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1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稱讚其作品“用魔幻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

北京褒貶諾獎，態度前後不一

對莫言獲獎，中國政府表現興奮，異乎尋常。官方媒體為此大讚諾貝爾文學獎：“不管承認不承認，諾貝爾文學獎因其獎金豐厚、影響力大和權威而為世人看重。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符號，具有明確的指向性價值”。並毫不掩飾地說：“我們需要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是慰藉，是證明，也是一種肯定，更是一種新起點的開始”。

對比之下，12年前，當流亡的中國異見作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共官方媒體如此回應：“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

而兩年前，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共暴跳如雷，其外交部發言人咒罵道：“由於劉曉波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關制裁的罪犯，將獎項頒發給劉曉波違背了和平獎的宗旨，是對和平獎的褻瀆，並將損害中挪關係。”隨後，中共動用一個大國之力，對北歐小國挪威展開大規模的經濟制裁和貿易報復。

再遠一些，23年前，當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國政府惱怒道：“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達賴，這是對達賴和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破壞民族團結、分裂祖國活動的公然支持，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我們表示極大遺憾和憤慨。”

面對諾貝爾文學獎或和平獎，中共態度前後不一，自相矛盾。表明，中共從自身價值觀出發，以庸俗的實用主義，對待諾貝爾獎，只要不利於中共統治，則予以咒罵、報復，只要有利於中共統治，則予以吹捧、慶賀。

中共路數，步蘇聯後塵

中共的姿態和語境，完全重複了當年蘇聯的路數。1958年，蘇聯異見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蘇聯當局辱罵道：“反動的資產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污衊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

但當1965年，蘇共黨員作家肖洛霍夫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時，蘇聯官方彈冠相慶，聲稱：“這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大事件。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靈已經照亮了諾貝爾文學獎而獲得了世界的公認。瑞典文學院終於以公正的態度對待一位偉大的蘇聯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學院的這一崇高決定，提高了它的威信。”

1975年，蘇聯物理學家兼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蘇共譴責他“把鼻子伸向不該去的地方”，是叛徒，是猶大，是“西方在蘇聯試驗室中的老鼠”，是蘇聯“頭號公敵”。

莫言獲文學獎，卻陷政治爭議

再說今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立即陷入巨大爭議，尤其在海內外中國人之間。許多人質疑莫言的官方背景和政治立場，是否合適的諾獎獲得者？有人不贊成，說：這是文學獎，而非政治獎，不應該以政治標準來衡量、取捨。但中共當局，首先將莫言獲獎政治化。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向莫言發去賀信，稱：“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

一個文學獎，扯上了“綜合國力”，那麼，對那些曾經產生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小國如哥倫比亞、秘魯、尼日利亞等，又作何解？其實，李長春的意思，就是要將莫言獲獎與中共念茲在茲的“中國模式”扯上關係。一黨專政，權力經濟，外加文化專制，在中共那裡，就是“政治正確”。

莫言本人，未必願意扯上這層關係，尤其在獲得國際最高獎的此刻，但他的身份、背景，卻又難以掙脫嫌疑：中共黨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加入中共解放軍，還曾在中共官方喉舌《檢查日報》供職。

批評者列舉了莫言涉及政治的至少四樁醜聞：2009年，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因為有中國獨立作家在場，莫言隨同中共官方作家代表團集體退席；2010年，莫言等一幫作家受薄熙來之邀，到重慶吃大餐，席間，莫言即興寫詩，大讚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唱紅打黑聲勢隆……中流砥柱君子格……”2010年，系獄的中國異議人士、獨立作家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面對電話詢問，莫言冷漠回應：“不太了解情況，不想談。”今年5月，莫言等百名中國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每人獲錢一千元。

獲得諾獎之後的莫言，近日，為自己的政治身份和上述政治行為做了辯白。關於劉曉波，他改口說：“我對他後來的很多活動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夠儘早地獲得自由、儘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體制。”

儘管來得很晚，莫言的這段聲明，無疑還是值得肯定。筆者希望莫言往前走，與自由與人權的普世價值同步。但也不得不指出，莫言的這番表白，也顯出他一貫的“聰明”、“靈活”。兩年前，他拒絕對劉曉波獲獎表態，因為那時，風聲緊，風險大；如今，莫言頭頂諾貝爾獎的桂冠，安全係數大增，言行稍微出格一些，當局也不至於責難、更不至於加害；而且，他也清楚，從此之後，走向國際，繞不開劉曉波這個話題，與其遲表態，不如早表態。再說，中共“十八大”之後，劉曉波也大可能獲得某種形式的“釋放”。隨着時間流逝，提劉曉波的風險日漸降低。

莫言快速高產，難保寫作質量

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就照此說。關於莫言的文學成就，意見也是兩極。讚賞者認為，莫言是中國知名作家，他獲諾獎，代表中國作家的世界突圍，是中國的榮譽；批評者認為，莫言作品，連篇故事，文字粗糙，意境浮淺，文學水平並不高。

那麼，莫言的寫作水準，究竟如何？有沒有達到世界頂級高度？毋庸諱言，莫言是當代中國一名重要作家，具有相當影響力。莫言是高產作家，三十年間，共寫出長篇11部，中篇30部，短篇80多部。

何謂文學？簡言之，文字的學問，語言的藝術。莫言自雲，寫《生死疲勞》，55萬字，不到兩個月寫完。速度快，產量高，寫作質量不免大打折扣。翻開《生死疲勞》，讀到的，是作者想象力的天馬行空，忽而是對馬爾克斯的模仿，忽而是對卡夫卡的複製，而文字的任意、粗劣和不講究，更是令人咂舌。通篇都是說書似的“掰乎”、流水賬般的記敘。揀其代表性的一段：

“那時候我可謂少年得志。連年豐收，佃戶交租踴躍，糧倉里大囤滿小囤流。六畜興旺，家養的黑騍馬竟然下了雙駒。這可是奇蹟，傳說中有，現實中少見。來我家看雙駒的鄉民絡繹不絕，恭維的話不絕於耳。家裡準備了茉莉花茶和綠炮台煙捲招待鄉親。村裡的半大小子黃瞳偷了一包煙捲，被人擰着耳朵拖到我面前。”

這種說評書似的流暢，飛掠細節，印象籠統，敢稱文學上品？莫言自誇，他最大的擅長，是編故事。但，善於編故事，未必意味着文學成就。文學原理之一：故事可以虛構，但細節務求真實，即符合生活常識。莫言作品，往往偏離常識。如在《豐乳肥臀》中對女人身體的描寫，多處異想天開，嚴重悖離常識。

莫言作品：“地攤文學”，“火車文學”，“下半身文學”？

縱觀莫言作品，從《紅高粱家族》、《檀香刑》到《酒國》，從《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到《蛙》，其寫作，基本停留在人物和事物的外在，言談舉止，景移物換，而幾乎沒有進入人物性格、心理和靈魂的深處。

書中的人物，臉譜千篇一律。男人們，大都是那種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刀砍人的“漢子”；女人們，大都是那種豐乳肥臀、能生善養、吃苦耐勞的“娘門兒”。書中的故事和氛圍，大都是豪邁、狂放，狂歡、轟轟烈烈。與其說表現了中國的“民族性”，不如說曲解了中國的“民族性”。莫言最近一部小說《蛙》，風格略有不同，多了些寫實和沉重，但其意象的表面、文字的簡單、表述的粗淺，更達到莫氏文字的極至。

不免想到魯迅，《狂人日記》，《阿Q正傳》，那裡才有中國的民族性，貪生怕死、明哲保身、圓滑世故，笑臉冷腸……被魯迅寫得淋漓盡致。又想到錢鍾書，那種幽默、深沉，以及書寫中國人的貼切與嚴謹。魯迅的深刻，錢鍾書的淵博，沈從文的優美，張愛玲的精緻……莫言都不具備。對比同代中國作家，論批評精神，莫言不及余華、李銳；論文字功夫，莫言不及嚴歌苓、陳染。語言上無創新，手法上無創意，意境上無創立，絕非“大手筆”。手捧莫言作品，實在難以感覺到“世界名著”的分量。

獲諾獎後，莫言說：“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的。”事實的確如此。大凡知識分子，都不愛看莫言的書。至多也就是當下，忽聞莫言獲諾獎，詫異之餘，才突擊上網瀏覽一陣。哪些人才看莫言的書？答曰：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知識有限的人。何以如此？大抵因為，莫言作品，仿如講故事，猶如說評書，雖胡編亂造，天馬行空，在“工農大眾”或販夫走卒眼裡，卻生猛有趣，色情、驚悚、變態，樣樣齊備；兼之文字粗疏，淺顯易讀，婦孺皆知，老少咸宜。無怪乎，莫言作品，一度被稱為“地攤文學”、“火車文學”、“下半身文學”，供俗人粗人茶餘飯後解悶而已。如果文學藝術仍分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那麼，莫言及其作品，應屬下里巴人無疑。

當代中國，並無大師級的大作家、大手筆

實際上，莫言那種淺表的、外觀式寫作，貫穿於當代中國作家的主體。模仿，造作，虛假，乃至糜爛，主觀任意，粗製濫造，急功近利，這是一個時代的文風，當代中國大半個世紀裡大多數時候的浮躁文風。

筆者曾研讀、排比當代中國作家作品，驀然發現，就在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工業化的幾十年裡，這些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着墨的主題，依然是農村；甚至於，還主要瞄準抗戰、民國、或者清末年間的農村。表現的，不僅是與現代的脫離，似乎還有《延安講話》的後遺症：文藝為工農大眾服務，或者，乾脆說，文藝為農民兄弟服務（而且還是隔着年代，歪寫農村、農民）。而這些主要作家的主要手法，也都是編故事、講故事、擺龍門陣。滔滔不絕，喋喋不休，粗放而無精細，誇張而不真實。

莫言尚有自知之明，自喻：“世無英雄，豎子成名”。明知中國整體文學水平不高，他的突出，不過是矮中拔高。如果諾貝爾文學獎，如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象徵世界文學的頂峰，那麼，花落中國，不過就是拉高就低。獲諾獎後，面對胡捧濫吹，莫言還算冷靜，能夠接受批評，他說：“我就覺得有一些對我藝術上的批評，比如我的語言泥沙俱下，我的小說立意不高，我的小說存在了很多地方的重複性， 當然是對我的幫助，讓我今後的創作提高，避免已經存在的缺陷。”

瑞典文學院授諾貝爾文學獎於中國作家，難免基於對漢語言的陌生，甚或出於對中國文學的誤讀。大中國，儘管人口眾多，但因文化專制主義的長期肆虐，匱乏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要培植大師級的大作家、大作品，土壤不備，氣候不具，尚須留待來日。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11月號）