一個埃米爾將巴格達據為己有，哈里發的轄地解體成了十幾個獨立的酋長國。

　　到那個時候，東西方核心各自分裂成了十幾個國家。然而，儘管兩個核心的崩潰存在着許多相似之處，東方社會發展的增高仍繼續快於西方。其解釋似乎再一次是：創造歷史的既不是帝王，也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無數懶惰、貪婪、驚恐的人們，他們在尋求更簡便、更有利可圖、更安全的方式來達到目標。無論統治者使他們遭受了多少混亂，普通人民仍要把日子過下去，隨遇而安。而且，由於東西方人身處的地理現實迥然相異，兩個核心的政治危機最後導致了截然不同的後果。

　　在東方，自公元五世紀以來的內部人口遷徙創造了一個長江以遠的新邊疆，這是東方社會發展的真正驅動力。在六世紀，國家一統的恢復加速了社會發展的增高；到八世紀，這種上升趨勢極其強勁，因而得以挺過了唐玄宗愛情生活的後果。政治混亂無疑會產生不良後果。例如，公元900年東方社會發展的陡然下降（圖7.1）主要是因為敵對的軍隊徹底摧毀了擁有百萬人口的長安。但是多數戰事都遠離主要的水田、運河以及城市。實際上，這些戰爭或許加速了發展，因為清除了之前阻礙貿易、事必躬親的政府管理者。在這種亂世，由於無法監管國有土地，行政人員開始通過壟斷和對貿易課稅來籌款，且不再指令商人如何做生意。此時權力從中國北方的政治中心向南方的商人轉移，而自行其是的商人找到了加快貿易的更多方式。

　　中國北方大部分的海外貿易都是由國家管理的，是朝廷和日本、朝鮮的統治者之間進行。755年之後唐朝政權的崩潰終止了這些貿易聯繫。有一些結果是積極的。和中國的模式隔絕之後，日本的精英文化向着引人注目、獨創性的方向發展，一系列女性創作了文學名著，例如《源氏物語》和《枕草子》。然而，大多數的結果是消極的。在公元九世紀，中國北方、朝鮮和日本一起出現了經濟衰退和國家崩潰。

　　於此相反，中國南方的獨立商人們則利用了由國家權力得到的新自由。自1990年代以來，在爪哇海發現了公元十世紀的沉船殘骸，其中不僅有來自中國的奢侈品，還有來自南亞和穆斯林世界的陶器和玻璃製品。這顯示了該地區市場的擴張。而且當本地的上層集團對繁榮的商人們徵稅的時候，在今蘇門答臘和柬埔寨的高棉人中間成立了最初的強大的東南亞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